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外社会建设理论传承与政策发展研究

第一节 国内外社会建设思想的贡献

一 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

社会建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建设是指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建设，即对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狭义的社会建设则是指对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相并行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郑杭生，2006；青连斌，2011）。改革开放以来，从广义来论述社会建设的研究并不多，学者多从对社会子系统建设的狭义概念入手进行分析。而从狭义的定义来看，陆学艺（2011b）认为，社会建设是“为适应国家由农业、农村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的转变，适应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积极面对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各种有利于改善民生，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动与过程”。郑杭生（2006）则认为社会建设是指“在社会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因为对社会建设的含义理解各异，对于社会建设应该包含哪些具体内容，不同学者的看法也不同，有学者认为社会建设应该包括：社会结构调整、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区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机制建设等（陆学艺，2008）。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建设主要涵括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公共卫生、社会管理六个方面（李强，2007）。严书翰（2009）则认为社会建设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建构、社会有序流动、社会组织建设、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和机制保障、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社区建设、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完善。梁树发（2005）则将社会建设的内容归纳为社会价值整合、社会制度（体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景天魁（2008）认为社会建设的范畴包括调整社会结构、健全社会组织、改善社会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龚维斌（2009）认为社会建设实际上包括实体建设和制度建设两大方面。

总之，社会建设就是为了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而采取的社会重建行动，这种重建行动既包括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利益机制的重构，也包括社会共同体意识的重建，其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共赢的现代社会，社会建设包括针对社会价值、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建设。

二 中国现代社会建设思想萌芽与发展

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有大量关于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优抚、安辑流民、邻里互助、大同等方面的论述，这些论述代表了我国古代关于建设美好社会的初步构想（张新华、王文涛，1993）。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些朴素的社会建设思想还只能停留于浪漫主义的理想，无法真正启动社会现代化的浪潮。

真正的社会建设实则肇始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建设的宗旨其实就是为了解决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失范和社会问题，重建社会秩序，改善人们的生活，要言之，社会建设的实质就是建设现代化（陆学艺，2010）。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我国的大门，我国的社会转型也开始在屈辱中艰难起步，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我国的思想家们开始从中西社会的比较研究入手，将批判和借鉴结合，掀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社会建设思想的研究高潮（田毅鹏，2001）。如严复在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为《群学肄言》时，就将社会学定位为探查治乱盛衰之由，建设现代社会的学问（郑杭生，2003）；康有为在接触西方社会建设思想后将之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结合，设计了公养、公教、公恤的大同社会构想（康有为，2002）; 1917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社会建设》的序言中也论述了其地方自治、革命程序、均权主义等社会建设思路（赵立彬，2008），他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思想，旨在建立一个增进人民福祉的现代中国社会，对中国现代化社会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初步形成的中国社会学界也就如何在战乱频仍的中国重建社会秩序、改进民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内忧外患中，学者们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等进行了一揽子全方位的思考。他们主要从“重建乡土”和“工业化”两条路径，探讨了中国的社会建设问题。其中晏阳初、梁漱溟、杨开道、李景汉、许仕廉、言心哲、乔启明等学者从我国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村经济落后、农村社会发展缓慢等现实出发，“深入民间”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了形形色色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希望通过平民教育、合作运动等形式，发展农村经济，开启民智，实现社会组织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复兴，从而完成“民族再造”和“民族自救”（宣朝庆、王铂辉，2009；阎明，2010: 76）。而志在富民的费孝通、张之毅等则在江苏吴江、云南昆明等地开展了多项深入的田野调查，在《江村经济》《乡土重建》《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等著作中，他们分析了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工业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勾连，希望找到一条符合乡土中国实际的社会建设之路。游走于国民政府与学术研究领域之间的学者吴景超则就我国的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深入思考，与乡村建设与田野调查学派钟情农村现代化的路径不同，他力主集中资源发展工商业，但他也认为我国的社会建设应博采中西文化之长，“不但要保存中国的优美文化，采纳西洋的优美文化，还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来适应新的环境，或满足新的要求”，他提出了“利用资源，改良技术，公平分配，节制人口”的策略，以解决我国“第四种国家”现代化面临的困境，他主张运用所得税、遗产税等财税制度，将富人的财富转移到政府手中，用以兴办教育、卫生、娱乐等各种社会事业，将“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有机结合起来，采取一种“有计划的干涉主义”（阎明，2010: 129～139），提高大众的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别，减少社会动荡。这些社会建设思想代表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路之外的第三种声音。

