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与效率模式重塑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进入中高收入阶段，预计到2025年左右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从后发赶超迈向中高端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未来30年的规划目标是：从2020年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接下来2035年到2050年，确立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地位。从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和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需要持续的效率改进，即劳动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重的提升，经济增长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路径前行，原有的规模扩张、非平衡等赶超的路径需要向新的发展路径转变。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重视两个效率的同步提升。只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稳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提升速度，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的是“资本密集”，而经济结构服务化后靠的是“人力资本密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人力资本深化程度并决定了一国福利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是企业技术进步与配置效率提升的综合反映。只有全要素增长率超过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时，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被视为内生增长贡献水平的测量。放大至一国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重提高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逐步摆脱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进入内生增长的道路，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身才能克服人力、资本深化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减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40年的增长中，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一直维持在70%～80%的水平，综合考虑资本、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之后，效率改进对GDP增长的贡献大致维持在20%～30%的水平。显然，这种较低的TFP的贡献，是中国资本驱动增长模式的特定现象。（1）资本存量增长持续加速。表7显示，在经济持续超高速增长的1978～2007年，资本存量平均增长速度为11%左右，不论与哪个发展阶段相似的国家相比，这个资本积累速度都是绝对高的。预计2008～2018年这个时期，虽然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仍然维持在11%～12%的高水平。（2）资本边际收益持续递减。长期的投资依赖导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而且报酬递减和低增长的不良循环以及中国资本驱动模式路径依赖的低效率问题越来越明显。表7显示，1978～2007年，资本效率（Y/K，即GDP与当年投资之比）为0.302，至2008～2018年，仅为0.079。

用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中国TFP进行计算得出：1978～2007年中国高峰增长期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33%，细算1993～2007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5%，但到了2008～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同时，各种计算表明TFP贡献率降低至20%以下，同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规模刺激资本积累的方式来进行，展望未来增长，资本规模递减特征会越来越严重，不改变TFP低贡献现状，潜在经济增长率会持续下降。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制度机制匹配与效率路径重塑是中国跨越发展的根本所在。十九大后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也得到进一步完善，重点强调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要着力攻克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三大关口；三是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强调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因为工业化赶超的效率路径、发展机制和结构转型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似乎处于一个非常不确定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好的制度、机制推动转型升级，未能明确新的效率路径，很难完成经济增长的跨越，或需要长期的探索才能实现。

工业化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进行了很多政策的总结，各国也做了很多实践，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干预。在后发国家市场体系尚未建立，政府可以作为市场参与的超级主体以弥补市场的不完善性，提出了：（1）工业化“补贴”，利用产业政策，选择性金融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鼓励制造业发展；（2）资本积累激励，国内通过利率管制等各类方法筹集资金，压低国内劳动报酬，提升资本报酬，从而进行招商引资，并展开区域性竞争，达到国内外筹集资金用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3）开放政策，扩大市场规模，汇率政策上通过贬值提高国际竞争力等；（4）通过引进设备完成技术进步的“干中学”，推动国内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5）将GDP作为广泛的激励相容性指标，推动地方GDP的竞争。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工业化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经济效率同步提升，经济结构具有加速增长和提升效率的双重作用，并足以弥补干预带来的成本。

经济结构进入服务化后隐含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增长、结构与效率同步现象出现了重大的不一致性，而国际经验更表明经济结构服务化后国家增长路径会出现严重的分化，需要认真理解才能清晰地得出效率路径转换的不确定性和转换的可行路径。

（1）结构与效率路径不同步。基于前面的计算，当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服务业比重上升很快，但其效率低于工业部门，因此服务业比重越高则一定会出现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特征。这一过程不同于工业化，服务化推动的增长不是一个“规模收益与效率递增”的同步过程，服务业的发展规模效率低于工业化，因此各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服务业比重越高，增长普遍减速，但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却出现了分化，发达国家靠服务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稳定性，而后发国家效率改进下降，经济结构更为扭曲，易受外部冲击。一个典型的经验事实是：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效率路径非连续，出现了分化。

（2）经济结构服务化的“成本病”。服务化普遍导致所谓的“鲍莫尔病”，或称为“成本病”，即由于服务业效率低，但服务需求旺，相对价格上涨，导致服务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价格上升，即低效率改进导致的价格上涨，形成了服务成本上升。从广义上看“成本病”更表现为“城市化成本病”，即城市化高成本推进，但城市化过程没有提升聚集和创新效率，导致整体社会普遍成本提高。城市成本问题不仅威胁制造业，也同样威胁服务业的升级。

（3）产业升级不确定。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国际比较看，城市化率突破50%后，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都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即靠低成本的产业要被城市化后带来的高成本所冲击淘汰，但也包含了城市聚集和创新外溢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机遇，成本与效率赛跑。中国城市化成本增长过快，效率改进下降，这是中国现在已经出现的经验事实，高成本的住房、公共服务等导致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有快速“去工业化”的趋势，使得服务业从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效率提升的台阶逐步失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失去了战略支点，产业升级变得不确定。

