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与做官

在一篇庆祝当地重建儒学宫的文章中，刘采（1529年的进士，曾在六部中的四部做过尚书，并任太子少保）【译者按，原文误作“Liu Bian”】写道：“麻城古号名邑，国朝经术文章尤盛。”1535年，毛凤韶自夸道：“天下称文献上国莫如楚，楚郡莫如黄，黄诸邑莫如麻。”刘和毛都是麻城本地人、本地鼓吹者。但是编辑1882年县志的一名外乡人，知县郭庆华，同样惊叹于该县过去取得的成就（在他所处的时代，麻城的教育成就从全国范围来看不值一提），“麻城俗习诗书，争荣科第，前勋旧德，胜代尤彰”。考虑到前几个世纪麻城在全国精英中的默默无闻，他们的后人在明代中、晚期在科考功名和担任官职方面获得的成功实在是令人惊讶。这成功既是由于该县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产生了闲适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也要归功于积极经营关系网络和当地人的热心支持，我们从刘采和毛风韶那里可见一斑。

明初商业和商业化农业的利润被系统地投入到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最正式的机构是坐落于县城圣庙内的儒学宫。学宫始建于宋代，在元末邹普胜起义的战火中被毁，14世纪末得以重建，1470年代曾翻新整修，1530年代又一次彻底重建。到这时，先圣和宋代理学大家的牌位可以加入乡贤祠的行列——事实上这里已成了那些作为学者—官员享有全国声望的麻城子弟的荣誉厅堂。明代至少有53人得到了这种认可。每年在学宫举行儒家仪式时，有抱负的当地学者齐聚一堂，反思自己该如何延续这光荣的传统。

在准备科举考试时，实际上更重要的是麻城大量涌现的家塾、族塾、村塾以及层级更高的书院。后者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已得到世人尊敬、闻名全国且得到越来越多资助的万松书院。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建立其他书院的新一轮浪潮，很多著名的书院就分散在整个县城。龙溪书院、白杲书院和东溪书院建于15世纪，道峰书院、辅仁书院和明德书院建于16世纪，回车书院、白云书院和经正书院建于17世纪初。举一个稍晚的例子，回车书院位于县城南部，邻近黄冈，书院的目的是教育两县士绅和商人的孩子。它由周旻、周㫤兄弟始建于17世纪20年代，他们从山东的圣人家乡求来孔子像安放在象棋山寺，把它改成了书院。

在明代的教育热潮中，当地的其他寺庙虽然没有像回车那样变成正式的儒学书院，但确实在当地的学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些寺庙，例如大雄石窟寺，就是当地的图书馆。麻城杰出的哲学家官员周思敬曾赠给大雄寺一大批典籍，附近的孩子们在这里学习并于日后成为高官，这使大雄寺享有盛誉。此类转变的另一个例子是坐落在名山上的玉石寺，这里供奉的是武神铁头师。在16世纪末由当地学者梁雪亭掌管后，玉石寺成了研究王阳明生平和著作的中心。尽管当时其他人对王的禅学研究颇有微词，但梁及其追随者却很推崇他的良知（天生的道德判断）学说，特别推崇他军人和学者品质的完美结合——这很适合玉石寺的尚武倾向。

这里的数字是惊人的：整个明代，麻城出了110个进士和421个举人。这些进士中至少有十人通过顶级的考试并在翰林院任职。考虑到该县粗犷好斗的性格和历史上的战略中心地位，我们也不会奇怪它还出了22个武进士和61个武举人。此外还有数百个买来的功名（贡生），这一事实反映了当地农业和商业的日益繁荣。这些数字虽不能使麻城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富庶、最有声誉的县相媲美——例如宁波在明代出了293个进士和1000多个贡生——却远远超过了华中地区的大多数县份。麻城进士的人数高于湖北省的其他任何县；位居第二的黄冈有87人，再次是江陵有70人，被并入省城武昌的江夏县仅有64人。

