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的历史，历史的救赎
蓝博洲告诉我，他的《幌马车之歌》要出第三版了，他说新版内容增加了不少这些年来他就这一主题继续追踪的一些重要口述证言与档案资料。他说他想邀我写序。我告诉他，这本书的第一版我在二十多年前就读过了，但我没告诉他的是，内容是什么我早已忘却了；还记得读过，或许只是因为这个美丽的书名还在那儿兀自地铛铛作响吧！然而，我还是勉强地答应了。“勉强”，是因为我的确对蓝博洲竭半生之力所探索的这段历史感到陌生，自觉是没有资格写序的。那么为何还是答应呢？恰恰只为“勉强”故！——我得勉力克服这个奇怪的、不合理的“勉强”。于是，我就把“序”的差事，当作蓝博洲期待于我的一段学习之旅。下面的文字，因此不过是我阅读这本书的一些学习、反思，以及感触。
《幌马车之歌》是一本以报告剧为形式的报导文学作品，记录了客家籍青年锺浩东（1915—1950）及其夫人蒋碧玉（1921—1995），以及那个时代无数类似青年的革命事业。青年锺浩东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九死一生潜回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抗战胜利后又迅即回到台湾，为了改革社会的理想，投身教育事业，赴基隆中学任校长。在这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反动，与内战中的另一方——中共相比，明暗立判，于是像很多当时的知识青年一样，思想迅速左倾，而锺浩东更是加入了地下党，在一九四九年被捕之前，为他所热烈盼望且相信即将到来的“解放”，和国民党政权进行殊死斗争。他最终，求仁得仁，为理想牺牲，成为一九五〇年白色恐怖的著名牺牲者之一……
在我重新阅读这本书稿之前，我必须诚实说，对于锺浩东、蒋碧玉，以及那个“基隆中学案”，我是几乎完全遗忘了。为什么我与这段情志高蹈血迹斑斑的当代史之间，是如此陌生离异呢？为什么替这样一本书写序我会感觉“勉强”呢？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应该也是当代台湾知识圈的一种普遍现象吧。我们的知识结构、我们的历史意识一定是出了某种共同的问题。因此，不妨把我的“勉强”也当作一桩（包括我的）当代“知识事件”来解读。
我的“勉强”是大小两层“怪圈”之下的产物。外层大怪圈是台湾社会在历史意识上的全面单薄枯槁。我在大学教书，学生对“历史”的感觉就是和自身无关的那些为考试而背诵的事件与年代，对于当代也知之甚少，而且几近无感，这或许吊诡地说明了他们何以近两年来会对一些政治象征做超乎寻常的情感反映，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历史意识的单薄枯槁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大众消费社会所产生的一种“天然的”“历史终结”感，其二则是历史意识被狭隘政治化。第一个原因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关于第二个原因倒是可以稍微谈谈。一向以来，国民党但为遮其自身之羞的缘故，把台湾历史与中国近现当代史不是肆意切断就是以它的不通童
讲述，别的不说，它就无法说明它何以仓皇辞庙败退来台；不通的故事必然使人对历史教育望之却步。又，一向以来，国民党因为半遮面地把自己置放于一个亲美友日反共的格局之中，以至它无法真正面对日本殖民历程，从而更谈不上任何的“去殖民”。而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挑战者民进党，不管它对国民党如何龇牙咧嘴，它始终忠实不贰地继承国民党看待历史的大架构，在反共、亲美、友日的神圣三位一体下，顶多添加上一些反国民党的、台独的、反中的因素。当然这些因素，也是经由政治需求重新界定，例如对“二二八”的叙事凸显放大其“分离主义”、对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数年间“统一”状态下两岸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实践的交流合作的不闻不问、相对于“二二八”的高分贝的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奇怪沉默，以及特别是近几年来对日本殖民的涂脂抹粉……
