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一天，莫斯科冰天雪地。邓小平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同前来送行的同学们一一拥抱、握手告别后，登上火车，开始了回国的旅途。

火车抵达苏联南部的一个边陲小城乌金斯克就是终点站了。邓小平等人下车，改乘汽车继续前行，到达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在库伦呆了一个多月后，他们又继续登程，目的地是西安，当时冯玉祥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就在西安。

这时已经是一九二七年的二月。邓小平和共青团员王涤亚、朱逸尘（朱世衡）三人作为先遣队，乘坐由苏联人驾驶的为冯玉祥部队运送子弹的汽车先行。

没想到回国的路太难走了。从库伦到宁夏城（今银川），中间有几百里的荒原，人烟稀少，没有公路，汽车只能沿着羊肠小道颠簸前进，碰到沟沟坎坎，他们还要下来帮助推车，有时一天也走不了几里路。饿了，就啃点干粮；困了，就在车上打个盹。就这样日夜兼程，好不容易走出荒原，又进入沙漠。他们只好改乘骆驼，在大漠中艰难跋涉了八天八夜，才到达宁夏城。

当时，国民军联军在宁夏城设有后方留守处，专门接待从苏联回国的军政人员。在莫斯科临回国时，邓小平等人曾让在莫斯科的冯玉祥传令员陈天秩为他们给冯玉祥写了一封介绍信，这封信沿途还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方便。留守处处长王一飞是中共党员，邓小平等三人在这里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休息了几天，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邓小平还同王一飞多次长谈，一起分析国内形势，讨论革命如何发展的问题。后经王一飞联系，邓小平等三人同在《中山日报》工作的刘贯一和因病在宁夏城的西北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的彭桂林、孔广耀一道去西安。

二月底，邓小平一行六人离开宁夏城，骑马途经吴忠、灵武、同心、固原，甘肃的平凉、泾川，陕西的彬县、礼泉、咸阳，于三月底到达西安，行程一千多公里，历时一个多月。途中，他们在平凉休息了三天。在彬县，参观了传说的《西游记》中的“水帘洞”。沿途每隔二三十公里就有国民军联军的一个兵站。邓小平等凭介绍信在兵站领粮，行李也由兵站派挑夫帮助挑运。据刘贯一后来回忆，他们离开宁夏城时还穿着大衣或皮袄，到达西安时已改穿单衣了。

一路上，邓小平谈笑风生。他像兄长一样关心照顾同行的刘贯一等人，向他们详尽地介绍苏联的风土人情和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自己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和感受。他还谈到了他所知道的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拉狄克等人的一些事情。在谈到托洛茨基时，他既肯定了托洛茨基的一些革命经历和对革命的贡献，也列举“好多例子和事实”，指出了托洛茨基所犯的严重错误。沿途，邓小平还调查了各地地理风俗和民情，并向群众宣传革命。他同老乡谈话说，农民只有觉悟起来，组织起来，跟着革命的洪流走，最后才能过上好日子。

对于这次艰难的旅程，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焕章（冯玉祥）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多人。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结果交通不通，只有我们三个人随运子弹的车到宁夏。一路走沙漠，骑骆驼，一个月老晒太阳，很热。”

邓小平到达西安前后，正是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大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也是政治风云开始突变的前夜。年初，北伐军分三路向长江中下游的浙江、安徽、江苏挺进，自二月下旬到三月下旬，先后控制浙江全省，占领安庆、南京等地，并进驻上海。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经过秘密策划，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接着，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已由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随即举行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反蒋大会。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了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

冯玉祥是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同苏联顾问团以及中共党员刘伯坚等人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在他回国之前，所部已被直奉联军打败，形势十分危急。九月，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和刘伯坚等的全力帮助下，率部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系统，在五原组建国民军联军并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他表示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结合。他任命刘伯坚为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并聘请苏联顾问团成员乌斯曼诺夫为国民军联军政治军事顾问。他公开宣布国民军联军集体加入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纲领，接受孙中山实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举起打倒北洋军阀政府的旗帜。

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参加国民革命，直接牵制了北洋军阀的力量，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民军联军进入陕西，标志着西北地区的大革命运动开始出现新的高涨。西安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并且形成了国民军联军（联军总司令部和驻陕总司令部）、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和陕西省党部）、共产党（中共陕甘区委）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新格局。

为了帮助冯玉祥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新军队，早在一九二五年，李大钊就曾亲自与冯玉祥商量，拟定了国民军的政治工作计划。后来又安排著名的共产党人宣侠父等到国民军联军中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国民军联军各部队普遍建立了政治机关和比较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