民国时期社会建设研究的集大成者当数孙本文。在其1935年出版的《社会学原理》中，他对社会建设的内涵、对象、范围、目的、途径和标准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思想一致，他认为社会建设就是为了解决剧烈社会变迁造成的社会失调问题，依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民的愿望而从事的各种社会事业（郑杭生，2011a）。在1937年的《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他进一步详细论述了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认为社会建设应以社会调查为基础，通过计划、组织、人才、资源四方面的互相配合，从法律、教育、宣传三方面推进（宣朝庆、王铂辉，2009）。20世纪40年代，随着二战进入尾声，如何收拾战争残局，重建中国社会，设计中国现代化的方案，自然就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研究关注的焦点。1941年国民政府的社会部与中国社会学社联合主办了《社会建设》月刊，刊发系列文章，以集思广益，探讨战后的社会重建问题。在1943年2月召开的中国社会学社第七届年会上，社会建设还成为大会的讨论主题，社会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三 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本土化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对如何打破旧世界、建设新社会进行过深入的探讨。面对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加剧和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剥削，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建设理论以追求人的彻底解放为根本目标（袁琳，2011），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应该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阶级而进入无阶级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列宁则结合俄国的具体国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社会资源、主要力量、组织机关等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无产阶级执政后必须学会管理国家，人民群众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与管理者，共产党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领导核心，另外，也应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还必须弘扬民主精神，反对官僚主义（袁方，2005）。

在马列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五代领导集体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建设经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集中阐发了其社会建设思想，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兼顾；妥善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厉行节约，反对官僚主义（严书翰，2009；张永光，2011）。邓小平的社会建设思想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单打一，应该注意综合平衡；必须树立与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建设的根本前提（严书翰，2009；陈成文、孙淇庭，2009）。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出来的“三个代表”思想中也凝结了新的社会建设思想，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谐的新理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建设理论做出了进一步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正式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概念，并明确提出，应该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详细论述了社会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基本内容、实施与保障（张永光、刘云华，2012）。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建设的理论探讨，其思想则集中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思想体系中。概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建设思想，包括：社会建设应该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社会建设中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取向等（杨小军，2011）。

四 西方社会理论中的社会建设思想

在西方，并没有社会建设一说，但是也有类似的“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的说法。关于西方的社会建设理论，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社会建设思想与社会学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社会学的实证传统、解释传统与批判传统或强调社会秩序，或重视改良，或主张道德重建，但殊途同归，都以追求秩序、重建社会为己任，因此社会学理论实质上就是社会建设理论（刘少杰、王建民，2006）；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理论在西方主要对应三种理论，即国家-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应星，2005）；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包括社会秩序理论、福利国家“第三条道路”理论与“社会投资型国家”等（李培林，2007）。本书认为西方社会建设理论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种。

1．社会整合理论

社会整合理论以追求社会和谐与社会均衡为旨归，前后有孔德、涂尔干、滕尼斯、帕森斯等理论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孔德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有机体各要素之间有着一种“普遍的和谐”，人类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性，重建秩序。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认为传统社会主要建立在以人们的同质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的基础上，依靠强大的集体意识来维持，而现代社会则建立在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有机团结的基础上，整个社会只能依靠抽象的价值来维系。涂尔干强调职业共同体对于维护社会整合的重要性。滕尼斯关于共同体与社区的两分法则与涂尔干社会团结研究的视角恰恰相反，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而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只是“想象的和机械的”，因而他提出应该重建社区团结，以改变现代社会的疏离和冷漠。帕森斯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他将行动系统分为社会、人格、文化、行为有机体系统，分别承担着适应、目标获取、整合和目标获取功能，他认为社会化过程可以使文化内化为行动者的自觉，从而发挥社会整合的作用。

