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研究

第一章 产业结构服务化相关理论问题研究

本章侧重研究“产业结构服务化”概念内涵和特征以及产业结构服务化相关研究文献述评、理论基础、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

第一节 “产业结构服务化”概念内涵与特征

一 “产业结构服务化”概念界定

《现代汉语词典》对“化”字的释义之一是：“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所谓“服务化”即指向服务性转变或转变成以服务为主的状态。以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为依据，国内外学者们开始用“服务化”来表述产业结构演进过程。

国外学者采用“Servitization”、“Servicizing”和“Tertiarization”描述“服务化”，其中，Vandermerwe（1988）、Robinson（2002）使用“Servitization”表述产品服务化的性质；White 等（1999）、Makower （2001）强调服务化（Servicizing）是一种动态变化过程，是企业服务化的过程；“Tertiarization”内涵相对丰富，欧洲生活与工作条件改善基金会则将其定义为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更快发展及其就业占比的不断提高，即产业结构服务化。

国内学者则采用“产业结构软化”“产业服务化”“经济服务化”“产业结构服务化”等描述“服务化”过程。马云泽（2006）认为产业结构软化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出现“经济服务化”趋势，第三产业比例不断上升；二是随着技术进步，对“软要素”的依赖程度加深。厉无畏、王慧敏（2005）则认为产业服务化包含产业结构服务化、产业活动服务化、产业组织服务化的含义：产业结构服务化是在三次产业构成中服务业增加值和从业人数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地区经济增长主导产业；产业活动服务化是在农业、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信息、技术和金融等服务功能地位上升，不只是在生产服务中相关业务包括管理、研发、财务、营销、售后等比重不断增加；产业组织服务化是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和垄断经营格局的形成。关于经济服务化，杨治（1985）认为第三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即为经济服务化。李立勋（1997）认为，经济服务化为服务业迅速发展引致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服务业在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并超过工业，成为产业结构主导，可称之为产业结构服务化；或为非服务性产业内部服务性活动发展与功能上升，从而改变其单纯生产特点，形成生产—服务体系，反映服务活动在经济领域的广泛渗透，可称之为非服务性产业服务化；经济服务化最终形成以服务活动为主导的服务型经济（Service Economy）。高传胜等（2008）则认为经济服务化过程是指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而经济服务化阶段是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性地位的阶段，是三次产业演化规律的特征，也是三次产业演化规律的结果。关于产业结构服务化，崔亮（2008）认为产业结构服务化是生产过程中带有服务属性的资源投入上升，产业内部结构服务化导致服务业迅速发展且比重不断上升，即在产业内部对人才、信息、技术等服务属性资源重要性上升和在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郑克强等（2008）认为，产业结构服务化是经济服务化的主要表现，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是产业结构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演进的临界点和关键点，是工业化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胡春林（2012）则对产业结构服务化进行全面解释：动态产业结构服务化即产业结构服务化规律，是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主导，向以工业主导到以服务业主导的演进规律；静态产业结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以服务业（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性质或状态，即服务业成为经济主导，服务业增加值与从业人数占比处于优势地位，技术与知识在投入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邵骏和张捷（2014）则认为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比例上升是实现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过程和基础，产业结构服务化是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比例上升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并未对相关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

综上所述，学者们在研究中主要采用“服务化”概念来描述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服务经济理论和产业结构软化理论中关于产业结构变动过程和方向的规律。具体而言，产业结构服务化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的含义。狭义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是对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服务经济理论和产业结构软化理论中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的具体描述，即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发展更快而且产值比例和就业比例不断上升的状态。广义的产业结构服务化则包含对第三产业（服务业）向经济社会发展主导转变过程的一切具体描述，包括整体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和产业内部结构服务化两个层面。具体而言，广义的产业结构服务化除与经济服务化基本范畴一致外，还涵盖了产业结构软化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产业结构转型理论相关内容。本书研究主要聚焦于狭义的产业结构服务化。

二 “产业结构服务化”相关概念辨析

产业结构优化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具体来说，产业结构高级化包括三种情况：一是产业结构按其演进规律发展，即按三次产业顺序转换；二是产业结构按要素等级顺序转换，即按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顺序转换；三是按价值链位置高低顺序转换，即按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服务产品顺序转换。产业结构合理化也包括三种情况：一是产业结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符合“标准产业结构”；二是产业结构与外部需求结构、要素结构一致，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三是产业结构中产业比例协调、产业关联紧密，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作为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两个基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狭义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一种形式，而广义的产业结构服务化则可视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更为具体的论述。

