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理想彼岸

——美国的内部危机

在中国有些知识精英和媒体眼里，美国就是理想的彼岸，中国的未来就是渡船到那个彼岸去。其中，对美国有太多的想当然，太多的过誉。2016年的世俗画，演绎了危机美国。这些危机告诉我们，美国不是理想彼岸，恰恰相反，面临许多危机。

在所有的危机之中，最根本最致命的危机，就是经济制度的危机，就是经济制度层面的阶层或阶级危机。它扩大贫富差距，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中下层普遍的反叛和不满，导致多层次多方面的危机。财富的集中导致对政治程序和决策程序的垄断，这种权力垄断又导致资源和财富进一步流向富有阶层，形成了一个财富高度集中——政治高度垄断——财富进一步集中的循环。经济制度本身没有破解这个循环的机制和钥匙。这种制度循环不仅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是里根以来新自由主义精心打造的系统工程。精心推动的财富和收入的集中，撕裂阶级，导致阶级的严重分化和对立，是美国面临的最根本的危机。这是理解2016年和美国现状的钥匙。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的阶层或阶级在经济上的差异和对立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巨大，中下阶层的不满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激烈。在所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中，这个阶级差别和矛盾的根子都清晰可见。

美国梦危机。伟大的国家，有伟大的梦想。在美国正统的历史叙述中，美国梦是美国伟大的商标或品牌。从里根以来，过去30多年，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都有巨大的增长。而中下层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新增的收入，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科技创新等等带来的所有财富和收入，都流入了少数人的手中。美国梦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呓语和少数人枕边的特权。面对噩梦一般的现状，现在究竟有多少中下层还相信美国梦？“梦”不属于每个人，出现了阶级的分化。2016年的政治热剧中，中下层对制度的特有叛逆，为美国梦做出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为悲凉和最为雄辩的回答。经济决策、经济政策、经济增长都出现明显的阶层/阶级偏好，同广大中下层追求幸福的渴望脱节，同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脱节。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反而伴随着中下层普遍的贫困化。

经济的慢性衰落危机。2008/2009年美国的战略产业，金融霸权赖以存在的金融产业出现严重危机，自那以后，美国经济进入一个低增长的“新常态”时期。

总需求严重不足，供给侧严重失衡，导致总量和结构、生产和要素双重失衡。

（1）从总量需求上看，中下层越来越严重的相对贫困，导致总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价格下滑，投资疲软等等，出现经济空心化，严重困扰着美国经济。

（2）从供给侧方面看，经济决策权为少数人垄断，服务于少数人对财富的贪婪，导致经济决策同社会的整体和长远需求脱节，出现严重的结构失调，导致生产和要素配置的失衡。

收入和财富的集中有两个趋势：在社会范围内从中下层向富有阶层集中；在富有阶层内部从生产货物和提供服务的向控制金融资产的集中。金融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实体经济空心化。财富集中导致权力集中。

经济决策权在富有阶层、中下层和政府之间重新分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1）决策权高度集中在极少数富有阶层手中；广大中下层被完全排斥在经济决策以外，他们被简化为消费者符号，他们的经济决策被简化为消费决策，而消费决策范围和数量又因漫长的工资停滞而削弱。

（2）（新自由主义主导下）政府的经济决策权被极大削减，那些被削减的经济决策权被进一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两个彼此相连的历史过程，导致全社会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在少数富有阶层手中。所有的决策都是为了少数人对财富的进一步垄断，都受短期利益的驱动，导致供给侧（要素，结构）严重失衡。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过去几十年关于投资的决策，关于基础设施的决策，关于实体经济的决策，关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决策，关于医疗卫生方面的决策，关于解决绝对贫困的决策，都是光打雷不下雨。美国供给侧方面的问题和需求侧方面的问题，许多人都看到了，都知道要调整，就是调整不了；都知道要改革，就是改革不了。原因就在于：经济决策过程严重缺乏民主和社会参与，问题丛生，进入了一个非常低增长的阶段，一个慢性衰落的阶段。

政治危机。2016年的大选其实就是来自两翼的中下层民众基于经济现实，对现存制度和建制派的挑战。现在，美国中下层阶级中究竟有多少人认为目前的政治和决策程序有利于解决他们面临的经济问题？现在的美国，经济和财富的集中导致了政治过程和权力的集中，广大中下层感到被边缘化。这在特朗普的就职演说中有非常清晰的表达。两个主要政党都在失去基本面的支持。

政治危机还表现在中下层阶级的政治冷淡，投票率很低，政府总体支持率很低，政府关键决策机制基本瘫痪，政治决策结果被少数阶层绑架。执政者考量的往往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而是如何赢得下一次选举，如何酬劳自己的支持者，如何规划退出公职以后的经济出路。而合法的权钱交易、院外游说等等，则导致公共权力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

