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失望的旅行

《失望的旅行》，这是我生平第一回所写最长的记叙文，有如陆放翁的入《蜀记》，约在四万五千字，一九二一年秋天，曾在邵力子先生主编的《觉悟》附刊上连载了一个多月。所记的，便是我那年到南京投考东南高师，落了第，又转到武汉投考武昌高师的一段经历。其中，给邵先生删去了六七千字，那是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反诘；那时，我不相信八十回以后的红楼梦出于高鹗续笔的话，我的论证，当然十分幼稚。邵先生替我删去这一截，全文倒很完整了。

我们从师范出来的学生，大多是很穷的；因此，进大学的希望实在很少；唯一的希望，就放在高等师范上。当时，最有名的是南京的东南高等师范（当时，郭秉文任校长），投考学生很多，差不多三十取一。我这个做了两年学生会代表，功课那么荒落，英、算两科差得很，当然考不取；退而求其次，只好溯江而上，到武汉去投考武昌高等师范；正当秋初，刚考了一场国文，第二天生了疟疾，不能应试，又失败了。所以，我自称为“失望的旅行”。

二十岁以前，我从来没出过远门，毕业那年，我在家乡只度了半个暑假，便下杭州，乘火车经过上海北站，匆匆换了车到南京去了。我们这些穷学生，就住在南高的宿舍。南高的范围很广大，我们只住了半个月，也说不上来。只是记得从南高到秦淮河夫子庙热闹市区，要跋涉好几处一片汪洋的水潭；弥望荒凉冷落，南京实在比不上杭州。诚如《桃花扇》所描写的：“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夕阳道。”秦淮河那么一条狭小的臭沟，把书本上传说中带来的六朝金粉的梦境，完全打碎了。西湖还有那份清新气息，南京呢，却只有颓唐衰索的气象。督军李纯，他的督军署衙门，大而无当，先前大概是总督衙门；门外的瘦黄的饥兵，跟那两行衰残的杨柳相映成趣。当时，我也不懂，这么大的名城，又是帝都，怎么会冷落到如此田地？到后来，我才知道自从太平军战后，残破的旧帝都，和江北的扬州一样，一直不曾恢复过。虽说，主江南军政事务，如曾国荃、刘坤一，都是中兴名将，却不曾着手建设过什么，这是近百年间内忧外患所反映的图画。民初北洋派军人，那更不会考虑到国计民生了。当时，东南高师乃是属于江苏省教育会派的教育文化事业，还有点新气象；那正是东南民族资本的轻工业抬头的日子，所以南通王张季直的声威很高；南京城中，看去有点新气象的，大都和张氏有点关系；我呢，当然了解得很少，虽说有兴趣写新闻，却写不出一篇通讯来。那半个月中，我到过的地方很少，只上过雨花台，到过明孝陵，都是脚力所能及的。到了秦淮河边，上六朝居去喝茶、吃饺子的印象最深。茶是一铜元一碗，饺子三个小钱一只，两个铜元，就可以吃一顿早点了。过去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变动得太大了，那时的社会生活，我还交代不清楚呢。

和南京的古老城市相映衬的，便是下关码头，一个带洋气的街市，好似从上海那边伸长过来般的。下关的旅馆，就不像城中那么土里土气了。不过，给我这个乡下土孩子的印象最深的，倒是又多又大的臭虫和白日公开摸袋的扒手，跟那条半死不活的通往城中的小火车，可称为三绝。（小火车时常会断气，也和那时的官僚政治差不多的。）也不知花了多少钱，买到了从南京到汉口去的统舱位，就在扒手围攻中上了船，找到了床位，安顿下来就让扰扰攘攘的尘嚣带着我西行。我一躺下来就开始看《桃花扇》，我也是第一回懂得南曲的韵味。那时，我的记忆力颇不错；一路边看边念，念熟了八首著名的曲词。晚清以来，江南一带一直有着南明气象：饥兵骄将，贪官污吏，串成了政治暮景，所以念起《桃花扇》来格外对景。即如《投辕》那一节：

