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历史问题研究

“资本一般”概念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逻辑构想——对“1861—1863年手稿”的再研究

王嘉

【内容提要】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的开端，“资本一般”概念在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批判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文献支撑，“资本一般”概念所蕴含的批判功能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新文献的出现，“资本一般”概念与“1861—1863年手稿”的内在关联逐渐显现出来。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重新研究可以发现，在“资本一般”概念的相关论述中，马克思不仅证明了资产阶级社会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形式，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在其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扬弃过程进行了逻辑上的演绎。根据“资本一般”概念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逻辑构想，将有助于在新文献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资本一般1861—1863年手稿 未来社会

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提示，他计划按照“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顺序分六册完成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考察，其中“资本”第一篇的标题就是“资本一般”。“资本一般”共包括三个章节，分别是“（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完成了前两个章节，而第三个章节即“资本一般”章的草稿就是“1861—1863年手稿”。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在“资本一般”部分，马克思展现了财富观念与经济现实的一致需要怎样的生产方式作为前提。根据马克思的推论，财富观念与现实生产过程的一致是一种仅仅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幻象。以现实生产过程为前提抽象出来的财富观念并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或现代资本生产的认识，相应地，以各种财富形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无法提出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改革方案。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冲突不可能通过自我改良根除；与此同时，由于财富观念和现实生产只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能偶然地重合，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在资本生产的持续进行中被自我扬弃。

一 资产生产与自由的限度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历史的出发点是在社会中生产着的个人或个人进行的社会生产。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具有强大的物质改造力量，不断地消除自然的强制性，并将其转化为符合人的目的的人化自然。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为人类社会的自由性质而组织生产，资产阶级才变得难以替代并获得了支配工人的现实力量。然而，在迄今为止所有的生产形式中，社会的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被划分成了相互对立的阶级，马克思据此认为真正属于人的历史尚未开始。根据“资本一般”理论，在人类史前史的发展过程中，以普遍的交换为中介，社会性生产或生产的社会联系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将自身实现出来，从而为人的全面解放积累着现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会批评资产阶级社会是非人的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史前社会。这样的描述往往会令人困惑。一切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一切的社会历史都是由人创造的历史，怎么会存在非人的社会和无人的历史呢？实际上，在德国的思想传统中，人具有多重定义：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Mensch）、作为人格的人（Person）以及作为主体的人（Subjekt）。作为人的人是这三者的全部同时实现，也就是获得了自我本质、以自己作为自己前提的自由的人；而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则是服从于外在标准的不自由的人，也就是非人。从康德开始，德国的思想家就普遍相信，让人成为人是人类改造社会的动力和目标，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对自由和解放的理解。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解释中，人首先要作为自然存在物才能生存，但是人生活的目标不仅仅是活下来。人要成为人，就是在生命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摆脱外部界限对自己的束缚，只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生活。在自然界，动物和植物都不具有人格，因为它们都不能以自我为目的，而只能服从自己的自然规定，一方面以他物为自己存在的基础，自己同时也是他物存在的自然基础。如果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生活，而必须屈从于各种被给予的、既定的规律和限制，那么人和动物就没有差别。在阶级社会中，被统治阶级只能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在阶级社会中只能接受自己既定的阶级地位，因此与服从自然规定的动物没有差别。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将资产阶级社会称为动物的社会，而人类历史只有在消灭了阶级社会之后才会开始。

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活动，首先是有目的的劳动即生产。生产是人和动物的差别，因此也是分析人和人类社会的出发点。在人类社会中，人通过生产改变自然的强制，从而摆脱自然对人的束缚，逐步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人本身的自由。而人实现自由的方式，就是在完成生产之后完全按照自己的目的来生活。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生产上，人类总体上是不自由的；但是一部分人可以通过他人的过度劳动来获得自己的自由时间，这也就成为阶级划分的标准，一部分人只负责生产，而另一部分人则只享受自由。自由时间是使人成为人的空间，也就是人真正自由的基本保障。在通过有目的的生产消除自然的自在性之后，人的自由才可能实现。马克思因此说，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劳动的作用只在于提供自由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劳动本身并不能成为目的，劳动所遵循的目的仍然是外在的、并非来自人自身的必然性，体现为“自然的必然性”或“社会义务”。