“产业结构转型”是指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使得资源要素配置不合理，导致产业发展遇到多重约束，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从而通过从根本上转换整体产业结构，改变产业内部结构，重新配置资源要素，转变生产方式类型，满足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战略实施过程。产业结构转型理论基本涵盖了产业结构优化理论的基本范畴，但是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同，产业结构转型必须具备一定的宏观背景条件。产业结构服务化与产业结构转型一样都是在经济社会条件发生重大改变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但产业结构服务化只代表了产业结构转型其中的一个主要方向。

“经济服务化”是从产品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过程，主要表现为服务产业的大规模发展以及服务活动在非服务产业内部的广泛渗透，服务活动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类型。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经济服务化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其具体表现是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经济服务化体现为工业内部服务性活动的发展，形成生产—服务体系，反映了服务活动在经济领域的广泛渗透。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经济服务化表现为设备、能源、原材料等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相对弱化，而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不断强化。在某些文献里，经济服务化又被称为第三产业化（Tertiarization），涵盖了产业结构服务化、产业服务化、企业服务化等理论范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广义产业结构服务化与经济服务化内涵是相同的。

三 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基本特征

1．产业结构服务化的三次产业结构特征

一般认为，地区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均超过50%即可视为地区实现产业结构服务化。但现实中，学者们更倾向于将地区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均超过60%作为判断产业结构服务化完成的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中央银行（ECB）都是以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60%或服务业从业人数占比超过60%为标准来判断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

2．产业结构服务化的产业内部结构特征

一是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较高或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明显，制造业生产流程从重视制造转向重视研发设计、生产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运输管理、售后管理等服务功能，并且逐渐从产业中分离；制造业生产的主要方向由生产产品转向重视围绕产品提供服务。

3．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投入产出特征

一是投入要素中能源、原材料、设备、基础设施等要素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技术、资本、人才、信息等要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二是产出中的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中不断加速，并且随着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加快，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使用比例不断下降、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一 产业结构服务化规律研究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关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服务化问题，从实证出发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产业结构服务化规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

以国家为研究对象，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克拉克从就业结构出发，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钱纳里和塞尔昆从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出发，分别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产业结构演变进行了实证研究，总结出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定律和“标准产业结构”等经济发展不断向以服务业为主产业结构演进的经典理论。而Rostow（1960）和Bell（1974）则分别从历史和未来出发，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划分，通过归纳和演绎均得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沿着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产业结构这一路径的理论推论。

Noyelle和Stanback（1984）以城市就业结构为研究对象对美国140个最大城市标准统计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内部服务业飞速发展，城市产业专业化程度不断地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多元化和专业化城市内部。Drennan（1992）通过对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和洛杉矶4个大城市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专业化程度不断上升。Townroe（1996）详细研究了英国谢菲尔德的城市发展过程，发现谢菲尔德与纽约、伦敦类似，同样经历就业人口下降、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以及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过程，但是城市不再是传统区域中心。Hutton（2004）对亚太地区和大西洋地区的城市和服务业发展的过程和特点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比较分析，由此发现了亚太地区与大西洋地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相同点——生产性服务业在大城市的集聚化发展态势。陈丽红（2003）根据统计资料和历史文献指出，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自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这是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经济向后工业化转型的明显特征，同时各中心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在进程、产业和空间上有较大差异。张颖熙（2010）根据世界城市服务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特征指出，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发达国家以及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大都市都出现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增速加快且超过GDP增速，在产业结构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此外，Daniels（1991, 1993）、Goe（1994）、Sassen和Portes（1993）、Sassen（2001）均通过实证发现发达国家大都市在发展过程中，制造业的大幅衰退与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同时进行，以金融业、高技术服务业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在这些城市中出现了显著的增长，甚至是唯一的增长，而全球城市的出现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但是，很多学者也认为产业结构服务化规律并非金科玉律。黄少军（2000）从美英法“名义产业结构”和“实际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中发现，部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的服务业比重已接近50%，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服务业比重也高于工业，表明服务业发展早于工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也是存在的。李江帆（2009）通过对世界64个国家的数据对“标准产业结构”进行验证发现，发达国家产值结构服务化进程快于标准产业结构，而发展中国家产值结构服务化进程普遍慢于标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偏差并不明显。Hutton（2004）将亚太地区和大西洋地区大都市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进行对比发现，亚太地区大都市（旧金山、洛杉矶、东京、首尔、新加坡、香港、吉隆坡、上海、台北、悉尼、曼谷）在服务业已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仍坚持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制造业仍占重要地位。