你看城枕着江水滔滔，鹦鹉洲阔，黄鹤楼高，鸡犬寂寥，人烟惨淡，市井萧条；都只把豺狼喂饱！好江城画破图抛，满耳呼号，鼙鼓声雄，铁马嘶骄。

正是我们所投奔的那个城市——武昌的写照。

我到了汉口，正如上月经过上海一般，只从它的边沿上溜过，给搬运夫敲诈了一笔小钱，当天下午就到了武昌了。武昌形势上的雄伟，也和金陵城相伯仲；而城市景象之惨淡，还在南京之上。恰巧，我到武昌时，正当武昌兵变之后，所有热闹街市，大商店、银行都被抢劫焚烧光了。那位王占元大帅，正在天津开会，他的饥兵，就上演了这么一幕大轴戏，把武昌老百姓害得够苦了。我到武昌，真是无枝可栖，就在斗级营小旅馆“一枝栖”中住着喂臭虫和蚊子，挨过武昌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期。我也自笑有志于做新闻记者的人，却连武昌大兵变的大新闻都不曾注意呢？武昌高师就像老太爷那样龙钟老态和英俊小伙子的南京高师正相对比。为了避免臭虫群的大劫难，我每天就睡在方桌上挨蚊子的围咬，这样，秋凉一开始，便打摆子了。第一天，考国文，还勉强应付得。第二天，寒热大作，只好不应考了。以后听说那回投考的学生并不多，要是我能终场的话，大概会录取的。不过，我对武昌高师的印象很坏，即算录取，也未必会留下来。当时，我不知为什么不想转到北京去？一待杭州的汇款一到，我就东归了。那一个月，并不曾渡江到汉口去看洋人的租界；武昌的胜迹，我只到过黄鹤楼，登楼凭栏，对着浩浩江流，不禁大哭了一场。那时，我还不会做诗，只好把《桃花扇》中的词句，反复吟诵，宣泄胸中的愁苦。等到一九三八年夏初，我重到武昌，已经面目一新，除了黄鹤楼旧迹，其他什么都不认识了。

从武昌回上海，已是仲秋，我是在轮中过中秋的。那晚阴雨，月色暗淡，游子他乡，又不禁黯然泪落。到了上海黄浦滩头，我身边只剩了一块多钱，坐车到法租界三益里陈望道师家中，才在上海住了下来。陈师正和邵力子先生相邻而居，也就是我结识邵老之始。

那时，我这个年轻小伙子，满怀壮志，好似对天下兴亡，依旧颇有信心。可是，对自己的浮萍前途，却觉得渺茫得很。在上海，我只认得陈望道师，要他照顾我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在我心头，有一个光明去处，那便是全国学生联合会；初以为范尧生兄在那儿主办《学联》日报，我可以帮着他做编辑上工作。哪知向邵老一打听，学联会会所已于五月间被封闭了，日报也禁止出版了。辗转找到了范兄，他在一家女校教课，勉强混下去。学联会的朋友，都在暗中活动，范围大大受了限制。徐白民、宣中华二兄也都离开上海，到萧山衙前小学，替沈玄庐先生做乡村教育工作去了。

照说，那时已是九月初，各地中小学都已开学，要想教书，也没有机会了。偏巧那一年情形特殊，上海正在闹交易所狂热，把四近的小学教师都吸引了去，各地都在闹教师荒。我呢，靠了邵力子先生的推介，九月中旬，便到浦东川沙县立小学去做高小一年级的级主任去了！这是我们那一批学生代表团的共同命运。既然是师范毕业生，教书也是心安理得的路子。说实话，我动身时，并不知道川沙乃是职业教育家黄任之先生的家乡；我是无意之中闯进去的。同在川沙高小教书的还有一位同班的同学赵兄，他在那儿教了很久；我呢，只教了半年，第二年春天便离开了。川沙的城市很小，滨海，海风很大，全城都是矮房子，也是鱼米之乡，秋深，肥蟹上场，那真鲜美极了。我这个土老儿，初次尝鲜，不懂得怎么吃，乱嚼一阵子；看人家吃得那么津津有味，只能瞠目相视。在川沙，也看不到职业教育有什么特色；县立高小，也着眼在门面的表现，并不留心青年的身心健康。我教的那一级学生，在新年纪念会上演了一幕讽刺体育教师的独幕剧；学校当局看了大为愤怒，要开除那几位学生，我在校务会议中提出异议，不让他们开除学生；我是级主任，他们也就无可奈何。这就离开川沙了。

我们做过学生代表，总有点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我那时已在《觉悟》上写长篇连载，颇有转向新闻界的意念，觉得这个小池子容不得蛟龙的；陆校长阮专重形式教条，和提倡自由思想的我，也合不来，因此我离开川沙，毫无留恋之意。在我的回忆中，川沙的印象，实在很淡。到了后来，才懂得一点职业教育家的路向。那时，我和黄任之先生在另一集团中，有点友情；我的友生，替职业教育社工作的也很多，和邹韬奋兄也成了好友。在新教育改革中，彼此成为战友，那是后话。

有一时期，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南京生了根，职业教育派退居于在野地位；黄任之先生那一集团也和政府处于对立地位，我倒有点怀念他的故乡川沙来了。一部中国教育史，有不少篇幅，正是职业教育派所写的；黄任老，也是我所怀念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