对邓小平等的到来，冯玉祥很重视，专门接待了他们。邓小平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兼任该校共产党组织的书记。

中山军事学校是国民党左派当时担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创办的，实际上是由刘伯坚等几位共产党人帮助筹建起来的。办学形式仿效当时的黄埔军校，主要培训国民军联军营、连、排初级军官，以及中共选送的革命青年。学校的主要领导职务都由共产党人担任。校长史可轩是共产党员，还担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师师长。副校长李林也是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组织科长高克林、负责学员日常操练的总队长许权中都是共产党员。学员分为三个大队，大队长也分别由共产党员高致凯、张汉俊、杨浪波担任。分队的主要军事、政治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全校五百多名学员中有一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这所学校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所“红色的学校”。

学校的教学主要是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政治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列宁主义概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军队的政治工作，等等。对共产党员和积极争取入党的学员，还要加授《什么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ABC》等党课。邓小平后来回忆这个学校的政治教育时说，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

学校的管理十分严格，对学员的军容风纪、作息制度、课目训练等各个方面，都抓得很紧。全校教官、学员一律穿灰色列宁式军服，扎腰带和绑腿。平时，教唱《国际歌》《行军歌》《演习歌》等歌曲。学员精神面貌很好，校园革命气氛很浓。

邓小平除负责做政治工作外，还兼讲政治课。他有在法国的阅历，又经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系统培训和学习，讲起课来驾轻就熟。据当年一些学员回忆，邓小平知识丰富，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幽默，不停地打着手势，并且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深奥的道理经他用历史典故和浅显的比喻讲出，学员一听就懂。学员雷展如后来回忆说：“他经常给学员讲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法国大革命和苏联革命的经验，要求每个革命军人应遵守纪律，养成吃大苦、耐大劳、英勇善战的作风，使学员在谈笑中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学员胡震后来回忆说：“在我当分队长前，有一次，他讲政治课时，提出节制资本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点名要我回答。我以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初步理解，并举出两个例子作了回答。他听了还满意，一边点头，一边让我坐下。”

邓小平经常在各种场合作政治报告，宣讲和分析大革命发展的形势，动员民众参加和支持大革命。学员郑殿华后来回忆说：邓小平“给全校作过几次政治报告，中心意思是反帝反封建，打倒封建军阀，铲除土豪劣绅，动员群众进行斗争，建立革命政权等革命道理。讲得生动精辟，通俗易懂，对我们的鼓舞教育很大。”

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中山军事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追悼大会。邓小平和史可轩、李林、许权中等学校领导人一起站在主席台上，带领大家致哀。追悼会上，学员们还演了一出赶排的悼念李大钊的“文明戏”。邓小平也参加了演出。高克林后来回忆说：我记得邓小平“扮演于右任”。

在史可轩、李林、邓小平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朝气蓬勃，被人们誉为“西北黄埔”或“第二黄埔”。学校培养了一批有革命觉悟的初级军官和党政工作干部。其中，向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输送了一批学员，逐步形成一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西渭华暴动的骨干力量。陕北红军的一些著名将领，如刘志丹、高岗等都曾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当时在西安还有同中山军事学校性质相近的两所学校，即西安中山学院和西北军官学校。邓小平在这两所学校都作过报告或教过课。中山学院隶属于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实际上是由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筹备创办起来的。学院设有军事政治班、农民运动班、组党班和妇女班。院长刘含初是中共党员，副院长兼总务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总队长任敬斋、总务科长呼震东都是共产党员。这所学校当时也被誉为“西北革命学府”，培养出了许多党政工作和工农运动的重要骨干。邓小平一般在星期六到中山学院作专题报告。学员张觉后来回忆：“邓小平作报告时用手卡着腰，讲得很生动”。西北军官学校后改名“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由续范亭担任。中共党员贾大容、汪泽阶等在学校中担任重要工作。学员大多数是陕甘两省的进步知识青年，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邓小平和刘伯坚等在该校兼任过教官。

邓小平经常参加校内外一些进步社会团体、国民党左派组织等举行的集会和各种活动。五月二十一日，陕西青年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邓小平应邀出席，并在会上作《苏俄之近况》的报告。据《陕西国民日报》报道，他的报告极富鼓动性，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号召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使与会青年深受鼓舞。五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出席中山军事学校国民党特别支部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六名正式执行委员之一。第二天，在第一次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上，又被推定为三名常务委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六月十二日，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在学校大礼堂召开“非基督教同盟”成立大会，邓小平也应邀到会讲演，宣传革命与科学。

