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General Report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发展报告

摘要：高新技术产业在一国的国家竞争力构成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事实证明，经济领先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普遍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经历初创、高速发展、跨越与创新、战略转型几个发展阶段，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目前中国正处于效率驱动发展阶段，在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中居世界第27位。未来随着中国从效率驱动发展阶段步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将对提升国家竞争力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历经萌芽、以并购换市场、通过并购获取核心技术、以并购获取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几个发展阶段，目前已成为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途径。2017年全年，高新技术产业并购达1372宗，交易金额达10726亿元人民币。展望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袭来，在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建设资本市场强国的背景下，驱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的核心要素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得到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并购也将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 并购国家竞争力 创新型国家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体，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内生新建式发展，即通过调配内部资源、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技术研发水平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外延式发展，即通过获取外部的资源和力量来增强企业实力，这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并购。本部分从分析高新技术产业在提升国家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入手，进而梳理境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践，接下来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的整体发展情况，并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为后文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奠定基础。

一 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概述

（一）高新技术产业与国家竞争力

国家竞争力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所能创造价值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与综合国力不同，国家竞争力主要依据经济因素来衡量。有关国家竞争力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已成为各国政府、企业、学者普遍关注的话题。以下从高新技术产业的视角去审视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以及领先国家的发展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在提升国家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

1．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下的高新技术产业

目前在关于国家竞争力的研究评价体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世界经济论坛自1979年起就开始对国家竞争力进行系统研究，是从事竞争力排名最著名的机构之一，其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关于国家竞争力最全面和权威的评价体系。虽然《全球竞争力报告》和其他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并没有直接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一项单独的考察内容，但是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中的众多评价指标和因素均与高新技术产业存在密切联系，以下结合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采用的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分析高新技术产业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全球竞争力报告》建立的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大体如下：报告通过三大“次指标”（subindex）和十二大“支柱”（pillar）构建了国家竞争力的基本评价框架。三大“次指标”分别是基础条件、效能提升、创新和成熟度；十二大“支柱”分别是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就绪度、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创新。其中，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与初等教育属于基础条件次指标；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就绪度、市场规模属于效能提升次指标；商业成熟度、创新属于创新和成熟度次指标（见图1）。《全球竞争力报告》依据人均GDP水平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之间还包含两个过渡阶段）：人均GDP 2000美元以下是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 2000～2999美元是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过渡阶段；人均GDP 3000～8999美元是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 9000～17000美元是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人均GDP 17000美元以上是创新驱动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动力有所不同：处在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基础条件次指标项下的四个支柱；处在效率驱动阶段国家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效能提升次指标项下的六个支柱；而创新驱动型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创新和成熟度次指标项下的两个支柱。因此，《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次指标赋予不同权重，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反映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竞争力状况（见表1）。

从《全球竞争力报告》建立的国家竞争力评价维度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家竞争力的构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用于具体评价国家竞争力的十二项支柱中的高等教育和培训、技术就绪度（是衡量经济体对新技术的吸收与获取能力的指标）、商业成熟度、创新四项支柱与高新技术产业存在密切联系；其次，创新和成熟度子指标之下包括商业成熟度和创新两大支柱，且各占50%权重，这说明国家竞争力中的创新能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研发、技术、专利、人才等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更加强调通过创新要素和商业的结合使科技与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也就意味着旨在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中的创新驱动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从要素驱动阶段到效率驱动阶段再到创新驱动阶段，基础条件子指标项下支柱的权重递减，而创新和成熟度子指标项下支柱的权重递增，这也充分说明随着国家进入更先进的发展阶段，创新因素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将会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正是提高创新能力的关键。

从《全球竞争力报告》的评价结果来看，一个国家/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程度与其竞争力正向相关。2017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瑞士连续九年全球竞争力排名第1，排在第2位至第10位的分别为美国、新加坡、荷兰、德国、中国香港、瑞典、英国、日本和芬兰，中国内地本次排名第27位，比上一年上升一位。分析竞争力排名居于前列国家/地区的具体指标，虽然各国、各地区在不同评价指标上的成绩有高有低，有的甚至在某些评价指标上表现欠佳，但是排名居前的国家/地区具有一个特点，即在涉及创新、人才等与高新技术产业密切相关的具体评价指标上几乎都有非常突出的成绩，它们凭借这些指标的竞争优势在竞争力的综合排名中名列前茅。以《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名第2位的美国为例，其人均GDP为57436美元，总人口为3.23亿人，美国基础条件子指标在全世界排名仅25位，其中宏观经济环境支柱更是排名第83位，但美国效率提升子指标排名世界第1位、创新和成熟度子指标排名第2位。再以《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名第9位的日本为例，其人均GDP为38917美元，总人口为1.27亿人，日本的基础条件子指标较其他两项子指标表现欠佳，世界排名第21位，其中宏观经济环境支柱排名第93位，但在基础条件要素表现平平的情况下，日本依靠效率提升子指标（排名第10位）、创新和成熟度子指标（总排名第6位，其中商业成熟度支柱排名第3位，创新支柱排名第8位）的带动，在国家竞争力的综合排名中依然名列前茅，证明日本的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所讲的那样：“创新能力对一国全球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人才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才资本主义’时代。未来的全球竞争力赢家，不仅需要具备健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还要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做好充足的准备。”总之，当今世界“创新+人才”已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动力，而与此同时，“创新+人才”也正是当前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国家竞争力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程度高度相关，通过“创新+人才”方式取得了高新技术产业大发展的国家，也必将大幅提升自身的国家竞争力。

从《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国家竞争力的关注重点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对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以金融危机后十年的数据为基础，提出了三大关注重点。一是破坏金融系统的风险犹存。报告显示全球金融机构稳健程度指标还未从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完全恢复，鉴于金融系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创投促进作用，这一状态需要得到各国高度重视。二是人力资本对经济竞争力的增强作用。报告认为在机器自动化逐渐取代人工的进程中，保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保护劳动者权益将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稳定性。三是创新成果转化推动力欠缺。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创新投资虽然数量不少，但没能带来预期中的生产力大幅提升，原因在于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两者间存在失衡现象。从报告所提出的三大关注重点可以发现，它们均与高新技术产业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前两项关注重点所涉及的背景情况——“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机器自动化逐渐取代人工”正是高新技术产业不断进步发展的结果，而解决第三项关注重点提及的“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两者间存在失衡”更是需要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实现。因此，可以说高新技术产业是未来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综上，通过对《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并没有直接对高新技术产业单独进行专门评价，但是该评价体系中的众多评价指标和因素均与高新技术产业存在密切联系，目前中国正处于《全球竞争力报告》所定义的效率驱动发展阶段，未来随着中国从效率驱动发展阶段步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创新和成熟度指标在评价国家竞争力中所占权重将从10%上升到30%，而基础条件指标所占权重则从40%下降至20%，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家竞争力的构成中将会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2．从领先国家发展数据看高新技术产业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全世界各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75.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以18.6万亿美元的GDP规模排名世界第一位，约占全球GDP总量的24.5%；中国以11.2万亿美元的GDP规模排名世界第二位，约占全球GDP总量的14.8%；排名第三、第四位的分别是日本和德国，GDP规模约为4.9万亿美元和3.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5%和4.6%（见表2）。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作为 GDP 规模世界排名前四位的国家，GDP 规模总和已经占到全球GDP总量的一半，可以说是经济发展领先的国家。以下通过分析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的数据，从不同维度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在世界领先国家的发展情况和重要作用。

（1）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规模及GDP占比

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规模及其GDP占比来看，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均在本国GDP中占据着非常高的比重，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整体来看，美国、日本、德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一直以来都稳定在68%以上。美国作为科技强国，2016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83.22%，日本为69.31%，德国为68.91%。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GDP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尽管最近几年增速有所放缓，但复合增长率仍远高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GDP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中国也是上述四个国家中第三产业占比最低的国家，不过最近几年该比例逐步上升，并在2016年达到51.56%（2016年中国第一产业占比8.56%，第二产业占比39.88%）。中国在第二产业上长期以来积累的优势（超过40%的 GDP 占比），以及近年来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快速增长，为日后高新技术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历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规模及占比分别见图2、图3、图4、图5。