国家的决策资源和决策程序很多时候变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比如，在奥巴马时期，共和党掌控的美国参众两院多次通过了对奥巴马医保的否决案。而在2017年，该党控制着国会两院和行政当局，却反而无法通过类似的法案。为什么？滥用决策资源，把国家的决策程序变成儿戏。在奥巴马时期，共和党知道任何否定奥巴马医保的法案都会遭到奥巴马的否决，所以，就不顾法案的实际效果，不顾它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负面影响，为反对而反对，如同儿戏。几乎年年如此。而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共和党知道通过的法案会变成法律，所以就有人认真考量它对自己选区和未来选举的影响了，结果又是反对。这类游戏，过去二三十年逐渐增多。大量的决策资源被消耗在这类儿戏上了。也可见，在国家决策层面两党对立到了什么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前，两党还可能在许多决策议题上达成共识，现在是越来越难了。

过去30多年，美国的社会政治纤维、权力的基础结构发生了严重的对立性分化。这种基础变化，读者一定要注意，它可能是了解美国两党恶斗的钥匙。

几十年来，中下层急剧沦落，社会不满急剧上升，导致了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分裂，这种分裂也反映在基本民众上。一方面是为了党派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利于对中下层人民政治参与的控制，美国国会在过去几十年不断地根据党派的选举需要重新划分选区。比如，许多原本比较混合的选区，就被重新划分，变成清一色，让某一个党占多数。现在的美国选区几乎都被这样划分过了。划分的结果就是选区具有强烈的党派色彩。每个党都有这样的权力基础。美国选举是赢者通吃，这样的选区选出来的几乎都是该党的候选人，除非特别的因素。从这类选区出来的议员几乎不可能同另一党派合作，否则就可能在下次落选。全美大部分选区都这样，国家层面两党合作的基础就非常小了。于是，国家层面的决策平台，变成党派表演的舞台，变成向自己选区表演的舞台。这种划分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便于精英垄断，尤其是两大党的垄断，每个选区都有党派色彩，几乎没有给新的政治力量留下任何可供实际操作的空间。不仅如此，还便于精英控制选民，把选民的“民主”参与和热情变成党派的选举工具。

两党难以妥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背后的金主不愿意妥协。美国的竞选政治，资金和资源非常重要。而那些大金主们在捐献的时候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利益主张的，候选人必须承诺。议员如果违背了这些承诺可能就会失去竞选需要的资金，就会落选。为什么共和党再三推动医保法案，原因就在于此。

民主在于细节。有些人读了几本书，看了一些类似章回小说的介绍，就大而化之地认为自己掌握了美国民主的精髓。其实，这些人头脑中的美国民主严重缺乏细节，缺乏实际运作的线索，往往不真实，是他们自己的幻觉。没有细节就没有实际。他们宣传的美国不是美国人的美国，不是由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细节总和构成的美国，是他们头脑中的美国，是一个用抽象价值演绎的乌托邦。中国许多老一代知识精英引进西方文化，让中国放眼看世界，功绩很大。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太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引进得太匆忙，有些囫囵吞枣；也有些人可能缺乏对美国等国家真实的生活阅历，即使生活在美国也游离于美国真实的生活之外，而局限于书本和想象。总之，他们对西方的介绍，有许多脱离实际的地方，有太多太慷慨的过誉。

管理危机。经济上的严重分裂，导致社会严重撕裂，美国陷入两党恶斗，党派利益，特殊利益集团，某些极端的意识形态争论，几乎耗尽了美国国家层面的管理资源。有人指出，联邦政府出现空前的管理危机；依靠政治过程来解决贫富悬殊和经济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再加上经济决策权集中在少数富有阶层手中，社会或政府缺乏必要的或充足的管理权力和资源，对极其富有的阶层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

信仰危机。2017年总统就职演说，没有一句涉及美国过去赖以教训别人的价值体系，谈的都是社会分裂，贫富悬殊，都是对制度和建制派的批判。至少在这个演说里面，关于“民主和专制”的争论终止了。它脱掉了“普世价值”这个“白富美”所有的伪装，“民主”没有解决反而导致了前面所举的那些危机。不同的阶层或阶级根据自己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对那些“普世价值”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广大中下层没有认同它们，不认为它们（“民主”“自由”）表达了自己的利益和利益诉求，对它们采取了冷漠和批评的态度。原创者已经指出了原始版的问题，而中国有些追剧的人还在为原始版辩护。当今世界，究竟有多少国家把“普世价值”当成终极价值，究竟有多少人把“普世价值”当成所有人的价值？至少2016年，给了我们不容含混的答案。2016年以前，迷信“普世价值”的人还可以拍拍腰板，把别人当成一个标杆。2016年以后，在听了中下层那么多的呐喊，看了他们那么多的叛逆以后，还这样虚张声势的话，可能就应当读一读《呼啸山庄》了。那里面的男主人公，把风雪夜的凄厉呼啸，听成了凯瑟琳美妙的呼喊。

