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向援华之路

（一）白银购买：美国对华贷款的先声

1937年7月8日，在“七七事变”消息尚未传到美国的时候，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以换文的形式达成一项白银协定，中国将继续向美国出售白银6200万盎司，价格为0.45美元一盎司。美国还允许中国以售银所得之黄金作抵押，从联邦储备银行获得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为期6个月的贷款。这项交易对双方都有利，中国因而得到了一批黄金和外汇，作为巩固两年前开始通行的法币的准备金。美国政府则因此满足了1934年国会《白银购买法》的要求。7月9日，孔祥熙又向美方提出5000万元贷款的要求，帮助中国采购美国商品，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和进出口银行表示愿意考虑这一请求，但国务院却以中日冲突前景不明，远东形势动荡不安为由，劝告上述机构推迟任何有关行动。为此，孔祥熙在途经巴黎回国时，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通过美国驻法大使威廉·蒲立德（William Bullit）直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援助。

虽然罗斯福没有对这一要求作出答复，但他接受了国务院的建议，拒不承认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从而也就没有对中日两国实施《中立法》。国务院的这一建议完全是出于维护美国利益。它担心承认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会减少解决中日冲突的可能性，同时日本也会以此为由行使交战国权利限制美国的中立贸易。美国的这一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以后在美国寻求贷款和采购军火开了方便之门。

为了安抚国会内外的孤立主义者，罗斯福还在9月14日宣布禁止美国政府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火。其他美国船只不在此限，但需自己承担风险，从而在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海岸的封锁。根据这一命令，中国政府购买的19架飞机虽然已经装船，即将起运，但还是不得不在美国西海岸卸货。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当时评价说，这一命令“对正在寻求帮助中国的国联各国人士是泼冷水，对中国抗战士气则是一个打击”。对此，中国政府在重庆和华盛顿分别向美国表示遗憾，罗斯福随后向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表示说，中国仍可采购美国军火，可先运至越南和香港，然后再转运到内地，从而避开美方9月14日的禁令。

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强调应该像隔离传染病人那样对待侵略者。这一演说是罗斯福释放出来的试探气球。其中心不是要采取什么制裁侵略者的措施，而是限于号召美国公众注意世界紧张局势，希望各国有所行动，防止侵略者的“瘟疫”蔓延开来。即使是这种态度，也在国内引起了孤立主义的轩然大波。但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对罗氏的态度表示赞赏。这一演说的实际结果只是促成了《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的召开。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某些决策者表现出帮助中国的倾向，摩根索就是最积极的一位。他把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与整个世界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考虑，相信日本在中国的胜利将鼓励其他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冒险，从而极大地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因此，世界和平是与中国能否长期抗战休戚相关的。

基于这一认识，1937年底摩根索在罗斯福的支持下，不顾国务院的暧昧态度，决定再次从中国购银5000万盎司，同时将中国以黄金抵押的贷款权利无限期延长。1938年3～4月间，他还第一次允许中国将这一贷款用于稳定通货（平准基金）以外的目的，从而成为一种事实上的购货贷款。此外，美国财政部还放弃了1936年《中美白银协定》中的两项限制性规定：（1）中国发行的法币准备金中l/4须是白银；（2）中国应继续铸造和发行银币。美国为此收购了中国已经铸好的300万盎司银币。这样，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年里，中国向美国售银价值共达1.38亿美元，其中4800万美元用于采购战争物资。

在积极要求美国购买中国白银的同时，中国还一直向美国呼吁财政援助。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6月，蒋介石等中国领导人多次致电罗斯福，请求美国给予中国财政贷款，但均遭美方婉言拒绝。官方的拒绝迫使中国在纽约金融市场上寻求私人贷款。对此，美国国务院非但不予支持而且还向有关银行团大泼冷水。加之私人贷款条件过于苛刻，结果，中国的这一努力在1938年7月无疾而终。中国大使王正廷为此所花费的半年心血也付诸东流。