（2）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

在高新技术领域，研发投入是重中之重，世界各国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视也体现在其不断增长的研发投入上。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5年全世界研发投入规模排名前四位的国家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这与世界各国的GDP排名完全一致，充分说明大规模研发投入可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而有效推动本国经济增长。2004～2015年见证了中国研发投入从世界排名第四到排名第二的进步：2010年中国研发投入达到1043亿美元，首次超过德国（927亿美元）; 2013年中国研发投入达到1912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1710亿美元）；至2015年，中国研发投入达2286亿美元，在保持全球第二的同时，与第三名日本（1440亿美元）拉开了超过800亿美元的差距，但仍只是第一名美国研发投入规模（5062亿美元）的45% （见表3）。虽然中国的研发投入总规模与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仍存在巨大差距，但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呈现出相对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如果该趋势能继续保持，预期未来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将达到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也有望取得更大发展。

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技术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专利申请方面，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美国和日本分别以1338503件、605571件、318381件位居2016年全世界专利申请量（居民和非居民）的前三位，德国则以67899件排在韩国（208830件）之后居于2016年专利申请量的第五位，各国专利申请量排名与GDP的排名也基本保持一致。近十几年来，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说明巨额的研发投入不断产生高新技术成果。

（3）信息产业占GDP比重

信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起，信息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高峰时期，并在很多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战略性意义的产业之一。综观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信息产业均在GDP构成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近十多年来，美国的通信技术生产行业及信息业占 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10.3%以上，远超过其他国家，尽管其GDP占比的增速并不稳定，但是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典型代表，信息产业对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日本和德国的信息产业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虽然有所起伏，但始终是其国民经济重要而稳定的增长点。与美、日、德相比，中国信息产业在GDP中的占比相对较低，约为2%～3%，但是在最近几年具有较高的增速，这说明相对于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信息产业，中国的信息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见表4、图6）。经济领先国家信息产业在GDP构成中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信息产业是一国经济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

总之，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规模及GDP占比、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信息产业占GDP比重几个不同角度对GDP世界排名前四位国家进行分析的情况来看，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四国之所以在全世界处于经济领先地位，是因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程度较高，能够有效通过“创新+人才”的模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创新+人才”也正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经济领先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普遍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高新技术产业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海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践

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除了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之外，政策、产业集群和资金等因素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经济社会背景以及发展阶段不同，世界各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具体模式和路径各不相同。本部分主要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建设以及资本市场的角度，对海外领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践进行简要分析。

1．高新技术产业政策

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繁荣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引擎，世界各国纷纷根据自身产业和科技的优势与特点，制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并出台相应的促进政策，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1）美国

在高新技术产业支持政策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早重视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国家，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积极实施高新技术发展计划，突出科学技术在政府决策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在全球高科技产业领域独占鳌头。

冷战时期，美国为保持其对苏联的战略优势，投入巨资开发新式武器和尖端军事设施。1983年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围绕“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开发，美国逐步形成了国防部、企业、大学三位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研究制造体系，并使美国在航空航天、核能开发和利用、生物工程、网络和计算机等众多高科技领域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调整国家高科技战略，将联邦政府对科技研发投入的重点从国防转向民用，并积极推动军事技术向民用转化。作为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措施，1993年克林顿政府推出了发展高科技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该计划投资4000亿美元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被形象地称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以这一行动计划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政策的出台，带动了美国私营部门的投资，1991～1995年美国信息产业的民间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9%, 1995～1999年信息产业的民间投资年均增长率达28%, 1999年美国全社会用于信息产业的投资达到5100亿美元，较1995年增长110%，远远超过其他几个大国的同类投资数额，美国的信息产业也一跃成为本国的主导支柱产业。自此美国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美国在世界高科技产业中的制高点位置也进一步得到巩固。此外，克林顿政府时期建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保证国家对科技的投资在不同的联邦研究与开发机构之间的协调，同时还成立了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以便向总统提供有关科技问题的建议。在加快科研成果的商品化方面，美国联邦政府以美国航空航天局技术转让系统为基础建立了全国性的技术转让计算机网络，将联邦政府资助的有产业应用前景的技术成果纳入该网络，为全社会和产业界提供技术转让信息服务，从而推动科技成果商品化。据统计，1995～2001年间，以1995年购买力平价的美元计算，美国的研究与开发投入突破1500万亿美元，日本为620万亿美元，德国为300万亿美元，美国研发投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4%，是五个工业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中最高的。有针对性的战略规划加上大规模的科技研发投入成为美国提升高科技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策略之一。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为振兴经济提出制造业复兴计划，推动包括智能制造在内的先进制造业发展。2009年美国发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 2011年美国白宫发布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 2012年奥巴马宣布投入10亿美元创设国家制造创新网络，通过集合制造业企业、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力量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地位；2012年GE首次提出工业互联网，并将此作为其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路径，随后IBM、思科、英特尔、微软等巨头纷纷在相关领域展开布局，目前美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成为带动经济复苏、拉动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2015年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创新新战略》，主要发展九大战略领域，分别为先进制造、精密医疗、大脑计划、先进汽车、智慧城市、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教育技术、太空探索以及计算机新领域。此外，美国政府还将继续投资有利于未来战略计划的通用技术，如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系统、先进材料、生物学和工程学等。

（2）德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时服务于军事目的的高新技术迅速转向民用，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德国经济和制造业迅速恢复。从20世纪70年代起，德国经济出现结构调整，开始迈向第三产业化，德国更加专注于知识密集型产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政府大力推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规划，提出了诸如“材料研究”“生物技术2000年”“超导技术”“1993～1996年信息技术”“1994～1999年微系统技术”“激光技术2000年”等一系列高科技支持政策。此外，在美国硅谷模式影响下，德国联邦政府积极支持大学和工业企业合作建立技术园区，这些技术园区把科研和生产紧密地融为一体，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到1997年，尖端技术已经占德国工业生产的11.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政府在高科技领域陆续制订了面向制造业升级的“制造2000计划”“制造2000+计划”“微系统2000计划”等。2000年后，德国政府又发布了旨在提升本国信息化水平的《2006年德国信息社会行动纲领》和《2006～2010年信息化行动计划》等政策。为了巩固并确保德国在国家竞争力和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德国政府于2006年发布了《德国高技术战略》，该战略确立了健康和安全生活、通信和移动生活、技术跨界共三类十七个高技术创新范围，并规划了加强德国创新力量的政策路线。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顺应全球科技竞争的发展趋势，2010年7月德国制定了《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该战略认为德国正面临着几十年以来最为严峻的经济和金融形势，而应对这一局面的有效方法是研究新技术、扩大创新，该战略提出经济与科学研究之间的联合需贯穿于高技术战略实施的整个过程，并规定到2015年政府在教育和科研领域投入占GDP的比重增加到10%。2014年9月，德国政府推出高科技战略3.0——《新高技术战略——为德国而创新》，它不仅强调技术创新，同时也强调与服务和社会功能相关的创新，围绕创造经济价值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明确了重点研发领域。

近年来，德国发布了多个重要的高科技战略，工业4.0是其中的核心内容。面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新兴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双重压力，为了进一步提升本国工业的竞争力，并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德国未雨绸缪地提出了工业4.0战略。德国认为，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首先是18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引入机械制造设备，进入工业1.0“蒸汽时代”；随后是在20世纪初期采用电力驱动产品的大规模生产，进入工业2.0“电气化与自动化时代”；接下来是20世纪70年代以IT技术和信息化为基础的工业3.0“电子信息化时代”。当前则是工业4.0时代，即以信息物理系统为基础的智能化生产，其主要特征就是综合利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的“物理系统”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系统”，通过两者之间的融合实现智能化生产。工业4.0是德国版的再工业化战略，也是德国2006年《德国高技术战略》和2010年《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的升级版。2011年4月，德国企业界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最早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2013年4月，德国工业4.0工作组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了《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德国工业4.0战略实施建议》;2013年12月，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发表《德国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进一步细化了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目前，工业4.0战略已经成为德国的一项国家战略，是德国政府制定的《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所提出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展望未来，工业4.0战略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关注和期待。德意志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引用了德国科学与工程院所得出的结论，认为乐观地估计，工业4.0战略可以帮助德国企业提高30%的劳动生产率。此外，德国信息技术、电信和新媒体协会同弗劳恩霍夫协会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工作认为，工业4.0除了可以显著提升德国制造业的水平外，还将使六大行业受益，至2025年六大行业将多创造787.7亿欧元的产值，每年增速提高1.7个百分点。