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替代了传统社会中某些阶级的生产功能，从而消灭了之前的非生产阶级，同时也消灭了与之相匹配的道德价值观。然而，资产阶级社会仍然是不自由、非人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人的自由发展仍然要以另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作为基础，二是所有人作为孤立个体都要受到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规律的强制。因此，真正的社会劳动是“用于我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进行劳动的时间，它作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基础，而取得一种完全不同的更为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作为实现自由的手段，生产和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生产发展带来的自由时间也就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存在及自我扬弃的现实动机。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为了生产而结成的社会关系必然要表现为一种操控人的强制力量。在人类仍然遭受自然压迫时，人类社会本身会具有一种整体性，以此来抵御自然的风险。自然力对人的强制力是对人的自由最明显的限制，在处理自然与自由的关系上，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思路是承认自然与自由的对立，从而将自由限定在非自然的人类社会关系当中。这种思路后来也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康德在哲学上对这种思路进行了彻底的辩护。然而这种思路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自由的定义具有极强的主观任意性，容易陷入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由此便出现了第二种思路，将自由和自然等同起来，从而论证一种自由的必然形式或自然形式。在这种形式的自由中，自由和自然的矛盾将得到和解。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在哲学上都对第二种思路进行辩护，但是侧重点各有不同：尽管他们都强调自由和自然根本上的同一性，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是原本的自然就是自由，而黑格尔认为真正的自由才是自然。在马克思看来，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生产与自由的关系，上述几种对自由的理解实际上都是抽象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在逐渐地实现自由，然而显然并未完全地实现。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相对于自然的强势只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部分人为了实现自由就必然要强制驱使另一部分人进行劳动，体现为人对人的直接强制。

作为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是特殊的。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个体不再直接面对自然的生存压力，也不再直接屈从于某个人或某个阶级的特殊意志，而是作为孤立的个体按照自由意志进行活动，实现了形式上的抽象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以快速发展的生产力消除了自然的自在性，社会规律的强制性就成为人实现自主和自决的唯一障碍。马克思认为，社会规律对于人的压迫同样也是由社会生产力的低下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能实现普遍的真正自由，一部分个体不得不作为另一部分个体的自然基础，那些在天赋或财产上处于劣势的个体相对而言就会成为被牺牲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非人社会的最后一种形式，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服从于“货币”或“价值”而不必服从于其他的个体意志，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也必须以工资为中介获得工人在法律上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自愿或非自愿地服从于价值运动的抽象规律，生产的社会性或社会性的生产表现为与个人相对立的、必须服从的外在社会规律；无论工人还是资本家，人在现实中都要接受社会规律的强制。

二 阶级社会、自由时间与个体解放

资产阶级社会消除了自然的强制性之后，社会规律本身的强制性就成为人实现自主和自决的唯一障碍。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根据法律大致拥有相同的权利而不必服从于其他的个体意志，然而这也造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社会关系一方面成为个人实现自由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个人实现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在于，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拥有的自由只是抽象的权利，必须和物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变成现实；然而作为自由中介的物却遵循着自身的运行规律，从而人的自由的实现也必须服从相应的物的规律。