1938年6月，摩根索和当时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曾考虑过中国关于恢复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的建议，给予中国一笔农产品贷款。但赫尔坚持，只有同时向日本提供类似贷款，才能考虑对中国的贷款。国务院显然不愿意在欧洲局势紧张之际，去触犯1934年4月日本的“天羽声明”。

这样，中国在抗战第一年中，除了通过白银出售得到一笔短期贷款外，在美国的其他求援努力几乎无一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努力毫无意义。如果把美国的白银购买，罗斯福和摩根索遏制日本扩张的想法，以及财政部、进出口银行等机构一度出现过的对华贷款的考虑等一系列分散的事实联系起来，也可以看出未来美国援华政策的某种迹象。

（二）中国为争取借款而努力

虽然中国在白银出售过程中积累了与美国有关当局打交道的经验，建立了极有价值的私人联系，从而为争取贷款奠定了良好基础，但能否争取到援助最终还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努力程度、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美国决策者对此的反应。

在美国进行的一系列求援活动，只是当时中国政府向国外求援计划的一部分。1937年11月布鲁塞尔会议以后，中国对西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争取英法美等国联合或分别对华军事和经济援助，其中对在华利益最多的英国寄予最大希望。直到1938年夏，中国的外交重点还一直放在英国，对美外交实际上是从属于对英外交的。

1938年上半年，中英两国就英国对华贷款问题进行了半年多的谈判。英国政府在绥靖主义外交政策指导下，对华政策与其欧洲政策一样，只想在远东苟且偷安。除非美国政府表示愿意与它一起采取联合或平行的援华行动，否则，英国决不想采取任何可能支持中国而得罪日本的行动。中英谈判因此在1938年6月陷入僵局。英国的这一立场也使中国政府认识到了对美外交的重要性。

1938年6月，蒋介石果断地调整了他的战时外交方针。在“对英美应有积极信赖之方案”提出的同时，他强调，“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唯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问，国会赞同，则罗总统必能有所作为。”蒋介石显然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但同时也反映出他打算把外交重点放在美国的意向。为此，他决定召回不太为美国所欢迎的王正廷，在9月任命正在欧美进行民间外交活动的著名学者胡适为驻美大使。当时已出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为此嘱咐胡适：“列强唯美马头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

孔祥熙的这一判断非常正确。1938年6月底，英国曾就对华贷款一事征求美国意见，称中国局势已岌岌可危，西方必须给予援助。它虽然已准备好了援华基金，但没有美国配合，它不愿行动。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愿意考虑。他的国际政治关系顾问、国务院远东问题头号专家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Hornbeck）立即与进出口银行行长华伦·皮尔逊（Warren Pierson）商量。亨培克指出，美国的自身安全需要中国继续抵抗日本，进出口银行应设法给予中国贷款。皮尔逊同意给予中国“政治性贷款”的原则，答应只要罗斯福和赫尔同意，他将马上照办。他们还一致认为这一贷款的“政治意义重于商业价值”。

表示愿意考虑英国援华建议的信尚未送出，赫尔就改变了主意。他发现中国局势并没有岌岌可危，“据我们估计……中国各种形式的抵抗还在继续，我们不认为现在有什么理由预计或认为中国的抵抗会在不久的将来崩溃”。因此，美国将不再考虑英国的援华建议。很明显，赫尔注意的是东亚均势结构，只要中国能坚持一天，美国就没有必要冒着与日本恶化关系的危险去帮助中国。美国的这一态度使英国更有理由在7月底最终拒绝中国的求援要求。中英谈判的失败迫使中国把外交的注意力转移到华盛顿。

