殖民主义与亚洲社会的解体——以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侵略为例

张茂钰

【内容提要】随着大工业的出现和普遍交往的形成，人类的交往摆脱了以自然分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地域性，民族的历史开始走向世界的历史。当西方率先跨入现代工业文明，积极开拓世界市场时，亚洲社会则未能完成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循环的”亚洲历史与“演进的”世界历史形成鲜明对比，并导致亚洲社会在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下以被动姿态走向开放。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破坏的使命同时包含了积极因素，重建的使命亦内含消极因素，一方面为亚洲社会带来了历史进步的契机，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亚洲社会近代以来的畸形发展。面对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主动参与历史进程，并确立自身发展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普遍交往 世界历史 殖民主义 全球化

一 人类普遍交往与世界历史的形成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世界历史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自然演绎的结果，而是受到了多重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其中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交往状况对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历史尚未发展成为世界史之前，人类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孤立发展时期，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在联系有限的闭塞状态下各自发展自己的文化。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一部民族的历史。在这一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社会生活的隔绝、活动范围的狭小以及文明程度的低下，人类首先经历了蒙昧和野蛮时代；此后中国黄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伦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文明中心逐渐形成，人类开始步入“多中心”时代；而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以及宗教、文化的交流，通过商人、使节、游历者、文人学者的来往，各地的文明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传播与交流，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强，但其交往程度依然有限。此时的“共同体”尽管不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但基本上仍属于地域共同体，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靠宗法关系、人身依附关系来维系，各地区之间的交往联系缺乏稳定的基础。在这一阶段，人类尚未摆脱“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分工，人类的“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人类交往受限于狭隘的民族地域性，不同类型的文明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独立发展，交往水平和生产水平都处于比较低下的状态。

近代以来，随着大工业的出现和普遍交往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并逐渐形成有机整体，民族的历史开始走向世界的历史。首先，发端于15世纪中叶的地理大发现为打破封闭的民族历史创造了前提条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航海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世界主要地区的交通要道得以打通，早期殖民者通过冒险的远征开拓未知领土，打破了世界各地域之间彼此隔绝的状态，地域市场开始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其次，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了内在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以前，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得人类交往未能摆脱地域性。随着“只有在经常扩大，经常夺取新市场的条件下才能存在”的现代大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技术不断革新，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等级资本转为现代资本，货币制度不断发展，资本流通的速度不断加快，并形成了“资本作为独立力量”存在的必要条件——资本集中，由此实现了交往关系的普遍化和世界市场的深化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世界历史。

随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人类交往得到了空前发展，世界性的“交往革命”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首先，世界历史性的人类交往扩大了交往范围，打破了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地理界限，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普遍交往；其次，世界历史性的人类交往深化了交往领域，形成了精神交往、物质交往、政治交往的整体格局，使不稳定的交往状态渐趋常态；最终，世界历史性的人类交往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分工，取消了原来人们之间依靠血缘或地缘而形成的“人的依赖性”，使得人类交往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人类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形成，打破了各民族的地域限制，使得文明不仅在范围上得到大大扩展，而且在发展的速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开始真正进入现代文明时代。

可以说，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的全球扩展。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所造就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既要求一个广阔的世界范围的活动空间，同时也为资本家走向世界开拓市场提供了可能与条件。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所具有的深刻历史内涵就在于它是现代工业生产力的全球扩展过程，是世界的各个部分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过程，是以西方国家为先导，随后又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全球现代化过程，也就是现代文明的全球扩展过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是从资本主义文明时代开始的。

二“演进的”世界历史与“循环的”亚洲历史

人类普遍交往的形成，使得文明之间的联系越发频繁，但各地区文明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使得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呈现了一种异质性面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取决于民族的发展程度，并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伴随资本逐利天性而形成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充满了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并最终体现为先进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取代，文明地带对非文明地带的征服，以及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的殖民入侵。

首先，在欧洲内部，资产阶级在其故乡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得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从而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得落后的阶级和民族能够参与资本发展的现代进程；其次，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借助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交往方式的变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并通过殖民主义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亚洲社会”和“亚洲式的社会”的概念，并将印度视为亚洲社会的典型样态；而在《中国革命和欧洲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鸦片战争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新的对华战争》《新的对华贸易》等文章中，马克思也对近代中国命运进行了关注。马克思认为，近代以来，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没能完成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其亚细亚式的社会结构不断以同一形式生产出来，亚洲历史的“循环性”与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并导致亚洲社会只能以被动姿态走向开放。

马克思分析了亚洲社会长期停滞的社会原因，并将造成亚洲社会“循环性”的主要原因概括为：村社制度、没有历史、孤立封闭。

从远古时候起就建立起的印度村社制度，既是一个没有任何分化的“独立的组织”，又是一个封闭孤立的社会结构，同时是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机体，因而总体上具有“半野蛮半文明”的性质。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它们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社的名字、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是仍旧没有改变的。“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这种停滞不前、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往往会产生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因此，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