总之，德国的高科技产业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注重高科技战略的连续性制定，保证德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都有明确路径可循；二是近年来更加注重推行“信息产业+制造业”的发展方式，实施信息数字化战略，实现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三是注重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比如联邦政府启动了中小企业专利行动，联邦教研部实施了中小企业创新项目计划，联邦经济技术部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设立了高科技创业基金等。

（3）日本

日本的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企业研发能力不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采取快速模仿者战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倚重引进、模仿欧美各国的先进技术，1950～1978年间日本同美国签订了价值90亿美元的各种技术合同，获取了美国许多最新高科技成果，并借此实现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但这种过分依靠引进技术的模式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大量购买国外科技专利成果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自身的科技研发，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日本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引进核心技术；再者，随着产业结构由机械、化工等传统产业向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转变，日本开始缺乏必要技术支撑和储备。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自身科技实力不断增强，日本从原来技术追赶的角色定位逐步转变为技术领先国家。相应的，日本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重点也从先前的技术引进转变为技术研发。在这以后，日本逐渐从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转型，技术立国也被确定为80年代日本发展的基本方针，日本较之以往更加注重支持和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发展。1999年底，日本制定了2000～2010年的“国家产业技术战略”，被列为日本21世纪第一个“科技基本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战略的发展重点包括生物、通信、机械、材料、医疗等16个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2002年日本又提出知识产权立国战略，特别是在2006年公布的“新经济增长战略”中将成为世界创新中心和强化国际竞争力作为目标。

可以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经历逐步恢复、高速增长、平稳增长、泡沫破灭以及经济再次恢复，日本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也不断进行着调整，先后经历了技术引进、自主创新、技术立国和知识产权立国的转变，并始终围绕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来进行，可以说科技政策的适时调整转变是日本高科技产业能够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4）小结

通过对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尽管不同国家在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长期过程中采取的具体支持政策各有不同，但是在解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各国普遍依据本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特点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进行顶层设计，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而为高新技术企业和各类产业创新主体提供各种支持并营造良好环境，引导带动高新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发展。

2．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建设

（1）美国硅谷

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建设方面，美国积极发展高科技园区，为高新技术企业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载体。美国是高科技园区的发源地，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以660英亩土地和5亿美元风险投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高科技园区——斯坦福研究园区，而后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举世闻名的硅谷。自硅谷之后，美国又出现了沿波士顿128号公路两侧的科技园区、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纽约的硅街、弗吉尼亚的硅土、波特兰的硅林、凤凰城的硅沙漠、明尼阿波利斯的硅雪堤等一大批类似硅谷的科技园，如今硅谷已成为全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代名词。

硅谷泛指美国加州北起旧金山湾、南到圣何塞市的一条狭长地带，约有300万人口，只占美国人口的1%，但是却创造了13%的美国专利。硅谷拥有50余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集聚了世界上最多的千亿美元级别的大公司，并不断诞生能够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创新企业。硅谷不仅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且也引领着全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美国硅谷所取得的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世界各国普遍效仿硅谷模式，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带、科学园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工区、科学城和技术城等各种形式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举措。

总结硅谷成功的原因，它不只是对智力、技术、人才和资金等大量生产要素进行集聚，更重要的是能够将各种生产要素有效组合，在区域内形成紧密的社会网络、开放的劳动市场以及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区域内形成的追求卓越、鼓励冒险、容忍失败、乐于合作的独特文化氛围和精神，正是推动硅谷源源不断诞生出伟大公司并且不断迭代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一个显著的比较是硅谷与美国另一个高科技产业集群——128公路地区，128公路地区与硅谷有着非常相近的条件，在128公路周围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所世界顶级高校，其所处的波士顿地区又临近全球金融中心纽约，更有利于获得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资金。凭借这些比硅谷更为有利的条件，128公路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甚至是领先于硅谷的，而现在的情况却是硅谷蒸蒸日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硅谷地区营造并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文化。

（2）英国剑桥科技园

20世纪60年代初，剑桥大学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吸引了一批小型高科技公司聚集在其周围，但是由于当地政府并不鼓励工业扩张，当时高新技术产业在剑桥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随着硅谷的示范效应日益显现，世界各地出现了很多以复制美国硅谷为目标的高科技产业集群，这当然也引起了剑桥大学的关注。1969年剑桥大学提交了著名的莫特报告——《大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关系》，提出要以剑桥大学的声望和科技实力，吸引高科技企业聚集于剑桥地区。在此推动下，1970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剑桥城以北创办了欧洲最早的科技园——剑桥科技园。到了20世纪80年代，剑桥诞生了第一批电子高科技企业群，包括 Acorn 电脑、Sinclair 电子、Domino打印技术公司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剑桥高科技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风险资本开始大量进入，剑桥创新集群内部的企业吸引了全英国23%的风险资本，相当于全欧洲的8%，这也证明了剑桥科技园进一步走向成熟。目前，剑桥地区的高科技产业集群聚集了超过4700家高科技企业，工作人员超过6万人，总营业收入超过120亿英镑，该地区每10万人申请专利的数量为341项，属全英国最高，并且比排在第二位至第五位城市每10万人申请专利数量的总和还多。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剑桥已从最初的大学城逐步成为整个欧洲最为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长期以来，剑桥大学都处于科学技术研究的最前沿。20世纪70年代后大批高科技企业聚集于此，剑桥地区于短短几十年时间从几乎没有现代化工业发展为拥有欧洲著名的高科技产业创新集群，这其中剑桥科技园无疑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剑桥科技园的作用不仅仅是在形式上聚集了技术、产业、资本等硬件条件，最关键的是改变了剑桥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背后实际上是文化的改变。剑桥科技园客观上为本地区创新文化的形成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剑桥科技园内存在大量各种形式的协会或组织，比如剑桥企业与技术俱乐部、剑桥高科技协会企业、剑桥网络和剑桥创业学习中心等，这些组织成立的直接目的是为其成员服务，但是客观上加深了高科技产业集群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形成交流和扩散创新文化的内部网络。

（3）日本筑波科学城

筑波科学城是日本最大的科学中心和知识中心，位于距东京约60公里的筑波山麓，总面积约为284平方公里，1996年日本制定的《科学技术基本规划》将筑波科学城定位为信息、研究、交流的核心。目前，筑波科学城集中了超过300家科研机构，代表着日本最尖端科学研发水平，并且在众多高科技领域取得创造性突破，培养出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

与美国硅谷不同，日本筑波科学城采取了由政府进行投资和管理的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1963年筑波科学城正式开始建设，随后几十家研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迁至筑波科学城，从而形成了以国家实验研究机构和筑波大学为核心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和教育中心。筑波科学城建立后的每个发展阶段，日本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划，包括1970年的《筑波科学城建设法》、1971年的《筑波科学城建设规划大纲》和1983年的《高技术工业集聚地区开发促进法》等。此外，1985年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在筑波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提升了筑波的国际知名度，从而吸引了大批国际研究人员和跨国研究机构入驻。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全国30%的国家研究机构及40%的研究人员都集聚在筑波，国家研究机构全部预算的50%左右投资在筑波。

尽管筑波科学城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享誉全世界，但是由于科研与产业之间缺乏紧密联系，筑波科学城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不突出，被外界称为现代科技乌托邦。与硅谷的产、学、研协同发展机制不同，筑波科学城的发展实践更加偏重于科学研究，政府主导的科技研发与市场之间存在脱节问题，相对于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筑波科学城的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则明显不足，与科研投入并没有实现完全匹配。筑波科学城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改变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促进政府、产业界和学术机构之间的协同发展，推动科研机构的市场化，鼓励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等进行创业，带动新技术的开发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4）小结