这时，在美国政府内部则出现了一线援华的曙光，摩根索借在欧洲度假之便，7月26日携美国驻法大使约翰·蒲立德在美国巴黎使馆内会见了中国最资深的外交官顾维钧大使。摩根索主动问起，到1938年底中国拥有的白银售完以后，中国如何得到外汇？顾维钧因而请教中国得到美国财政援助的最好办法。摩根索说他已和蒲立德讨论过援华问题，尽管困难重重，但还可以找出一些援助中国又不使美国政府为难的办法。他希望中国派出为他所信赖的银行家陈光甫赴美，与美国财政部讨论援华一事。摩根索指出，虽然他不能保证中国能够得到援助，但作为财政部长，他愿意尽力而为。他还肯定了顾维钧所猜测的援华办法，即通过进出口银行向中国发放贷款，采购美国商品。蒲立德还特别指出，鉴于英法要看美国的行动，因而“向伦敦和巴黎寻求帮助的唯一办法，首先是要和美国做好一些安排”。这次巴黎会晤对陷于求援困境中的中国政府无疑是个福音。

蒲立德在会晤后直接致电罗斯福敦促援华。他指出，中国的财政到明年就会枯竭，法国已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提供某种贷款，英法两国愿意予以配合。日本由于担心俄国的攻击而不会对西方这一行动作出强烈反应。“这种推理很有道理”，蒲立德声称：“我对此（援华）已考虑良久，感到我们应该这样做，希望你也是这样想的。”

蒲立德和摩根索均是罗斯福的亲信密友，他们的劝说显然影响了罗斯福的态度。8月初他指示财政部要与国务院及有关机构一起尽可能地找出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办法。贷款尚在酝酿中，摩根索的驻华私人代表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约翰·卜凯（John L. Buck）报告说，中国年轻人正在大量投奔共产党，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苏联才愿意援华抗日，他转述陈光甫的话说，“如果这一趋势不扭转的话，那么目前中国的这一代领导人不得不作出重大变更”，对此的补救办法之一是美国的援助。同时他还汇报了美国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上校对援华的看法。后者把贷款援华视为加强美国防务的最廉价的办法。史迪威的论据显然来自中国李宗仁将军在台儿庄大捷后与他的一次谈话。卜凯的报告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决策者援华的考虑。

在蒲立德和摩根索游说罗斯福的同时，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主席顾临（Roger S. Greene）也在为争取美国援华而努力。顾临曾在辛亥革命前后任美国驻哈尔滨和汉口的总领事，1928～1935年出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他对中国事务一向比较关心，并在1938年春夏实地考察了中国的抗战。他发现，对美国来说，从财政上帮助中国与以“日本为代表的法西斯国家进行斗争”，比直接与日本等法西斯国家对抗合算得多。他相信通过向中国提供急需的贷款，“我们不久就会不再需要扩建自己的海军，由此节省一大笔开支”。回国途中他在东京拜会了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后者也支持他这一想法。

顾临回到美国后，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发表其援华见解，一方面与其在国务院、财政部和军界的朋友们讨论援华计划的可行性。

通过这些接触，他得到下列印象：“及至最高层，都有一种帮助中国的愿望，只要这样做不引起国内对政府太多的批评。”在这些朋友的安排下，他在8月见到罗斯福。他们一起讨论了如何援华的问题，顾临强调发展中国西南地区交通的重要性，并向罗斯福提供了一份援华的备忘录。罗斯福一方面表示他特别担心公众的反应，一方面则认为顾临的建议极有价值。顾临深感罗斯福“明确想帮助中国”，他保证利用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来宣传援华对美国的种种好处，动员公众舆论支持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动。顾临与罗斯福的这次会见加强了罗斯福的援华想法，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自信地认为，这次会晤在促进罗斯福作出援华决定方面“恰到好处”。

根据罗斯福的指示，摩根索在9月6日召集了财政部、国务院和进出口银行等有关机构的联席会议。他在会上指出美国的姿态可能会“打破坚冰”，从而促使英法开始援华。因此，美国只需拿出一笔小的商业贷款，即可产生重大的心理影响。赫尔却不为所动，他更关心欧洲的“捷克危机”，在此之前他已经几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恢复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的建议。由于国务院的阻碍，到9月下旬，援华一事仍无进展。摩根索只好等陈光甫抵美后再做计议。