（4）“干中学”转向“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不确定。“干中学”的技术进步往往是同质性的技术进步，它首先受到本地与国际技术水平差距的限制，越接近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其效率越低；其次，它受到需求规模的限制，由于技术同质性特征，很容易导致“规模收益递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与先进技术差距缩小和需求多样性，干中学技术进步效率迅速下降，但这并不直接导致自主创新比重的提高。自主创新核心就是自主知识产权能得到“垄断租金”的激励，更要获得资本市场的激励才能完成自主创新活动。自主创新是异质性的，其创新风险不断提高，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分布式创新活动，需要市场化的“高定价”激励才能完成。但由于自主创新不确定，公司和政府都愿意通过引进的方式走“干中学”的技术演进，消除不确定性，这无可厚非。但是仅限于“干中学”技术进步的增长，其持续性会受到限制，而且“干中学”路径容易导致“过度投资”引进技术和锁定技术演进路线，压制本土创新性。自主创新和“干中学”不是一个关于技术路径好坏的简单争论和自动转换，其机制建设是根本，衡量的最重要因素仍是TFP，如果TFP贡献持续下降，则认为技术进步演进出现了挑战。从国际经验比较看，从低收入阶段跃进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多数国家在早期阶段TFP上升很快，贡献率也明显提高，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TFP下降明显，说明这一阶段的技术路径已经不是连续性的了，需要路径的转换。

（5）消费升级的不确定性。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要素服务化质量提高是关键，即以人的要素提升为核心，消费中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比重不断提高，提升人力质量，完成人力资本与结构升级的互动，形成所谓消费的动态效率补偿，但这一过程也是不确定的。如果过多地对服务业实行管制，消费服务没能提高人们的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效率不提升，则转型困难。

经济结构服务化意味着更复杂的经济系统协同、分布创新、高质量人力资本良性激励与循环等的出现，经济增长中“非竞争性”的新要素需要不断生产出来，包括制度规则、创意、国民知识参与分享水平、教育、信息网络等，这些新增长要素质量的不断提升决定了这一阶段服务化能够带动升级的根本。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效率模式，是以服务业结构高级化为基础，这种高级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服务业越来越趋于知识技术密集，它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通过现代服务业提升整体经济的配置效率，二是人力要素的提升，用人力资本投入生产人力资本的方式服务于人，同时将人力资本不断提升。换句话说，我们把服务业作为知识过程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载体来看待，而非像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把服务业作为工业部门的分工辅助环节或成本项来看待。这种认识暗含的逻辑是，一方面现代服务业促进了工业更为高效率，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业本身就成为城市化阶段的创新和增长引擎，那么服务业效率要与工业效率改进同步，否则高效率模式将难以维持。

消费和服务增长的关键不在于规模、比重，而在于结构升级，尤其是知识过程作用的发挥。在向发达城市化增长转换的时期，根据前文，可能的路径导向有两条：一条是囿于工业化规模扩张的惯性，服务业的发展以低技能的劳动力再生产为主，另一条是以知识过程为支撑的服务业的增长。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服务业规模扩张和比重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推动这种状况的动力应该是服务业的结构升级，以及消费结构升级与服务业增长的联动。

消费把时间资本化：诸如教育、休闲娱乐等行业的消费，已经不是传统理论上所认为的瞬时完成，与知识产品相关的消费应该看作一个过程——这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新特征。这与知识生产消费的方式有关，“人—人”面对面交流过程中，知识生产者创造、传播，消费者接受吸收知识，在市场交换的情景中，消费者根据信息流（时间上的信息发送）的新奇性支付费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根据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对不同的知识流给出意愿的支付，高水平的知识产生溢价。

消费把空间资本化：消费的迂回性，即经济服务化时代的网络化与工业化时代的网络化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识信息网络化的作用凸显。因此，发达经济城市化阶段的消费，除实现了时间的资本化外，还实现了空间的资本化，主要是借助于因特网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人—人”面对面交流距离的拉近等。消费的这种空间资本化，一方面有利于知识流和新奇的传播扩散，提高知识生产率、扩大知识产出；另一方面有利于消费市场分割的细化，使得信息冗余大量存在情况下提取定制化服务成为可能，专用性的知识服务和溢价也因此被抽取出来，从而指示了现代服务业结构升级和效率增进方向。

知识过程的发生、循环和扩展，本质上是物质生产循环向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循环体系的转换。因此，循环的起点逐步从生产转向消费，通过知识消费、知识网络的互动产生高质量的知识消费服务和创新溢价。知识过程如果不能有效地融合到传统的物质生产循环之中，那么，服务业升级转型和以人为主体的知识服务循环体系也将会失去作用。特别是对经济追赶型国家来说，服务化进程中的效率模式重塑，消费结构升级将面临严重的制度挑战，把握不好就会导致转型失败，这一转变路径具有极高的结构和制度“门槛”。

整体而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因此，我们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和效率提升，挖掘新的增长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构建出市场机制有效、宏观调控有度、微观主体有活力的经济体制，提升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