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阶级和民族

现存的文献只允许我们用推测的语气，来论述红巾军起义背后的复杂动机和天完政权的社会基础。这是汉人民族主义者反抗异族统治的革命吗？它当然是反体制的，而且是非常恶性的。红巾军残忍地杀死了每一个抓到的元朝官员：例如，《元史》记载，义军活生生地剥了一位官员的皮并挖出了他的肠子。红巾军对被俘的元军士兵同样残酷：据时人刘仁本回忆，天完军对待这些被妖魔化了的敌人：“置诸杻械，劫以锋刃，裹以绛帛，又帕其首，令鼓噪从行。”但是，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反体制的暴力是由种族的或民族的原因所激发的。红巾军提出的口号中没有流露出反蒙古（或反异族）的情绪。事实上，除了武汉那个可恨的（明显还很无能的）宽彻普化王子，长江中游地区的元朝官员和地主精英中似乎只有极少数蒙古人激起了百姓的怨恨。元朝地方政府中掠夺性书吏人数的泛滥有时被认为在部分被征服民众中引发了反朝廷的情绪，但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天完政权中两个关键的领导人明玉珍和陈友谅，他们自己都曾是县里的下级属吏。或许最稳妥的结论是，反元起义的动因与其说是民族矛盾，不如说是军事天才和觊觎帝国权力（事实上是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权）的狂热野心家们，由于察觉到王朝虚弱带来的可乘之机，而作出的主动回应。

一个更吸引人的问题是，红巾军起义在何种程度上是阶级间的经济怨恨甚或土地革命的产物。1938年蒙思明在关于元代社会结构的经典研究中认为，由于蒙古人设想的基于种族的社会等级制度从未有效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华中和华南地区），推翻朝廷的“革命”必定是以经济因素为特征的——实质上是汉族内部的阶级战争。难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会特意将红巾军运动定性为“农民起义”，将天完政权定性为“农民政府”。但西方学者往往对此表示怀疑。例如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就这一主题为《剑桥中国史》撰写的论文断定，“在元朝末年费尽心力地搜寻无果的阶级战争”是“牵强附会的”社会史。

然而，同时代的见证者们非常一致地用经济术语来描述他们观察到的各暴力派别。元朝官员的儿子唐桂芳，同时也是积极为华中地区大屠杀的死难者撰写墓志铭的作家，将黄州起义者描述为“小人”，而把他们的攻击对象称为豪右之家。叶子奇较温和地把参加红巾军的人称为“贫者”。虽然我在14世纪的文献中没有发现独立的证据，但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历史学家的共同看法，即邹普胜和徐寿辉起义誓师的一个核心口号是“劫富济贫”。唐桂芳也记载了叛乱者的均贫富思想：“金珠我有也，牛羊我有也，谷粟我有也。”

没有记载表明天完政权明确提出了当时长江下游叛乱运动中的“苍头弑主”口号，——在湖北东部的记载中看不到这样的口号也许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结构还没有那么僵化——但是许多行为表明这里的阶级关系同样很紧张。大批麻城地主非常警觉，躲到山区保护自己，直到动乱结束。唐桂芳撰写的墓志铭令人战栗地记述了长江中游精英确实受到了残酷的袭击，以及他们面对平民时的恐惧与蔑视。一个汉人元朝官员的寡妻吕夫人，几次被“不安命分”的“乡里小人”攻击，他们不但抢了她的珠宝、粮食和家畜，并“欲辱之”。她抗议道：“吾儒家女，义不受辱，乞死。”众人遂杀之。精英们四散奔逃，却像动物一样遭到渔猎，被抓住后剁碎烹煮（菹醢）。人们也许会把此类记载视为常见的夸张而予以忽略，但是考虑到麻城连年歉收致使饥饿者人人相食的记载，我们看到的确有可能是吞食富人的真实一幕。