二 产业结构服务化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经济学家们主要从技术进步和偏好变化两方面解释产业结构服务化演进。

从技术进步角度分析，鲍莫尔（Baumol, 1967）和富克斯（Fuchs, 1987）分别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技术进步导致工业生产率一直高于服务业，劳动力不断向服务部门转移，整体经济为保持均衡将陷入停滞。Ngai和Pissarides（2007）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发现：工业技术进步会造成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和劳动边际产出提高；经济发展初期劳动力边际产出提高较大，劳动力转向工业；经济发展后期产品相对价格下降较大，劳动力流出工业；经济发展后期劳动力向服务业流入趋势尤为明显，导致服务业比重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上述解释仍然成立。

从偏好角度分析，一部分学者根据恩格尔定理，从需求弹性出发，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人们对消费收入弹性比较高的产品需求较大。服务产品收入弹性远高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因此，随着收入水平上升，服务产品在消费结构中比例上升。Kongsamut等（2001）认为，工业化导致收入水平提高，服务产品收入弹性逐渐上升而工业产品收入弹性不变；大量工业产品在收入提高后成为必备品，收入开始投向服务产品；此时，服务业开始大量吸纳劳动力，形成服务业比重提升、工业比重下降的趋势。另一部分学者则从需求结构出发。库兹涅茨（Kuznets, 1971）认为新产品和新产业大量出现彻底改变人们的需求结构和生活方式，导致产业部门间产出水平和资源配置结构剧烈变化，最终引致产业结构服务化。另外，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分工深化，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迅速上升促使服务“外包”进程加快，研发设计、管理营销、金融财务、物流运输、信息通信等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

然而，对于鲍尔莫（1967）和富克斯（1968）关于服务业生产率低导致产业结构服务化的结论，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一批修正性的成果。Griliches（1994）认为，服务存在不可测度性，现有关于服务业产出和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使得结果低于实际值。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服务业固定资产投入飞速发展导致服务业技术进步，服务业生产率应是不断上升，而按传统方法测算的结果不升反降。此后，很多学者支持此观点，指出服务难以量化计算是由服务业生产消费过程中非实物化特征所决定的，测算中低估其创新水平导致服务业生产率测算结果偏低，而且服务业缺乏合理的价格指数使得生产率的提高被低估。同时，很多学者认为用劳动生产率来度量服务业生产率时，未考虑服务质量和服务产出效率相关性，因此服务业产出与劳动投入数据容易获取但两者之间未必有必然联系，同时质量相关数据也无法统计；服务产出也未考虑服务产品的附加价值，且劳动投入也很难被区分是中间投入还是最终投入。因此，学者们在度量服务业生产率时已主要采用全要素生产率。

另外，部分国外学者从区域差异角度比较分析了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动因。Hutton（2004）对亚太地区和大西洋地区的城市和服务业发展的过程和特点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比较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大城市地区的集聚化发展态势相同，但大西洋地区城市和服务业发展是一种自发过程，亚太地区城市和服务业发展则受到政策干预的强烈影响。由于亚太地区不同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发展目标取向也不同，特别是政策干预方向和领域的巨大差异，亚太地区应该采用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收入分配、城市空间等一系列因素的积极政策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推进城市发展。

国内学者主要侧重于从不同角度对产业结构服务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崔亮（2008）认为新疆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落后的原因在于技术效率较低，而技术效率主要受到城市化水平、环境效率、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和信息化水平影响。庞春（2010）用一个新兴古典的佣金中间商模型分析发现，制度效率和服务交易效率改进将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当制度效率比服务交易效率的改进程度大或当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从生产部门向交易部门的劳动力迁移将增加，而制度效率改进也将扩大产品和服务需求，最终引致经济以服务业发展为导向的增长。王立国（2011）指出，不同产业利润率、产业扩散能力与转移速度、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社会管理创新程度、城市环境承载能力对推动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有重要影响。王丹丹（2012）通过聚类分析法、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实证分析了59个特大城市服务经济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集聚度和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主要因素，城市服务经济是在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市场供求机制和政府政策引导效应等动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逐步实现的。胡春林（2012）则认为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主要受到社会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资源供给（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安排的影响。邵骏（2014）通过2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2001～2010年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的制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法制建设推动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服务化进程，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不利于各国的产业结构服务化，经济制度安排的自由度越高，越能促进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演进；从地区和行业两个维度对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制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体系构成国内服务业增长的阻碍，非国有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形成对服务产品的有效需求显著促进了国内服务业的增长，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国内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而糟糕的产权保护和市场竞争环境则产生显著的负效应。

