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的资本集成（1933年）

第一节 引言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可靠的宏观统计数据十分稀缺。这一问题持续困扰着研究人员。尤其是国民收入估算方面的研究，如GDP、投资、消费等，不仅文献数量较少，而且其可靠性也备受争议。其中投资数据估算所面临的困难尤为重大。现有研究除了巫宝三、吴承明、罗斯基（Thomas G. Rawski）等少数学者对于近代投资做过初步估算外，尚缺少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巫宝三，1947；吴承明，2002; Rawski, 1989）。但是由于投资数据在经济史研究中是许多核心问题的前提条件，也是跨国比较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数据，因此对其进行可靠的估算就显得十分必要。

对1933年资本集成的估算在中国近代资本集成的估计中起支柱作用，对中国近代宏观经济史研究至关重要。因为近代中国只有1933年有全国性工业调查数据，其资本集成估计可靠性强（刘大钧，1937）；其他年份的估计，因材料匮乏，系通过构建指数，再以1933年为基年推算得到。换言之，1933年的估值实际上影响到整个近代中国资本集成估计，进而影响到近代宏观经济史研究的许多核心问题，如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轨迹研究和外资侵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等，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吴承明（2002）在《我国资本构成之初步估计（1931～1936）》与叶孔嘉、刘大中（Yeh & Liu, 1965）在《中国大陆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1933～1959）》（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中分别估计过1933年中国的资本集成。他们都采用了商品流量法，本书也采用同一方法进行估计，但是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改进。

改进一：数据问题。最理想的数据应包括每一家工厂和手工业作坊的微观材料，但是目前无法获取。从吴承明及叶孔嘉、刘大中所用数据看，他们均采用分地区、分行业统计，并且漏列了不少在华外商。

针对数据遗漏问题，本书在估计过程中利用了汪敬虞收集的补充材料（汪敬虞，2004），其中包括遗漏的华商与外商数据。更加可贵的是，其中的外商资料为微观数据。本书据此重估了工厂的资本集成额，发现所得估值小于吴承明及叶孔嘉、刘大中的估值。

改进二：建筑业中各项投入的比例问题。由于投入比例的设定会直接影响建筑业资本集成的估计，进而影响到全国资本集成的估计；又由于全国资本集成中建筑业约占70%，因此其影响不可小看。

以往研究估算的投入比例与建筑中实际的投入比例不符。据叶孔嘉、刘大中估算，木材占建筑投入的份额较大，为45.5%。而根据本书收集的11个建筑实例，20世纪初的中国建筑中木材只占总成本的30%左右。这些建筑遍布中国南北方及东西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比例失实的结果是，叶孔嘉、刘大中很可能高估了建筑业中的木材用量，进而高估了建筑业的资本品产量。

针对建筑投入比例失实问题，本书调整了估计方法，在确保投入比例与实际相符的前提下，重新估算了建筑业的资本集成，发现所得估值远低于叶孔嘉、刘大中的估值。

改进三：本书在对修理价值、非资本品价值以及中间费用的处理方面，也与前人有所不同。本书引入了更多的统计证据，详情将在后文相关章节中阐明。

经过以上改进，本书所估中国资本集成额为1274587千元，小于叶孔嘉、刘大中的估值（1558913千元）。其中工厂部门估值为119311千元，小于叶孔嘉、刘大中的估值（131534千元）。建筑业部门的估值为801817千元，远低于叶孔嘉、刘大中的估值（1134229千元）。

进一步的跨国分析表明，1933年中国的投资率为4.3%，约为日本和美国的1/4，英国的1/2；而中国人均投资为2.7元，仅为日本的1/12，美国的1/17和英国的1/48，与世界列强的经济发展水平悬殊。

对1933年的资本集成，本书的结果不仅修正了前人对于该年的估计，而且有助于修正近代中国其他年份的资本集成估计，也使近代总量生产函数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拥有更加坚实的基础数据，还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准确的参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