回顾世界各地著名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它们有些是以大学为依托、依靠市场力量自发聚集的，有些是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的，后续通过对技术、产业、资本等因素的不断聚集而逐步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建设是否能通过直接复制、模仿硅谷等地区同样获得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践证明，当前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基础是技术、产业、资本密切协同下的创新型经济，而不是上述要素的简单叠加，此外创新型经济的核心是孕育形成创新文化。成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注重在区域内为创新和创业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加入其中，并与其他成员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想法，通过区域内大量企业家和企业所从事的创业活动，可以进一步促使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区域创新文化，最终推动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并使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获得繁荣和成功。

3．资本市场

（1）美国

美国的资本市场体系中，对高科技企业影响最大且最具特色的就是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市场。回顾美国高科技产业近几十年的发展轨迹，以硅谷和华尔街为代表，形成了科技产业、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市场相互联动、协同发展的良好运作机制。

美国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1946年，全世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成立。此后风险投资在美国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高科技成果的商业化，有效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英特尔、戴尔、微软、苹果等科技巨头都是风险资本成功运作的典范。以风险投资领域的先驱——红杉资本为例，自1972年成立以来投资了大量科技企业，其中包括苹果、谷歌、思科、甲骨文、雅虎、PayPal等，其投资企业的总市值已超过1.4万亿美元，相当于纳斯达克总市值的22%。风险投资对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主要体现为有效推动了高科技的产业化。20世纪许多重要的高科技成果——从50年代的半导体硅材料，到70年代的微型计算机，再到80年代的生物工程技术，均是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并创造出巨大经济价值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步入了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新经济时代，这一时期风险投资极大地支持了信息产业的发展，引导美国经济从工业经济时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据统计，1990～2000年间，美国的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软件、IT服务、网络及设备、电信等信息产业领域，投资规模远超其他传统行业，并呈逐年递增的总体趋势。仅就软件业而言，1990年美国风险投资对软件业的投资为5.19亿美元，此后逐渐增加，到2000年已达到252.51亿美元，除1993年外，软件业一直是90年代美国风险投资规模最大的行业。正是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信息科技产业飞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增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在美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信息产业的迅猛兴起也为风险投资带来丰厚回报，并与风险资本之间形成互动式发展，促进美国风险资本的投资规模进一步增加。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风险资本规模每年约为30亿～50亿美元，自1993年后风险资本开始快速增长，到1998年已超过200亿美元，至1999年已超过500亿美元。此外，风险投资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支持作用还体现在有效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以全球闻名的硅谷为例，美国35%的风险资本投资于硅谷，超过50%的风险投资基金集中于硅谷。仅在硅谷门罗公园附近一条两三公里长的沙丘路上，就汇聚了上百家顶级知名风险投资机构，这里被誉为“美国西海岸的华尔街”，聚集了美国风险投资总量三分之一的资金，投出了苹果、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70%以上的美国成功科技企业。硅谷高科技产业集群聚集了大量处于初创期的优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具有丰富经验的风险投资机构经由金融、管理、科技等领域专业人才筛选出其中最具商业发展前景的项目，不仅为被投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提供制定发展战略、对接资源等各种增值服务，为初创期科技企业进行孵化，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高科技产业的集聚，成为高科技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全美证券经纪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简称纳斯达克，创立于1971年，是全球证券市场中成长最快的以科技为主的证券市场，也是全球第一个电子股票市场。纳斯达克主要为高科技企业和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服务，长期以来始终保持对高科技企业的吸引力，它是美国高科技产业重要的直接融资渠道，包括苹果、微软、谷歌、甲骨文等高科技领域的超级巨头均在纳斯达克进行融资。20世纪70至80年代，纳斯达克市场经历了初期的缓慢上涨，逐渐孕育培养出了大批成熟的高科技企业。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科技企业开始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纳斯达克市场实现了快速增长。2006年纳斯达克在进行分层制度改革后划分为三大板块：一是，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主要服务于大型市值公司，采取严格的上市标准；二是，纳斯达克全球市场，主要针对中型市值公司，采取相对较为严格的上市标准；三是，纳斯达克资本市场，主要服务于市值较小的公司，规定的上市标准相对较低。纳斯达克的分层制度构建起了一条逐渐优化的企业动态成长路径，更加符合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规律，使纳斯达克可以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IPO和转板机会。当前，计算机、生物技术、电子通信、医药等高科技产业上市公司构成了纳斯达克市场的最主要部分，市值排名前十位的公司几乎都是高科技产业领先企业。可以说，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托纳斯达克发展起来的，纳斯达克也因此被一些人称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摇篮”。以科技巨头微软为例，1986年微软登陆纳斯达克之前资产只有200万美元，总收入为1.62亿美元，自上市之后，纳斯达克为其技术研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融资支持，微软每一代新操作系统的成功研发与升级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的融资支持，至2017年微软的市值已超6500亿美元，总资产超2000亿美元，净利润约200亿美元。与中国创业板相比，纳斯达克市值排名前十位公司在市值规模、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等指标上都遥遥领先于中国创业板市值排名前十位的公司，这也充分说明纳斯达克在支持高科技上市公司发展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见表5、图7）。

总之，在美国资本市场中，纳斯达克和风险投资共同构成对高科技企业的选拔机制，风险投资不断发掘培育出具有潜力的高科技企业，并将其中的佼佼者推向纳斯达克市场，而纳斯达克市场则为风险投资提供了有效的投资退出渠道，使风险投资在获取投资收益后可以对其他高科技企业继续进行股权投资。

（2）英国

为满足规模相对较小而不能符合主板上市条件的企业的融资需求，伦敦证券交易所于1980年建立了第一个二板市场——未上市股票市场（Unlisted Securities Market，简称USM）。USM设置了相对宽松的挂牌条件，挂牌成本也相对更低，1980～1987年有超过600家公司在USM挂牌，其中的108家后来转板至主板市场。USM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为英国众多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也为投资于高科技企业的英国风险资本提供了退出渠道。但是在1987年之后受到全球股市下跌和发展策略不当等多重因素的影响，USM几乎趋于停滞状态，1993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宣布关闭USM。

1995年6月，伦敦证券交易所在总结USM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新设立了另类投资市场（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简称AIM）。AIM的定位是为资金相对匮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后续长期发展。1995年AIM设立时上市公司只有10家，到1996年底上市公司就已达到200家，当年募集资金超过6.5亿英镑，AIM开始初具规模。2003年以来，AIM每年都有超过200家中小企业上市。2005年AIM有519家企业IPO，筹资额约115亿美元，接近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水平。2006年7月，AIM上市公司超过1500家，市值约137亿美元，成为继纳斯达克之后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创业板市场。这一时期，AIM还加强了国际化进程，主动吸引优质的海外上市公司资源。由于纳斯达克的上市标准和成本高于AIM，一些原本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也选择了AIM。到2007年，AIM海外公司的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在当时全部1694家上市公司中有1347家来自英国本土， 347家来自海外，当年AIM总市值达到976亿英镑。至2017年，AIM共有96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已达1069亿英镑，2017年全年IPO数量80家，筹集资金近16亿英镑。从1995年成立到2017年底，AIM已累计为上市企业筹集资金1063.4亿英镑，极大地推动了英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AIM是目前紧随美国纳斯达克之后的全球领先创业板市场。在AIM设立的同一时期，欧洲国家的资本市场陆续成立了一批高科技创业板市场，包括泛欧洲的EASDAQ、法国的Nouveau Marche、德国的Neuer Market、比利时的Euro NM、意大利的Nuovo Mercato、荷兰的Nieuwe Markt等。它们在刚成立两三年时间里，受益于当时网络概念股票和其他高科技股票的高涨，行情普遍良好，但随着网络泡沫破灭，大多数最终走向了衰落。2002年德国的Neuer Market关闭，随后法国Nouveau Marche也终止运行，欧洲再没有能和AIM相提并论的创业板市场。AIM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AIM虽然非常注重服务于高科技企业发展，但并不是高科技企业独大，在服务于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同时还吸引了具备高成长性的传统行业企业。AIM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高增长市场而不是创业板市场，与其他国家创业板大多强调上市企业的高科技属性不同，AIM上市公司的行业结构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特点，包括39个行业板块、104个分板块，AIM市值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既包括医药生物等高科技领域企业，也包括来自零售、能源、建筑等传统行业的企业，从而使市场具备了多元化的上市资源（见表6）。