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身已经创造了人类自由的空间，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为个别人的生产，而是为全体人类的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阶级社会——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是因为某些人的邪恶意志，而是因为人类的生产水平仍然没有达到足以实现自由的水平。那种将个人福利和人类福利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因为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正如动物以植物为自己的自然基础一样，人类也必然要经历这样的时代，以牺牲个体利益的方式来为种族利益开辟道路。某些特殊个体或特殊阶层之所以能够获得支配和压迫其他个体和阶层的力量，正是因为人类的种族利益与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相一致，“种族的利益同时就是这些具有特权的特殊个体的力量之所在”。也就是说，个体愿意接受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强制规定，并不是因为某些人的强力，而是因为作为类的个体确实在这种经济关系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劳动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自由体现在两个方面：劳动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将自己的劳动能力出售给谁，劳动者也有可能获得一定量的自由时间。也就是说，劳动者换工作将变得容易，从而不必和某种特殊劳动结合在一起。劳动者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对于资本而言，任何劳动都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因此劳动的特殊性质实际上是无所谓的；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各种平均劳动……之间的质的差别事实上是会互相抵销的”,“从事同一种劳动的工人之间的个人差别……渐渐地消失，在分工和机器占统治地位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它们被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内”。资本家的自由也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家可以自由地选择将货币投放在哪些领域。货币的拥有者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在社会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分工在形式上是绝对偶然的，取决于商品生产者的自由意志和行动”;“如果说这种自由受到了限制，那么它受到的限制并不是由于国家的影响或其他外界的影响，而是由于使商品成为商品的那些生存条件或特点”。另一方面，资本家可以自由地支配他所获得的货币，从而实现自己的自由发展。资本家的货币并不一定要投入流通转化为资本。作为货币的所有者，他可以选择将货币转化为自由时间，以货币作为他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

不过，一旦回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实际上就都消失了。他们的自由必须符合“资本一般”的形式规定才可能实现，也就是必须服从资本自身的逻辑。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们作为个体都是自由的，拥有自我决定的权利；然而，他们一旦进入社会关系当中就会遇到种种限制，社会关系以物的形式决定了个体自由实现的可能和程度。

“自由竞争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只有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在与它相适应的形式上确立起来……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

由此便回到了马克思在“导言”中所批评的孤立个人观点。每个人在现代社会中都拥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谋划生活的权利，但是人们实际上都是以价值作为目标。人的这种抽象的自由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这种抽象自由必然要遵循价值本身的规律。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人实现自由的基础是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私有财产看起来是对物的直接支配，然而这种支配只有在与他人交换的时候才有意义；人在支配自己私有财产的时候实际上也在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支配。表面上看起来是人在支配物，但实际上是物的价值在支配人。

“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生活在一个由魔法控制的世界里，而他们本身的关系对他们表现为物的属性，生产的物质要素的属性。但正是在最后的、最间接的形式上……资本的各种形态表现为生产的实际因素和直接承担者。生息资本在货币资本家身上人格化了，产业资本在产业资本家身上人格化了，提供地租的资本家在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身上人格化了，最后，劳动在雇佣工人身上人格化了。它们作为这样一些在独立的个人身上……人格化了的固定形态，加入竞争和实际生产过程。竞争以这种外在化为前提。资本的这些固定形态，对于竞争来说，是合乎自然、在自然史意义上存在的形式，而竞争本身在自己的表面现象上只是这一颠倒的世界的运动。就内在联系在这种运动中的实现来说，这种内在联系表现为一种神秘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本身，这门致力于重新揭示隐蔽的联系的科学，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已经看到亚·斯密起先把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后来又反过来把它们说成是商品价格的独立的组成要素。在前一种见解中，他说出了隐蔽的联系；在后一种见解中，他说的是外部表现。”

价值本身是观念，它如何成为一种自在自为的、统治人的东西。马克思用他的“资本一般”理论证明了价值范畴实体化的前提，同时也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

在社会的表象上，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表现为同样的孤立个体，他们只是按照不同的所有物而区分为不同的群体。一些人因为拥有（有待于实现为货币的）商品而成为商品所有者，例如正在为自己的产品寻找买家的产业资本家或个体生产者、准备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待业工人。一些人因为拥有货币而成为货币所有者，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可以用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来进行消费或生产。部分货币所有者没有直接购买商品，而是将自己的货币作为商品（即生息资本）来出售，从而转化为资本家。商品、货币和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个体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似乎完全取决于自己自由意志的选择。在商品流通过程本身，“工人和任何其他货币所有者一样，按照同样的价格用这些货币购买商品……作为买者同商品的卖者相对立”。