三 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实证研究

在产业结构演进方面，部分学者从中国实际出发对规律进行了验证。高传胜等（2008）基于WDI数据的现代实证分析指出经济服务化趋势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客观存在，除中国外，经济服务化阶段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基本存在，由此形成经济服务化中国悖论现象，其原因包括统计原因、服务内部化严重而外部化发展不足、加工贸易模式等。程大中（2008）采用投入产出法对中国和13个OECD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部门结构及其影响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国民经济及其三次产业中的物质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大而服务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小，表明中国尚未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增长不仅不能对国民经济产生应有的带动作用，而且其本身受其他部门的需求拉动作用也不大，这不仅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还缘于社会诚信、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制的约束。同时，程大中（2008）从服务业产出、就业、消费和贸易视角分析发现，中国及多数地区以名义增加值、就业和居民服务消费支出衡量，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提高；以实际增加值衡量，经济服务化趋势并未明显变化；以服务进出口相对比重衡量，经济服务化趋势则出现“逆服务化”倾向。李勇坚和夏杰长（2009）从人均GDP视角将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工业仍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服务业虽成长空间巨大，但中国尚未进入“服务化”阶段，服务业增长来源于所谓的“补偿性增长”和由分工推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同时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并不低，服务业比重在21世纪发展缓慢也并不是“停滞不前”；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趋势是存在的，但速度并不会与发达国家一样。顾乃华和夏杰长（2010）则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门槛变量，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发现，中国各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与服务业就业比重正相关且随着经济发展更为显著；而基于SFA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发展服务业均能通过吸纳就业和提高关联产业效率而促进国民经济效率提高，且经济越发达服务业提升国民经济效率的功能越突出。陈继勇和姚博明（2012）从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总体特征出发，判断中国服务经济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也不合理，主要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水平较低制约了服务经济的发展，应该基于政府与市场两种机制在服务经济结构演进中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的机制优势和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作用，实现政府与市场机制的优势互补，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战略。

在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是否存在“成本病”问题上，程大中（2004）基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系统地检验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发现中国存在“成本病”趋势，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将呈现不同变化。随后，程大中（2008）基于鲍莫尔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多数地区在服务业方面已经显露出“成本病”问题；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不断增长，表明国内服务供给相对短缺；服务相对价格指数上升说明居民服务支出比重上升，也说明服务业实际增加值比重并不明显；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和服务需求缺乏价格弹性是服务业就业比重快速上升的原因。

在区域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测度方面，程大中（2003）从产值结构、就业结构、相对劳动生产率出发，对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地区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服务业存在增加值比重偏低、就业比重偏低和人均增加值偏低现象；基于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年人均产值、职工工资水平和工资产值比对中国服务业增长细分行业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发展以及地区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发展水平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随后，程大中（2009）从“成本病”理论出发，发现上海作为特大城市显露出“成本病”问题，但服务业竞争力较强且供给潜力巨大。王丹丹（2012）以特大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服务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占比60%为标准，指出北京、上海、广州和乌鲁木齐已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同时她还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500美元和5000美元为标准对中国所有特大城市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发现天津、大同、沈阳、青岛和广州服务业的发展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北京、太原、呼和浩特、哈尔滨、上海、南京、厦门、济南、武汉、东莞、贵阳、南宁、西安和乌鲁木齐服务业的发展超前于其经济发展阶段，而其余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均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所处阶段。

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测度方面，顾乃华做出诸多贡献。顾乃华（2006）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面板数据分析1992～2002年中国服务业经济效率特征发现，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未发挥资源和技术的潜力，技术效率低；服务业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微弱。随后，顾乃华（2006）又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比较1992～2002年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经济效率，发现中国服务业的技术进步速度慢于工业，技术效率下降速度高于工业，但服务业对工业的外溢效应要比工业对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强。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也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对技术效率区域差异假说和其影响因素进行经验检验，发现东部、中部、西部服务业技术效率存在的显著差异是造成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区域失衡现象的重要原因，而市场化进程和劳动力素质的差别是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吸引资本向中部、西部流动的同时要注重缩小区域技术效率差距。随后，顾乃华（2008）开始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分析中国服务业效率特征，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服务业发展效率较低，未能充分挖掘资源和技术的潜力，区域间效率差距明显并不断扩大，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主要受经济基础、就业人员教育水平、市场化进程以及资本密集度影响。