（3）韩国

韩国的科斯达克市场（Korea Securities Dealers Association Automated Quotation，简称KASDAQ）是目前新兴市场中位居前列的创业板市场。科斯达克全称为韩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是仿照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建立的创业板市场，其目的是为高科技公司以及中小企业提高融资，同时也为寻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者提供新型投资工具。

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在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以扶持中小高科技企业、推动风险投资发展的背景下，于1996年制定了《促进场外市场发展的方案》，随后又出台了创业板市场培育发展方案，并在1996年正式在场外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科斯达克市场。科斯达克在成立后不久便取得了快速发展，1998年日均交易量只有55亿韩元，到1999年4月就已增长到644亿韩元，再到1999年6月又猛增至2322亿韩元。科斯达克初期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韩国政府为了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采取许多措施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为高科技企业创造有利的上市条件，给予在科斯达克上市企业税收优惠。自1998年以来，韩国信息技术产业产值连续3年以平均28%的速度增长，其中科斯达克功不可没。一方面，科斯达克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韩国风险资本行业的发展，1998～2001年韩国风险投资机构数量由2042家猛增到11000家，截至2006年风险投资公司数量仍保持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另一方面，科斯达克为创业公司提供了持续的融资支持，并促进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在科斯达克市场的推动下，高科技产业逐步取代传统产业成为韩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05年，韩国交易所、韩国期货交易所以及科斯达克合并成立了新的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科斯达克成为韩国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05年底，科斯达克已拥有上市公司918家，市值总规模达700亿美元，市场日平均交易额达到18亿美元，以交易总额为标准衡量，科斯达克为全世界仅次于纳斯达克的第二大创业板市场。2006年韩国加快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开始允许外国企业在首尔综合股市和创业板市场上市。2007年中国的三诺电子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在科斯达克上市的外国公司。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科斯达克市值大幅缩水，但随着韩国经济复苏，科斯达克逐步走出危机，到2013年科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超过1000家，市值超过80万亿韩元，此后科斯达克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期。截至2017年底，科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为1245家，总市值已达225万亿韩元。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科斯达克已经成为为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重要资本市场，成功培育出了一批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比如韩国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赛尔群以及全球第二大内存芯片制造商海力士等，这极大地促进了韩国高科技企业和创业企业的发展，为韩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小结

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量持续的科技研发投入，没有资金的支持，科学技术就难以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资本市场将科技与资金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加快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速度，缩短了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有效地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可以说资本市场是当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特别是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全球创业板市场与风险资本之间的协同，已经被证明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有效模式：风险资本依靠自身专业技能发掘出具有商业化潜力的高科技企业，经过培养后推向创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继续为成长概念明确、发展潜力巨大的高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同时也为风险资本提供了投资退出渠道，使风险资本顺利获取收益后继续投资于新的高科技企业，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4．经验与启示

前文从理论角度对高新技术产业在提升国家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并从实务角度对高新技术产业在世界领先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具体实践进行了梳理，基于上述研究，本部分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总结如下。

（1）自上而下推动实施的国家战略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重视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本国的国家竞争力，纷纷从国家政策层面强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引导和协同，出现了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潮流和趋势。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同时成立了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以协调所有联邦机构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的工作。1994年日本设立了由首相村山富市领导的高度信息化社会促进本部，以领导和协调日本信息技术的开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1995年俄罗斯成立了由总统叶利钦担任主席的总统科技政策委员会和由政府总理主持的政府科技政策委员会。除了设置高规格的科技决策机构并由国家领导人直接领导外，各国政府更加强调根据本国的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科技发展战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推动科技为经济发展服务，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普遍成为国家科技政策中的核心内容。通过政策的倾向性规定以及政府的直接参与，一方面可以引导高新技术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开展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品化、商品化、产业化，再者还可以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向，形成资源的集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合理布局，增强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国家层面上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统一的规划、部署、协调，进而通过财政投入、税收优惠、人才等专项政策加以具体贯彻落实，这种自上而下实施的国家战略已被各国实践证明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2）自下而上形成创新文化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

当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竞争主要是围绕创新展开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高新技术创新的周期已大幅缩短，从发现核裂变到制成第一个核反应堆仅用时四年，集成电路仅用七年就得到广泛应用，激光器从发现到使用仅用一年，生物工程的扩展也只耗时几年。创新已经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立足和发展的根本，一个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如果不具备创新精神就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其他国家之后，无法主动引领未来前进的方向。

与传统产业不同，高新技术产业中掌握着先进技术知识的人力资本对创新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人力资本作用的充分发挥则需要建立鼓励和激发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实践证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各种形式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培育和孕育创新文化的重要载体。成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够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仅仅是由于技术、人才和资金等要素聚集在同一区域，更重要的是对上述要素进行协同之后在区域内形成了互动式的创新网络。这种具备浓厚创新文化氛围的网络如同一个不断保持自我更新、持续向前进化发展的模板，一方面可以将优秀的创新型人才和企业不断吸引汇集到本区域，另一方面大量人才和企业置身于这一整体环境之中，也更易于相互影响，激发出无限的创新火花，从而在技术环节取得突破，形成独特新颖的商业模式，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一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是对硅谷或中关村等成功案例进行了简单模仿，把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机械化地聚集，那么尚不足以真正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发展。究其原因，这种操作模式只模仿了硅谷的外在形式，并没有在区域内营造出类似硅谷的创新文化精神，因此也就难以像硅谷一样真正取得成功。

从具备创新精神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到形成创新网络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再到建立起完备创新体系的创新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在自下而上形成的创新文化驱动之下才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3）资本市场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

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都离不开完善的资本市场支持。首先，在传统的间接融资体系之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相对较低，难以完全满足以高风险、高收益为主要特点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需求，而成熟资本市场所建立的直接融资机制能够将产业与资本有效对接，具备高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满足一部分能够承担高风险的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其次，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发展阶段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并且高新技术企业在上市后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再融资、股权回购、并购重组等一系列资本运作，有效助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最后，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退出机制为风险资本提供了稳定的投资退出渠道，有利于激发风险资本对处于早期初创阶段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从另外一个角度，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的规模，优化资本市场的结构和体系，为资本市场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防范金融泡沫与风险的发生，推动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可以发现，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彼此影响、相互依托的关系，建立层次分明、功能健全的资本市场体系，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概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经过近70年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至20世纪70年代：初创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在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先行在原子能工业和航空工业等军事高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取得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高技术成果，巩固了国防并提升了国际地位。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发展高科技的实践主要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发挥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依靠自身力量集中资源在重点领域和前沿项目上实现突破，启动了航空、核能、电子、自动化等一系列现代科技研究工作，建立起一批新兴工业部门，为后续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受限于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社会基础和发展意识等因素，总体看基本没有推动高科技产业化。

