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们常说，“历史像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样的描述也许适合某些时代的某些历史，然而不论是宋朝历史本身，或是宋代史书形成的过程，都并非如同打扮一个不知事的小姑娘。宋朝历史的塑造更像一位高雅的贵妇在无数的盛装打扮中常以不同的装束与面貌出现。她试图强调或掩饰不同的容颜特征，并展现出多种的形象与姿态。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贵妇不得不涂抹上更多的脂粉来掩饰被岁月侵蚀的容颜。如何看清楚宋朝历史层层严妆下的素颜，正是本书试图研究的主题。

《历史的严妆》汇集了我关于宋代史学的八篇文章。这些文章原本以英文发表于1998年至2011年间，为了译成中文并收入本书，文章都进行了修改和更新。

《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由我最初对秦桧任相时兴起的文字狱的兴趣发展而来。同时，对记载着秦桧专权时文字狱的史料的研究，也指引我追寻更为根本的问题：现存有关南宋早期历史的主要材料——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可靠程度究竟如何？我的研究与中国学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的研究并行，得出的结论也相似：由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并重新组织而成的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历史上曾被不同的作者多次加以评注，而现代读者有时会误以为这些后来的评注出自李心传本人。

《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最先发表于1998年，揭示了秦桧在历史上极为负面的形象，如我们在《宋史·秦桧传》等后代评论中所看到的，较早地在朱熹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其负面程度随着南宋宁宗、理宗朝道学的盛行变得愈加强烈。由此扩展而来的两个问题，本书所有文章都多少涉及：道学在孝宗朝及其后的兴起如何影响宋人对本朝史的解释？这一历史解释又如何传播至现代？例如，1177年李焘完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初稿至1229年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成书的半个世纪中，道学先是在孝宗朝晚期发展成重要的政治运动，接着在宁宗朝前期遭遇“庆元党禁”，随后又在史弥远主政时期完成了其重新定义、复兴和扩张。也是在这半个世纪中，李焘的专业化史学让位于陈均的理论与教学关怀。现存最重要的两宋政治史著作，如李焘的《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及《永乐大典》本《宋会要》，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些情形下编纂的。元代《宋史》编纂中道学的影响众所周知。而本书中的各研究则主张这类影响的出现远早于此，事实上，元代史家继承自宋代前辈的材料与宋代历史的“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是由道学的政治和教学关怀塑造的。

2007年，我的合作者，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李卓颖教授在明代官员吴讷的文集中发现了秦桧于1155年所作的一篇碑记。石碑现存杭州，原是刻有宋高宗为孔子及七十二贤所撰赞文的15块碑刻中的最后一块，但吴讷将秦桧的碑记毁去，代之以自己的作品。关键的是，秦桧的碑记中使用了“道统”一词描述政治与文化权威的结合，由宋高宗继承自古代圣王。

秦桧碑记的重新发现显示，一些朱熹道学的基本元素，早在朱学形成前已经被宋王朝采用，服务于其自身中兴的政治合法性。从碑记来看，朱熹对道学的构想（尤其在《中庸章句序》中）可视为对官方政治与文化权威的直接攻击；而与哲宗朝和徽宗朝的政治清洗相比，“庆元党禁”呈现为官方对此攻击有分寸的回应。秦桧碑记也证实，在道学运动得以塑造秦桧的负面形象之前，其首先需要去除秦桧原有的官方正面形象：辅佐高宗收回道统、恢复王朝的宰相。

本书中的各个研究，或可称为“活”的史学史。十多年前，邓小南教授提倡进行“活”的制度史研究。这类研究认为宋代政治机构不只是静态地在机构图表中占据一席之地，更将其视为动态的、活动的有机体，通过相互关联的“行为”与“关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既在彼此间也与社会中各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循此思路，国际宋史学界在重新形成对宋代的整体理解上取得了许多进展。然而，对如何将相似的取径应用于宋代史料，进而得到“活”的史学史，成为达成整体新认识的重要障碍。

身为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我尝试运用得自两种史学传统中的方法。例如，我并不精熟解构理论，读者也将发现在本书中不易见到解构理论常用的技巧和词汇，但本书的内容反映了解构理论的两个基本观点。首先，大多数被我们当成历史“事实”接受的内容，实际上是事后产生的对先前事件的印象和投影。对历史学家来说，真正能够证实的“事实”即便不是完全不存在，也是相当稀罕的物件。其次，由于这些事后的形象是经由语言创造并代代相传，他们是文学叙事产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作为宋史研究者，我们幸运地从宋人那里继承了内容深入而广泛的宋代档案与史著，这些史料叙述了许多包含丰富细节的“事件”。但少有历史学家会天真到不加区别地、逐字地接受对所有“事件”的每种描述。学者不能够无视材料各自不同的来源与传承至今的历史，仅仅搜集议题范围内现存的所有材料并对经过组合的细节进行解说来进行研究。“死”的史学（史）不可能产生“活”的历史。

好在，宋代的材料常常存在着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官方与非官方史家都通过抄录（以及改造）既有记载来生产“历史”。如果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反转这一过程，将文本上互相联系的各个叙述分层还原为它们首先是被撰写、然后是被编排到一起时的编年顺序，会得到许多收获。运用这一方法，我们有时得以察觉后来的作者修改原先的文本，或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制造过去事件的新印象。考古学家随着遗址挖掘的进行，经过一个又一个地层，也在回向更早的过去，以此类比，我们宋史学者也可以进行某种“文本考古学”。与其如惯常那样水平地阅读文本，搜集在阅读中得到的事实，我们也可以垂直地理解材料——材料并非一次完成的静态的产物，而应看作伴随着政治与思想变化，文本随时代变化不断经历变更与操作的动态过程的结果。尽管历史即是关于政治与思想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改变了历史的书写与架构。