在产业内部结构服务化水平方面，顾乃华（2008）通过分析典型国家的数据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均在不断上升且前者上升幅度大于后者，技术、知识最密集的商务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所考察国家中均上升最快，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传统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增加值比重上升不明显，增加值比重提高幅度同行业技术含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原因是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通过实证分析还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发展壮大是源于其强大的产业关联效应，而且生产性服务业的感应度系数要远远大于其影响力系数，因此产业融合发展才是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未来方向。顾乃华（2010）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和多层线性模型探讨了工业投入服务化的形成机制、经济效应以及其受区域特征变量的调节效果，发现工业投入服务化程度提高能显著提升工业的增加值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区域改革开放能够增加行业资本有机构成对投入服务化的影响，也能够增加行业投入服务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此必须推动工业产业结构软化进程，形成工业和服务化互动发展的格局。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服务化相关问题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已经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证成果。在理论研究方面，虽然产业结构服务化与区域发展的关联规律已成为共识，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这是不容忽视的现象。如金斯敦、波哥大、墨西哥城、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孟买、吉隆坡、首尔和台北的服务业比重，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上升到一定程度就呈现长期停滞状态，无法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高度服务化的状态。对于产业结构服务化规律是否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仍然存在一定争议。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服务化相关定义并不明确，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基本范畴到底应该如何界定？仍未得到有力解答。在产业结构服务化成因方面，“成本病”问题是否必然存在，仍然有较大争议。但从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来看，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技术进步、需求结构、要素结构、贸易条件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在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从不同视角对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的特征和水平进行了经验总结，但研究范围多集中于省级以上区域，且综合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研究方法多采用流行的产业结构评价方法，并未将环境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第三节 产业结构服务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对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探讨也与经济学发展几乎同步。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是揭示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演进关联规律一系列著名理论的总称。

1．配第-克拉克法则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从荷兰与英国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出发，首次发现产业结构差异是地区国民收入水平差异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关键之处。在1690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一书中，配第描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现象，而“工业比农业收入多，商业又比工业收入多，即工业比农业、商业比工业的附加值高”是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所在，其结果是地区收益增加、成本降低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一发现明确了产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并且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转移的经济发展规律。

在此基础之上，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主要国家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结构变化的统计数据出发，首次对三次产业结构演进趋势和特征进行实证考察，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力部门结构分布模式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克拉克通过对40多个国家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劳动和产出的系统分析和研究，认为随着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现象，这是所有地区经济进步过程中最具一般性的规律。同时克拉克认为，由于需求的收入弹性作用，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是下降的，小于第二产业产品和第三产业服务的收入弹性，难以随着收入增加而同步增加，所以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不断下降，工业产品需求先上升后下降，最后服务产品需求占据主导，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分布也逐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较高生产率导致产业就业比例的下降，在工业化开始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需求增长速度比第三产业快导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上升。随着经济增长水平提升第二产业的产品需求将放缓，但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导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呈下降趋势，同时第三产业的需求增长明显加快且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这导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趋势明显。

虽然克拉克对这一规律贡献颇大，但他也承认他的研究是对配第观点的验证，因此，此规律被称为“配第-克拉克法则”。这是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最权威的经验性法则，也是产业结构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

2．库兹涅茨定律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是经济计量研究的奠基者，他从57个国家（地区）的横截面数据和16个国家的时间节点数据出发，在重新对农业、工业、服务业分类的基础上（运输和通信业属于工业），系统分析了不同人均GDP水平下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差异及其演变态势。在1985年出版的《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一书中，库兹涅茨系统论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从横截面分析结果来看，农业产值份额与人均GDP高度负相关，工业产值份额与人均GDP高度正相关，服务业产值份额与人均GDP弱正相关，工业、服务业就业份额和人均GDP的关系与产值份额基本一致。其中，农业就业份额稍高于产值份额，工业就业份额与产值份额十分接近，服务业就业份额明显高于产值份额。另外，农业流出劳动力转移至工业、服务业的比例十分接近。从时间节点分析结果来看，随着人均GDP增长，农业产值份额大幅下降至1961年的10%，工业产值份额持续上升为40% ～50%，服务业产值份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在不同地区差距较大且不具有持续性。另外，农业就业份额急剧下降，服务业就业份额显著上升，工业就业份额上升幅度低于服务业。

由于产业分类标准不同，库兹涅茨的结论必然会导致高估第二产业产值、低估第三产业产值，但其详细描述和论证了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特征和规律，因此被称为“库兹涅茨定律”。

