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第二次改造

投资不是线性的，历史也不是线性的。钟摆的来回走动是推动指针的力量。历史的螺旋回归是它前进的方式。我们走路的时候可以抄近道，而历史却往往绕着走，那是不同力量较量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逐步成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主流。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通过控制政治权力来重塑经济关系，最后达到财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通过攫取政治权力从而实现对中下层公开和合法的掠夺的。

市场经济经历了第二次巨大的改造。这一次是对前一次改造的改造。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复辟。它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降低富人税收；

（2）削减公共开支；

（3）打击并限制工会和它的集体谈判权力；

（4）私有化；

（5）减少政府监管。

这些政策和推动它们的经济思潮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其实质就是旧有的市场经济的复辟。“新”其实是“旧”。（无论你有多么憎恨新自由主义，只要你提倡上述经济议题，其实你就是在提倡新自由主义。）

伴随着这种经济制度的复辟，罗斯福开启的历史进程开始逆转，贫富差距开始扩大，中下层相对贫困化急剧扩大。

这一进程在苏联解体以后急剧加速。

以美国为例，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9左右，上升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0.47，超过了大萧条前夕的水平。

最富有的1%占有的社会财富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20%左右，上升到2007年的40%。

美国贫富悬殊的加剧，也得到了官方机构的承认。美国独立于两党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1979年到经济危机爆发的2007年，最富有阶层的财富成指数增长，“（美国）家庭税后的收入分配在2007年比1979年更加不公平”。它指出顶部1%的阶层收入增长了275%，而占人口60%的中产阶级的收入，同期只增长了40%。不仅如此，在这段时间，位于底部的90%的家庭，其税前平均收入下降了900美元，而顶部1%的家庭却增长了70万美元。1992—2007年，收入最高的400人收入增长了392%，而他们的平均税率却减少了37%。

这些数据表明，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它表明彻底的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致贫的体制，只会导致中下层更加贫困。对此我们要有客观和清醒的认识。

在那段时期，原教旨市场经济思潮必须从过去寻求它的诗意和灵感。旧日的回忆被涂抹成了今天的现实。

旧有的经济关系被复苏了，这不是个别现象。全面的复旧导致全面的贫富悬殊。

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两大实践，一个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一个是欧洲的社会民主模式。前者强调自由市场和私有制，后者偏重国家福利调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两个模式都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主导，都推动了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导致贫富悬殊急剧扩大，中下层的相对贫困化加剧成了普遍的现象。比如经合组织的17个国家工资占GDP的平均比重，1979年为75%左右，到了2005年却下降到66%左右——几乎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美国从1980年到2006年人均GDP增长了67%，而中等收入群体却只增长了16.9%。可见，GDP的增长（生产的扩大）同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相对贫困）并存是这两个模式的共同现实。

无论是社会民主模式还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由于它们在新自由主义上趋同，在解决贫富悬殊方面都失败了。

中下层贫困化的不断扩大，加剧了中下层的苦难，导致了中下层的普遍反叛。

前文所述的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体。参与其中的中下层，因其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不同偏好而被分为左中右。但是，中下层的这种反叛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的苦难是真实的；中下层的这种反叛是共同的，因为他们的苦难是共同的。这种真实而共同的苦难是没有国界的。看看普京以前的俄罗斯，看看阿拉伯之春以前那些国家，看看欧洲有些国家，再看看美国。那是一种世界现象。无论肤色、信仰、宗教、性别、年龄、民族有多么不同，中下层都被扔进同一个苦难的炼狱。

这种真实而共同的苦难产生于相同的经济关系，加上政治制度的腐败，使得这种苦难通过政治程序而不断扩大。西方自1980年以来通过控制政治权力来重新构建经济关系，肆无忌惮地掠夺中下层人民的历史，演绎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活剧，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它表明，一个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国家制度和坚定的政府多么重要，它是大多数人民利益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这也表明，西方拆开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学独立出来的做法在人类实践面前是多么的肤浅，它为少数富有阶层通过控制政治权力进而控制经济过程开了一个巨大的后门，把大多数人的利益名正言顺地从后门扔出去。西方的这一实践表明，在代表少数人利益方面，政府是强有力的。

这些共同的现象，再次迫使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有没有平等？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它迫使我们认真思考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迫使我们思考政治制度的选择（担纲集团的选择）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反过来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这就是1980年以来西方的历史，就是当今西方社会族群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政府持续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时候，要解决当今西方的种种问题，政府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本身。这就是中下层反叛的实质，也是特朗普就职演说的中心话题（我们不评价他的政策，只是就事论事）。要改造现状就必须先改造政府。这大概就是当今西方中下层想说的。而中国道路恰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中国道路或中国方案的核心，就是一个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制度和担纲集团。这是中国道路坚实的历史现实和理论基础，回答了当今世界其他方案需要回答而无法回答的核心问题，在当今世界具有普遍意义。

