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浮山区

蒋蕴瑜：孩子送走了，我们便把伤心事抛到一边，背起包袱，勇敢地踏上征途，前往丘念台的东区服务队。

九月的天气很爽朗。我们每天徒步赶个五六十公里路，还不是什么难事。天黑时，就找个小旅社过夜。我们一路走得非常辛苦。到后来，鞋子破了，脚也起泡了。路，越来越难走了。还好，到了东江下游，就有船可坐了。这样，熬过了十二天的水陆行程，终于在天就要黑的黄昏时分，到达位于罗浮山山脚的东区服务队驻地——博罗县福田乡徐福田村。

丘念台：民国廿七年十月上旬，武汉会战，情势不利。在这紧急关头，广东也发生了战事。先期集结于台湾的四万日军，于十月十二日在南海大亚湾的澳头附近，用敌舰数十艘及飞机百余架掩护，强行登陆。淡水、惠阳、博罗、增城、石龙等地先后失陷，广州成为日军的主攻目标。

在广州弃守的前夕，即十月廿日夜间，驻防广东的国军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香翰屏突然约我去总部，商议军务，转达余汉谋总司令的意旨，叫我担任惠（州）、潮（州）、梅（州）所属廿五县的民众组训工作，即日出发，并发给筹备费毫洋二千元，指定归广东民众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指挥。

第二天早晨，广州已陷于混乱状态。我立即集合全部工作人员十二位，轻装到黄沙，雇艇过佛山，再赴四会，向民众自卫团团长黄任寰请示工作方针。他遵照余总司令的意旨，指定我去惠、潮、梅所属廿五个县区组训民众，参加抗战工作，并定名为东区服务队。工作方面，首先号召各地热心抗日的知识青年，加以组织训练，使能积极协助政府动员民众，进行长期抗日战争。

丘继英：我是广东蕉岭人。一九三八年初，中山大学教授丘念台从广东到陕北考察。我和卓扬等几个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客家青年，一道去延安城内中央招待所会见了这位同乡。他对我们说了很多，最后强调：经过考察以后，他认为共产党对日作战是很坚决的，而且有一套办法，最根本的是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这是国民党做不到的，是值得学习的。夏初，他返广东，向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活动，弄到该司令部少将参议的职衔，筹建抗日救亡团体。我和林启周等人在陕北公学毕业后，也回到广东，在他身边，团结进步青年，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的工作。十月下旬，广州沦陷后，我们撤退到梅县；东区服务队正式成立，并取得国民党承认的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

丘念台：我们把十月廿一日广州陷敌的那一天，作为东区服务队立队的纪念日。我还亲自写词，作了一首反映工作内容与任务的队歌：

 

南海风波恶，

惠、博、增、从落，

白云山下倭兵着！

步行二千里，东区服务队，动员民众自卫！

团结，严厉，自省，奋斗，牺牲！

岭外三州作根据，除人民疾苦，善人民生计。

大家齐奋起，老幼男女，

必收复失地。

 

蒋蕴瑜：罗浮山西距广州二百余里，东至惠州约百来里；位于增城县之东，河源县之西，博罗县之北，龙门县之南，横跨四个县境，蜿蜒数百里，联合罗山与浮山合称为罗浮山脉。

当时，东服队的队部借驻徐福田当地的徐氏祠堂。所有队员都打地铺。每人分发一床军毯和一条三四尺见方的包袱巾。这包袱巾用处可大了。睡觉时，把它铺在地上，可以稍稍挡挡潮气。一旦行动时，则用它来包衣服、书籍等，叠成长方形，然后用绳子扎好，背到背上，就可行动了。冬天，天气冷，我们就同老百姓要来稻草，垫在包袱巾下面。另外，只盖一床军毯，不够暖和，我们便把装米的麻袋洗净、晾干，然后把两个麻袋缝成一条来盖。除此之外，每人还分到一双筷子和一个漱口杯。漱口杯当然也是万能的，既可以用来漱口、洗脸，又可以用来喝开水、吃饭。每人每个月虽然有三元零用钱，却只能买到一块肥皂。大体上，东服队的生活条件，就是这样。

黎明华：我是广东梅县客家人。一九四二年冬天，我到丘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应聘教师，认识了锺浩东、蒋蕴瑜、李南锋和萧道应、黄素贞五位台湾青年。

东区服务队同当时所有军队一样，一天吃两餐：上午九点与下午四点。吃的是带有许多沙粒，而且差不多都被虫蛀过的糙米。我刚到的第一天，当真是不习惯，下午二三点钟就觉得饿了。我们这些新到的应聘教师无不替东服队员感到委屈。但他们倒好像习惯成自然了，说如果一切都如意，还谈什么社会改造。炊事，由队员轮流担任，所以每个人都学会煮大锅饭、炒菜。副食费很少，平日就只是青菜、豆腐、咸菜和出名的惠州梅菜。一个星期加菜一次，才见得到肉、鱼、蛋之类。吃饭并没有用碗，每人都用自己的漱口杯。

丘念台先生也同大家一样生活。他大概近五十岁，大家都叫他“老头子”。其实，他除有长者之风外，精神矍铄，一点也不显得老。只是牙齿坏了很多，吃起饭来，慢吞吞的。看来，在这方面，他倒是很辛苦的。

黄素贞：丘念台先生曾往陕北延安特区考察青年组训、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术。因此，东区服务队的学习生活也采取“自治、自觉、自省、自立”并重的原则。我们每天的作息大致是：早上五点半起床，整理内务，跑步、运动，歌唱练习。七点，开晨课会及检讨会；分配值日伙头两人，负责买菜做饭。九点，开饭。饭后，外出工作或拜访，或者自习。下午五点，晚餐。饭后，自由活动；外出探访民众，或办妇女夜间补习班。晚上八点开会，会议内容包括：工作计划、工作检讨、生活检讨、时事讨论以及学习讨论。星期日晚上则开联欢会。晚上十点，准时就寝。

蒋蕴瑜：东服队原有的骨干只有十来位。我们加入时已增加到二十多人，其中女队员有五人。队员的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正式大学毕业者，只有二三个。其他都是高中、初中，甚至有小学程度的。但，大家的爱国心都是一样的，所以很热诚而团结。团体的学习生活使我进步很快。在台湾受日本奴化教育，对中文和普通话都不太通的我，通过自觉地辛苦学习，一段时间后，已经能讲能写，也能读队部里数量不少的各种中文藏书了。

我们入队后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审问日本俘虏。由于我们通晓日语，兼用温和态度对待日俘，所以能够问出许多富有情报价值的话。此外，我们还在罗浮山周遭半沦陷区的三不管地带，从事街头宣传、组织民众，做敌前敌后的政治工作。

黎明华：我到东区服务队一个时期以后才看得更清楚，它根本就是因人而设的机构。它由丘念台先生领衔率领，名称叫作东区服务队，意思是第七战区东部地区——即潮州、梅州、惠州——的服务队。但服务些什么，却很笼统。它既不是战地工作团，也不是政治工作的部队。它虽高高在上，直属战区长官部，却没有一定的具体任务。它要做什么，全由丘念台先生个人自己去想。想的结果，大概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接近战区的地方，做一些群众工作，包括排难解纷、办学、探访民情，以及做一些宣教工作。这类工作又全靠丘先生个人的威望来进行。因为东服队本身毫无权力。它不像战地工作团或部队的政治工作队，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可以编组、动员民众。东服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