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三年，我先后在暨南大举教了九年书，其间多可喜亦可悲，该说的也真太多了。那年，一位暨大旧同学汪竹一从台湾到香港来，同学会聚餐了一次，汪君席上说到了“暨南精神”；我听了老半天，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