2．社会冲突理论

代表人物是达伦多夫与科塞。达伦多夫认为任何组织都是一个强制协作联合体，占有较多权力和资源的统治阶级和拥有较少权力与资源的被统治阶级围绕权力和权威展开争斗。科塞则看到社会冲突不仅具有负功能，也具有正功能，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3．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与吉登斯各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弥散性风险的社会，需要加以应对，他们认为由于现代风险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国界，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风险治理机制已不能适应世界风险社会对风险治理的要求，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应星，2005）。

4．社会福利理论

为了应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风险，英国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其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标志着国家对社会福利领域干预的开始，美国为了应对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颁布了《社会保障法案》。二战以后，英国在《贝弗里奇报告》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西方社会福利制度逐步健全。艾斯平-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的福利体制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社会民主主义体制、自由主义体制和保守主义体制（Esping-Andesen, 1990）。福利国家制度有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增进社会团结，提高人民福祉，但是，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造成的经济萎缩、人口老龄化，加之福利国家带来的财政负担逐步加大，西方各国也开始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寻找福利国家制度的替代性模式，于是学者们相继提出了发展性福利（Midgley, 1995）、福利多元主义、第三条道路（吉登斯，2000）、新福利国家（new welfare state）、新混合福利经济（new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志愿福利国家（voluntary welfare state）、新工业福利国家（neo-industrial welfare state）、助人自助国家（enabling state）、福利国家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公私部门合作（public-private sector partnerships）、福利社会（welfare society）、组合主义的福利国家（corporatist welfare state）、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社会公民权、需要为本等理论（林万亿，1994；彭华民，2010）。

五 社会建设研究中的四个主要议题

2004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的概念。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将“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此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法学等专业的学者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丁元竹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建设的三项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丁元竹，2010）。宋林飞（2009）则提出社会建设的目标是追求社会和谐与社会进步，包括满足民生需要的收入分配、社会救助、就业保障、教育保障、社会保险、卫生保健、住房保障、灾害应对处理等；邹农俭（2007）认为社会建设的任务是：社会体制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建设、社会公平建设、社会秩序建设、社会福利建设。陆学艺（2012）认为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与社会进步，因此相应的，社会建设主要有四个任务：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体制和社会规范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结构调整。

（2）国外社会建设的经验研究。朱涛（2012）考察了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平等而实施的罗斯福新政、进步运动、伟大社会三次社会建设运动，发现这些社会建设运动通过反垄断、保福利、扩民权等措施推动了美国的社会和谐。曾鹏、陈剩勇（2011）则发现新加坡作为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国家，通过培育社会组织、调整社会政策等方式促进了家庭团结、邻里团结、族群团结与官民团结。

（3）公共性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意义研究。许多学者都看到了公共性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如刘京希（2012）认为从政治发展来看，社会建设的目标就在于培育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维护公民权利，建设公民社会；李友梅（2012）等则认为公共性是目前社会建设的瓶颈问题，推进公权力与民众之间的信任，追求社会共识依然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王小章（2011）认为当前社会建设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广大公民不断觉醒、提升的权利意识和诉求与政府在社会满足、保护公民正当权利上之意识、机制、能力的欠缺之间的矛盾；郑杭生（2011a）也强调社会共同体的建设，他认为社会公共性的建设和构建以及合理配置和培育以文化力量为主的无形的软实力，与合理配置物质资源的硬实力同样重要；成伯清（2011）主张复兴共同体，重建共同情感，增强人们生活的共同感和意义感；夏禹龙和周罗庚（2011）则认为加强社会建设需要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实现管理与自我管理的功能互补。

（4）我国社会建设中面临的瓶颈问题。王小章（2011）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建设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的束缚：政治改革滞后、社会参与不足和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权力的扩张。郑杭生（2011a）认为当前社会建设要迎接的挑战是：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在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下，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挑战；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魏礼群（2007）认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即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增加投入和深化改革的关系；要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