正当一大批共产党员在国民军联军中积极工作的时候，冯玉祥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

五月，国民军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就任总司令，随后率部东出潼关，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这支军队经过刘伯坚、邓小平等大批共产党员艰苦细致的工作，已经由一支濒于瓦解的旧军阀部队，变成为一支军威大振、受群众拥护的革命军队。在东征作战中，全军上下士气旺盛，一路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拉拢冯玉祥，分别同他进行幕后交易。随后，在“分共”问题上，冯玉祥同汪精卫有了一致的看法。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达成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

冯玉祥虽倾向革命，但却没有明确的革命主张。他反对帝国主义和旧军阀，但对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等认识不清。至此，他开始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

徐州会谈后，冯玉祥在部队和所辖地区开始“清党”反共，但在程度上、方式上同蒋介石有所区别。他下令将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训练，名曰训练，实际上是“调离军队，搞集中营，洗脑筋”。

得知这个消息后，邓小平与刘伯坚、史可轩、李林等商量，大家一致认为邓小平应去武汉找党中央，而不要到开封去“受训”。

六月底，邓小平离开西安，经郑州去了武汉。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出于个人对共产党的好感，冯玉祥改变了处置在其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办法。七月，他派人将刘伯坚等二百多名共产党员送到武胜关，发给路费，“礼送出境”。

后来，冯玉祥几经曲折，终于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半个多世纪后，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冯玉祥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邓小平亲切地会见他的家属，在谈话中充分肯定了冯玉祥。他说：

“冯玉祥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邓小平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了三个月左右时间，这是他投身国内革命斗争的第一站。在国民党右派背叛大革命前后的复杂背景下，他同刘伯坚等一批共产党员，坚持同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合作，团结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军联军中努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部队政治工作，做出了不凡的成绩。他自身积累了统一战线工作和部队政治工作的初步经验，在各方面也受到了实际锻炼。

七月初，邓小平辗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随即到中央军委报到。在这里，他见到了在法国分别的周恩来和聂荣臻。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聂荣臻在中央军委工作。经中央军委介绍，邓小平被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秘书。

两个多月前，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党只注意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叛变的教训。但是，会议没有能够在当时十分危急的状况下提出如何挽救革命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陈独秀在会上仍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五大以后，陈独秀准备在中央秘书长之下设八大秘书，先任命了刘伯坚、邓小平等，后八大秘书并未任命满，已任命的其他几个人都未到任。这时的中央秘书长是邓中夏。作为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工作任务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次要的文件。

邓小平对陈独秀并不感到陌生。十多岁在老家广安上中学时，他就知道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在法国，他读了不少陈独秀的文章。从某种程度上说，陈独秀也是邓小平思想上的领路人之一。邓小平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后，经常参加中央的各种会议，而同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后来他在谈到对陈独秀印象时说，陈独秀搞“一言堂”，主持开会相当简单，有时显得相当武断。他还说到：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是搞家长制的。”“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

这些，应该说是邓小平的亲身感受。

由于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同时，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同中国共产党决裂，随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刚到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便面对一场严峻的考验。他随党中央机关一会儿从汉口搬到武昌，一会儿又从武昌搬回汉口，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希贤”改为“小平”。

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邓中夏随周恩来等人去了南昌，中央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兼任。李维汉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邓小平在法国时就知道他的名字，但未见过面。这时的党中央与全国大多数党组织都失去了联系，因此中央机关的工作并不很多。

八月一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几天之后，八月七日，为了检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两省党组织的代表和负责人，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

这次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筹备和召开的。作为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和李维汉一起住在瞿秋白夫妇的住处德林公寓内。这里离开会地点很近，来往方便。

八月三日夜，邓小平被交通员悄悄地带到会场——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这里原是苏联援华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家。二十多天前，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驱逐回国。这栋公寓楼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处，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会场为相连的两个房间，还有一间侧房作厨房用。邓小平是最早来到这里的，又是最晚走的，负责有关的会务工作。

八月的武汉，酷热异常。为了保密，房子的门窗整天关着，不透一点风，室内闷得像蒸笼。邓小平和陆续到达的与会者都挤在里面，焦灼地等待着会议的召开。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吃点干粮。

五十多年后，一九八〇年七月，邓小平到武汉视察工作，特地参观了八七会议会址。故地重游，记忆闸门一下子打开了。他说：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李维汉是秘书长。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着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三十四岁，瞿秋白二十九岁，李维汉三十一岁，任弼时二十三岁，我二十三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