（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高速发展期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科学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高速发展，最新科技成果被迅速推广应用，科技与经济间的结合日益紧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始蓬勃兴起，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第一次从总体上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系统规划，拉开了大规模有组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序幕。根据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趋势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等重要论断，做出一系列推动高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决策启动了“863计划”，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向相关领域扩展，为经济发展服务。随后与“863计划”相衔接的“火炬计划”正式实施，有效促进了高新技术研究成果的商品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国际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成立，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的序幕。高新技术产业具有较强的集群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广泛设立为高科技企业参与自主创新提供了重要载体和环境，建设高技术开发区也成为我国大力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这一阶段，在政策的推动和引导下，联想、华为、四通、北大方正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开始逐步成长壮大，在引进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基础上，研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成为高新技术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并对日后我国高技术产业化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一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道路的探索，不仅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性，而且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制定一系列具体的扶持措施，并重点从财税和信贷等方面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这一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产业门类不断健全，民营科技企业异军突起，形成微电子、信息、自动化控制、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激光技术、新材料、医药和海洋工程综合发展的良好格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1081亿元，工业总产值4098亿元，利税总额326亿元，产品销售收入3917亿元，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6.2%，占GDP比重为2%，此后高新技术产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见表7、图8）。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互联网产业蓬勃兴起，新经济概念开始生根发芽，一大批高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一时期成立的腾讯、阿里、京东、百度、搜狐等企业日渐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中的领军者。

（三）2000~2012年：跨越与创新期

进入21世纪，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取得新的重大突破，高新技术产业交叉融合趋势明显，不断向各领域渗透，影响改变着社会发展进程。在新世纪科技革命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逐渐从过去以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为主转为以知识、技术和信息等新兴生产要素为主，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并积极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已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这一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改变过去粗放型发展阶段依靠“引进技术”和“以市场换技术”的实践，更加注重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研发更加受到重视，关键核心技术研究进一步得到加强，高新技术产业进入跨越式大发展时期，发展模式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功能型转变、从投资驱动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重点发展方向，技术含量高、要素消耗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高新技术产业结构正在逐步形成。在这一发展阶段， 200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为2759亿元，工业总产值达10411亿元，利税总额1033亿元，产品销售收入10034亿元，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9.2%，占GDP比重为3.4%；至2007年，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已达到11621亿元，工业总产值达50461亿元，利税总额3353亿元，产品销售收入49714亿元，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12.4%，占GDP比重为4.5%；再到201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102284亿元，利润总额达6186亿元（见表8、表9）。

（四）2013年至今：战略转型期

在物理、数字和生物等高新技术的融合下，新一轮产业革命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集成电路行业正在从“硅时代”迈向“石墨烯”时代，移动通信开启5G，软件进入“云时代”，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共享经济蓬勃发展。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2015年我国发布《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九项战略任务”和“十大产业发展重点”，组织实施“五项重大工程”，以实现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增强我国综合国力。2016年，中国杭州举行的 G20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提出了以“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和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成为亮点，将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具有深度网络化、绿色化、智能化和生产组织方式分散化等趋势，突出特点表现为信息技术深度应用于制造领域，从而使制造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颠覆性技术交叉应用于多个领域，从而使产业部门发生重大变化；智能产品推动社会进步，深刻影响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的实施为引导，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正在推动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从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升级。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讲话确立了把我国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三步走”路线图，即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讲话指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努力，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大而不优。新形势下，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方式已不可持续，我国发展正面临着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现在，我国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社会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战，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国防安全等风险压力不断增加，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保障国家安全。所以说，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的讲话是新形势下引领我国加快科技创新步伐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我国全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进程中，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未来将更加牢固地树立新发展理念，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重要报告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对高新产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传统的依靠要素简单扩张的发展模式已难以持续，因此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实现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

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2013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产品销售收入）为116049亿元，利润总额为7234亿元；2015年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已达到139969亿元，利润总额达8986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1.8%，高技术产业投资32598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5.9%; 2016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为30798家，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53796亿元，利润总额为10302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2.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已逐步成为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中坚力量。从高新技术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行业的上市公司情况来看，航天航空与国防，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信息技术，以及电信服务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和从1991年的18亿元起总体呈增加趋势，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010年分别出现爆发式增长，至2017年，上述高新技术领域代表性行业的上市公司市值总和已接近11万亿元，占A股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7.8%，可以说目前高新技术企业已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见表10）。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大幅增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经历初创、高速发展、跨越与创新以及战略转型几个发展阶段，不仅总量规模迅速扩大，而且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地位和重要性日益提升，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推动力。

三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发展概述

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创新主导型产业，兼具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特性，充分而有效率的金融支持是高新技术产业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随着高新技术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未来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不仅是技术本身，还包括技术发展所倚赖的充足的投资与金融支持。作为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并购无疑将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扮演日益关键的角色。高新科技企业并购在很多方面与其他类型企业的并购具有相同点，遵循并购的一般性规律，同时高新科技企业作为实现前沿科学和先进技术商业化的经济组织，具有研发投入大、风险高、成长速度快、规模经济优势强、收益回报丰厚以及无形资产比重大等特点，因而高新科技产业并购还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律。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历程为背景，结合并购市场的整体情况，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自改革开放以来大致分为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高新技术产业并购的萌芽阶段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大量资产沉淀在经济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随着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出现了国有企业之间的兼并收购，以达到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1984年，保定市纺织机械厂和保定市锅炉厂以承担被兼并企业全部债权债务的方式分别并购保定市针织器材厂和保定市风机厂，开创了我国企业并购的先河。随后优势企业开始通过半市场、半行政化的并购活动来整合亏损企业。1989年我国出台了第一部有关企业并购的法规——《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企业并购活动还没有形成规模，参与主体通常为国有企业，不仅形式单一而且带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并购动因主要是解决企业亏损、卸掉财政包袱和安置就业。具体到高新技术产业并购，由于当时并购的最主要动机是解决国有企业亏损问题，而高新技术企业多数还处于成长发展时期，加之资本市场尚不发达，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只是处于萌芽阶段，不过一批领先高新技术企业已经为日后实施并购积累了实力。

（二）20世纪90年代：以并购换取资金、市场、渠道等资源

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各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并购所需要的制度基础和市场化交易平台逐步完善，企业开始更多地通过资本市场实施并购。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各地也纷纷设立产权交易中心。1993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发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1999年《证券法》正式开始实施。基于并购的市场环境逐步形成，1993年发生了中国上市公司第一起并购事件——深圳宝安集团收购上海延中实业，1994年出现了中国证券市场第一起协议收购、同时也是中国第一起完整意义上的借壳上市——珠海恒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购上海棱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发生了中国第一起外资并购——日本五十铃自动车株式会社与伊藤忠商社联合协议收购北京北旅未上市流通法人股。这一时期，国有股划拨、外资企业收购国内企业以及法人股协议转让等多种并购形式开始出现，不过并购参与方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主，并购的总体规模相对偏小。

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产值快速增长，利润逐年增加，技术进步明显，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并购随之进入起步阶段。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优先支持有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这一时期，高新技术产业并购主要是由技术水平高、需要融资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与融资能力强、创新能力不足的上市公司之间借助资本市场实施，从而实现优势互补：一方面，具有资金和机制优势的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进入高新技术领域，从而实现公司战略调整和转型升级，如复星实业1998～1999年并购上海五洋药业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上海实业医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创新科技公司；另一方面，在产品和技术方面具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企业也在主动寻求控股上市公司，从而打通直接融资渠道，并获得上市公司的销售渠道和市场知名度等各种资源，如1998年北大青鸟收购北京天桥，1999年鼎天集团收购东方电工，1999年红桃K集团收购东湖高新等。除此之外，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开始通过并购其他高新技术企业来扩大市场份额，实施产业整合，扩展和完善企业价值链条，实现协同效应，比如1999年上市公司清华同方通过换股方式收购当时国内最大的中高压瓷介电容器生产商鲁颖电子，从而快速进入电子元器件领域，这也是我国首起以股权交换方式实施的并购交易。总之，此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并购与其他行业的并购区别还不是非常明显，都主要通过并购来获取资金、市场和渠道等资源。

（三）2000~2012年：技术获取型并购成为主流

2000年以来，随着相关政策和市场环境的进一步规范，并购特别是上市公司并购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1999年7月《证券法》实施后，证监会相继于2001年颁布《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 2002年颁布《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通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03年颁布《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我国并购重组的政策法规体系更加完备。此外，2005年证监会启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中国证券市场原有的二元结构问题，国有股和法人股自此在二级市场上可自由流通，从而为市场化并购进一步铺平道路。这一时期，随着政策的完善和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并购的形式不断创新，并购的质量进一步优化，市场化并购取代政府主导的并购成为主流，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并购的动机进一步成熟，不再只是简单追求扩大市场规模，而是更加注重进行资源整合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战略并购。