中国方面这时却充满了希望。在与摩根索会晤以后，顾维钧立即电告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称“美财长态度诚恳，似有援助诚意，美大使更对我热诚同情”, “今日暇谈，大为可感”，而他们又都是“总统之密友至交”，因而陈光甫使美，大有成功希望。在此前后，孔祥熙又收到卜凯7月14日从华盛顿发来的密信，告知中国在华盛顿有“出色的朋友”。他援引摩根索及其助手的话说，中国获得美国贷款的唯一希望是派陈光甫赴美讨论对华农产品贷款问题。他还认为中国也有可能得到以美国所需之中国物产作抵押的商业贷款。此信写于摩根索与顾维钧巴黎会晤之前，可见摩根索在去欧洲之前已决心帮助中国。

孔祥熙大喜过望，他现在更希望得到一笔商业贷款而非农产品贷款。蒋介石也非常关心陈光甫使美，特地从避暑地致函孔祥熙，要其积极努力争取援助，并“请多拟几种具体方式，嘱光甫带去”。但孔祥熙对中国实际面临的财政危机并不十分清楚，更提不出具体的方案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向赫尔报告说：“美方发出邀请已有月余”，陈光甫却迟迟没有动身，看来“主要原因是没有从孔祥熙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和充分授权”。另外，美国驻华财政参赞倪尔逊（M. Nicholson）向陈光甫建议说，中国可以用桐油、钨矿等产品输出作为保证，从美国得到信用贷款。孔祥熙同时也不清楚究竟能够得到多少贷款，他异想天开地要陈光甫力争3亿美元！

（三）桐油贷款、谈判和决策过程

虽然中国对美国的援华意向寄予莫大希望，但争取借款的困难远远超出中国领导人和摩根索等人的估计。整个借款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几经反复，充分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对国际形势看法上的差异，以及两国安全利益的异同。美国决策者在事关自身利益问题上表现出少见的谨慎。

1938年入夏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五六月间相继占领了徐州、郑州、安庆等城，威逼当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城市武汉。此时除广州以外，中国主要的沿海口岸均沦入敌手。中国从西方进口的货物主要依赖于滇缅公路的运输，中国因而急需卡车、汽油及有关零配件来改善和加强公路运输。陈光甫9月下旬抵美后，立即告诉美方中国需要实质性的援助，而不是农产品贷款。他的使命之一就是寻求美国技术和物资的帮助。赫尔拒不接见陈光甫，以免给陈光甫使团染上政治色彩。摩根索则强调指出，中国对局势已感到绝望，这次陈光甫之行“将是我们帮助中国得以支持下去的最后机会”。

在摩根索的直接指导下，10月4日，陈光甫开始与美国财政部官员谈判贷款一事，中国提出以桐油输出作抵押，由美国向中国发放贷款，在整个谈判期间，摩根索不仅一直直接过问，而且还不停地向罗斯福汇报谈判进展。他提醒罗斯福注意，在世界性战争危机中，经济援华不仅可以制止日本的侵略，也可遏制德国的扩张。只需要付出价值相当于一艘战列舰的代价，就可以使中国长久地战斗下去。如果中国垮了，美国就要花更多的钱建设海军。他还指出了另一个危险，美国的无所作为只会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发展，“现在的形势是除俄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帮助中国，俄国因此得以派人去中国，并控制那里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摩根索诘问道，正在谈判的桐油贷款“是一桩好买卖呢，还是其他什么东西？”他进一步指出贷款的商业利益。由于中国将用贷款采购美国的汽车和油料，美国石油公司因而能“实际上垄断”中国市场，其他商人也将获得“对中国桐油的完全垄断”。除这些直接好处以外，美国还会赢得中国的好感，而“中国潜在的经济发展被认为是巨大的，如果美国能在中国所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那么它将会在未来给美国工商业带来不可胜数的利益”。