3．钱纳里-塞尔昆的“标准产业结构”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在库兹涅茨研究的基础上，从5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统计数据出发，计算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产业结构的标准数值，对产业结构变动趋势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钱纳里和塞尔昆在《发展的形式：1950—1970》一书中将产业分为农业（包括采矿）、制造业、公共服务业（包括建筑业，电力、燃气、供水业和交通运输业）和一般服务业四类，运用统计归纳法，将产业结构转换作为因变量，人均GDP和人口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归纳出“标准产业结构”模型。他根据“标准产业结构”指出，产业结构变化75% ～85%发生在人均 GDP 为100～1000美元时（1970年），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与之对应，如果无法对应，表明该地区产业结构存在偏差。

1986年，钱纳里、鲁滨逊和塞尔昆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依靠联合国国别统计数据，从二十多个国家（地区）统计数据出发，按照人均GDP 变化把经济增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和六个时期（见表1-1），建立了九个国家（地区）的多国分析模型，提出了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标准解。他们所提出的标准解是以不同人均GDP水平阶段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所表示的（见表1-2），主要反映产业结构变迁规律。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产值结构来看，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初级产品生产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持续显著下降，工业产品生产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持续显著提高，公共服务业和一般服务业比重呈上升态势，但上升幅度不明显；从就业结构来看，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初级产品生产就业比重持续大幅下降，制造业、公共服务业和一般服务业就业比重呈上升态势，其中一般服务业比重上升幅度最大。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钱纳里等人还将上述九个样本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值结构实际演变与标准解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转变的三个阶段及其主要特征，即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初级产品生产增长速度落后于制造业，但仍是GDP的主要来源；在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取代初级产品生产成为经济比重最大的部门，此时人均GDP为400美元（1970年）；在发达经济阶段，通常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会持续下降。

4．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以经济史料为基础，根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了世界经济和历史普遍的经济成长与发展一般模式——经济成长阶段论。1960年，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高额大众消费阶段。1971年，罗斯托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对经济成长阶段论进行补充，增加了第六个阶段——超越大众消费阶段（见表1-3）。罗斯托认为经济成长每个阶段都有起主导作用的产业部门，经济社会成长阶段的变化就是以主导产业交替变更为主要标志的。

5．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4年在他著名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前工业社会阶段、工业社会阶段和后工业化社会阶段（见表1-4），并且宣称：“在今后三十至五十年，我们将看到我称为‘后工业化社会’的出现。”贝尔认为后工业化社会经济将“从产品生产转变为服务经济”，“后工业化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等”。同时他还指出，工业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发展过程中，服务业发展重心将沿个人服务和家庭服务—交通通信及公共设施—商业、房地产和金融—休闲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这一路径不断变化。

二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

1．鲍莫尔倡导的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从服务业的生产率和需求弹性出发，解释了经济增长与服务业增长之间的关系。1967年，鲍莫尔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病的剖析》一文中，通过构建服务业与制造业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解释了经济均衡发展条件下两部门实际产出比例保持不变的必要性，并且认为这种必要性将导致劳动力不断转移至服务业从而阻碍经济的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成本病”理论。

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的具体内容包括假设有两个部门，即停滞部门（Stagnant Sector）和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停滞部门（主要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变，进步部门（主要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且速度不变；劳动力是唯一要素投入；制造业中劳动力起到初级作用，而技术创新能提升该部门产品的质量并使得生产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服务业最终产品是劳动，劳动力投入量与该部门产品质量相关；两个部门名义工资相同，同时名义工资增速与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相同。当进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两个部门名义工资同时上升，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产出增加，名义工资上升导致成本上升因而并不明显，而停滞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变，名义工资上升导致成本上升。如果停滞部门产品需求具有价格弹性，消费量会下降，最终导致停滞部门产出为零；如果停滞部门产品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工资上升将引起停滞部门产品需求逐渐增加，劳动力将逐渐转移到停滞部门，进步部门劳动力将为零。因此，保持经济均衡发展要求两部门实际产出比例不变，劳动力必须不断转移到停滞部门，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下降趋于停滞。总体而言，服务业相对较低的生产率将导致经济增长逐渐停滞。

