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没在战云中的星团
台湾的组织性左翼运动发端于日本殖民地时代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当时的大环境是：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战后危机，民族自决的风潮，和十月革命成功后出现的世界性左翼运动的大汇聚——第三国际的成立。一般的时代思潮中，被称为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同时占有重要位置。这些新思潮不仅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更在资本帝国主义支配圈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迅速占取了阵地。当年在殖民地的有形无形限制下，一般的台湾人子弟在岛内的教育机会不多，稍有经济条件的家庭便不得不让子弟留学海外。而留学的目的地则大致有两个，一为殖民本国日本，另一为民族的母体：中国大陆。而这两地的社会情况，包括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则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席卷着全社会的庶民生活。在日本，号称大正民主的政党制代议制甫上轨道，左翼人民阵线的运动也急速膨胀。中国大陆则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困境中，民族民主革命的推动和社会革命的预警也已经形成了时代的主流。来自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双重负荷下的殖民地台湾的青年们，很快便接受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大思想武器，由学习启蒙到组织性的实践，由海外而岛内，终于有了第一期的人民左翼运动。运动的周期约十年。农民、工人、学生及文化界的团体成员四万余，曾经主导过台湾的反帝殖民地斗争。
然而，在内外危机的逼迫下，日本结束了尚未成熟的议会制度，于三十年代走进了军阀政府备战体制的时期。本国的民间政治团体特别是左翼团体全面受到了取缔。殖民地的反抗运动和团体更遭到了彻底的弹压。阵线瓦解、运动人士或被捕入狱或亡命出走，台湾左翼运动的第一期于此告终。
帝国主义战争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五年。因为战灾严重战力枯竭，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而尝尽了多重压榨的殖民地台湾，也终于获得了复归祖国、摆脱异族统治的机会。
当时的中国，名义上是新建制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取代战前日本在国际联盟中所占的位置，成为东方世界中唯一拥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影响力的政权。但实际上长期的混乱落后，国内矛盾正继续恶化中。执政的国民党早已丧失了“国民革命”的动力，民心多离反，大众生活疾苦。构成民族抗战体制的基础的国共合作在理论上尚未破裂，但两党之间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甚至军事部署上的明争暗斗正孕育着爆发性的危机。
在这样的情况背景下，那批由亡命地赶回故乡，或由监狱被释放出来，或在群众间潜身一段时期的第一期运动的斗士们，对于当年招致取缔而已经瓦解了的组织架构，在新的政治处境下可否加以重建并重振运动，一般说来都抱着审慎的态度。因为这些属于第一期的运动人士的政治警觉度比较高。虽然日帝已经退出台湾，台湾已经复归于战胜国的中国，但左翼理念中的社会观和历史观，使他们对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内含的阶级对抗的严重性不敢轻忽。更因为他们都是已经身份暴露、登记在案的政治异端分子，在日据时代如此，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亦将如此。因而光复初期虽然有过少数旧农组、旧台共系统人士的试探性的重建活动，但因为不久爆发出“二二八”事件，一些雏形组织和初步建立的人脉联系一举而被打散。在国民党方面，则经过这一次严重的民变后，对于日据时代潜留下来的台湾左翼的传统（虽然当局也清楚了解事件本身并非左翼人士的计划性发动）十分警觉，事件后，针对第一期运动人士的追踪调查建档工作也相当深入。这份警觉心随着大陆上国共两党武力对抗情势的日益尖锐，台湾当局的恐左意识也就愈形严重。在这样的政治情况下，第二期左翼运动所面临的困难甚至超过第一期的反日帝斗争。运动始终停留在非公开的宣传教育和组织阶段。
自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全面溃败退出大陆后，台北国民党政府的重建完全以政治安全为第一。把大陆时期的特务系统加以一元化的集中加强，准备以恐怖手段来推行军法统治。到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改观，使国民党政府转危为安。于是发动筹措已久的全岛规模的军法大肃清。