另一方面，陈光甫请蒋介石直接向罗斯福求助。蒋介石在致罗斯福电报中强调说，“美国的一笔数量可观的贷款将立即加强我国人民的信心，使我们能够更有力和更有效地抵抗日本的疯狂进攻”, “我希望目前在美国为此目的进行的谈判能够在你的关怀下，及早达成一项满意的结果”。中国外长也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国务院敦促援华。

虽然美国最高决策者迟迟没有作出贷款决定，但财政部已在10月中旬与陈光甫就贷款的具体内容和办法达成协议。为避免政治上的麻烦，陈光甫建议由中国政府出面在国内设“复兴商业公司”收购桐油，在美国设“世界贸易公司”向进出口银行借款并代售桐油。陈本人同时担任两个公司的董事。10月24日，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杰西·琼斯（Jesse Jones）告诉摩根索，进出口银行已准备好2000万美元贷款。

在此前后，中国抗战形势急剧恶化，10月21日日本不战而陷广州，25日又占领重镇武汉。罗斯福因而担心中国会改变抵抗政策，与日本讲和。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在近日内表明自己抗战到底的立场，只有这样，“我才会很高兴地批准此项贷款”。陈光甫对此表示理解，随即电请国内迅速作出反应。蒋介石于是赶紧在10月31日发表《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重申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战决心。

虽然中国方面作出抗战到底的保证，罗斯福并没有立即批准桐油贷款，而是要摩根索去征得赫尔的同意，结果在美国国务院内部引发一次美国远东政策的全面讨论。远东事务科科长马克斯韦尔·哈母登（Maxwell Hamilton）不同意这笔贷款。他认为，为了遏制日本的扩张，与其给予中国一笔价值不大的贷款，还不如采取对日本直接施加压力的长远计划。但亨培克则认为，这一紧急贷款援助是对日本扩张的当头一棒。他警告说，除非有其他国家能够阻止日本扩张，否则美日两国最终将迎头相撞，因此他建议，美国不仅应援助中国，而且还应停止向日本输出有助于增强其军事能力的战略物资。在他看来，对华援助应成为对日“外交战计划”的第一步，这一“计划”还应包括宣布废除1911年《美日商约》，限制与日本的贸易，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以“表明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在这份后来递交给罗斯福的备忘录最后，亨培克指出，即将作出的贷款决定不应仅仅根据目前它对中国的影响和它眼前的意义来判断，而应该“以美国政府的这样一种抉择为依据：即它将主动地尽最大努力，发挥我国的全部力量，以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径”。赫尔随后也加入这一讨论。他不太同意亨培克的分析，认为桐油贷款“几乎纯粹是政治性的”，因而将会导致日本对美国在华利益采取报复措施，甚至引发美日战争。他向罗斯福建议说，美国不应在最近几个月内作出援华决定，应静观事态发展。11月25日罗斯福感到此事“非常棘手”，遂采纳了赫尔的建议，推迟作出贷款决定。

中国政府对眼看着即将到手的贷款又搁置起来非常不满。重庆遂传出两种风声：一是蒋介石可能不得不考虑与日本讲和；二是中国现政府会因为依赖于苏联军火援助而改变其政治立场。摩根索为此在11月下旬提醒罗斯福说，拖延作出援华决定，可能会把蒋介石推到“俄国和共产主义那边”。

推动罗斯福下定援华决心的另一股力量来自日本。11月3日日本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了同年1月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提出建立以“日满华三国合作”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18日外相有田八郎又通知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暗示日本将不再遵守《九国公约》中的“门户开放”原则：

日本坚决相信，目前在东亚新形势进一步发展之际，想把事变前所适用的观点和原则毫无变化地用于现在和将来局势的企图，无助于解决目前的问题，而且也不能促进牢固地建立东亚持久的和平。