事实上，极度饥饿也许不是偶然发生的。麻城及周边地区对地主财产的恶性攻击，可能并不是基于根本性经济变革的冲动，而是基于一种典型的粮食骚乱心态：富人和政府粮仓里的余粮本就是属于广大饥民的。当然，除此之外地主精英也被（恰当地）认为是元朝统治的同谋，事实上正是这些精英领导地方反暴民武装去对抗天完政权。引人注意的是，即便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记述天完政权的兴衰史时也承认，一旦红巾军掌权，他们政纲中的均贫富和阶级斗争成分都会烟消云散。邱树森注意到，天完政权的地方官员毫不犹豫地复制了元朝的财政汲取制度；甚至其不时宣称的轻徭薄赋计划，似乎不仅吸引了其他群体，也同样吸引了地主。1353年后，在倪文君和陈友谅统治下，地主精英们被热情地吸纳进天完政权以及后继的汉政权。总之，专家们已形成共识，即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14世纪的红巾军真的打算改变现有的财产所有制度。

起义的领导者中没有一个是农民或任何类型的农业劳动者，而是游方的僧侣和占卜师、货郎、小五金商、渔民、船家、捕快和衙门里的书吏——一群杂七杂八的人，他们在《元史》中被令人信服地统称为“无赖”。事实上，我们把天完政权看做是一群没有产业、无家可归的社会边缘男性针对有产（或至少是定居）地主的一次叛乱，或许也没有什么不妥。正如我们看到的，徐寿辉起初不过是一股流动势力，流窜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河流和湖泊，对两岸百姓以恐怖治之。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很难将红巾军运动描述成一次农民革命，至少在麻城及其周围地区是如此。因此，我们将看到，它和明末以降席卷该地的民众暴力浪潮有着显著的差别。

除了饥饿和王朝前景不明外，能够将这群无赖聚集起来的就是显然令人着迷的宗教信仰。自1950年代吴晗的著作以后，即便最具唯物主义倾向的元末起义研究者也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虔诚信仰，并认为在起义的复杂动因中（至少天完政权是这样），千禧盛世理想比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更重要、更持久。天完政权存在期间，领袖们总是在烧香、诵经、喊宗教口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哀叹道，14世纪的农民没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这使他们从阶级经济利益转向了宗教迷信——“人民的鸦片”。相比之下，我更赞同这样的看法，即天完政权的千禧理想与大众的想象和信念产生了共鸣。在回应对西方类似的千禧年运动的唯物主义描述时，E.P．汤普森（E.P.Thompson）这样说道：我们低估了这些运动，将其斥为迷狂或虚妄的想象，“……少数群体用这样的想象来表达自己千百年来的渴望……当我们说到‘想象’时，指的不仅是将更深层动机隐藏起来的言说中的想象。这种想象本身就是强大的主观动机的明证……在其历史代理人那里，它们完全和客观一样‘真实’，一样‘有效’”。在14世纪的中国，确实有理由相信宗教相对于阶级认同具有优先性。就像早先新儒学信徒们通过毁掉他们在麻城见到的淫祠向大众信仰宣战一样，元末的红巾军夷平了县城中作为精英宗教霸权象征的儒学宫来应战。

天完宗教的真正本质是什么？让我们从可以确定的少量事实开始。据记载，彭莹玉在黄州和蕲州的信徒们各自提出的宗教口号是：一个叫做弥陀、弥勒、弥勒佛或是明王的神将会出世、下世或显圣；该预言的一些变体，进一步宣称这个神“当为世主”。《明史》中记载了14世纪末该地区围绕弥勒降世而组织起来的许多小规模起义，另一些起义则被视为白莲教。当时的观察者叶子奇列举了一连串民间教派，它们为天完及其竞争者和后继者提供了混杂的来源，其中不仅有白莲教和头陀教（可能是弥陀或弥勒崇拜），还包括肯定和摩尼教有关的满摩教。