邓小平还特别说道：“首先要讲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是号召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会后在全国各地相继组织武装起义，虽然八一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

此时，邓小平已是八七会议参加者中寥寥健在者之一。他对五十多年前召开的那次会议的回忆，连细节都如此真切，可见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

八七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在会上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上的发言都是集中批评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右倾错误。有的发言也批评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党中央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及组织问题上犯有错误。军事问题上，毛泽东批评了“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强调全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一席话，后来被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邓小平担任会议记录工作。现在得以保存下来的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记录，都出自他之手。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同与会的很多人一样，从心底里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后来，他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多次强调：“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只有“武装斗争能够打开局面”，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八七会议比较彻底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方针，实现了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性转变。八月九日，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勇敢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农村，致力于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使革命开始出现新的转机。九月上中旬，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即率领起义部队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一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十月，中共中央秘密从武汉迁往上海。

邓小平随党中央机关一同到达上海。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和怕重犯右倾错误的情绪。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没有意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地认为当前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客观上有一触即发，起来推翻一切豪绅军阀政权的趋势”，党应当会合各种暴动发展成为总暴动。十一月九日至十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提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会议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局面。之后，这次会议的精神迅速在各地贯彻执行。但是，各地农村暴动、城市暴动和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有的则是仓促举行而迅速失败。

这期间，邓小平列席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几次重要会议。见证了上述有关错误决策的形成，这使他后来对土地革命时期“左”倾错误的认识特别深刻。

这时的上海，已成了各种反革命力量麕集的地方。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中共中央以极其秘密的方式活动着。

十一月十四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撤销原有的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农委，在中央常委下分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党报委员会、秘书处和组织局，组织局下设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会计等科以及妇女运动委员会。

这次会议后不久，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二十三岁。

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虽然只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技术性质的多，也为中央起草一些次要性质的文件（如对次要省区的指示）”，但是这一岗位却很重要，工作也很繁忙。

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黄玠然，后来回忆邓小平工作情况说：

“邓小平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请别人记录。但他也发言，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牵涉到中央的安危。邓小平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会议以后，秘书长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秘书长还要负责中央机关秘书处的工作。可以说，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中央组织机构重新调整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干部。十一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列席第三次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补充干部的问题。会后，邓小平根据会议决定，拟定了一份从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学习的人员中抽调回国工作的人员名单。这样，一批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学校学习的共产党员在一九二八年先后回到国内，充实到中央各组织机构或各地党的组织机构中。

从十二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鉴于各地武装暴动和起义相继失败的情况，连续发出通知，指示一些地区如果条件不具备不要立刻组织暴动，并决定停止原计划的湖南、湖北年关暴动，从而避免了一些损失，对纠正“左”倾盲动错误起了一定的作用。

邓小平亲身经历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党内推行和纠正的过程，耳闻目睹了“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特别是他直接参与了中共中央纠正湖北、浙江两省“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问题的工作，对他无疑是一种难得的历练。其中，湖北问题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和唐生智之间爆发宁汉战争。当唐生智军队败退时，中共湖北省委一些人就主张武汉三镇马上暴动。十月二十八日，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罗亦农来到武汉后，召集长江局会议指出“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决定立即取消暴动计划。但是，十一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在给两湖省委的信中则认为：“在极短的时期内有造成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之可能”，并命令两湖省委“更积极的发动两湖的革命，创造部分的暴动，会合而成为总的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的暴动”。十二月中旬，共青团湖北省委的一部分人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和中共湖北省委在唐生智败退时“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之错误”，要求中央“彻底查究”。据此，中共中央派出苏兆征、贺昌、郭亮组成的三人特委前往湖北查处。特委赴湖北后，采取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并对武汉暴动问题作出错误的结论，引起湖北党内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不满。这时全省总暴动的方针在实践中也遭到严重的挫折。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告湖北同志书》，指出：当时“主张在武汉三镇马上暴动，这不仅是一个错误，且系玩暴动”。但是，一月五日，中共湖北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仍坚持说，自一月一日起开始赤色革命宣传周，将领导江岸铁路工人进行罢工和暴动。一月十一日，共青团湖北省委也写信给中央说：“湖北已经到了工农兵暴动夺取政权时候”。

中共中央决定郑重致信湖北省委，解决湖北问题。邓小平参与了信的起草。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致湖北省委的信》发出。信中批评湖北省委“有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倾向”，指示他们“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领导他们从日常的争斗中团结与扩大他们的阶级组织，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培养他们总暴动夺取政权坚决的与明白的意识”。