马克思回答了这个问题。旧制度的复苏用感性的语言再次回答了这个问题。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写了一本书，一本名为《经济学》的教材。这本教材风行全球，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著名经济学家高鸿业先生译成中文。相信许多老一代经济学家就是从这本书开始接触西方经济学的。萨缪尔森也从经济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萨缪尔森说：市场经济不能保证分配公平、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会产生不公平现象。即使具备有效率的完全市场竞争的理想条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收入能被公平地加以分配。结果将是收入和财富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会长期在一代代人中存在下去”。

就这一点而言，萨缪尔森得出了和马克思一样的结论。

萨缪尔森从体制内对市场经济做出的这种判断不仅表现了他的求实态度，也展现了他的人文主义勇气。他终身研究和传播市场经济理论，却能揭开它华丽的外表，指出它的致命弱点，揭示出它背离了启蒙运动追求平等的精神。直陈市场经济的弊端，改造和完善市场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真正支持者。那些掩盖市场经济根本问题的思潮，只能导致中下层对市场经济的反叛。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人类就在寻求解决市场经济这种相对贫困趋势化的手段。20世纪1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告诉我们，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政治。政治手段又分为两种：制度内和制度外。

20世纪人类为此进行了许多制度内外的试验。它们是现代人类众多经济探索的一部分，给后来者留下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史诗。这些经济试验开风气之先，以创新的手法把自己书写在历史的记忆里。就制度内试验而言，只有罗斯福到里根前这一段时期，相对贫困化才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不管是制度内还是制度外，改造政府和政策都是核心。

历史上总有那些开风气之先的人。他们要在没有道路的荆棘中探索出一条路来的勇气和智慧，值得后来者尊重和借鉴。他们即使倒下了，也成了高耸的分水岭，在他们身前身后，历史从此不再一样。

回首那段历史，我们没有必要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倒掉。

人们坐在夏日有冷气、冬日有暖气，点缀着真真假假的植物的豪华房间里玩弄数据，争论概念。但是，冷冰冰的数据和概念背后却是千百万微不足道的活生生的人的命运。

美国这一轮经济扩张已经持续八年，是一次相当长的扩张，也是一次非常低速的扩张。在这个经济扩张的表象下却是中下层的普遍反抗和不满。伴随着经济扩张的持续，露宿曼哈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他们坐在地上，身前放一张纸板，有的写着祈求和感谢的话，有的写着自己的简单背景。他们中有男有女，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退伍军人，也有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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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初，一场大雪下了一天多。一英尺多深的雪把纽约紧紧裹住。第二天早上，阴沉的天空，还在肆意地往下面大把大把地撒着雪渣。凛冽的寒风，好像要把大地上最后一丝暖气刮走。从位于34街和七大道交界的火车站到时代广场的第七大道上的两边街道上，平时栖息街头的众多流浪者，不知到哪里去了，匆匆忙忙的街道似乎少了许多习惯的风景。在39街一幢建筑物的窗沿下，蜷曲地坐着一个孤独的影子，身子裹在半湿的毯子里发抖，蓬松而凌乱的头无力地挂在胸前，面前放着一个乞钱的纸杯，一个乞食的塑料盘，中间竖着一块纸板，就是从纸包装箱撕下的那种，上面写着“饿极了，任何帮助都感激不尽”。他偶尔抬起头来，望一下匆匆的行人。苍白而下塌的脸上挂着两颗深陷的眼睛，里面躲闪着饥饿燃烧的光芒。他来自偏远的地区，那里有广袤的原野，清新的空气，到处都流淌着大自然的美丽。他热爱他的家乡。但是，家乡没有产业，没有工作。年复一年，都是这样。这里平时看不到外人。一到选举年，政客们就都拥挤着来了，集会握手鼓掌照相，保证要改变现状，要带来工作。选举以后，一切又都回归原状。他们重新被遗忘。有人告诉他，纽约是很有钱的地方，年轻人要跟着钱走。于是他告别家乡到纽约找工作，到了纽约他住不起旅馆。白天找工作，晚上露宿街头。在花完最后一分钱以后，连家也回不去了，就加入了纽约浩浩荡荡的无家可归者队伍。何处是他的家乡？

这些年来美国贫困现象越来越严重。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偏远山区，锈带地区，许多大城市的内城区问题越来越严重。那里的人们似乎在自生自灭。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政治决心，需要政府的强大推力。然而，政府能代表这些贫穷的下层人民的利益吗？曾经拿出过像样的办法吗？没有。不像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让几亿人口脱贫，对遗留的贫困问题，各级政府都制定了扶贫措施，精准扶贫。许多美国人了解到这一点，一边赞同，一边说不可复制。为什么？了解美国政治经济运作的人都知道原因。

政治和经济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制度、担纲集团多么重要。

市场经济的不平等通过不平等的政治而放大，正在制造着新一代现代化的弃儿，他们被遗弃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