个体在社会生产之中达到孤立个体的抽象自由之后，唯一的限制就变成了“价值”观念对人的束缚。这样，剩下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超越价值的牢笼。但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中，工人和资本家都要受到资本运行规律的限制。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被监督和贬低，服从于资本的统治。工人一方面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工资被迫作为他人的工具而进行劳动。资本家则在流通中相互竞争，并受到流通规律的限制。资本家一方面要担心自己组织生产的商品是否能够顺利地被市场接受从而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也要担心是否能够及时购买到生产需要的各种要素。尽管相比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和资本家都已经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资本一般”理论解释了这些自由实现的限度。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是达到了以价值为普遍中介的自为的抽象自由，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自在自为的、以自我规定为规定的真正自由。

马克思创立“资本一般”理论的初衷就是批评政治经济学将资产阶级社会中孤立个人的抽象自由当作终极社会理想。孤立个人的抽象自由使人摆脱了物资缺乏的自然恐惧和人身依附的意志强制，但产生了一种新的自由界限——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资本一般”理论不仅实现了马克思的研究初衷，还在两个方面完成了理论的论证。一方面，这种以“物”为中介的自由会产生自身无法克服的不平等和阶级对抗。另一方面，“物”的规律本身蕴含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性。

三 资产阶级社会的两种危机

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史前史的最后一种生产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自为地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也自在地走向自身的界限。价值的生产会不断地提高生产资料的集中水平，并降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成本。当这个过程达到极限的时候，利润也就无从产生，各种财富观念和经济概念的历史性就会展现出来，资本家也就会自己扬弃自己。届时，生产资料已经集中到不能更集中的程度，公有制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在此基础上重建起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个体每天只花费极少的时间用于生产，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得生活资料，其他的时间都用于从事自己的爱好、自由发展。在资产阶级社会自我扬弃之后，作为阶级个体和孤立个体的人也将被扬弃，直接的个人社会生产将在未来社会的生产形式中得到真正的实现。

通过“资本一般”理论，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体自觉的目的和不自觉的结果之间的差别，从而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极限。资产阶级的自觉目的是财富积累，而真实发挥作用的规律则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产品生产时间的缩短，两者之间的差别导致了危机的反复发生。根据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理论中的叙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危机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危机，危机的原因是生产的无计划性造成的经济失衡；另一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质危机，危机的原因是资本利润是按照复利计算的，而剩余价值的生产却是按照剩余价值率计算的，随着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利润率会越来越低。根据“资本一般”理论，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的形式危机可以通过经济政策得到缓解，但是实质危机却无法消除，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自我扬弃。

资本主义形式危机的原因在于以货币为中介的间接交换。在“资本一般”理论的各个环节，马克思都提示了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危机总的来说是因为间接交换所导致的比例失衡，即由于流通和生产的脱离，单个资本在生产时无法预知自己的产品是否能够顺利售出，因此难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产能不足的发生。马克思列举了危机的两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在商品形式中，危机表现为交换中断的可能性，也就是生产和消费的脱节。这时就会将危机解释为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行为的必然结果。“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间上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这时危机就表现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手段的脱节，也就是个体对商品价格和收益进行了错误的估计。这就是货币危机的一般表现形式，不过“过分注意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中产生的危机形式，完全是多余的”。在这两种危机形式中，危机的发生完全是偶然的。

“在商品流通中，接着又在货币流通中发展起来的矛盾，——因而还有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在资本中再现出来，因为实际上只是在资本的基础上才有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现在的问题是要追踪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的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来说明），要就危机来自资本作为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包含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单纯存在中的那些资本形式规定，来进行这种考察。”

政治经济学家对危机的理解大多停留在这两种只具有抽象形式的危机上，因此误以为危机是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政治经济学家不了解货币和商品的差别，也就不可能了解以货币为目的的生产和以商品为目的的生产之间的差别。