邓小平在参与起草中央《致湖北省委的信》的过程中，对湖北问题的情况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一月十八日，在第十四次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他不仅详细报告了湖北问题的情况，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取消湖北总暴动的建议。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二十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和二十二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又专门讨论湖北问题，重申反对湖北“即刻举行总暴动”，最终纠正了湖北省委的盲动错误。

一九二八年一月，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邓小平除了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列席中央各种会议并做记录外，还负责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和各种会议安排等。

当时，中央机关办公和活动的地点大都在比较隐蔽的租界区内。中共中央经常开会的地点是四马路（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四四七号的楼上，外面挂着“福兴字庄”招牌作掩护。这幢房子的楼下是“生黎医院”。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大都是在这里召开的。为了安全和保密，中央机关还分散在其他几个地方办公和活动，如同孚路柏德里七百号、永安里一百三十五号、五马路的清河坊等。

邓小平和周恩来有一段时间是在同孚路柏德里七百号办公和活动。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下是客堂，楼上是办公室，客堂后面的楼梯可通楼上。彭述之夫妇、陈赓的夫人王根英、黄玠然的夫人杨庆兰（后曾化名金莲）等以房客和房东的名义住在里面作掩护。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这里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中央各部分、各单位的人经常来此请示汇报工作，各种问题主要由周恩来处理，邓小平协助。据黄玠然回忆：

“邓小平和周恩来他们两人是不可分的，处理工作是互相配合。我感觉邓小平说话不多，处理问题很果断，对同志的态度很诚恳。”

由于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活动猖獗，中共中央非常强调秘密工作制度和纪律，对中央机关办公活动地址和党中央负责人的住址等都有严格的保密规定。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这方面担负非常重要的责任。他掌握中央活动的地点和各部门的办公地址。为保证安全，中央的负责人要不断变换住址，并且彼此都不知道，由邓小平单线联系。在白色恐怖下，党内经不住考验而变节投敌、出卖组织和同志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更给中央机关和中央负责人的安全保卫和保密工作带来了困难。邓小平胆大心细，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总是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损失，消除后患。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他花了很多功夫去了解上海的环境。可以说，他当时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通”。晚年，他到上海时经常冷不丁地说出连陪同的当地负责人都不知道的一些上海老地名。

郑超麟曾和邓小平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回国。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后，他也在中央机关工作。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我们中央各部门就不来往了，我参加中央的几次会议，都是有人带我去的。邓小平和中央秘书处住的地方我从来没去过，并且也不许去。平常来往都是交通送信，我和邓小平平常来往，主要是开会。”

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并有效地开展工作，中共中央还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即“以绝对秘密为原则”，秘密机关群众化、党的“负责干部职业化”。“职业化”，就是以某种职业为掩护。

邓小平在浙江路清河坊开了一家二层楼的杂货铺。楼上是他住的地方，楼下是铺面，卖些香烟、肥皂之类的东西。邓小平经常头戴礼帽，身穿长袍，俨然一个阔老板。这家杂货铺也是党中央开会的一个地方。后来他把这家杂货铺交给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纪恩经营，自己又另外租房，开了一家古董店。

这家古董店是党中央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络点。在一般人看来，外国人喜欢逛中国的古董店。共产国际代表都是外国人，出入古董店，不会引起怀疑。在这里传递消息、情报和文件，是比较适宜的。

邓小平还经常化装参加各种活动。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刘英后来回忆说：

“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是他同周恩来同志到李维汉同志那里谈工作，他那个时候大概是中央秘书长。他们来经常化装，到什么地方就穿什么。到租界穿得讲究，到平民地方穿工人衣服，所以就不容易被坏人发现，不注意，跟群众一样”。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有了他的第一次婚姻。同志们为他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据郑超麟回忆：

“我记得他们结婚时还在广西中路聚丰园的四川馆子摆了三桌酒席，周恩来、李维汉等人，还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些普通工作人员都来了，一共三十多人。”

新娘子名叫张锡瑗。张锡瑗又名西远、希园，河北良乡（今属北京房山区）人，比邓小平小四岁，父亲是良乡铁路站站长。一九二二年入保定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学校团组织的负责人，参与发动并组织学生驱赶反动校长的斗争，作为学生代表之一赴北京、天津宣传学生运动。同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保定市监察委员。一九二五年随父亲到北京，入清明中学读书，同时还担任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妇女部秘书，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一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俄文名字叫多加多娃。她是一九二六年底回国的，一九二七年在保定参与领导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后调到中共中央机关秘书处工作。

