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制度导致中等收入陷阱？
只有在历史的创作者面前，历史才会展开它的考卷。在这个新的时代，历史展开了一张全新考卷。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在中等收入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可能大幅度放慢，从而带来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它是一个高风险时期。中国如何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这是我们时代的问题。中国一定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为什么？因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原教旨市场化改革导致的，是金融危机、贫富悬殊、政府无作为、创业和产业升级太缓慢导致的。总之，中等收入陷阱是原教旨市场经济的必然归宿。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有效避免了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
首先，中等收入陷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1960年，世界上有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经济体，到了2008年，只有其中的18个超越了中等收入阶段。那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经济体都实行市场经济，先后都推行过金融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它们的市场化程度比那些超越了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更高。而那18个超越了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包括以色列、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它们虽然同样都推行市场经济，但是却不是原教旨鼓吹的那种市场经济，政府扮演着更加明显、更加直接和更加重要的角色。香港就更特殊一点，在过去长期扮演中国内地同外部的窗口和桥梁，在改革开放中又搭上了中国经济的快车，尤其是在20世纪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内地的坚强后盾帮助香港击退了国际金融资本剪羊毛的企图。那101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体，80%多都失败了。结论：（1）当今世界，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体都滑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2）那些市场化比较激进的经济体都很深地滑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原教旨市场化是催化剂。
它们是如何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呢？
第一，金融自由化改革导致金融安全的缺失和债务危机。拉美和亚洲有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大搞金融自由化和过度的金融开放，极大地降低了金融安全，变成有些金融大国剪羊毛的优选对象。以拉美国家为例，20世纪60—70年代就搞金融自由化，金融体系变得相对脆弱。那是一个石油价格迅速飙升，石油美元泛滥的时期。大量的石油美元热钱流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商业银行，之后又有计划地流入拉美，形成所谓的“石油美元再循环”，导致拉美通货膨胀，债务攀升，货币大幅升值，资产泡沫增大。拉美国家依靠外债推动经济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国际资本市场高频率地唱好拉美。后来，美国为了控制通胀，在80年代实施高利率。拉美国家政府和企业的债务成本迅速上升（利息成本上升，债券价格大幅度下降），集结号一吹响，国际资本大量抛售拉美国家被拉高的资产，大肆出走，导致严重恐慌，而恐慌导致更加严重的资本出逃，导致严重的银行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及严重的货币贬值，大量企业破产，国际收支出现危机，最终滑入金融危机。几十年的发展成果，被别人一朝剪走。在危机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大幅度推动经济自由化，导致了几十年的困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类似的剪羊毛周期。亚洲的许多经济体在有些人的忽悠下，迅速搞了金融自由化，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已经难以抵御宏观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联储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大量热钱流入亚洲经济体，变成短期投资，抬高了债务和资产价格。一时间亚洲经济出现了短期的繁荣。到了90年代中期，美联储开始收紧流动性。到了1997—1998年间，热钱开始大量流出，资本开始出逃，由于这些国家的汇率紧盯美元，吸引了国际金融狙击手的全面进攻。拉美被剪羊毛的剧本在亚洲演绎了一次。剪羊毛的操盘手，不只是金融大国，甚至在自身利益驱动下，许多本土资本也变成了剪羊毛的白手套。金融大国，通过华尔街和媒体制造恐慌。一旦金融恐慌形成，许多国内资本也会加入这个出逃的行列，纷纷帮别人剪自己国家的羊毛。拉美和亚洲那些经济体的教训是：（1）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2）危机初期的时候，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扎紧金融篱笆，没能让那些剪羊毛的剪到钢齿上。比如，有人这次想剪中国的羊毛，被中国及时制止住了。这不仅同国家实力有关，也与国家意志有关。金融不安全是拉丁美洲和许多亚洲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直接原因，而市场原教旨主义对此避开不谈，大力提倡金融自由化等等，反对政府为了金融安全采取的种种措施。此外，金融自由化颠倒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它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不是着眼于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而是关注金融泡沫，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入金融市场，导致实体经济的货币投入相对减少，导致实体经济投资相对萎缩。结果就是实体经济的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人均GDP增长缓慢。
