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对匈奴的讨伐
匈奴对汉的祸害
远在汉以前，匈奴已不断来犯边境，使边民屡受蹂躏，乃汉朝北方一可怕的外来威胁。
且匈奴是个游牧民族，没有城郭，逐水草而居，他们的组织和生活是适合战斗的。在生活上，匈奴有很多必需品，如酒、米、布匹、食物等，都赖农业社会的中国所供给。平时与汉族互通关市，但在有机可乘的时候便对汉族作劫掠性的战争，以满足他们在物质上的需要。
匈奴人口，虽然不多，但因是一种游牧民族，剽悍好战，所以在汉时成为极严重的边患。西北对外的交通要塞也常为他们所截断。汉高祖统一中国，匈奴的势力还是日增无已，接着又把居住在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也吞并了，形成包围中国的右臂，更设“童仆都尉”管理整个西域。故到汉武帝时，不得不倾中国之力以解决之。
汉击匈奴的原因
何以西汉至武帝才击匈奴？原因如下。
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初，高祖自将三十余万人击匈奴，不幸大败，对匈奴不敢再作用武之尝试，遂采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把宗女嫁给冒顿，并每年送给匈奴定数的絮绘酒食，此后遂开和亲之局。高祖死后，冒顿对汉益加轻视。文帝时继续执行和亲政策，然匈奴的侵扰有增无已。至景帝，仍旧执行和亲政策。综计自高祖起至武帝初年，计与匈奴和亲有九次之多。但每次和亲，均需付出大量钱财美女，且最多只能维持数年的和平。故到了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渐对此等屈辱有再不能忍受之感，便决定以武力痛惩匈奴。
高祖死后，文帝继位，仍取和亲政策，但当时已有若干朝臣对此政策大感不满，其中以贾谊及晁错二人为最烈。尤以晁错更数次上疏，论列匈奴问题。其认为匈奴长技有三，即马好、骑术精和耐饥寒；而汉军长技有五，即善平原战、兵器精良、行整严整、箭术精妙及擅长步战，故以汉抗匈奴，胜者居多。他又主张在险阻之区，可用归降的外族与匈奴对抗（以夷制夷），因他们都具有匈奴的长技，故取胜的成数会更高。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的天才军事统帅和卓越的政治领袖。他即位后，积蓄了数十年的勇气促使他对屈辱的和亲政策已不能再示忍耐。他明白到汉族如要生存，便应先消灭那为患日亟的匈奴，故自执政便开始企图以武力痛惩匈奴。此举当亦与他的好大喜功个性有关。
汉文帝时，宦人中行说降匈奴，教之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一大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汉与匈奴边界辽阔，匈奴飘忽无定居，乘我秋冬农稼毕收，彼亦马肥弓劲，入塞侵掠，中国疲于奔命。就匈奴全国壮丁而言，不出三十万。其社会组织并不如中国之强韧，则可以寻其主力一击而破，此所谓一劳永逸。较之消极之防御，为利多矣。大抵中国史上对外问题，莫不如此。
汉与匈奴的争霸经过
武帝时代，在对外关系上，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匈奴。终武帝一世，匈奴帝国共历七个单于，曰军臣单于、伊稚斜单于、乌维单于、乌师庐单于、响犁单于、且鞮侯单于、狐鹿姑单于。在这七个单于期间，匈奴内部情形也有些变化，而武帝对匈奴的态度，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兹分下列几个时期论述之。
建元、元光间（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29年）是反侵略战争的开始时期。武帝即位之后，开始计划对匈奴积年的侵略进行反攻。到了元光二年，武帝用王恢计，诱击匈奴；又令韩安国、李广、公孙贺、李息等率领三十万人，埋伏在雁门关外，待匈奴兵至，即围攻之。匈奴兵退，汉军无功而还，和亲政策亦从此破裂。此后，与匈奴进行交换的关市虽然没有废除，而匈奴却常常内侵，外患更严重。元狩六年（公元前129年）的春天，匈奴大举入犯，由上谷入侵，杀掠很多，武帝令卫青出上谷、公孙贺出云中、公孙敖出代郡、李广出雁门，全面地对匈奴进行反攻。结果只有卫青一路获得胜利，余皆失败。是年冬，匈奴又大举入侵，渔阳郡受害尤重，武帝命韩安国屯兵渔阳以备之。这十二年可以说是武帝对匈奴反侵略战争的开始时期。
元朔、元狩间（自公元前128年至公元前117年）是由反侵略战争逐渐转入“征服”战争的时期。这十二年中，汉对匈奴的战争，不但对于匈奴是一件大事，对于汉帝国的扩张，以及对于西域交通的发展，都是一件大事。
元朔元年秋，匈奴两万骑入侵汉边境，杀了辽西太守，掠去两千余人；又打败渔阳守军两千人，包围了韩安国，会救兵至，乃去；又侵入雁门，杀掠了千余人。此次匈奴侵略的气焰很盛，使缘边数郡都受到很大的灾害。于是武帝使卫青出雁门、李息出代郡，总算把匈奴打败了。
元朔二年，武帝令卫青出兵，向匈奴进攻。卫青自云中出兵，西至高阙陇西，对于寄牧于今河套境内（当时名为“河南”）的匈奴进行大包围战。匈奴兵大败，死伤甚多，被俘者亦有数千之众。匈奴首领劳烦、白羊王亦弃地而遁。武帝于此置朔方五原郡，移民实边。