邓小平和张锡瑗在莫斯科时就相识，没想到回国后又在一起工作。在工作中，他们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共同的理想和事业，让他们从相知到相爱并成为伴侣。

对于邓小平和张锡瑗的结合，郑超麟回忆说：

“张锡瑗个子不高，人长得很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看上了邓小平。”

婚后有大半年的时间，邓小平、张锡瑗夫妇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同住在公共租界小沙渡路遵义里的一幢房子里。邓颖超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晚年，调皮的女儿问起父亲这事，邓小平说，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有说有笑。

在险恶的环境和紧张的工作中，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这期间，邓小平也经历了一次危险。有一次，中央特科得到情报，巡捕发现了周恩来的住处，即通知周恩来搬了家。邓小平当时不在家，没有接到通知。当他回来敲门时，里面巡捕正在搜查。幸好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来开门。邓小平一听声音不对，赶快走了，脱离了危险。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那个时候很危险呀！我们在上海作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半分钟都差不得！

到此时，大革命失败已有八九个月时间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能够认真地全面系统地总结一个时期以来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筹备在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党的工作，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会议还决定，在筹备和召开六大期间，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守国内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指导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和白区的秘密工作，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工作。

在邓小平等的具体安排下，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党中央的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等和一百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关于邓小平在留守期间的工作，李维汉后来回忆说：

“六大开会期间，我和弼时受命负责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到同年九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期间，开会的地方仍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一九二七年冬或一九二八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当时，每天上午九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

李维汉回忆中说的那个商店，就是邓小平开的那家杂货铺。一九九〇年，当年在中央机关做交通工作的朱端绶曾对邓小平女儿邓榕说：

“我是在一九二八年夏天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就认识你父亲了。那时他才二十四岁。”“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在两间屋子一起开。”“我是专门在中央机关当交通，直接在你爸爸的领导下工作。从各地和苏区来的报告，都是用药水密写在毛边纸或者布上，由我用明矾水洗出来，然后誊抄好。我抄的文件都是最绝密的，不出政治局的门。”

留守中央人手少，工作繁忙，而且刚开展工作就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袭和破坏。

四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巡视两湖工作后回到上海。十五日，他来到地处公共租界戈登路望志里的办公地点，准备与山东来的同志接谈工作。由于叛徒何家兴夫妇向英巡捕房告密，他不幸被捕。邓小平幸免于难。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同志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这一事件的发生，更加引起了留守中央对整顿党组织、加强秘密工作的重视。五月十八日，留守中央发出由邓小平等组织起草的第四十七号通告，对党组织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作出规定，并提出若干具体办法。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组织科又印发《秘密工作常识》，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秘密工作守则。

在六大召开前后的约四个月的时间里，留守中央认真履行职责，对国内党的一些重要工作作了正确的决议与指导。邓小平不仅承担了留守中央机关大量事无巨细的工作，还在留守中央作出的决策工作中发挥了作用。

五月初，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向济南大举进攻，几天之内屠杀中国军民三千余人，制造了“济南惨案”。五月九日，留守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五三”惨案后反帝斗争工作》，要求各地秘密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反帝斗争。五月十八日，邓小平列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留守）会议，参加讨论“济南惨案”以来的政治形势与深入进行反帝斗争等问题。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留守中央就组织工农开展反帝斗争问题又先后发出四次通告。有的地方还派人下去指导，有些地方则给予具体的书面指示，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日本侵略山东，反对英美对中国的渗透、控制和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群众运动高潮。邓小平参与中央一系列通告及给一些地方的书面指示等的起草、讨论工作。

五月二日，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红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向江西省委和留守中央报告，汇报朱、毛会师后部队的组织状况和打退赣军第二次“进剿”的战绩。报告中还提出红四军“不直下吉安”，而实行对内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对外帮助地方发动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的方针。六月四日，邓小平列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留守）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转红四军前委诸同志的回信。信中表示赞同红四军的方针，并指出：“在各地的运用和工作布置上不能机械的一致，不能采取同样的方式，应随各地工农斗争的情形，党的力量、统治阶级的强弱，士兵工作的好坏等等主客观条件来决定布置不同的工作方式”。信中还确定，在红四军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前委之下，组织以朱德为书记的军事委员会。由于交通不便，这封信到十一月才送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央的信“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执的问题”。