基础设施危机。金融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和不足是美国供给侧的突出问题。美国基础设施当年领骚世界。而现在，全面破败，许多地方几乎难以承载经济和生活的需要。改造这些设施需要几万亿美元的资金。美国不是没有钱，而是钱集中在富有阶层手中，他们追逐短期的利润，而缺乏投资基础设施这种资本密集、周期漫长、回收缓慢、风险较高的领域。

人口危机。人口危机不只是老年化的问题，还包括阶层问题、族群问题。有人估计到2050年少数族裔将占美国人口的50%。可以想象，如果美国精英持续边缘化中下层和某些族裔，二三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情况？在历史长河里，时间在中下层和少数族裔一边。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精细的工程，是考验美国精英和施政者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的关键时刻。一步错，就要错几百年。面临这种人口趋势，美国有远见的政策就是要认认真真地改革经济政治现状，多一点包容性，切实做好族群平等，尤其是经济上的平等，把所有的族群都整合或包容进经济和政治程序中，在解决经济平等的基础上，推动有利于美国的那些“主流价值”，而不是挑起族群矛盾，尤其不能在主流价值的名义下边缘化中下层和少数族裔。否则，它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迟早会导致中下层和少数族裔对这些价值的抗拒，甚至抛弃。中下层可能会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

人口的历史性变迁如同一部巨大的火车，帝国如同大力士。它是要站在轨道上同火车硬撞，还是坐在驾驶室里面驾驭它？这已经是美国社会无法回避的选择。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巨大的经济社会变革。否则，几十年以后，时间也会把帝国请下宝座。然而，美国精英依然相信赢者通吃的经济制度。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就转移矛盾，把经济不公带来的问题，归咎于某些族裔。这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进一步边缘化中下层，边缘化某些少数族裔。它带来的长期历史后果是难以想象的。美国精英在社会设计的时候，淡化阶层认同，强化族群认同，把中下阶级分化为不同的、有利益矛盾的亚群体，“分而治之”，短期内可以缓和或转移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增强少数精英的控制力。但是，强化的族群认同带来的历史性变迁在长期内却难以掌控。当少数族裔变成多数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目前看到的美国社会的族裔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阶层问题。某些白人底层民众饱受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困苦，对现状非常愤怒，而迁怒于其他某些族裔，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对立，甚至可能让社会更加动荡。

除了印第安人外，美国没有族群在行政区域聚居的现状，不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强化了的族群矛盾，有时候更具爆炸性和不可控性。美国族群矛盾的根源是不公正的经济社会制度，其中有许多教训值得吸取。新自由主义是不利于多族裔、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新自由主义推动财富集中，推动在财富集中的基础上的权力集中，少数富有阶层手中控制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推动新自由主义，少数民族的广大中下层会持续贫困化，而少数精英可能将集中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形成一些财富和权力垄断的中心，导致中下层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可能被那些“精英”利用。总之，美国的教训是，贫富差距太大，加剧了族群矛盾。某些地方社会的戾气和偏执极端的思想在滋生，像地下的熔岩在涌动，导致极端社会事件频频出现。如果拿不出有效的变革措施，广大中下层贫困化不断扩大，美国要么陷入某种形式的族群内战（一些族群把自身的贫困归结于其他族群），要么陷入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

出路有没有呢？有，那就是解决中下层不断扩大的贫困问题，增加就业，增加高收入的工作。这不仅可以缓和阶级矛盾，也可以缓和族群矛盾。这个一石二鸟的办法，许多人都看见了，在经济上它需要把原教旨市场经济推倒重来；在政治上需要把建立在财富控制基础上的政策程序作巨大变革；在理论上需要颠覆新自由主义垄断的意识形态。可行性有多大？在目前的财富和权力结构下，这需要“神算”。人人都知道要改革，人人都知道改革无法推进。一个最富有的帝国却为大多数人的贫穷所困扰。美国就处在这个历史选择的关头。

老迈帝国的蹒跚背影重重地投射在夕阳的余晖里。新自由主义是为少数阶层量身打造的金铠甲，它曾经摧毁了苏联，难道，它现在要吞噬它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