2．鲍莫尔倡导的三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

此后，鲍莫尔在1985年《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非均衡增长研究：渐近停滞和新的证据》一文中，他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将模型扩展为三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除了进步部门、停滞部门之外，还存在渐进停滞部门。其主要原因是把服务业整体作为停滞部门十分片面，服务业中仍然存在进步部门。渐进停滞部门劳动生产率早期快速上升，成本迅速下降，但后期逐渐接近停滞部门。鲍莫尔还采用美国1947～1976年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的产出比例十分稳定，随着相对价格的上升，停滞部门（服务业）支出和劳动力所占比例迅速上升，但是价格上升速度与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相同。同时，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三部门的均衡增长使得劳动力将逐渐转移到停滞部门和渐进停滞部门中趋于停滞的部门，因此两个部门就业比例不断上升，成本也不断上升。

3．富克斯的服务经济理论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维克托·富克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全面专题研究服务经济理论的著作《服务经济学》，首次提出“服务经济”这一概念，并指出服务经济的判断标准。他认为1967年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在全国总就业人数中所占份额超过一半（55%），并且1965年按现值美元计算的服务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超过一半（50.5%），美国也因此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服务经济”国家。同时，他运用大量的统计方法对服务经济进行实证检验，开创了服务经济的实证研究时代。

在著作中，富克斯基于美国1929～1965年统计数据，运用大量的统计方法从实证角度探讨了服务业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终需求增长、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是服务业就业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富克斯认为工资水平上升导致居民对服务产品需求上升，从而导致服务业消费比例上升，最终促进服务业就业上升；服务业专业化水平提高导致服务产品质量改善和平均成本下降，进而导致制造业与服务业供求增加；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缓慢也会促进就业上升。同时他还指出，服务业人均工作时间较短导致人均产出低于制造业，制造业劳动力质量高于服务业导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快于服务业，制造业资本密集度高于服务业，服务业就业率增长主要原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滞后。

由于富克斯的结论与鲍莫尔的观点基本相同，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被称为鲍莫尔-富克斯假说。

三 产业结构软化理论

1981年，日本教授田地龙一郎指出，产业结构软化是历史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产业结构软化基本持有两种代表观点：一是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界定产业结构软化，认为产业结构软化是指产业发展中有形产品和物质资源等硬生产要素的作用不断下降，而知识、技术、服务和信息等软生产要素的作用不断上升，同时各种软要素在产业中投入量迅速增大；二是从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或者消耗比例角度界定产业结构软化，认为产业结构软化是指围绕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和物质资源的投入比例逐渐下降，脑力劳动和知识、技术的投入比例相对上升。总体而言，产业结构软化是建立在知识与技术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变革的过程。

从产业结构软化方向看，分为前向软化和后向软化。前向软化即产业结构服务化，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软产业（服务业）比重上升，硬产业（制造业）比重下降。后向软化即产业服务化，产业通过内外部调整，实现投入和产出的服务化。后向软化又可分为外延式软化和内涵式软化：外延式软化是指产业内部生产方向的调整，产品服务特性增强的过程；内涵式软化是指产业中机器设备、能源材料、基础设施等硬要素作用下降，而信息、研发、人才、管理等软要素作用上升的过程。关于软化测度方式，可以分为产业软化度测度和产业结构软化度测度。产业软化度=（软投入+技术型劳动力）/总投入；产业结构软化度=软产业总产值（从业人数）/地区生产总值（从业总人数）。关于产业结构软化的根本原因，可以认为是技术进步，其影响因素还包括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和要素结构。关于产业结构软化类型，可分为渐进式软化、跨越式软化和渗透式软化。

四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从回顾经济发展思潮演变出发，提出了一个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新结构经济学。在2012年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中，林毅夫描述了这一理论框架的基本要点，如下所示。

一是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发展阶段变化。因此，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变化。不同产业结构需要相应基础设施维持运行和交易。经济发展阶段从低收入农业经济逐渐发展到高收入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过程。因此，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目标不一定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的现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必然存在以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内在协调机制实现，虽然市场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但在市场机制之外，政府需要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又依赖于与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结构的支撑。高效的金融结构必定反映经济发展需求。具体来说，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有其特定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价格，要素价格进而决定最佳产业结构、风险性质和企业规模。由于不同行业企业在风险、规模、资本需求等方面有巨大差异，经济在某一发展阶段对金融服务需求也会与经济在其他发展阶段有根本性的差别。当金融结构特征与地区产业结构特征相适应时，必然促进经济持续高效发展。

第四节 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

一 影响因素

1．技术进步

根据产业结构服务化相关理论，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服务化最根本的原因，但技术进步并不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过程，而是通过影响供求结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技术进步从以下四个方面影响供求结构。