这些科考成功的案例在时间分布上并不均匀，明朝的前120年，麻城出了17个进士，这与明代以前微不足道的成绩相比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与同时代的其他地方相比并不算特别引人注目。例如，江夏县这一时期更为出色，出了20个进士。直到15世纪后半期，麻城的地位才显著提升并得以扬名天下。在1470年代山西布政使李正芳为修缮麻城儒学宫而撰写的纪念文章中，这一点已经初显端倪。李非常自豪而又不无惊讶地指出，他的家乡县在1467年一年就出了7个举人。从弘治元年（1488年）直到明朝终结，麻城籍进士的人数迅猛增加：总数达83人，还不包括16世纪末从该县分出来的黄安出的7个进士。麻城南面的县黄冈产生的进士人数表现出相似的跳跃性，从1368—1487年的10人增加到1488—1644年的77人，我想这很能说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两个县的成功显然都是正在形成的黄州商帮将商业利润投资于教育的结果。

宗族对明代麻城科举成就的贡献也是不均匀的。这个时期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十分富有而显赫的家族，例如西南部的商业家族程氏、东山的强人型家族夏氏，实际上没有参与这次文化勃兴，另一些家族则做得很好。事实上，该县精英留下了一份什么地点、什么家族表现最佳的记录。这份异乎寻常的文献，一方面像是当地显贵的花名册，另一方面又像家族间极为激烈的竞争的得分表。进入这份名单的标准是至少出过一个举人，共有62个家族入选。最成功的一个家族是新店周氏，在明代至少出了27个举人、7个进士。其次是锁口河刘氏，出了17个举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11人后来又考中了进士。坝上李氏自称出了16个举人、7个进士。有时几个同姓的麻城家族都表现优秀，这样就很难区分个人的家族和居住地。例如，新店周氏之外还有另两个周氏榜上有名（一个是掘断山周氏，引人注目地出了13个举人和6个进士），又有3个刘氏与锁口河刘氏一起上榜。很难弄清这些同姓家族在多大程度上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但在其他情况下，同姓的成功者都声称他们来自同一个宗族，像白果董氏（13个举人、5个进士）、七里冈梅氏（11个举人、4个进士）、脑五山毛氏（9个举人、3个进士），以及香山赵氏（8个举人、2个进士）。此外，某一地区拥有功名的家族可能不止一个，例如新店除了周氏之外，还有相当成功的谢氏和彭氏，白果除了董氏之外还有阮氏和陆氏。

明代中后期，麻城在科考上的成功总是伴随着入仕为官。根据晚清知县郭庆华的记述，整个明代有超过500个麻城人出任一个或多个官职。这一总数中除了为数众多的知县和知府外，还包括那些职位较低的人，比如县丞或县里的督学（这一时期即使最谦虚的精英家族，如白果董氏，也会炫耀自家连续几代在当地为官）。但这500多人中也有做到尚书级高官的。根据一份现代资料，帝制晚期麻城至少出了143个在大都市做官的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明代。麻城乡贤祠供奉的贤达，有53人出自明代，只有8人出自清代。民国县志《名贤篇》列出的名人，有58人出自明代，只有9人出自清代。这些明代贤达中包括1位太子太保、2位太子少保、7位尚书（其中两人在其职业生涯中做过四个部的尚书）、4位侍郎、2位主事、14位巡抚或其他省级官员以及大批高级武官。这些高级官员中有许多被编入了《明史》人物列传，其中7人享有荫庇特权，即可以挑选一名后人继承自己的爵位。至少有90个麻城人因为他们儿子或孙子的功绩而得到封赠。这样，该县在明代成功地把它的子孙推到了权力阶梯的最高端，其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也远远超出麻城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界限。

已经飞黄腾达的同乡对有抱负的当地学者官员的提携，无疑对取得上述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明代中期北京麻城会馆的建立表明，到这时该县不仅积累了为数众多的中央官员，而且他们还借此对那些来京城参加会试或谋求官职的年轻同乡给予殷切关怀。除了荫庇特权之外，大多数涉及地方裙带关系的个人谋划都被谨慎地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不过，梅之焕（后文会更多地谈及此人）职业生涯中的一段插曲，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明代政治分肥的短暂一瞥。17世纪20年代末，到黄州参加乡试的45位麻城学子的代表，拜见了刚从甘肃总督任上返回家乡的梅。考虑到中举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而事实上考生人数预计超过3000人，很明显只有极少数麻城子弟有望中举。但梅让学子代表回到黄州，并附上给主考官员的一封私信。出于对梅的尊重，那名官员单独考察了每一位麻城学子，并不成比例地让其中17人通过了考试。