采录在本书里面的几位台湾青年，便是无数牺牲者中间的一小部分。他们大都因年龄关系和第一期运动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在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脉络上，毫无疑问是台湾左翼传统的承袭者。不过他们在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上都有异于前期的运动者。第一期和第二期相比，在大环境方面反而比较有利，有世界性的反资反帝潮流和殖民本国的一定的议会民主的体制和运作。虽然殖民地在有关的政治禁令方面比本国还严厉得多，但比起内战频繁的中国，还是有一定的正常的公开活动空间。战后第二期的台湾左翼却处在日益炽烈化的内战环境下始终没有公开化的机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制下，政权的暴虐性和脆弱性注定产生特务政治。国民党政权在新收复地的台湾建立起一套违背民意不顾大众利益的收夺机构，令复归祖国的台湾民众尝到了期待破灭的精神痛苦，和现实生活中的困苦。这一代的青年们大致受到比较完整的日式教育，但他们的成长期大都已进入军国主义教育时代，在思想素养上本来比较单纯。不过处此激烈的历史转换期，青年们的自动学习蔚成风气。他们以有限的国文阅读能力如饥似渴地涉猎中文书籍，特别是有关的思想经典和中国现代史。在不间断的动乱已经成为时代的主要特性的社会中，并在相当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青年们大致还能正确地反映出战后帝国主义宰制下的东方社会的具体情况——政治混乱、经济衰竭和精神的颓废。他们曾经是殖民地教育制度下的精英，却也备尝过二等国民的耻辱和抑郁。他们在战后的身份变换过程中，体验出那不过是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间的一次转换，是由二等国民的身份转到二等国家的国民。此外诸如帝国主义霸权下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连贯性、历史科学上的民族形式与阶级制内容的相关关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理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失效、国家暴力的异化、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假性等，也都是此一时期的台湾左翼青年所必须面对的意识形态问题。他们大都具有悲怆的本土情操，但更有历史唯物论的理智的世界观。对于被凌辱的中国现代史的展视，以多项症候群——已经无分大陆与台湾——为注脚，也使台湾青年们深深认识到所有的解放努力只有一个战场，那是跨越海峡的。据此他们对于民族利益的阶段性肯定，和阶级解放在反帝民族运动中的终极目标化等，都有了一应的思想处理。台湾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包括政经人文现象方面，也都在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中统一融合于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变革观念里。向来常常出现在台湾史评论文章中的一句话，台湾青年“因对白色祖国绝望而转向红色祖国”云，如果肯定确有这样的现象，那么它在思想层面的含义就如上述。
他们对本土台湾的热爱原本就非常真挚。因为那是处在异族帝国主义的欺凌和污辱下的本能的自卫和自尊。但他们借助于历史唯物论的结构论的反映和帝国主义论的世界剖析，看出了同时涵盖大陆与台湾的一条战略规律——新民主主义变革论。至此，台湾左翼的第二期运动有了运动目标和任务规定。在时间上，大约自光复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军事戒严令的全面制压为止。
当然，本期运动的出现，也不单是一批知识青年在思想学习中自行达成的结果。他们所信奉的思想体系已经是人类的公产，在客观的社会现实中经过一定的反映过程而自然变成部分社会成员的主观意识，这也是社会实践中的意识化过程的常态。但具体现实中的地缘人脉、社会的共同记忆等，也正是一种思想和行为模式的传播途径。五十年代台北国民党政权的白色恐怖大整肃，它的政策目标，不仅企图消灭特定的思想动态，同时也针对具有媒介作用的一切群众性的有形无形的关系。因为这样的目标牵连到大众生活的范围甚广，所以才出以“恐怖政策”，图以最原始的恐惧效应来补充法令有形规定之不及。
恐怖政策的最大效果是产自恐惧感的自我抑制甚至自我麻醉。使人人非但不敢行，也不敢想，更无处可以窥知事情的真妄是非。在那一段沉闷恐惧的岁月中，究竟捐躯者有多少人，因何事而受处刑，事件之真相如何，等等，更是无人敢问，敢写，敢探求。一段历史的空白中绝，如果其中隐含的真实和意义与这个社会的未来走向具有密切关系，那么如何把这一段缺落填充起来，应该是有良知的研究者、文笔工作者的责任了。本书中所提到的名字，都是曾经在这一段缺落的历史中活过、死去，而不被一般世人所知，却也被少数的知人所遗忘的人。但他们的生与死，却透过各种不同的形迹和那一段湮没的历史直接联系着。这一点不能不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前面已经说过，他们的名字长年来沉埋在历史的黑暗底层，是深沉的政治企图所致。说来也是中外阶级斗争的无情的常态。统治者都知道，贯穿一世代的浓重的恐惧会把真实虚无化，把价值无聊化。恐怖政策之恐怖所在，也许就在这里。
这些人不是一般公式中的英雄圣贤，而是寻常有骨有肉、有血有泪的人。只不过热爱乡土和祖国，固执于造福全人类的真理，相信未来，更相信为了未来必须有人承担现在的代价，而自愿以生命来承担这份代价的人。
这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有过多少这样的人。书中的他们只是一小部分比较有端绪可寻的人。
最后，作为书中人物的旧知，本人要感谢作者的用心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