五月二十二日，留守中央收到中共湘西特委的信，信中要求给予工作指示。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湘西特委成立后，积极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一九二八年一月，周逸群、贺龙等根据中央的指示，组成湘西北特委，到湘西北组织开展游击战争。他们经过洪湖地区时，将该地区由农民起义军组成的三支游击队共五百多人集中起来，组成工农革命军，于三月在湖南桑植发动武装起义，攻占桑植县城，成立中共桑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四月，起义军被国民党军打散。周逸群转移到洪湖地区，贺龙仍留在桑植、鹤峰等地，领导湘鄂边的游击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党在湘西地区下一步的工作如何开展，湘西特委难以决定。

五月三十日，留守中央召集有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和李震瀛、邓小平参加的特别谈话会，讨论湘西问题，决定由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致湘西特委的指示信。六月一日，第三十九次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留守）会议讨论、修改并通过邓小平起草的中央指示信。

邓小平起草的中央指示信，从群众工作、游击战争、城市工人运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党组织的整顿与发展以及党的组织机构的调整等方面，对湘西的工作提出了全面而明确的指示，其中突出地提出了注意群众工作而防止单纯军事行动的意见。信中说：

“目前湘西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和发动群众组织的工作，特别是在有党的组织及群众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要注意这一工作。过去各地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注意到群众工作的结果，不但军事上得不到胜利，即政治上也得不到胜利。湘西目前我们有不少的武装，这些武装应为发动群众之副力，不可再蹈过去的覆辙，陷于单纯的军事行动，以致结果始终得不到群众的拥护而遭失败。因此，现在你们所有的枪支仍须分散组织游击队来发动群众。贺龙部队亦要以之发动群众，不应是单独的军事行动。”

信中还指出：

群众工作的发展不要偏重于乡村的农民斗争，要特别注意城市的工人运动及军事运动。这些工作要能互相配合的发动，尤应了解城市领导之重要。

关于党的组织机构的调整，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中共湖南省委将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并于七月组成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随后，将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湘西前委也改成湘鄂西前委。之后，湘西特委领导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迅速打开局面，逐步形成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周恩来分别在会上作主要报告。会议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盲动主义错误。指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史失败而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会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李立三等，八月间先后回到国内。八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列席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会议，听取李立三代表新的中央政治局报告六大情况、新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立和政治局常委的分工等。九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新的中央开始工作。

九月六日，邓小平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李维汉作关于留守中央工作情况的报告。在三天后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李立三代表中央在讲话中肯定留守中央的工作路线是正确的，策略上一面反帝一面发动群众是对的。

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回到上海后，负责起草了中央的工作计划。十一月十三日，向忠发主持召开六大后的第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各部工作的分配及中央工作计划。在讨论分工时，特别讨论了中央秘书长问题。周恩来提出，中央秘书长主要是一个技术的秘书长，是事务性的，不一定要中央委员来做。会议决定，中央秘书长改称中央事务秘书长。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常委会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事务秘书长工作。

中央事务秘书长只是名称不同了，工作任务没有什么变化。邓小平领导中央秘书处的工作。秘书处下设文书、内政、外交、会计和翻译五个科，工作范围包括：中央文件的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中央与顺直、满洲、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党组织的联系；管理以上海为中心的联系各地的有关文件、钱钞、干部和来往人员的全国秘密交通网；党的经费的收集、汇兑和管理；提出审查各省预算、决算的意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等等。这些工作头绪纷繁，但邓小平组织大家做得有条不紊，有力地保证了中央机关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正常运转和中央对各地工作指示的及时贯彻落实。

当时，每隔几天就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负责安排会议议程以及时间、地点、出席人员等，列出每次会议讨论的议题，重要会议他还要兼作记录。每次会议结束后，邓小平还要对会议决定的事项逐一检查落实。

一九二九年六月召开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时，对六大后的党中央机关一年的工作有一个统计：一九二八年十月到一九二九年六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共开三十九次，讨论的议题有二百零二项（不包括提交到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各省及中央各部的许多议题）。一九二八年九月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央对各省的通告决议案共六十件，对各省政治党务指导的信件一百四十八件，对各省政治党务通告等七百八十一件，对各省政治通讯五十件，对各省政治宣传大纲八十七件，对各省通知及其他信件一千六百七十五件，对各省非政治党务的通告等一百九十四件，送往共产国际的文件六百四十二件，各省给中央的来件一千七百七十九件。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中央机关的工作量之大。那时机关工作的人员少，这其中不少工作都是邓小平亲自参与做的。