本书中大多数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都运用了“文本考古学”的方法，而在《〈宋史·蔡京传〉的文本史》中最为突出。基于《宋史·蔡京传》内在语义逻辑，文章将其文本分割为22个不连续的段落，各段落随后与各自尚存的其他宋代并行文本一同理解与分析。这样，我们可能辨识出许多段落的根本史源。随后，我们可以对这些段落依据其史源编年，开始部分的段落包含的在其生前即出现的对蔡京政策的批评，结尾处则是包含也许是《宋史》编纂者撰写文字的段落。这一编年“分层”令考察《宋史》文本的发展史与蔡京负面形象的形成史成为可能。与秦桧的情况不同，蔡京的负面形象在南宋已经形成，而李焘认为需要稍稍缓和这一评价。

关于孙觌和北宋灭亡的文章也运用了“文本考古学”方法考察朱熹对李焘指责的可靠性，朱熹认为李焘的《长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孙觌对李纲的中伤。在此情况下，对李焘文本中各构成段落的仔细“分层”驳斥了朱熹的指责，更表明了朱熹对李纲的支持是其旨在重写北宋灭亡历史的道学计划中之一环。

这些文章也都在某种意义上涉及南宋道学在政治上的崛起和当时的宋史观与宋史书写之间的关系。这一议题在关于杨仲良、陈均和李心传《道命录》的三篇文章中形成聚焦。上述文章利用了中国传统的版本目录学方法来了解这些成书于南宋的宋史著作早期的刊印和流传历史。但与传统的版本目录学不同，我试图使常规的版本信息与政治史及思想史联系、整合。研究的结果或可为这些13世纪宋代史家原本的目的和其著作随后的命运都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图景。在每一个案中，道学学者与科举士人构成的共同体的扩张，要求更易读、易刊、易教学且具有更明确道德立场的宋代史，而非李焘和李心传的杰作。以13世纪道学学者控制出版业的程度，现代学者们可用的史料只能屈服于他们的需求与判断。例如，绝大部分的北宋文集仅存南宋及以后的版本。南宋时对北宋历史的看法无疑影响了哪些作者的著作应当或不应当刊行。蔡京、秦桧、韩侂胄并非目不识丁，但既然道学运动将他们划归为“奸臣”，他们著作的失传也就成为必然了。吴讷在1427年毁去秦桧碑记，不过是此前两个多世纪以来有意无意地令留存的历史记载符合南宋道学所建立的宋史叙述的演进过程中的最后一环。

这一紧张关系最为清晰地体现在对李心传成书于1239年的《道命录》原本的研究中。二百余年前，清代馆臣发现李心传的原作仅有五卷，而元代程荣秀大幅扩充了李心传的原作并更改了李心传对道学历史的看法，产生了十卷本《道命录》，也是如今流传的唯一版本。尽管如此，仍然有学者不加区别地认为这一增订本中的内容均出自李心传本人之手。我的研究利用现存《永乐大典》中抄录的《道命录》内容复原李心传对其著作的设想。身为程颐的后代，程荣秀对《道命录》的“加工”添入了二程和朱熹的材料。程荣秀的增订最终扭曲了李心传对道学历史的原本看法，并夸大了二程与朱熹在其中的角色。移除后来增修的材料，可能有助于学者更好地理解李心传对道学运动及其在宋代历史中作用的看法。

本书的产生得益于美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宋史学界间的协作。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的韩森（Valerie Hansen）教授和翰府大学（Haverford College）历史系的史乐民（Paul Smith）教授首倡翻译之议，以期我的研究能更易为中文读者利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中文研究馆员何剑叶女士在方方面面鼓励和支持了出版计划。并感谢耶鲁大学研究生陈元对决定本书书名的协助。

在台湾，我的合作者、台湾清华大学李卓颖教授在美国亚洲研究会中国与内亚委员会（China and Inner Asian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支持下尽心费时地统筹了最初的翻译，大部分由台湾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候选人邱逸凡先生努力完成。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也就无从谈起。台湾大学的宋家复教授和他的学生也给予我许多帮助。本书的最后表列了所有文章的英文标题、发表信息以及各篇文章译者与编辑者的信息。2012年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台湾访学期间，蒙长庚大学讲座教授、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黄宽重教授和台湾大学方震华教授邀请，曾就书中内容演讲，他们的深厚学养和不吝赐正，令我获益匪浅。台湾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候选人张维玲通读了各篇文章，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意见。

在中国大陆，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对《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一文多项宝贵与独到的建议，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杨立华教授慷慨同意我使用他早先完成的上文译稿。《朱熹的历史世界》书评译者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罗祎楠先生，感谢他与我多年研讨宋史的情谊。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尹航在编排本书参考文献之外，对原文及译文都追求精确的热情，为本书呈现目前的面貌作了最大的努力。他的师弟曹杰审读了本书的校样，解决了一些文字上的小问题，并协助我完成索引的编制。北京大学的邓小南教授多年来一直激励我的研究，更热忱地向中国大陆的宋史学者推介我的研究成果。衷心感谢她的支持和她在北京为全书最终编辑成稿提供的帮助。

最后，我向促成本书出版的上述学友致以最大的谢忱。书中如有任何错误都归于我。谨以此书向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宋史研究者求教。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日

蔡涵墨

纽约州立奥尔巴尼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