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薯的悲哀
蒋蕴瑜：我们被扣留了三天，前后有三名军官审问。无论我们如何表明我们的动机、身份及救国的热情，他们都没有接受；一口认定我们是日本派来的间谍、汉奸，硬要把我们枪毙。我情绪激愤地想到，我们五个台湾青年，满怀热情，千里迢迢，从台湾到上海，再经香港而进入大陆，拎着五只皮箱及其他行李，在祖国的土地上寻找抗日组织，竟会被当成“日谍”看待！可笑的是，岂有像我们这种装扮的间谍？
黄素贞：他们审问的内容主要是：哪里人？为何回国？有何企图？有何希望？台湾家人的情形，等等。审问的军官先用广东话问，然后通过翻译，用北京话译给我们听。我们用北京话回答，再由翻译用广东话译给法官听。这样一来一往，语言的沟通有一定困难。所以，无论我们如何表白，法官都认为我们的“口供不一致”，无法采信，最后便一口咬定我们五人是“日谍”“汉奸”，硬要枪决我们。老萧听了不服，当场就大声抗议说：“爱国有罪吗？”
萧道应：后来，通过东区服务队一些老队员的告知，以及阅读了一些相关史料，我才逐渐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1938年10月至1940年3月的东江政治形势示意图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侵占广州（廿一日）、武汉（廿七日）之后，全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扩大，严重威胁日军的后方。日军不得不暂停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以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并且将战争初期对国民党“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策略，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加紧对国民党诱降。
国民党于是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之下，开始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走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第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随即在各地制造一系列的反共事件，掀起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反共高潮从北南来，东江地区的形势也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着。日军退出惠阳、博罗以后，东江地区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国民党于是向共产党人开刀。
就在国共合作破裂的局势下，我们几个却天真地闯入国共党争的战场。我想，他们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指称我们是“共产党”，于是就给我们扣上“日谍”的罪名吧。
黄素贞：不久，我们便被押到指挥所的牢房。他们还用一条大约有一丈多长的大木头，中间挖洞，再把他们三个男人的脚闸到里头。我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待决的死刑犯了。
在三天的监禁生活中，我们遇到一批青年男女，其中，好几位患了疟疾，发高烧而呻吟着。老萧是医生，除了给他们一些建议，还送他们一些我们从台湾带来的药品。他们由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结队回国，组成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宣传抗日。但是，春节前后，他们也因为入国手续不清楚，而被以“共产党嫌疑”罪名拘留。这时，我们才知道，中国国情的复杂。原来，中国神圣抗战中还有两党的摩擦斗争，许多无辜的人也为着党争而白白牺牲，不为人知。
蒋蕴瑜：后来，我才听说，在前线抓到日本鬼子或汉奸，可以领取一笔巨额的赏金。也许，这些军官就是为了这笔赏金，而毫不珍惜我们的抗日救国之心吧！我想。
幸好，指挥所有一位陈姓军法官，觉得我们五个怎么看也不像间谍，坚持必须慎重调查，然后才能决定枪决与否。刚巧，丘念台先生走了两天的路，从前线驻地到惠阳领军饷。陈军法官知道丘先生和台湾的关系很深，比较了解台湾，就把我们的事告诉丘先生。丘先生于是请求闽赣粤边区总司令香翰屏，让他跟我们见面谈话。
黄素贞：我们五个人又被叫了出去，并被吩咐去挑回行李。当初，我们双手反绑，被押到指挥所牢房。可是这次却没有，只是要我们跟着走。我们被带进一间屋子。进门后，我看到桌上摆着一只手表。卫兵命令我们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随后就一个个被带进另一个房间，单独受讯。那位审问长身穿褪色的黑裤唐装，单眼，留着一脸胡须。后来，我们由站守在旁的侍卫口中得知，原来他是少将参议丘念台，在罗浮山区领导东区服务队。当天，我们先后被审讯两次。一次是上午，个别审问。一次在下午，集体问话。这两次，丘先生与我们之间的问答都用北京话。我们总算能好好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丘念台（1894—1967）
蒋蕴瑜：见到丘先生，我们都坚决表示不是替日本工作，并各自述说爱慕祖国的热诚挚意。丘先生不只认识先父蒋渭水，也认识浩东的父亲和老萧的伯父。于是，他叫我们各写一份陈情书，呈送上级，并替我们请求暂免执行枪决，解往后方，察看侦审。这样，丘先生就救了我们五人七命，因为我和萧太太都怀孕了。
念台先生离开惠阳前，特别勉励我们，说我们贸然回国参加抗战，热情虽然可嘉，但有几点要好好考虑：第一，入国手续不清楚。第二，不谙国情，不认识任何人。第三，他虽然认识我们的家长，却不认识我们，怎么能替我们担保？他又说，还好，他虽然不能完全保我们，至少我们已没有生命的危险了。他强调，他将请求政府给我们表现的机会，我们也必须以行动来证明的确是要来参加抗战。接着，他又转口问我们，说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艰苦的，你们能吃苦吗？他不等我们回答，又暗示我们，如果有任何困难，可以写信给“黄复”，寄第七战区转达。他向我们一一握手，说后会有期，然后挥挥手，又回罗浮山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