和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一样，麻城子弟跻身官场高层的突破也是由于明代中后期积累。真正开其先河的是在元朝就已成功为官、受人尊敬的邹氏家族的后人邹来学。邹作为1433年的进士被任命为兵部主事，负责西北军事的后勤事务。他在1440年代的土木堡事变中表现出色，被晋升为江南总督。在总督任上，他做了一名模范官员该做的事情——减免税收、整饬吏治、兴修水利、修建粮仓、奖励农桑，但他做得如此出色，以致卸任后被任命为都御使。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坝上李氏的三代人——李正芳（1442年进士）、李庆（1469年进士）和李文祥（1487年进士）——依次在西北地区担任省级官员，在那个边疆地区战事频仍的年代，他们每个人都赢得了举国赞誉。其中文祥在一次军事失利后返回家乡，以29岁的年纪自溺身亡，这既使他得到了在《明史》中以烈士入传的殊荣，也为他的文集（由晚明著名学者王世贞出版并作序）赢得了虔诚的读者。16世纪中期，麻城人的表现甚至更加出色，16世纪40年代的刘天和、16世纪60年代的周宏祖是其领军人物，他们是明代当地两个名门的后人。

锁口河刘氏是刘名梦的后人，他曾在朱元璋的征服大军中效力，后来担任知州并在该县得到一块帝国赏赐的土地来维系自己的家族。名梦的后人刘从政是明代麻城的第一个进士；刘训（1439年进士）官至山西巡抚；刘训的儿子仲和仲辁都是1453年的举人并在当地为官。不过，名梦的曾孙刘天和（1479—1546），把先辈们的业绩推到了新的高度。根据《明实录》中为他写的悼文，天和任职甚广，作过陕甘总督、兵部和工部尚书以及太子太保。他因守卫边疆（这是麻城人的专长）和治水而声名远播。他根据自己担任（黄河）河道总督的经验编写而成的《问水集》，在明清两代被定期重印。王世贞在悼文中对刘天和称颂有加，帝国赐给他的谥号是庄襄公，并在《明史》中立传。其后代包括太子少保刘守友、著名的藏书家刘承禧、著名的晚明诗人刘侗，以及许多级别较低的官员。

新店周氏也有一个类似的发家故事，它在王朝后半段攀升到了明代官僚阶梯的最高层。我们已经看到，周家是赢者通吃的高级博彩中最成功的一个麻城家族，他们成就非凡，以至要为做过文武官员的家族成员编写传记。提升家族地位的第一位重要官员是周（1445年进士），他担任高品级的监察官员，在很多因派系而起的弹劾中起过作用，也曾被任命为山东和云南（据记载他在那里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在回家的路上因船只失事而一去无踪）的布政使。的孙子周廷徵（1489年举人）于1510年代在西北地区担任总兵，战绩显赫。廷徵的两个儿子周载和周都只是当地的小官；但到了下一代，周家开始发迹了。

在“宏”字辈的子弟中，有三人特别成功。周宏谟是1576年的武举人，他在镇压全国性起义时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因而被赐予荫庇特权。周的两个儿子宏祖和宏钥，成了更具政治色彩的全国性英雄。哥哥周宏祖（1559年进士）官至南京都御使，因其坚决打击贪污军饷之举而赢得了广泛赞扬。弟弟周宏钥（1574年进士）在京师和各省任过不同官职，曾两次劝谏万历皇帝并因此而扬名，第一次是反对皇室在国家经济困难时的奢侈行为，后来是批评皇帝不理朝政。两次劝谏，宏钥都是先被罢免而后又被召回，但职位逐渐降低了；然而，在随后的天启朝初年，他因刚直不阿且有远见卓识而被追赠为太师。

最终，周宏祖和周宏钥两兄弟都在致仕后回到家乡麻城，并被视为当地在乱世进行政治整合的楷模。两人都留下了出色的文集；都在明朝面临困厄的最后五十年间，为麻城文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