红巾军起义分明是一场千禧年运动，致力于迎接一个救世主来统治尘世，他将涤荡这世界上累积的一切邪恶和污秽，并在这一过程中推翻了元朝。这就是田海所说的中国大众宗教“鬼神救世主传统”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里表面上是佛教，实质上更可能是摩尼教。起义的领导者宣称是救世主降临的预言家，有时甚至声称自己就是救世主。在其他情境中，弥陀总是被解释为汉语译名“阿弥陀佛”，虔诚的信徒会在他的指引下轮回重生到极乐净土，而弥勒这个名字被理解为未来之佛——弥勒佛。然而在彭莹玉那里，这两个神显然被合而为一，弥勒的使命就是作为世界的复仇者和拯救者，这是起义动员的核心特征。至于运动中的白莲教因素，显然不同于后来与信奉无生老母有关的白莲教，而是一种更古老的信奉阿弥陀佛或弥勒佛的宗教变体。杨讷认为，如下事实可以证明红巾军与白莲教有关，即麻城的邹普胜及其不同追随者名字中的“普”字，正是宋代白莲教鼻祖茅子元指定为“定名之宗”的四个汉字之一。

天完与摩尼教可能有关，激起了学者们更大的兴趣。“明王出世”的口号，红巾军领袖明玉珍以“明”为姓氏，朱元璋将“明”作为王朝的名称，韩山童和韩林儿自封为大明王、小明王，明玉珍父子自封为大明主和小明主，似乎都表明了明教或摩尼教对红巾军意识形态的关键影响。叶子奇也证明，当时该地的文化场景中显然具有摩尼教（满摩教）因素。最坚决支持元末起义有摩尼教根源的，是朱元璋的传记作者吴晗。吴认为，激发红巾军信仰的主要经文是宋代的《大小明王出世经》，而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摩尼教的文本。

根据吴晗的研究，这个由波斯先知摩尼（216—277）创立的宗教关注黑暗与光明、善与恶的原始对立，崇拜他们的主神救世明王，并在唐朝女皇武则天时代，于694年传入中国。摩尼教成了回鹘的国教，而回鹘在9世纪初隶属于唐朝。840年代，作为武宗皇帝大规模捣毁佛教寺庙运动的一部分，摩尼教被禁止，寺院被没收。此后，没有寺院、没有外国传教者帮助的明教变成了一个更加汉化和多样化的秘密教派，其教义中光明战胜黑暗的末世论，吸引了五代与宋朝各种各样的平民反叛运动。它在东南沿海地区影响很大，但到南宋和元代其范围也扩展到了江西、安徽和华北平原的南部地区。明教信徒都是严格的素食者并在菜堂聚会，宣扬适度节俭和相互帮助，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团结精神，经常与本地居民发生冲突。主要基于对现世之腐败和需要用暴力去净化它的共同看法，明教教徒与摩尼教和白莲教教徒逐渐开始融合。正是这一传统，嵌入了彭莹玉及其各种武装支持者的教义中。

吴晗的看法得到了后来学者不同程度的接受。大部分研究红巾军起义的西方史学家，包括爱德华·德雷尔、牟复礼和明玉珍的传记作者约翰·达迪斯（John Dardess），沿着吴的指引去探寻摩尼教的影响，只是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更为谨慎和踌躇。但西方研究摩尼教的知名学者刘南强（恰巧也是华裔）反对上述观点，认为“明”字出现在两个传统中不过是一种偶然。刘承认《大小明王出世经》对反元叛乱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这一文本完全是标准的弥勒佛经，并没有明显的摩尼教色彩。与刘没有联系的中国学者杨讷，发现弥勒本身在佛经中被称为“主佛光明之王”，基于此他认为“明王”的称谓未必来自摩尼教的影响。不过，最近石汉椿再度重申了摩尼教教义在红巾军运动中的核心作用。

在我本人看来，现存的有限证据更能支持吴晗而不是刘的观点，但是我也感到，一度引人注目的异国信仰对元末麻城起义的影响是怎样被削弱的这一问题，也许很有趣，但并不是真正最吸引人的问题。定期爆发的大屠杀打断了从14世纪到20世纪中叶麻城的历史进程，而千禧宗教仅仅在元末起义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但是其间也有逗留不去、令人极度不安的连续性。美国记者斯诺曾于1930年代访问大别山地区，他立刻对共产主义革命产生了同情，但是也对它的残酷感到恐惧，把当地人的态度描述为一种独特的“摩尼教”。他这么说并不是指该地元末起义中的千禧信仰（无疑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指对敌人那种完全的、毫不妥协的仇恨，将会纵容（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起义者以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行为去消灭他们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