次日，他又召见美国领事，明确声称日本将不再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因为日本无法调和自身的需要及目标与这一政策原则，所以需要对“门户开放”重新解释。日本的这一表示无疑是对美国远东政策的直接挑战，美国在21日不甚强硬地表示，美国将继续坚持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为摩根索等人再次要求罗斯福批准对华贷款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对华贷款的主要反对者赫尔去秘鲁利马参加泛美会议，更给他们带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俟11月底赫尔离开华盛顿，摩根索立即找到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s），告诉他罗斯福已批准贷款。但韦尔斯称国务院并未接到类似指示，同时他认为桐油借款的协定草案可能不符合《九国公约》等条约中的机会均等反对垄断的规定。因此他建议等罗斯福12月6日从外地度假回来后再宣布此项贷款。几乎同时，赫尔了解到罗斯福已批准贷款一事后，急忙从航行中的轮船上发回电报，再次反对贷款。

财政部官员解决了韦尔斯提出的法律问题。他们决定将桐油购买量限制在1937年的水平，并将贷款偿还期由3年改为5年。在此情况下，韦尔斯表示既然“总统已经对蒋介石作出许诺”，他只好同意，“因为总统违背诺言的结果……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为严重”。

12月7日英国通知美国，希望美国能够援助中国，它自己已准备好了300万英镑作为中英平准基金会的基金，帮助中国稳定通货，但最后是否拨款还要看美国是否采取平行或同时的行动。

英国的态度影响了罗斯福，12月9日他指示说“落实此事（贷款），请勿耽搁”。四天后，进出口银行安排好2500万美元贷款。12月15日复兴金融公司宣布进出口银行将向纽约世界贸易公司提供上述贷款，并强调这是“一项商业性交易”。在随后的中美有关协议讨论中，中国接受了美国的三项条件：（1）桐油收购不得采用统制办法；（2）中国政府在协议中不出面；（3）贷款表面上不得用于采购军火。

为此，有关协议的签订颇费了一番心机。先是由中国复兴商业公司与美国世界贸易公司在1938年12月30日签订《购售桐油合约》，规定在5年内由中方公司向美方公司出售22万吨桐油，并由美方公司代购卡车1000辆。然后再由世界贸易公司与进出口银行在1939年2月8日订立《桐油借款合约》，规定银行在1939年6月30日前给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年息四厘半。两个合同的主要签字人就是陈光甫。这样，摩根索就可以振振有词地对日本人说：“这是商业，而非外交。”

在《购售桐油合约》签订的同一天，格鲁照会日本外相，表示美国将不承认日本在中国建立的任何破坏商业机会均等的体制，并暗示美国将用实际的步骤来维护在中国“门户开放”原则。自1899年“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以来，这是美国第一次表示要用行动来维护这一政策。不过，这一暗示在当时的唯一实际内容就是刚刚宣布的桐油贷款。这样，1938年与1939年之交，在经济上绥靖日本的同时，美国的东亚政策有了一个新的内容：援华制日。

（四）援华制日：美国东亚政策的新因素

桐油贷款看起来是一笔数目不大的商业借款，却直接惊动了中美两国的最高领导层。他们都非常明了和重视贷款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与外交影响。一心想独占中国的日本也认识到这一点。它指责这种“商业”是外国干涉中国事务，警告美国说这可能会恶化美日关系。但总的来说，日本的反应并不像赫尔所预料的那样强烈。日本不仅是反对这笔贷款，更主要的是对贷款宣布的时间感到愤怒，因为当时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正在进行分裂中国投降日本的活动。他在12月19日飞抵河内，29日发表投敌声明《艳电》。美国贷款的宣布帮助蒋介石平息了因汪精卫投敌而带来的国民党的不稳定。