元朔三年，匈奴数万骑又侵入代郡，杀了太守共友，掠去千余人；秋，又侵入雁门，杀掠亦千余人。元朔四年，匈奴又以数万骑分别侵入代郡、定襄、上郡各地，杀掠的人也很多。元朔五年春，武帝又命卫青自朔方高阙出兵，击败匈奴右贤王，俘虏了匈奴人口一万五千多人；同年秋，匈奴又侵入代郡，杀死都尉朱央，并掠去千余人。元朔六年，武帝又命卫青自定襄出兵，远击匈奴，匈奴伤亡甚众，而汉军亦有很大损失。这四年的拉锯战也给予匈奴一定的打击。
元狩元年，匈奴又侵入上谷，进行骚扰。翌年，武帝又命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大败匈奴；又自北地出兵，西至令居海，南至祁连山，对匈奴作了一次大包围战，使匈奴受到很大的打击。由于匈奴遭受了这次失败，也引起了他们内部的分裂。分领这一带的匈奴昆邪、休屠二王，前者身死而后者则降汉，武帝便占有了这块地方，并于此设立了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使之正式成为中国版图一部分。
元狩四年，卫青与霍去病大举北攻。这时，匈奴伊稚斜单于因受到几次失败，逐渐向漠北迁移。卫青自定襄出兵，穿过大戈壁，到了漠北，败匈奴兵。单于逃走，卫青追至寘颜山赵信城而还。霍去病自代郡右北平出兵，深入两千余里，大败匈奴。霍去病追至匈奴的报北境界，到了翰海，在这里的狼居胥山举行了“封”礼，姑衍山下举行“禅”礼，遂引兵而还。这次战役，很明显的是打垮匈奴的势力，彻底“征服”他们。
元鼎、元封、太初间（公元前116年至公元前101年）是对匈奴的战争进入低沉与“和议”之说复起的时期。在这十六年中，匈奴因为多次遭受到很大的打击，采取了暂时休养士马的保守政策，不但不敢轻易犯边入侵，而且有回避汉军的意思。《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条载：“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两千余里，不见虏而还。”这显然是匈奴有回避汉军的意思。这时，汉王朝与匈奴都提出了“和议”的问题，不过看法各不相同。匈奴所提出的“和议”，是恢复旧日的“和亲”；而汉王朝所提出的“和议”，是要匈奴为“外臣”，不得侵犯汉边。
但“和议”陷于中断，匈奴又时常犯边，而汉廷亦改变了对待匈奴的办法。此时汉廷所采用的办法，一是分化匈奴的力量。太初二年，帝遣浞野侯赵破奴将两万余骑出朔方以迎来降之匈奴左大都尉。赵破奴至浚稽山，匈奴单于觉，杀左大都尉，率兵团攻赵破奴。破奴被擒，其所率领之两万骑，亦全军覆没。二为加强边防土事。在西起令居、东至五原这一带边地上，汉朝建筑了一条防边阵地，但都先后遭受到匈奴的破坏。
天汉、太始、征和、后元间（公元前100年至公元前87年）是对匈奴战争的再起及失利的时期。
天汉元年，武帝已大败大宛，“威震外国”，想乘此机会对匈奴再加制服。而匈奴方面，则仍假意言和，希图厚利。此时匈奴的首领是且鞮侯单于，他把扣留的汉使赵充国放回，并遣使求和。武帝遂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结果又为匈奴所扣。
此后对匈奴的战争却陷于失利的境地。要而论之，先有李陵之降，后有李广利之降。
武帝末年对匈奴所进行的战争，具有征服匈奴的意义，因为有的战争是因匈奴犯边而引起的，但这些战争是处于失败的境地。不过从全部对于匈奴战争的过程来看，匈奴势力终究因此削弱了，此后远徙西北，去汉廷较远，使当时中国遭受的边患减轻了许多。宣帝时，五单于争立，互相攻击，不复为国，大体上解除了匈奴对于中国的威胁。
汉击匈奴的影响
匈奴方面而言，武帝的伐匈奴，虽然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匈奴的损失却极惨重。
一是人口的损失。高祖时匈奴控弦三十万，约有人口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总计元光六年至元狩四年的十年之间，匈奴被汉军斩俘及投降的便有二十万人以上，占去其人口七分之一至五分一。
二是畜类的损失。匈奴人以畜牧为主，畜类便是他们的财产。汉与之战时，所获匈奴畜类动辄数十万计；且匈奴牛马因汉军的深入穷追而疲于奔避，发生流产现象，以致走上破产之路。
三是领土的损失。对汉的战争中，匈奴领土不断被侵夺，版图亦因而大受削减。由于如此，匈奴不得不向外扩张，回复其以往的声势，于是复导致东汉匈奴的边患。
第四，西汉的时候，汉武帝虽曾一再派兵北伐，然总是与匈奴相持不下，没有把边患根除，所以到了东汉初期，汉朝还是继续地对匈奴用兵，继续对西域通好，以牵制南北匈奴的发展。汉和帝永宁三年，大将军窦宪统兵北伐，大获胜利。南匈奴以势蹙投降，后来更受汉的招抚而逐渐徙居塞内，终于成为“五胡乱华”的祸首。北匈奴则以部落散乱，逐渐由阿尔泰山脉的西北部向西迁徙，复分为二支：一为嚈哒，后为波斯萨珊王朝的边患；另一支由部酋巴拉密率领，徙入欧洲北部，成为西罗马的祸根。
汉家方面而言，中国以优势的人力和财力，对文化较低、组织较松散的民族采用主力击破的攻势，自然容易取胜。然汉武帝挞伐匈奴时，在内政方面，往往有种种不需要的浪费，故匈奴虽败，而中国亦疲，为后人所不满。唐人李华之《吊古战场文》中有云：“牧用赵卒，大破林胡，开地千里，遁逃匈奴。汉倾天下，财殚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史记·匈奴列传》中云：“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可知后人对武帝之种种浪费，颇有功不补患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