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

蒋蕴瑜：一九四〇年元月，浩东带领他的表弟李南锋和我，三人先行赴上海。我们听说，一九二七年与渭水先生共组台湾民众党，任该党秘书长兼机关报《台湾民报》主笔的谢春木先生，在一九三一年被台湾殖民当局列为“要犯”后逃到上海。浩东认为，找到谢先生，应该就可以找到参加抗战的路。

锺理和：二哥走后不久，宪兵和特务时常来家盘查他的消息。他们追究二哥到哪里去及做什么事。我们一概答以不知。事实上二哥去后杳无音信，我们连他是否到了大陆也不知道。

蒋蕴瑜：到了上海，我们一方面探寻到内陆参加抗日组织的路线，一方面等待萧道应夫妇。就读帝大医学部的老萧，四月才能毕业。

黄素贞：一九三九年春天，管区警察强要我去报考台湾广播电台的对华广播员。老萧担心我不自觉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于是建议我以“即将结婚，不方便到外头工作”的理由推辞。我跟父母商量。他们也觉得老萧的建议可行。为了取信管区警察，老萧和锺九河便搬入大龙峒我家，跟我们共同租屋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我和老萧便顺理成章由“同居”而结婚了。

蒋蕴瑜：浩东希望老萧能够筹组医疗队来大陆。可是，到了四月，应该前来会合的老萧夫妇，不知为什么竟迟迟未到。

临行前，为了筹措经费，我们曾经几次前往瑞芳九份买黄金。那时候，日本殖民政府不但禁止黄金买卖，而且出境时所能带的现金，也有严苛的限额。黄金买来后，我们听从老萧的意见，把黄金烧熔成细条状，然后让浩东、南锋及老萧三位男同志塞入肛门，先后夹带出境。然而，我们总不能在上海时就把带来的黄金所变卖的钱花光。浩东于是想到与日本人做生意，买米来转卖给日本人开的工厂。他说要赚日本人的钱来维持生活。可他还是有原则的，那就是，绝对不到租界买米，只到虹口沦陷区买；以免造成租界区的米粮短缺。这个生意，一直做到我们离开上海时才停止。那时，我觉得放弃可惜，就同浩东提议，要他转交经常往来海峡两岸做生意的公公接管。浩东不但不采纳我的意见，还痛骂我一顿，说我们是为了生活，不得已才和日本人做这种生意。爸爸和我们不同，怎么可以让他来做这种事呢？

黄素贞：因为种种原因，那个抗战医疗服务团没有组成。老萧台北帝大医学部毕业后，我们随即以“毕业后考察”为名，办理赴大陆旅行的护照。但是台北北署的刑事警察百般刁难，我们送了半打葡萄酒之后才打通关节。临行前，南部家乡却传来老萧的老祖母病危的消息。我们只好延期出发，赶回佳冬探视。

老祖母脱离险境后，我仍留在老家照顾她。老萧回台北，到河石教授主持的第二外科，学习外科医术，以备战地之需要。他同时利用每个星期假日，徒步到草山或淡水，积极为即将投入的抗战锻炼身体。

蒋蕴瑜：五月，我们三人在日本占领区已待不下去了，于是就搬到英租界。同时更积极地找寻和重庆的中央政府联络的关系。但是，始终一点门路也没有。

七月，日本占领区越来越大了。这时候，欲进入内陆，只有绕道香港，从广东进去了。然而，老萧夫妇仍然不见人影。浩东急了，于是决定自己一个人先到香港。他要我与南锋待在上海，等老萧夫妇。

“如果一星期之内，老萧俩人还不来的话，你们两个就回台湾吧！”临行前，浩东特别交代我们。“我打算一个人进去内地。”我知道，浩东是一个坚定的爱国民族主义者，如若不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战，他是活不下去的。所以，浩东这样说，我也不敢和他争论。可我内心却痛苦地想，事情要真的演变到这种地步的话，我与浩东就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甚至，就将从此永别了。

还好，浩东走后，两三天不到，老萧夫妇终于来了。

黄素贞：七月前后，老萧收到老锺的来信。信上说，日本占领区越来越大，通往重庆的路，也封锁得更加严密了。他要我们在八月一日前赶到上海。老萧和我心里清楚，情势紧迫，不容再延迟了。这时，老祖母的病情也已稳定下来了。我们于是决心立即前往上海。

我们在基隆上船，航行三天后，平安抵达上海。下了船，我们看到只有碧玉和南锋前来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