我当然和绝大多数台湾人一样，多多少少是在这个长期怪圈之下形成了我的历史意识，或至少，我的历史意识一定得受到这个怪圈所影响制约。对于它的支配，不可低估，因为它并不是以一种易被感知、易被察觉的方式硬邦邦地杵在那儿，而几乎是以一种不被人们意识得到的方式存在的——而这正是霸权之所以是霸权的所在。经过国民党与民进党兄弟接力的历史编纂工程，人们或许在这个或那个的用词上有“蓝绿”龃龉，例如表现在教科书争议上，但对于一种更根本的、超越语言的、简单化的、图像化的，从而是更有支配力的历史感觉，则是不曾有过任何撼动之效的；这些感觉包括：共产革命是暴力的、西方（美国）是自由民主的、“文革”是全民发疯、日本殖民是现代的合理性的、国民党是一个专制落后无能的政党、“二二八”是外来政权对台湾人的压迫，以及所有殖民时期与战后反国民党的仁人志士都是“勇敢的台湾人”……当历史意识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卡通化的黑白善恶美丑皆分明的基础上时，持这样历史观的人们也同时被去政治化，而成为了权力的对象。
这个属于广义历史编纂所造成的“无意识”是有巨大宰制力量的，甚至宰制了自以为是的反对者、异议者、批判者，乃至逃逸者。要说明这个怪现象并不难，可以通过我所谓第二层的，也就是内层的“小怪圈”来进行；而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也许还更有说服力。是这样，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美国念书，习得了那时欧美学术圈的比较批判性的“新左派”理论与政治话语，并在八十年代下半期陆续回台，之后，基本上凭借着这套话语进行所谓“介入”。我们标榜不统不独、关切市民社会的民主生机、反抗国家暴力与宰制、反对族群民族主义的偏狭，并支持草根的、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在操作这套话语的同时，我们的自我认同是“左派”，是根植于台湾这个特定空间与发展阶段的左派。但如今反省起来，这样的“左派”在某种自我标榜的道德正义感与知识优越感的后头，是有某些不自明的从而是意识形态的前提的。我们的知识或社运的干预前提是：一、西方知识圈所界定的平等、正义、公共、多元等是“普世价值”；二、必须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与民主宪政的现代社会中。于是，尽管我们不喜欢“历史终结”这个讲法，并常作态调侃它，但实际上我们已接受了这个讲法，并以它作为前提——我们是在一个后革命年代中，以社运为方式，对这个社会做“改良”。而当“战斗”“反抗”或“异议”的我们，在如此想象历史时，我们其实已经是默认了第一层大怪圈，或至少是不（或无法）挑战它的。因此，我们就有了一种对待历史的实际方式，而这和我们所批评的当代年轻人的去历史化并无重大不同，也就是我们的历史叙事经常是从“一九八七年解严”开始，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进口替代”开始，或最多是从“战后国民党撤退来台”开始。于是，这样的“左派”不只是无视于整个近现当代中国的乃至区域的历史——于是，台湾的历史，更是无视于左翼自身的历史；它把日据时期台湾左翼抗日志士的反抗在历史叙事中勾销了，把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间大陆与台湾的左翼或进步知识分子的联结合作给取消了，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给淡化模糊化了，把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的保钓运动给边缘化了，也大致把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运动给遗忘了。正是建立在这些勾销或遗忘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于台湾的“新左”定义他们自身的“左”。但如今看来，这个“左”其实甚至并非“新左”，因为他们并不曾相对于“老左”定义他们的“新”，这个“新”是一个无“老”无“旧”作为指涉对象的一种无意义修辞，所谓新以为新——于此，甚至并不同于西方的新左。因此，这个左翼事实上仅能是“洋左”。而二〇一四年的“太阳花运动”又残酷地展现了它已经成功地收编了这个“洋左”的所有论述能量，从公共化、后殖民到反全球化这些概念或理论，到历史终结的历史观与世界观，到那在知识方法上画台湾为牢的“方法论台独”。
