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拥有任何妇女都应该拥有的最美好的幸事：有一个投身于伟大理想的机会，并且有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丈夫。

 

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不仅恢复了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且以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再次成为当时中国的实权人物。

至此，宋美龄也正式成为继宋庆龄之后，宋家的第二个“第一夫人”，以蒋宋美龄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今日得以与最敬爱的美龄结婚，为有生以来最光荣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中忽萌退志，前辈常询何日始可安心工作，当时未答，今日圆满答复，即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即从此可安心为革命尽责任。余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婚姻，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今日结婚实为建筑我二人革命事业基础。

——蒋介石

 

我不会只嫁给钱，但同时我也不会不嫁给钱。

 

我拥有任何妇女都应该拥有的最美好的幸事：有一个投身于伟大理想的机会，并且有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丈夫。

 

我想这些官员起先颇为意识到我是个女性，但是后来我全心地投入帮夫的事业，他们也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女性，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宋美龄婚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陪蒋介石进行各种活动上，担任其私人秘书，并很快就在一些事务中开始独当一面，发挥其管理才干。在抗战爆发以前，她主要抓的几项工作是遗族学校、励志社和新生活运动。

1928年，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的建校，正是宋美龄早年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也是她和蒋介石结婚以后，亲身参与的最积极的一件事。她个人在留美生涯和过往人生中积累得来的一些教育理念也在这些学校里得到了实践的机会。其中，“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是遗族学校的基本校训，也是宋美龄最喜欢对外宣传的优点。

我个人对于如何教育意识的观念多是来自我对学生不该如何被教育的观察所得，换言之，我发现我们的教育体系与周遭的实际生活存有脱节的现象。例如，教育者只强调书本上的知识，至于如何将书本所学的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或者怎样去做一个好公民这些事情，都受到惯有的忽视。

在这些烈士遗族的学校里，我要教他们如何用手和身体去思考、去推理为什么一件事必须那样子去做。

以遗族学校为起点，之后宋美龄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参与了新生活运动，并成为该运动实际上的决策者和推动者，让全国人民看到了这位“第一夫人”的政治能力。

“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之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之高超”，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

——《新生活运动纲要》

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场全国性运动，最初由宋美龄提出改造江西落后环境和生活习惯，再加上蒋介石维持自身统治的需要，促成了这场由江西开始，蔓延全国的运动。

宋美龄为争取外国对她和蒋介石实施的新生活运动给予支持，在美国和上海的英文报刊连续发表了几篇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文章。

1935年6月，她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中国的新生活运动》，1936年10月10日，她又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舆论的形成》，同时她还为纪念新生活运动两周年和中华民国成立25周年发表《新生活运动》一文，反复地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以及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动机。通过这些宣传，宋美龄首先扩大的是自身在这个运动中的影响。

推行新生活运动时，宋美龄极力主张妇女是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并为了提升女性地位做出了一系列切实的努力。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对于中国女性的观念也各有不同。那些浪漫主义者印象中的中国女性，是在花叶掩隐，亭台复折的曲径小道之上，姗姗微步出来的一位云鬟翠袖的人物；另有一种人，所见的中国女性，则是沉静而耐苦地跟男人共同在田里辛勤工作，或是与自然界的困难，做奋勇的搏斗……我们已有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新时代里，女性用新的确信自立了起来，并且用新的眼光来批判人生。

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居，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

我们如要衡量一国的进步程度，必得注意那一个国家妇女的情况和妇女在社会生活、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倘若大多数妇女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生活很合理，那个国家才是进步的国家。

20世纪30年代，蒋宋夫妇用两年时间在中国飞行了一万公里，涉及十多个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从北伐的晚期，乃至以后的战争，大约历时十年，蒋介石几乎都是在征战中度过的，宋美龄经常追随丈夫到各个战场上，无论这些战场是在边关，还是在内地。在这十年间，宋美龄常常是在旅途上奔波，她的足迹也在那时踏遍了全中国，其间也曾遭遇过不少危急的情况。在旅途中，宋美龄记录下了风土人情和旅途周折，也如实记录了自己的心情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