理解马克思对危机的解释，必须以广义“资本一般”理论的整体结构为基础。作为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一个环节，“资本的单纯的（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并不能增添什么新的东西……并未增添危机的任何新的要素”。在生产环节，只谈价值的生产，而没有谈价值的实现。在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的第二个环节“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中，“危机的萌芽……只能作不充分的叙述”；因为这个环节也还只是关于资本形成的纯形式的叙述，而现实的资本运动是以现有资本出发的，危机的抽象形式只有在第三个环节“资本和利润”中才能得到完整说明。“资本的总流通过程或总再生产过程是资本的生产阶段和资本的流通阶段的统一，是把上述两个过程作为自身的不同阶段来经历的过程”;“这里已包含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了的可能性或危机的抽象形式”。资本直接追求货币量，从而将生产和流通都当作实现利润的手段。然而这两个过程不一定能够一直顺利转化，这时危机就会发生，“危机就是以暴力方式恢复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并且是以暴力方式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独立化”。资本生产只关心货币量的增加，因此必然要实现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在单纯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已经显露出来的危机可能性，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两个过程不能顺利地互相转化而彼此对立，就发生危机。”在商品和货币两个环节，已经存在危机的可能性；只不过那只是“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它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动因。”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危机来自随着积累程度提高同时发生的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觉目标是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和积累，“整个积累过程首先归结为这样的追加生产……这种追加生产的尺度，是资本本身，是生产条件的现有规模和资本家追求发财致富和追求资本化的无限欲望……正是以这个过程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加以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衡为前提”。随着积累程度的提高，资本的基数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利润率也就会越来越低，维持稳定的利润率在逻辑上根本不可能实现。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反复讨论的复利问题正是为了证明资本持续增长的不可能性。资本的利润体现为一个数学比例，利润的增长和资本积累就体现为“复合利润”而不是“简单利润”,“资本主义积累无非是利息再转化为资本”，也就是复利。在一定的时期内，利润在数量上的增长是一个稳定的值，但是资本的利润并不是始终按照最初的原始资本来计算，而是根据积累起来的资本来计算。因此，利润率会不可避免地下降，“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也就是说，活的现在劳动同所使用的和再生产出的过去劳动相比减少了”。这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之处，资本的积累取决于“积累过程本身的规模和强度等等，即取决于生产方式”，而不是直接对他人财产的占有。对于资本家而言，利润只能通过交换来实现，利润量在不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是一个相对恒定的值。随着资本积累程度的不断提高，利润量的恒定就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为了保证稳定的利润率，资本家就不得不继续追加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的成本。利润率的下降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资本家的努力经营只能延缓利润率下降的速度，但无法阻止这一趋势的不断加剧。

利润率的下降还会导致分配原则的变动，从而加剧危机的社会影响。资本主义再生产按照自我规定的不断重复需要一个前提：“劳动生产率不变”，或者至少“生产率的变化不致改变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使商品的价值量发生了变化，价值在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分配比例也不发生变化。利息和地租都是由产业资本家预付的剩余价值，因此利息和地租的量的计算需要预设一个稳定的利润率（即剩余价值率）。然而，马克思认为，这种维持“再生产的均衡性或等同性……是不会发生的”。生产率的发展会改变生产条件，而生产条件反过来也会改变生产率。生产率的变化会导致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并进一步导致利润的变化，从而改变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分配比例，使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偏离原来的再生产条件。从短期上看，这种偏离体现在平均利润的波动上；从长期来看，这种偏离会积累下来，引发危机通过暴力在表面上恢复原来的关系，也有可能“极缓慢地作为条件的变化得到认可，并为自己开辟道路”。危机的反复发生证明了利息、地租这两种收入形式的派生性，它们都是对产业利润的再次分配，“正是危机结束了生产过程所不断分解成的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各种不同要素的独立性的这种假象”。

