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便车论”到“制度论”

——历史较量下的中国方案

金融危机是美国加速衰退的转折点，是中国加速崛起的契机。中国和西方经济在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让西方许多政经人士大为吃惊，因为他们的眼耳里充满了中国崩溃论。他们相信西方的道路是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无法替代；中国从1949年以来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是注定要崩溃的。过去60多年，中国是在崩溃论当中崛起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苏联解体后，崩溃论更是甚嚣尘上。在崛起过程中，恶意的谩骂和善意的担忧，同鲜花和掌声一起伴随中国。崩溃论曾经像洪水一样涌来，然而，中国却像航母一样破浪前行。那些被崩溃论催眠了的人士，一朝醒来，看到中国和西方的这种逆势消长，吃惊的程度不亚于见证了天方夜谭变成现实。那些客观的观察者终于有了比较清醒的眼光。

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美国银行界，到现在，20多年，一路走来，在业内，对中国因素的体验如同穿越隧道，现在终于走出了隧道尽头，满眼都是阳光灿烂。亲身体验可以梳理成以下几个辫子。

第一，崩溃论逐步销声匿迹。过去几年来，与许多业内同行在专业和非专业（投资决策和非投资决策）场所，讨论过中国经济。在业内，那些崩溃论几乎销声匿迹（当然还有），怀疑论逐渐稀少，肯定的声音成了主流。

第二，“制度论”逐步占主导。即使是那些一直看好中国经济的人士，他们关于中国的认识，几年来也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在金融危机以前，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搭了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便车，是它们的市场开放带来的。金融危机以后，他们发现西方市场的相对萎缩，西方经济的下行和困境，不仅没有导致中国经济的相应萎缩，反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逆势增长，他们开始从“便车论”转向“制度论”，开始从中国的制度安排来观察和解释“中国奇迹”。在见证了拉丁美洲、日本、美国、欧洲的经济灾难以后，有些乐观者甚至认为：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有效防止、管控、应对经济或金融危机。而且中国是一个资本自足有余（Self-funded）的经济，能够避免上面那些国家的问题。相比之下，他们对中国经济的风险评估，好于中国对自己的评估。

第三，“制度论”成了美国对中国新的地缘政治的基础。这个从“便车论”（技术性）向“制度论”的认知转变，是业内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也是美国精英对中国认知的一个巨大转变。正是基于这种“制度性”认知，业内许多人，甚至包括美国政经界的许多大佬都认为，未来5～10年中国将开始取代美国，从那以后，这个过程将不可逆转，美国的衰退将更加不可避免。他们中的许多人过去真诚地认为中国的制度不如美国，现在他们同样真诚地认为中国的制度优于美国，在下一轮经济竞争中，美国很有可能被中国甩在后面。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开始规划地缘政治和经济金融。当然，他们对中国制度的认知各不相同。以班农为例。班农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了中国的成功，将使中国在未来5～10年内逐步取代美国。为了阻止这个过程，他们开始寻求长期的战略安排。他们开始考量如何在未来5～10年，阻止中国进一步战略崛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何在更长远的时间内，防止中国进一步取代美国。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安排是建立在对中国“制度红利”的长远评估上的，是基于对中国崛起不可逆转的“制度性”评估上的。它的许多举措绝对不是短期的操作，而是长期的战略步骤。

第四，“制度论”带来新的战略考量。在依靠“技术性”思路来解释中国崛起的战略框架里面，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暂时的，是“便车效应”，它会导致中国经济制度逐步与西方趋同，结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逐步与西方趋同，“中国奇迹”将自动消失。那些年里，西方不太把中国经济奇迹当一回事。现在变了，“制度论”占了上风，而且中国旗帜鲜明地宣布要坚持自己的道路和制度，于是有人希望从制度的角度阻止中国的崛起过程，办法就是按照美国的经济模式来彻底改造中国，去掉中国成功的“制度性”因素。“制度性”博弈，从经济政治制度上改变中国，去掉中国崛起的制度因素，将是地缘政治战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陷入别人“善意”的制度建议，大约是中国改革必须避免的一个偏向。

在那些关于中国制度的薄弱印象这个问题上，过去中国自己也许有些可以圈点的地方。有这么一个例子。在本世纪初期，有个英国人提出了“北京共识”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替代方案。这是西方流行最早的关于中国“制度优势”的提法。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开始热烈讨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中国国内也有民间的呼应。但是，真正了解中国模式的人都知道，所谓“北京共识”忽略了中国模式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社会主义。究竟应当如何解释中国的成功？好像当时中国不太强调制度的特点，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差异是发展阶段带来的，将来中国发展了就会同西方制度趋同。有一种去意识形态的影子，这大约是意识形态上的“韬光养晦”，是一种技术性处理。但是，这种“未来趋同论”在海外中国观察者之间，甚至在国内可能都引起了一些意识形态的含混，引起了对中国道路可持续性的怀疑。如果像“未来趋同论”认为的那样，中国今天的制度是暂时安排，是通向西方制度的临时跑道；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跳上西方那艘航船的撑竿，说明中国自己都没有把成功归结于自己经济政治制度的成功，而且这个制度最终是要被这样那样放弃的，要向西方趋同，要在经济制度上趋同，甚至在政治制度上趋同，那么有谁会相信中国将来会持续以超越西方的方式发展？如果当时中国亮出旗帜，是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中国道路的成功，可能就不一样。

现在不同了，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中国展现了高度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乐意向世界介绍和推广中国的制度。在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制度后面有无比坚定的意志和自信。世界也开始接受中国制度优势的事实。“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以多种文字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媒体上。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这迎面而来的大国雄风。5000年文明的复兴，需要这种无比坚强的意志和自信，需要毫不含糊地向中国和世界宣布道路和制度的选择。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文明的复兴是政治、经济、军事、意志的全面复兴。

中国的道路自信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同美国民众目前对美国道路的反叛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道路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拥护。2017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个正能量的奇迹：《战狼2》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追捧。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票房高达50亿元。如果平均票价以50元计，约有1亿观众观影；如果以100元计，也有5000万观众，这还不算通过其他渠道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人气高涨，好评如潮。对此，电影的主演吴京有一个非常客观的解读。他在一个访谈中大概这样谈道：这是时代创造的，要归功于时代。爱国的热情普遍高涨，如同干柴一样，满地都是，我不过是一根火柴，轰的一下，火就燃起来了；如果在1840年就不一样了。这种自发的强烈爱国热情来自哪里？来自国家的强盛，来自个体的幸福，来自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信和对国家的信任。

战狼的观众共鸣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是一个时代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符号，是敲在时代旋律上的一个嘹亮的音符。

它表明，中国道路厚植人心。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书写历史的时代。每个时代都会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细节，但是，不是每个时代都有幸成为开启未来历史的节点。历史的长卷展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方案”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走符合自己历史条件的道路，实事求是，不盲从，不抄袭，不炒剩饭，充满辩证法和两点论。中国道路不是通向那艘危船的跑道。中国道路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演绎另外一种历史发展的可能，另外一种选择，另外一种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国际治理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历史的大较量没有结束。“中国方案”把历史还原到历史的手中。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东西方两大文明的较量和融和将改变未来历史的方向，把历史的发展推向更高的阶段，中国道路在政治经济国际治理等领域的独特实践将为人类打造出新的理论。中华民族将同历史一道攀登新的高峰，在全面复兴自己的同时，把人类历史规律的演进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