作为西方国家支持中国抗战的象征，美国的贷款无疑鼓励了中国抗战志士。蒋介石电贺胡适、陈光甫说：“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12月20日，英国宣布对华贷款50万英镑，帮助中国购买英国卡车。随后又决定贷款50万英镑，作为稳定中国法币的平准基金。美英的援华贷款赢得了重庆各报的一致赞扬。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把美英的援助称为一项保持“门户开放”原则和中国独立的“决定性措施”，同时还不无乐观地强调，贷款表明美英对日本姑息政策的结束。蒋介石等人在私下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后来国民政府特别感谢美国说，由于美国带头，1939年上半年中国一共得到7500万美元的西方贷款。所有这些贷款缓解了中国的财政危机，加强了中国抗战的地位。

当重庆舆论界盛称美国慷慨援华之时，它并不曾想到陈光甫等人为寻求这区区2500万美元贷款而花费的心血。陈光甫在日记中记载了求援的辛酸：

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闲忙之情景，窥视良久，揣度机会已到，乃拟就彼方所中听之言词，迅速推言，藉以维持好感。自（1938）9月来此，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

他还特别向孔祥熙说明了贷款数量远少于中方所提1亿美元的原因，“美国论利害与我非唇齿之依，论交情亦无共患难之谊，全国舆论虽同情于我，终不敌其畏敌之心……”即便是这一小额贷款，“虽云助我，实际为增进其工商，解决小部分失业问题，故合同最重要点为购买美货”。因此，他建议不要把求援希望只寄予美国一家，应多寻他途。陈光甫还特别强调：“余此次借款完全因人成事，苟非毛根韬（即摩根索）君极力帮助，及大总统表示好感，借款实无万一希望。”

的确，摩根索是这场交易中的关键人物，正是他向罗斯福提出了最有说服力的援华论据。但他个人的作用实际只限于推进贷款的进程，而援华贷款决定的最终作出，则是美国决策者根据当时远东国际形势，反复权衡利害的结果。他们考虑的不仅是美国在华既得和未来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战略价值。摩根索和亨培克等人说服罗斯福批准援华的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如果没有外援，中国的抵抗就会崩溃。这一观点显然是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为了得到美国贷款，中国政府尽量夸大了它所面临的危机，给美国留下中国抗战难以维持的印象，这正像摩根索为争取罗斯福的批准，有意夸大桐油贷款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一样。中国政府这一虚张气势的办法，后来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于求援活动，并且屡试不爽。

就具体作用而言，桐油贷款只限于帮助改善滇缅路的运输，但贷款的政治意义却不可低估。中国向美国求援的目的不只是想得到金钱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想把美国拖入中日战争之中。用蒋介石的方略说，是“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国问题”,这一外交指导思想一直持续到1940年底。要达到这一目的，源源不断的美援是极有必要的，它不仅能加强中国抗战，而且会恶化美日关系。陈光甫因而指出：“此次借款本为试探美方合作之门，现借款已确定，一方可增强我国际地位，一方即为将来借款之先河。”孔祥熙在美国的密友，靠经营中国钨砂等有色金属矿物起家的纽约华昌公司主人李国钦不无乐观地向孔祥熙指出了贷款的政治意义：

这是一笔政治贷款……美国已明确地投身进来，不能打退堂鼓了。同情我国的华府当局尚有两年任期，也可能是六年，现在我们的政治前途更加光明了。

毫无疑问，桐油贷款正像赫尔所提出的那样，“纯粹是政治性的”。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因而评论说贷款“基本上是采取一项新的对华政府的政治决策，钱的多少并不重要”。美国从此时起把中国明确视为阻止日本进一步扩张的第一道防线。在这一问题上，赫尔与罗斯福、摩根索等人的态度并无多少差别。赫尔反对贷款不是出于否认中国遏制日本的价值，而是认为中国危机并未发展到立即需要美国援助的程度，因而美国也就没有必要冒着与日本恶化关系的危险去帮助中国。

在美国决策者眼里，美国东亚政策的重点是日本，对华政策是从属于对日政策的。因此，桐油贷款被认为是从经济上遏制日本扩张的“最实际”的办法。援华与经济上制裁日本相比，不会引起“国内外的严重后果”。就连一向主张绥靖日本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也认为，援助蒋介石要比制裁日本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