四 资本生产和价值的历史性

资本主义实质危机的原因是剩余价值不可能无限地增长，或者说利润率会绝对地下降。“诚然，资本家的愿望是获得尽量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论他的愿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那股力量的界限以及那些界限的性质。”通过“资本一般”的理论视角，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极限。出于作为价值的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注定需要追求利润的不断增长。由于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不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利润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只能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通过生产力发展降低工资（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实际价值——来实现。马克思由此得出了与斯密类似的结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从生产力提高中获得的利润会越来越少，并最终趋于零。当利润无法增加时，资本将无法积累，工人的工资也将被压到最低，此时社会革命将不可避免。

在“资本一般”部分的叙述中，马克思通过资本观念和资本生产之间的差别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发生危机的原因及其自我扬弃的必然性。马克思一方面解释了资本观念和资本生产在经验事实上的符合，即“等量资本平均来说提供等量利润”；另一方面也指出，从长远来看，资本观念和资本生产的背离必然会周期性地发生。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多次以“复利”为题讨论了这种背离发生的机制。在资产者的资本观念中，资本的一般利润率是一个恒定的值，因此观念中利润的量“会按几何级数增长”，也就是会按照复合利润来计算，“不随资本量的增加而减少”。但是，利润并不是由货币直接创造出来的，而是由雇佣劳动提供的，劳动不可能赶上复利要求，按照复合利润计算的利润率会随着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不断地下降。资本观念与资本生产的经验符合必然会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而周期性地破裂，表现为资本的一般利润率会经常偏离人们的预期，“这种偏离或者是引起危机……或者只是极缓慢地作为条件的变化得到认可”，为进一步的偏离创造条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方式来保证相对稳定的复合利润率，然而产品的劳动必要时间不可能降低为零，资本生产终究会有一天无法保证恒定的利润率，资本观念指导下的资本生产届时将无法再继续实现资本观念的抽象规定。正如“封建主……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而成为多余的东西”，资产者的资本观念在那时也会“转化为纯粹过时的和不适当的特权……迅速趋于消灭”，资本一般概念所揭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就随之实现了自我扬弃。

通过不断地提高生产力来增加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特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力和劳动者都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实现自身规定的中介和工具。“资本本身就是矛盾，因为它总是力图取消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只是作为对立物，只是同必要劳动时间对立地存在着，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它的再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基于“资本一般”所论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有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生产将终结非人的史前史并开创人的历史。在新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将直接接管已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被集中起来的生产资料，除了为自己生产必需品外，每个人都不必被迫从事更多的劳动，从而可以在自己创造的自由时间中实现人作为人的全面发展。“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其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自己的极限之前，提前接管生产资料并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在“资本一般”的逻辑框架中，真正的自由只能在价值（资本）自我扬弃了之后才可能完全实现。

资本观念扬弃自身之后，现实中作为资本概念承载者的各种物——商品、货币、机器等——也就丧失了其作为资本的规定性。除了自身的再生产所需的时间之外，所有人都不需要再进行更多的劳动；“这样，所有人的物质财富都将降到工人的水平”,“但是所有的人都将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发展自己的自由时间”。自由支配的时间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闲，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了用武之地”。资本生产的结果是利润率的不断下降，但是马克思认为利润率的下降恰恰是在为未来社会准备条件。利润率下降、社会成本降低和生产资料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是同一个过程的三种不同表现。利润降为0也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都已经达到极限，届时资本将会扬弃自身并成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资本家就会成为无用的存在，人类社会通过直接接收被资产阶级集中起来的生产资料，也就完成了过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扬弃自身，自在自为的价值实体也就不再存在了。价值回归了它本来的样子，变成了人的想象，不再具有统治人的力量。在新的社会形式中汇总，集中起来的生产资料归人类共同占有，社会将在此基础上重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个体只用花费极少的时间就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因此可以将大量的时间转化为自由时间来实现自我的目的，人类作为个体在新的社会形式中获得全面的解放，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道出了自己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目标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政治经济学这门真正的科学是怎样结束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被看做仅仅是历史的关系，它们将导致更高级的关系，在那里，那种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对抗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