第二，就是贫富悬殊。有人提出“不平等陷阱”（Inequality Trap）同中等收入陷阱密切相关。“不平等陷阱”是指当收入不平等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以后，这个不平等本身就成了解决不平等的障碍，一个经济体就此进入了持续的不平等时期，陷入了“不平等陷阱”，不平等制造更严重的不平等。用中国比较流行的话说，在收入不均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以后，“先富帮后富”就成了空话，最后变成“马太效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有一个数量标准。在不平等达到某种程度后，就应当着手解决它，否则就要掉入“不平等陷阱”。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存在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不平等陷阱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导致中等收入陷阱：（1）不平等导致总需求不足。市场经济体系，在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相对贫困持续扩大，相对于中等收入阶段增长了的供给，总需求相对不足更加严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骤然放慢。（2）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需要转型，而总需求的严重不足迟滞了这种转型。（3）不平等带来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而教育是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条件。（4）不平等限制产业升级、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中等收入阶段，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产业升级和创新非常重要，提高国际竞争力非常重要。这些都需要相当广大的国内市场的存在。产业升级需要国内市场；创新需要国内市场；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起初需要有国内市场来培育相关的过程。然而，不平等或相对贫困化极大限制了这些国内总需求和市场容量，妨碍产业升级和创新。总之，国内产业升级的市场培养，需要缓解贫富悬殊程度。市场原教旨主义包括它的金融自由化大规模地扩大了贫富悬殊。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相当严重，如果不依靠政府手段，如果大规模地推进金融自由化，就可能会落入“不平等陷阱”，进而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另外，贫富悬殊还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社会政治的动荡也正是许多陷入中低收入陷阱的国家遭遇的主要问题之一。
第三，政府无作为延缓产业升级。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面临两面夹击的困局。一方面是低收入经济体依靠低工资在低附加值的成熟产业或传统产业方面占有优势；另一方面是高收入经济体在高附加值的技术和创新产业方面占尽优势。这种两面夹击，就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种挑战：在低端产业我们正在失去低工资优势；在高端产业我们面临强大对手。应对这两个挑战必须迅速加快产业升级，实行大规模的进口替代。通过进口替代，依靠国内市场培育竞争力，最后打出去。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需要产业升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低收入阶段，提高劳动生产率比较容易，主要办法就是把农村的剩余劳动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即把剩余劳动从低生产率产业向较高生产率产业转移。在中等收入阶段，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向劳动生产率相对高的产业的转移大部分已经完成，农村的剩余劳动不再取之不尽。这个时候，为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依靠创新和产业升级，就必须有强大的产业政策支持。个别的企业可能不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而成功，但是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面临发达国家的全方位的技术围堵，全面的产业升级无法依靠市场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产业政策非常重要。通过产业政策推动创新，推动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商业化、市场化。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在原教旨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下，没有及时推出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没有及时完成产业升级转型，没有成功推动一部分经济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
原教旨市场化是反对产业政策的。产业升级带来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人均GDP增长的主要源泉，是越过中等收入阶段的必然选择。然而，从美国的历史经验和严酷的国际竞争现实看，我们需要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在国际市场上技术和产业竞争非常激烈，许多中等收入经济体面临的产业和技术转型的窗口期就那么一二十年，错过了就可能永远错过了。世界竞争是不会给你无限的窗口期，让你慢慢爬的。难道原教旨市场化真的幼稚到看不见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和产业上的围追堵截？难道它们真的认为在国际上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竞争是简单的市场现象？难道它们真的看不到没有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中国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完成大规模的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难道它们真的不知道，在技术、专利、市场、产业链都被人家占领的时候，没有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中国就只能在低端产业徘徊，会受到低收入国家的低工资产业的严重挤压？难道它们真的认为，我们拥有一个无限延长的窗口期，可以奢侈地让市场力量自然而然地推动我们的产业升级？那80多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就是没有及时完成产业升级，许多至今依然是资源驱动的经济类型。以拉丁美洲的经济为例，在20世纪60—70年代，大约40%的机器和消费品都从美国进口，出口一直依靠原材料等资源。而韩国、以色列和新加坡等等，则及时地实现了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有赖于政府的产业政策，有赖于政府同企业的合作。在产业升级方面，政府一定要给中国企业足够的政策，不能简单地把它们推向市场。
总之，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市场经济的现象。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强化金融安全，缓解贫富悬殊，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市场原教旨主义提倡金融自由化，放弃金融安全，推动贫富悬殊的扩大，妨碍产业升级，是一条通向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