在高新技术产业并购方面，进入21世纪，高新技术飞速发展，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源密集型转为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而并购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也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以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行业为例，其并购交易的数量和金额情况可以大体反映出同时期中国高新技术行业并购的整体发展状况：2000～2012年，信息技术行业并购交易金额3041亿元；制药、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行业并购交易金额1287亿元；航空航天与国防行业并购交易金额236亿元；电信服务行业并购交易金额8858亿元。

这一时期，我国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模式从原先单一依靠科技政策转为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协同并举，资本市场特别是并购重组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助推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建立加速科技产业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鼓励有条件的高科技企业在国内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努力为高科技中小企业在海外上市创造便利条件。为高科技创业风险投资企业跨境资金运作创造更加宽松的金融、外汇政策环境”。在政策引导下，高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逐步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中坚力量。据统计，截至2010年初，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计1723家，高新技术产业上市公司609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5.5%，其中沪市主板244家、深市主板101家、中小板229家、创业板35家。与传统的资源密集型产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其研究开发成果基本以无形资产形式存在，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核心产品和技术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其盈利能力通常就越强，因此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愈发起到决定性作用，设备和厂房等有形资产的作用则退居相对次要地位。鉴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仍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高新技术企业除加大研发投入、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建立技术联盟和委托研发外，还更加注重运用国内和跨境并购整合外部资源，在短时间内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增强企业研发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快速实现技术升级。此时，高新技术企业并购战略的重点不再仅仅是获取资金、渠道、市场或有形资产，而是有针对性地获取关键技术等知识资源和经验。这种以获取更先进核心技术为目的的技术获取型并购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技术跨越和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通过技术获取型并购，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获取了外部技术资源和能力，经过技术整合产生协同效应，形成新技术、专利和产品，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例如，2000年激光产业龙头华工科技收购拥有国际领先水平高速无线互联网技术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武汉汉网高技术公司，从而抢占国际高速无线互联网技术制高点；2001年浙江民营企业华立汪氏收购美国飞利浦公司CDMA研发部门，获得CDMA手机芯片软件设计及整体参考设计相关技术，进而进入移动通信产业上游；2003年京东方科技收购韩国现代显示TFT－LCD业务，从而掌握液晶平板显示技术的核心部分；2004年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取得了 IBM 个人电脑的销售网络、员工和知识产权，特别是拥有了IBM在美国和日本的研发中心，从而吸收其先进技术，巩固其国内PC市场霸主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长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一部分自主创新能力强、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领先企业经受住复杂市场环境的冲击，并且能够化危机为契机，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后各种成本相对偏低的机会，在全球范围实施并购获取关键技术，进一步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可以说在经济下行周期，并购对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支撑作用。比如，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于2009年并购世界第二大自动变速器生产商澳大利亚DSL，从而直接掌握了汽车变速器技术，2010年吉利与因金融危机受到重创的福特公司达成协议，从后者手中收购沃尔沃汽车公司，从而获得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汽车核心技术、国际知名品牌、全球研发与营销网络。通过一系列技术获取型并购，吉利跨越式地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并于2012年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再比如，联想集团自2009年起至少实施了六次跨境并购：2011年联想并购日本电气株式会社（NEC）个人电脑业务，并与NEC成立合资公司，该合资公司成为日本市场最大的PC厂商，通过此次并购联想掌握了超过3800项专利组合，随后被大规模运用在其智能手机等诸多移动设备的生产制造中， 2016年底联想进一步收购了该合资公司的大部分股权；2011年联想并购德国个人消费电子企业Medion，从而切入欧洲市场并获取Medion在移动互联网终端和虚拟数据业务方面的技术和经验；2012年联想并购巴西个人电脑和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CCE; 2012年联想并购美国软件公司Stoneware以加强和扩展联想云计算解决方案业务。这一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的实践充分说明，高新技术企业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的关键在于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而并购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之一。

（四）2013年至今：人才获取型并购引领新趋势

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呈现出技术变更速度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以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单独一家企业越来越难以依靠自身内部研发力量来满足其对新技术的全部需求，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并购获取外部先进技术与核心创新资源的主观意愿更加强烈。同时，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经过长期高速发展积累下雄厚资金和丰富经验，客观上已经具备了以大规模并购方式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实力和条件。

基于这样的产业背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进入更为活跃的时期。在并购交易数量方面，2013～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并购交易的数量分别为1076、1228、1459、1394和1372宗；在并购交易金额方面，2013～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并购交易的金额分别为3950亿、10998亿、17114亿、15394亿以及10726亿元人民币。继续以上一部分选取的高新技术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行业为例进行统计，2013～2017年，信息技术行业并购交易金额21319亿元，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行业并购交易金额4672亿元；航天航空与国防行业并购交易金额839亿元；电信服务行业并购交易金额2518亿元。与2000～2012年相比，除电信行业外其他三个行业在2013～2017年短短五年内的并购交易金额比2000～2012年13年间的总和还要高，充分说明了当前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已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期。在本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高新技术产业并购最突出的特点是人才获取型并购成为发展趋势。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资产易得、人才难求，人才是最富有活力和创新性的核心资源。随着产品和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不断加快，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为人力资本的竞争，具备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优质人才成为支撑高新技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获取高端人才也就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并购新的重点。人才具有稀缺性和难以替代性，并购是快速获取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能够帮助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完整的研发团队，大幅降低获取人才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企业在并购后规模扩大、实力增强，还会吸引更多人才加入，为企业带来更多技术创新要素，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因此人力资本在高新技术产业并购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成为决定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美国思科公司总裁约翰·钱伯斯曾经说过：“如果你希望从你的公司并购中获取5～10倍的回报，显然它不会来自今天已有的产品，你需要做的是，留住那些能够创造这种增长的人……与其说我们在并购企业，不如说我们是在并购人才。”可见人力资本已经成为高新技术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产。综观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并购动机，最初与其他行业领域实施的并购并无太大差异，均为获取市场份额、融资渠道或者销售网络，随后并购动机逐步转向获取先进技术，如今高新技术企业并购的关注重点进一步聚焦到获取具备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人才，人才激励措施也成为并购整合的关键因素。高新技术产业并购重点的转移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提出新挑战，完成并购仅仅是一个开始，并购后的整合过程中如有处理不当将可能导致人才流失，失去开发产品的核心人才，这就相当于只获取了第一代技术，而失去了第二代、第三代技术，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在实施并购后还必须做好后续的整合工作，特别是要具备较强的人力资本整合能力，这样才能实现人才获取型并购所预期的并购协同效应。

第二，高新技术产业海外并购日趋活跃。在外部环境层面，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相当数量优质标的估值缩水并且亟待资金注入；相较于外部环境，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外汇储备较以前相对充足，“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加速落地阶段，这些客观上都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创造了有利条件。基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出现热潮，海外并购涉及的行业从最初的矿产、能源等部门逐渐扩展至机械与工业制品、电子电气设备、汽车及配件、软件及网络服务业等多元化行业领域，并且制造业与服务业所占比重趋向上升，并购热点也从最初的获取自然资源、能源扩展至获取先进技术、设备、品牌、高端人才等战略性资产。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持续升温的趋势之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海外并购同样势头强劲，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在北美和欧洲等成熟市场寻找优质并购目标，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和人才等优势无形资源的战略意图明显。比如，2014年联想并购谷歌旗下摩托罗拉移动智能手机业务，拥有了摩托罗拉的2000多项专利、品牌以及与50多家运营商的合作关系；2015年联想并购IBMx86服务器业务，获得IBM在企业级服务器业务方面的技术；2016年腾讯102亿美元收购芬兰手游开发商SuperCell 84.3%的股权，获得国外优秀游戏公司的产品能力以及流动性相对较低的技术人才；2017年4月百度全资收购专注于机器视觉软硬件解决方案的硅谷科技公司xPerception，从而加强其在视觉感知领域的软硬件能力，提速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化，同年7月百度又全资收购了专注于语音处理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KITT. AI，从而将KITT. AI的语音能力和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融入百度平台。未来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必然会进一步加大，并且将成为促进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五）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的驱动力

