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和致谢

一 说明

本书是笔者主持的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2BJL009）的结项成果。虽然项目申报有一个团队，并得益于团队主要成员的贡献，但本书的大多内容是由笔者独立完成的。这个成果已经在课题申请大纲基础上做出了一些重要改进。

第一，本书提出了一个占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战略的理论（在本书中的许多场合，模式、战略、道路是同义词）。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不仅可以容纳需求不足等导致的资源闲置问题，而且能够解释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可以更多依靠庞大国内市场，在许多领域和许多情况下无须与他国直接竞争的情况。占优优势战略（相对后发优势战略）既可以适用于中国经济追赶的阶段，也可以适用于中国经济走向世界领先的阶段；既可以用于友好国家之间，也可以用于非友好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作为安排国际经济关系的比较优势战略则最多只能用于友好国家之间的某些领域的经济发展。

第二，本书没有如申请大纲那样把决定经济发展道路的变量划分为西方经济学中常用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而是划分为系统论、动态优化理论中常用的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分类比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分类要好，因为前者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在极度抽象的模型中所做的多多少少带有任意性的划分，毕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没有多少重要的外生变量，而有的外生变量（如地理位置）如果不与内生变量（控制变量）相结合也难以发挥作用。这使得本书的主张与目前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主张和理论构建一致起来。

第三，本书基于机制设计的目的更着眼于未来。这是因为在本书完成的时候，中国经济被认为进入新常态，出现了大量有待处理的问题。这就使得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模式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中央还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为了反映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变化，原来设想的实证研究成了本书理论研究的基础，而不再作为单独的一章或数章。由于研究视角的变化，在课题研究中产生的大量的早期、中期成果，并没有多少反映在本书中。在这种意义上，本书几乎是重起炉灶。这也是笔者提交结项报告的时间（2016年）比计划结题时间（2015年）要晚一年的主要客观原因。

在本书完稿近一年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次大会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本书的框架设计使得本书能够很好地适合于中共十九大的规划（如“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所提的方案也切合“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

笔者虽然将本书命名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占优设计》，但其实并不能说对本书的一些核心观点具有知识的独占权。这首先是因为本书基本上是一种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伟大实践的历史总结。在这个意义上，设计师的桂冠应该归于他们那一代人。然而，他们还未能来得及对他们的实践做充分的理论总结，也没有来得及用学院派学术的方法来加以展示！其次，本书所展现的一些核心观点也是当代中国诸多学者所秉承的。比如，笔者在2017年参加第四期政治经济学大讲堂期间，就亲耳聆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宇院长用三言两语讲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在这些核心观点上，笔者不能掠美。本书的贡献在于用一些新的方法、资料加以论证，并使其具有数理的形式。这种对数理的使用不是炫耀，而是一种对历史数理的、形式的总结，以使它们能够进入学术传承渠道并为更进一步的模型的构建提供一种有力的基础。毛泽东那一代人对现代数学未必了解很深，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具有稳定的和可靠的数学结构，这难道不是令人极为惊异和敬佩的吗？

第四，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体会到，用数学的语言说，经济学就是一种函数论：识别显著变量，构建这些显著变量之间的关系，由此呈现经济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并展示这种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功能性和函数性作用。由此，不同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不同阶段可以也应该有不同的函数关系，也就是有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在理论上是完全成立的。而在构建这种理论的过程中，也就不能不对错误的理论加以回顾、批评、批判。这是本书的贡献之所在。

本书内容并不难懂，但类似的系统总结并没有学者做出。在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上，本书做了大量工作。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学界所缺少的。笔者认为，只有在巩固了这些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之后，一些看似高深的、数理程度更高的专题性研究才能给人以真正的启发。读者不难同意，本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探索，它也是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高度一致的。这都既说明本书的价值，也说明它可供政府和学术界人士参考、使用。

二 致谢

项目的中期成果专著《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解读》于2013年出版并获2014年度“刘诗白经济学奖”。这是来自全国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前辈学者对于笔者的厚爱！本书与该书在文字上几乎没有重复。本项目的另一个中期成果《中国人视野中的经济发展》（10万字，王今朝著）也已完成，它本来是作为一个紧密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对发展问题进行通俗化解读的著作而设计的。它力求通俗、力求展示中国人的才智，让笔者对理论的本质和经济发展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让笔者进一步认识到西方理论对中国发展缺乏解释力的表现方面和方法论原因。它们和本书的撰写也都为笔者下一步的基于中国经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2015年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项目号：15JJD790024）打下基础，也构成该项目的一个中期成果。在本课题即将结项出版之际，笔者还获得了组建一支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团队的机会。因此，本书也得到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建设学术团队项目的支持。

笔者一如既往地感谢发表了笔者文章的杂志社的老师、朋友的无私帮助！也一如既往地感谢对笔者提供了这样那样的帮助的老师和朋友们！有些卓越的建议我是在听取了数年后才付诸实施的。有些朋友是在仅仅只有文字之交的情况下就独立地给出了真诚的意见。这样的朋友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和研究员、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博士、中国台湾逢甲大学商学院的数位教授。俄罗斯高等研究院的年轻的女学者，罗马尼亚、德国、中国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曾对笔者宣读的主张社会主义的论文或发表的评论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学部委员任会长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2016年召开的第24届年会上授予本书所收录的笔者的论文（见第四章第一节）以优秀论文奖。由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任主席的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第九届年会安排笔者宣读关于“鞍钢宪法”的论文。这些评价和认可无疑是笔者前进的强大动力。原谅我挂一漏万，未能一一列举。

每个学者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的学者尤其如此。作为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与管理学院乃至整个武汉大学的老师，我受益于本单位的老师良多。我深深感受到前辈学者对我的关怀、宽容和提携，如谭崇台教授、郭熙保教授、马颖教授、颜鹏飞教授等，这使我能够在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领域昂然前行！比如，谭崇台教授就跟我说过：“与我的观点不同又有什么问题呢？”我说：“其实，我与您的学术观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谓本质，就是为国、为民的情怀及其驱使下所做的学术努力。谭崇台教授在60岁时开始了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而我在学术上投入的精力在国内学者中应该也算是相当大的，更何况，我还有大量精力花在了学术应用之上。学术应用不被多数大学科研评价体系所认可，对于社会安全和社会发展却比绝大多数被认可的学术可能更重要。同时，只有密切联系实际做大量的学术应用性研究，才能真正地发展纯学术。关于这个方面的工作，客观地讲，笔者的成果显得非常广博，以至于非专业人士会认为驳杂。其实，笔者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中国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展开的理论性、方法性和战略性研究，基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笔者的这种研究风格除其他因素外，也是在与龙斧教授长达十年的合作中形成的。这是分析、研究中国问题十分需要的一种风格。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在2015～2016年度完成的。有些内容已经在相关杂志发表出来。本书对杂志发表的文章的引用已经在正文中较为详细地指出。在2016年11月办理项目结项时，查重表明，本书的文字重复比只有10%。这是一个较低的数字。笔者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许晨参与了本书部分内容的写作，润色了一些文字，制作了第四章第二节第二部分的机制图形。他学习努力，工作勤勉，已经展现出良好的学术发展势头。笔者指导的另一位硕士研究生张艺对本书的数据图的完成做了大量工作，有的数据图形完全是由她完成的。在本书完成之际，她已完成在德国奥登堡大学的交流学习，即将硕士毕业。

笔者也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老师和朋友！笔者已有幸在这个出版社合著或独著出版了两本专著和一本译著！这是第四本了。希望结项鉴定结果良好的本书能得到读者更多、更好的认可！

王今朝

于武汉大学

2018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