透过指认出这个双层怪圈，我得以解释我的知识构成图谱，以及，更具体地，我何以对“锺浩东们”是如此地隔膜、疏离、无情，以及我何以对日据以来的台湾左翼运动史是如此地无知，虽然相对而言，也许我还蛮熟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我是老早就知道汤姆·海登、劳夫耐德、马丁·路德·金、艾伦·金斯堡，以及麦尔侃· X的。这样偏枯的、深具殖民风的知识风貌，难道还不曾自我指认出问题之所在吗？
在黯沉的历史舞台上，蓝博洲以报告剧的形式，打着一道独白的束光，所演出的这本《幌马车之歌》，在一个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是在进行这样一种历史意识与知识政治的艰困挑战。考察作者的撰述历程，从《人间》时期开始，蓝博洲就孤独地、不懈怠地在这条路上颠踬前行，以他的方式书写台湾史，一段被遗忘、扭曲、封闭，或被人作践收编的台湾史。在蓝博洲的著作里，我们看到台湾的历史与大陆的历史紧密关联，“打断了骨头连着筋”——于是他挑战了“方法论台独”。我们也看到他把我们对今日的理解上连一九五〇年、战后统一四年，以及战前的日本殖民时期——于是他挑战了我们的去历史的狭小当下视界。读这本书，我经常不胜唏嘘的是：“锺浩东们”亡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是无法继续生猛地活着、思考着、行动着了，但如果后来的人能在心中记着他们的形象与心地，以他们为一种参照，那么台湾之后的历史将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径？这个问题当然无法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必定和今日不同，而这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为今日的我们，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部分是由于我们对历史的忘却，我们遗忘了无数个与我们有关的事件和人们。（仅仅因为他们“失败了”!）蓝博洲的写作就是把这些被遗忘在历史角落与灰烬里的前行者给救赎出来，于是我们重又看到他们，以及看到他们身后的无穷前行者身影，于是这将鼓舞我们意识到今天的我们也并非全然孤独无助的，也必当是历史长河中绵延不断影响着未来之世的一个小小因子——于是，蓝博洲也挑战了历史终结论。
是在这个历史、知识与伦理的大架构下，我企图理解蓝博洲书写的客观意义。当然，这样说绝对不足以穷尽这本文学创作的其他意义。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作者在对史料、时代背景和人的社会关系等精确爬梳与考证下，屡屡绽放出那专属于文学的人道光辉。他书写了锺浩东和锺理和的兄弟之爱、蒋碧玉与她三个儿子之间的令人心疼心酸的母子之爱、锺浩东母亲至死不知其子已亡的痴痴母爱、锺浩东与蒋碧玉之间的没有机会卿我的夫妻之爱——但那又是什么爱呢？也许只能说那个夫妻之爱或男女之爱已是包覆在更大的同志之爱，以及更广阔的同胞、国族与人类之爱当中了吧！也许一个时代真的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在那个时代里，有很多人知道爱是什么，知道生活是什么，知道他人是什么，从而知道自己是什么。然而，《幌马车之歌》能够出第三版，或许可以是希望不死的某种希望吧！
这本书的书写在每一章的起始总是安排一段锺理和（前辈著名作家，锺浩东同父异母的弟弟）的文字作为全章的引言，或摘自他的小说创作，或摘自他的日记杂文，而经常，如非总是，能和正文产生一些有趣的互文效果。但让我感受最强的倒不是这些引言，而是在书的“尾声”那儿的锺理和的话。在那儿，我们读到锺理和在他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如是说：
那么，文生（注：文生·梵谷）还有什么可说呢，他是这样幸福的！
毕竟他还有一个彻底了解、同情和爱他的好兄弟呢！
而我？
啊啊！和鸣，你在哪里呀？
锺理和诚然失去了一个理解他的兄弟，这或是可悲叹的吧！但话又说回来，写过《夹竹桃》等作品的锺理和，又果真理解过锺浩东吗？但我们似乎不必因此为锺浩东悲叹，甚至我们要为他高兴，因为多年后，他得到了一个真正理解他的异姓兄弟，也就是本书作者蓝博洲，虽然这个说法若要较真起来可能不甚恰当，因为论辈分，锺浩东是同为客家人的蓝博洲的祖父辈。但我还是坚持蓝博洲是锺浩东某种理解意义下的“兄弟”——虽然异代跨时。正是：相识何必曾相逢，萧条异代不同时。是以代序。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七日于台中大度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