在马克思看来，印度在历史上不曾出现黄金时代，按照黑格尔的话来说，便是“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具体而言，所谓“没有历史”并非指称历时性历史发展的缺失，而是指向现代文明的缺失，即建立在封建专制的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亚洲社会既没有工业化的历史，也没有市民社会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印度社会所经历的一切包括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在内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但却从未破坏过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其整个历史在内部不断进行循环演变。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社会则不断进行社会变革，通过工业革命促进社会发展，可以说“工业革命标志着迄今为止人类发展最大的分水岭，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西欧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胜利，它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引导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崭新的工业文明时代”，亚洲社会近代历史的落后性就在于，当其还在反复生产农业文明的同时，西方却率先跨入了现代工业文明时期；正如葛兰西所言，“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一批尚未成熟的混乱的群众”，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亚洲社会具有无上的权威。国家通过财政部门进行对内掠夺，通过战争部门进行对外掠夺，通过公共工程部门执行经济职能，国家高于一切，它完全控制了政治和经济生活，使亚洲社会内部无法出现“市民社会”这样一个自主领域，从而阻碍了现代文明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的形成，这使得亚洲社会的经济基础长期不变，从未引起过任何生产方式的变革。所以马克思才这样写道：“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征服者的战利品吗？……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且它过去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是什么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

现代性表现为一种开放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而亚洲社会的前现代性则表现为一种封闭性，自给自足的孤立状态是其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在印度社会，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使得印度缺少道路，而道路的缺少又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公社的孤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村庄几乎没有来往，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而在中国社会，这种孤立状态更是历经朝代变迁也得以完整保存。中国文明尽管具有相当大的扩张能力，但总是限制在领土之内，中国在不和外部世界进行任何联系，甚至在不具有像印度和中东至少在古希腊时代所经历过的那种同西方进行重要定期联系的情况下达到了内在发展。实现这一稳定发展的手段就是闭关自守、与世隔绝和加强官僚机器，力图建立一个由无上权威的政府所控制、以普遍的正统影响为前所未有的条件，在文化上和种族上更为严密、统一的强大国家，保持惊人的长久的秩序与和平。然而“这种稳定本身也是一种深刻而危险的停滞局面”，使处于“自然的”“固定的”“静止的”状态的中国缺乏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所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近代以前，亚洲社会基本在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下独立发展，然而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背景已经置换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时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由于亚洲社会长期沉湎于历史的循环之中，被侵略被殖民几乎成为其必然经受的历史过程。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资本全球扩张时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英国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晚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开始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殖民掠夺和血腥战争，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社会走向解体。在《鸦片贸易史》中，马克思这样记载了这段历史：“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三 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

近代资产阶级借助于先进生产工具开拓了世界市场，克服了阻碍资本扩张的外在限制，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事实上，资产主义的全球扩张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这种扩张是受资本的本性、受极其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是野蛮的和血腥的；另一方面，它又客观地造成了当地的社会革命。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在此，我们不能简单把破坏的使命归结为殖民主义的消极作用，把重建的使命归结为殖民主义的积极作用，而要看到破坏与重建的过程实际上同时包含了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

首先，殖民主义破坏了落后的生产力，破坏了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破坏了落后的文明，从而摧毁了亚洲社会长期以来牢固的社会经济结构。可以说，殖民主义是以一种野蛮的方式，输入了现代的文明内容。一方面，英国的殖民入侵用“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使得“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另一方面，亚洲社会长期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经济核心，正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阻挡了英国的商品输入。因此英国用蒸汽机、科学和贸易打碎了手织机，毁掉了手纺车，在印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殖民者“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本地的公社和本地的产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割裂了古老的传统及其历史的内在延续，从而摧毁了亚洲社会的经济基础。

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在马克思看来，出于卑鄙利益的野蛮破坏一方面应当受到谴责，但另一方面，代表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入侵势力客观上加速了亚洲社会落后因素的解体，从而促进了亚洲社会的现代转型，毕竟“拥有文明、工业、秩序并且至少是相对开明的现代资产者，同封建主或者同尚处于野蛮社会状态的掳掠成性的强盗比起来，毕竟略胜一筹”。因此，英国的殖民入侵不过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破坏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的同时，使得亚洲社会迎来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为亚洲社会带来了历史进步的契机。

其次，为了资本积累和资本增殖的顺利实现，殖民主义在亚洲社会进行了重建工作。英国为印度训练了现代军队，引入了自由报刊，培养了一批接受科学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带来了蒸汽应用，通过轮船联结了印度的主要港口，修建了现代水利设施，并铺设了大量的铁路。这一方面促进了印度农业的现代转型，避免了因缺水而造成的地区性饥荒；同时发展了印度工业，促进了社会交往，造成了新的社会需要，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改善了由于缺乏运输和交换工具而陷入瘫痪的生产力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言，“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所以，由殖民者所修建的铁路系统成为印度社会的工业先驱，为新世界的创造和亚洲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可以说，这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历史革命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殖民主义的所谓重建并不是为了发展殖民地的经济，而是为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它并没有为亚洲社会带来良性的发展秩序，并没有切实改善亚洲人民的现实生活，并没能实现被殖民地区自由解放，而是造成了畸形的社会结果。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谈论文明、进步时，又总是和人的生存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是马克思审视文明、进步的一大特点。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进步是一致的。英国对殖民地“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发展，不过是为了“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与此同时殖民者不惜暴露他们的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发动了极端不义的战争，使得“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在马克思看来，“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罪。同样地，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只要殖民地人民没能摆脱殖民枷锁，没能占有先进生产力，他们就无法收获新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从而走向“以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未来社会。

所以，归根结底，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可以由外来冲力打开缺口，但绝不可对外来侵略势力抱有幻想。亚洲国家的发展，中国道路的选择，必须在独立自主的状态下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当前，面对全球化浪潮，我们必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自觉把握历史发展潮流，做到主动参与历史进程，处理好自主性与依附性的关系，坚持经济自主和文化自觉，做到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善于争取机遇并创造机会，确立自身发展的主体地位。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从而使人能够真正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