一是技术进步催生新的生产领域、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产品，导致分工的不断细化和专业化。新的产业和产品不断出现，影响供给结构不断改变。二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还可以通过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与消费方式，实现需求结构的升级。三是“成本病”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是非均衡的，这种生产率的差异导致要素的重新配置，进而影响供给结构的变化。四是技术进步能够提高要素利用效率，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随着产品成本的下降，市场不断扩大，需求结构可能随之发生改变。

2．供求结构

人的欲望是无限和多样的，但是人的需求总是与一定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当生产力水平较低，收入水平也较低时，人的需求集中于解决生存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增加的收入被用来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明确地指出需求结构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的，产业结构变动则与需求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另外，由于需求价格弹性的存在，需求结构也间接影响着供给结构，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具体而言，当某产业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小时，技术进步导致产出大量增加，产业收益反而下降，生产要素流向其他产业，导致产业生产规模的缩小和其他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当某产业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时，技术进步导致产出大量增加，产业收益将提高，生产要素流入该产业，导致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其他产业生产规模的缩小，进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

3．要素结构

要素结构包括自然资源（能源与原材料）、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相应的硬、软环境。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内生于要素结构。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往往形成以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和货币资本丰裕的地区往往容易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而充裕的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则有利于形成以知识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通过要素价格的传递效应影响技术进步与供求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转化。良好的要素结构有利于产业结构持续改善，反之则会导致产业结构僵化、经济体系崩溃。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地区要素结构也会不同，因而最优的产业结构也是不同的，产业结构需要与地区要素结构相匹配。当地区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相匹配时，地区要素结构将加速改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4．金融结构

金融结构是指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比例结构，一般用金融机构发展规模相对金融工具规模的比率来反映。经济发展处于特定阶段的地区存在一个特定最优金融结构，这一最优金融结构安排的组合方式及其相对权重能够将金融资源最高效率地配置于最优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中的竞争性部门的企业中。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内生于产业结构的最优金融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通过高效地配置金融资源推动产业结构转变为最优产业结构。

5．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水平越高，要素流动阻碍越低，地区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在更大范围配置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从而改善要素结构加速产业结构转化进程。对外开放水平越高，受外部供求结构影响越大，外部供求结构可以通过影响内部供求结构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转化进程。对外开放水平越高，受到先进技术影响越大，甚至能够直接加速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转化进程。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对中国尤其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6．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主要是指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化过程中用于指导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基本依据。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政府通过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影响价格形成机制，改变要素结构和供求结构，引导企业产业选择，实现产业结构跨越式转换。具体而言，在产业结构服务化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立法、管制等行政手段和政府投资、改变税率等经济手段，改善要素结构，协调供求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加速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

二 动力机制

纵观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演变主要由两种机制所主导。一种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调节机制，一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引导机制。因此，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可分为市场主导型产业结构服务化和政府主导型产业结构服务化两种类型。

1．以市场为主导的调节机制

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市场都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其核心是价格形成机制。

一方面，市场机制倾向于按照真实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价格。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最优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每一个阶段，产业结构必须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进而加速要素结构改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形成良性循环。然而，企业才是决定产业结构的微观主体，通过对产业、技术选择影响产业结构。同时，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并不一定会理性选择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的产业和技术。只有在要素相对价格真实反映地区要素结构的条件下，企业才会选择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的产业和技术，进而形成最优产业结构。

另一方面，市场机制通过商品市场价格信号反映真实供求结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应根据真实供求结构选择产业和技术进行生产，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市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节机制，倾向于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产业结构转化，产业结构演变周期较长。

2．以政府为主导的引导机制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转换依赖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是一个自然而缓慢的过程。尤其是基础设施等硬环境的改善，由于其巨大的外部性，往往无法由单个企业实现。另外，在产业结构转换初期，企业的产业多元化选择由于与要素结构和供求结构并不完全一致，面临失败的风险。这会阻碍企业的产业多元化选择，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转化过程。因此，以政府为主导的引导机制也能在要素结构改善和企业产业多元化选择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政府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影响价格形成机制，扭曲真实要素结构和供求结构，引导企业的产业和技术的选择过程，实现产业结构的跳跃式转换。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引导机制，倾向于根据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推动产业结构定向跨越式发展。

总体而言，市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换和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转换本质上都依赖产业结构的决策主体——企业和政府的行为选择，因而存在“失灵”的风险。但是，在产业结构服务化过程中，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改善要求较高，市场失灵的风险逐渐增大。以政府为主导的引导机制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的目的出发，更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服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