总结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的发展历程，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并购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科技变革的驱动。当前新一轮科技变革与产业革命蓬勃兴起，信息、生命、材料、能源等领域的新兴技术正在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交叉和深度融合，催生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日益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力量，科技变革不但直接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促进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并购来获取产品、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

第二，国家战略的支持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各国普遍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进行顶层设计，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而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各种支持并营造良好环境，引导带动高新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而高新技术企业是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建设创新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可以说，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将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并购的发展。

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挑战，过去主要依靠低成本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所形成的驱动力已经明显减弱并且不可持续，未来更需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产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促使高新技术企业不断通过实施并购获取并整合新技术、新产品，为后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第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布局。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实力不断增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进一步提供了良好契机，国内领先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跨境并购获得全球顶尖的产品、技术、服务等高端生产要素，能够有效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资本市场日趋成熟的价值发现和培育激励功能。近年来在从严监管的背景下，借并购重组进行套利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并购重组市场秩序明显好转，长期且稳定的价值投资理念正在逐步确立。并购作为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有效手段，资本市场对其的认知和评价更加合理，特别是审慎理性的高新技术产业并购通常可以得到资本市场正向的反馈和估值，从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迅速发展。

展望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来临，技术迭代加速，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重大转型期，产业结构面临全面调整，驱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发展的几大核心要素将会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得到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并购也必将获得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助力我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发展展望

（一）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并购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根据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包括：“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动力、路径和任务做出了明确部署，并且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以及科技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的总路线和总方针，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方向。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论述，将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历史上，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并购等多种方式从欧美等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但是随着中国与欧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收窄，从后者直接获取技术并加以利用的空间已明显缩小，在技术追赶的后期，高新技术企业更需要采取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方式。与技术引进相比，自主创新具有前期投入成本高、见效周期长、投资风险高等特点，而高新技术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很多又是中小企业，在新的发展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并购不仅是简单的产能扩张或者直接获取技术，更重要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可以有效拓宽创业投资的退出渠道，降低创新创业的制度门槛，促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和规模化，同时引导高端创新人才等关键性创新要素资源向领先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从而推动尽快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创新型高新技术领军企业，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抓手。总之，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不仅将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打开新的大门，同时也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开启新时代。

（二）建设资本市场强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并购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这是对金融领域的根本要求，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行动指南。以此为指引，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新的使命，其改革发展也在树立新目标，寻找新方略。可以预见，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与改革将紧密围绕“建设资本市场强国，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线进行，加快推进建设富有国际竞争力的资本市场强国。

我国资本市场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不仅从规模上跻身世界前列，而且各项基础性制度基本完备，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基本形成。根据证监会统计，截至2017年12月，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达3485家，总市值约56.7万亿元，居全球第二位；新三板挂牌公司11630家，总市值4.94万亿元。当前我国已成为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资本市场大国，但是距资本市场强国仍然有着一定的距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资本市场需要向着使我国跻身资本市场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

打造资本市场强国需要从以往追求高速发展的模式转变为注重高质量的发展模式，因而不能只追求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容量，还需要实现更高的市场质量与资源配置效率。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必然是坚持改革创新的发展，这就需要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和新经济新产业的支持力度，为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股市和债市获得融资支持创造便利条件，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并购，鼓励优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通过并购等手段继续做大做强，引导更多优质资源进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体系，从而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提升我国资本市场质量。根据证监会的统计，2017年全年，我国上市公司共完成再融资8000亿元，完成并购重组交易额达1.87万亿元，交易所市场发行债券2433只，合计融资3.91万亿元，全年新上市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约80%，资本市场服务创新驱动、制造业强国、网络强国、军民融合等国家战略的作用逐步增强。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形成领先的创新支持市场体系，市场投融资功能更加完备，对创业创新和高科技企业更加包容，吸引力显著提高，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主场。

在建设资本市场强国、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高新技术产业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开始日益受到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并购有助于实现将资源优化配置到实体经济最需要的领域，从而有针对性地服务于创新驱动、制造业强国等国家战略，未来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必将迎来大发展的有利时期。

（三）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发展趋势

如前文所分析，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资本市场强国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

第一，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形成多元化高新技术产业并购融资渠道。企业实施并购交易通常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并购融资在并购活动中起着核心作用。并购融资如果能有良好的资本市场作为基础，就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的并购融资工具，使企业在融资环节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满足企业多样化的并购融资需求，从而设计出更加合理的并购交易结构，提高并购交易成功的可能性。我国企业传统的并购融资方式主要包括自有资金、银行并购贷款、债券融资等。近年来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过度依赖银行的局面得到了有效改善，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并购重组的主要渠道，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并购融资方式和手段进一步多元化，企业债券、优先股、可转换债券等成为新的并购支付方式，例如，在2014年5月和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优先股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优先股业务实施细则》之后，次年就出现了上市公司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作为并购重组的融资方式。

第二，PE参与上市公司并购作为并购重组市场的一项创新模式正在成为新趋势。PE作为场外市场的重要交易主体在推动形成多元化并购融资渠道方面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PE+上市公司”并购基金模式最早于2011年出现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这一并购融资的创新模式随即受到上市公司和PE 的广泛青睐，并逐渐发展成为资本市场并购的重要模式之一。Choice数据显示，2014～2016年，新成立的上市公司并购基金数量分别为41只、205只和609只，2017年以来新成立的上市公司并购基金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也达到400余只。在政策法规层面，201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和2016年修订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均鼓励依法设立的并购基金参与并购重组。2015年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证监会对‘PE+上市公司’投资模式的监管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在合法合规范围内，尽可能地让市场主体自主决定。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其在上市公司产业转型和升级中发挥正面作用”。具体到高新技术产业并购，PE投资机构在专业性、合规性和对投资收益的要求方面往往非常严格，这也就决定了被投资企业往往是技术水平较高和具备较强成长性的企业，这些特点与高新技术企业的特质高度相符，PE投资机构未来必将会着重布局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高新技术产业整合与并购活动中，并充当起组织和发起者的角色。

第三，高新技术企业对并购整合能力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并购的实践证明，在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并购的价值主要是由并购交易之后的整合带来的，而非来自更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并购交易具体实施阶段。一部分在当时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并购交易后续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业务无法产生协同、人才流失等原因最终并未能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随着技术获取性并购以及人才获取性并购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并购的主流模式，并购整合能力成为决定并购效果的关键因素，企业对于并购整合能力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并购整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战略整合、组织与管理整合、文化整合、人力资源整合、财务资产整合等诸多内容，高新技术企业在培养并购整合能力时必须着眼全局，坚持系统性思考，致力于企业并购价值的实现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重点实施对文化、人才、能力等企业无形资源要素的整合。并购交易实现交割不是并购的结束，通过整合实现并购的预期目标才是并购的真正意义所在，未来企业的并购整合能力将在高新技术产业并购中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回顾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发展历程，并购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是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发展、壮大以及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高新技术企业借助并购获取到资金渠道、销售网络和市场份额，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了企业自身实力；进入21世纪，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我国上市公司中坚力量，并购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获取先进技术的重要手段，是企业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快速通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部分高新技术领先产业的领先企业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后各种成本相对偏低的契机在全球范围实施并购以巩固其行业优势地位，从而使并购在经济下行周期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挥出积极的支撑作用；2013年至今，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并购进入更为活跃的时期，获取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关键人才成为并购的重心和趋势，并购数量和规模持续扩张，海外并购趋于活跃，并购成为高新技术企业深入整合智力资本和实施全球化战略布局的重要手段。展望未来，我国经济正处于重大转型期，产业结构面临全面调整，新技术迅速发展、传统产业改造与升级使得高新技术产业对技术和人才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建设资本市场强国的时代背景之下，并购不是一个短暂的市场热点，而是将持续成为助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