除了这些工作外，邓小平作为党中央机关的“管家”，还管着中央领导人生老病死一类的事情。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从莫斯科回国后病重，邓小平负责安排苏兆征住院治疗，还陪同向忠发、邓颖超等去医院探望。苏兆征逝世后，邓小平迅即通知李立三起草悼念通告，后又负责安排悼念苏兆征的活动等事宜。

到一九二九年，中国共产党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斗，逐渐从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摆脱出来，革命在曲折发展中走向复兴。六月下旬至七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检查总结六大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

而在这时，共产国际多次向中共中央发来“左”倾错误主张的指示信和决议案。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合法主义和消极、妥协、动摇的倾向，如果中国共产党“不用警觉的激烈的自我批评态度来批评这一切右倾的错误和动摇，来加以预防，则右倾是会变成可怕的危险的”。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中共中央提出了准备以夺取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总暴动方针。

这一错误方针在形成和推行过程中，曾受到党和红军内一些领导人程度不同的怀疑或抵制。邓小平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多数时候不发言，但有时也发言，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一次讨论李立三提出的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时，邓小平发言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现在革命正处在低潮，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足够的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当时，会上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多，他的发言属于非常难得的不同声音。

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邓小平去四川巡视一次，为期三个月。

四川是地方反动军阀比较集中的省份之一，反革命力量比较强大。受盲动主义的影响，一九二八年初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错误地认为，在四川组织暴动，客观条件“早已超过”，继而发动春荒暴动，使革命力量遭受相当大的损失。接着党内又产生报复主义的倾向，先后组织了南溪、叙府、涪陵、绵竹等暴动，结果因缺乏群众基础和城市的配合而完全失败。十月省委再次遭到破坏，全省党的工作陷于混乱状态。

中共中央对四川省委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四川问题。会前，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代中央起草致四川省委的指示信。邓小平认真研究四川省委近年来的工作情况后，根据党的六大的精神，起草了指示信稿。指示信稿分析四川目前的形势还没有革命高潮，同时指出四川党组织发展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在讨论中，对如何看待四川目前的形势和四川党的组织发展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周恩来同意邓小平在指示信稿中的分析，认为四川目前还没有革命高潮。李立三则认为四川的形势更易造成革命的高潮。周恩来认为，说四川革命高潮更易造成的说法还是不大妥当，但可指明统治阶级更易崩溃。最后，会议决定由邓小平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对指示信稿进行修改。二月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邓小平修改后的指示信稿，经周恩来审定后发出。

三月二十六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第七号通告，仍然提出：四川“现在整个的局面实在快要到了革命火山在我们面前大爆发的时期”,“客观条件的确完备成熟了。”“军队中的党组织，必须有条件的领导所影响的兵士群众一致暴动起来，投到农工方面，与工农会合。”

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又发出指示信，批评四川省委：“对四川政治形势仍有过分估量的倾向”,“四川党内存在很厉害的右倾和‘左’倾的危险。一方面趋避斗争、和平发展，以军事力量来领导工农，降低党的口号来迁就敌人的现象普遍存在着，另一方面盲动主义残余（如不少同志为川战问题向省委的责备）仍然存在。”

信中还批评四川省委对于中央指示信中关于党的组织发展要建立中心区域的意见“仅是口头上的注意，仍然是一般的忽略”。

这期间，四川还发生了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兵变事件。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致信四川省委提出批评。信中说：

“兵变问题，我们固然不是绝对的不可举行，但是我们在原则上在工农群众斗争消沉的地方，应避免故意地去制造兵变”，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想在兵变后，借军事势力作中心势力来发展群众，这是在原则上有颠倒因果的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对四川党的工作的指导，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去四川巡视。

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赵容接替邓小平的工作。赵容，即康生，此时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赵容随即来中央，邓小平向他交代了一些工作，并领着他到一些地方转了转。但后来，赵容因故并没有接替邓小平的工作。

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四川问题委员会，由杨殷、邓小平等五人组成，杨殷担任召集人。不幸的是，四天以后，八月二十四日，杨殷和彭湃等人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这一事件发生后，党中央临时改变了原定的一些工作安排。邓小平的工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晓野接替邓小平任中央事务秘书长。

从一九二七年七月任中共中央秘书开始，邓小平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了整整两年。这两年是由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向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转变的时期。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秘书和秘书长这一特殊的工作岗位上，亲历了党的许多重大事件，参加了这一时期党的实际斗争，经受了各种历练和考验。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他出色地完成了所承担的重要工作任务，积累了多方面的工作经验，培养了果断干练又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这些都为他今后担负更重要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八月底，邓小平匆匆离开上海，他并不是去四川巡视工作，而是受命前往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