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这是一个闲适的星期天下午，正是沃尔登喜欢的那种。他站在敞开的窗前眺望府邸的景致，葱郁的树木点缀了宽阔而平坦的草地：一棵欧洲赤松、一对高大的栎树、几棵栗子树，还有一棵少女卷发般的柳树。日头很高，树木投下几片幽暗、阴凉的影子，鸟儿悄无声息，只有窗外开着花儿的藤蔓里传来蜜蜂心满意足的嗡嗡声。宅子里也一片宁静，到了下午佣人大多休假了。周末唯一的访客是沃尔登的弟弟乔治、乔治的妻子克拉丽莎和他们的几个孩子。乔治出门散步了，克拉丽莎正躺着休息，孩子们则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沃尔登感到十分放松，他参加礼拜时照常穿的礼服大衣，再过一两个小时就要换上晚餐穿的燕尾服和白领结，不过眼下他穿的是舒适的粗花呢西装和一件软领衬衫。他心想，若是莉迪娅今晚能弹会儿钢琴，那今天就完美了。

他转向妻子：“晚饭以后你能弹上一曲吗？”

莉迪娅微微一笑：“你想听，我就弹。”

沃尔登听见一阵声响。他转头向窗口望去，只见车道的尽头——离他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出现了一辆汽车。沃尔登不禁有些恼火，如同大雨来临前被右腿的阵阵刺痛烦扰的感觉。只是一辆车而已，为什么会让我这样心烦意乱呢？他心想。尽管汽车在夏日里呼啸而过，在未铺砌的土路上扬起团团尘土，搅得整座村庄都不得安宁，但他并不讨厌汽车。他自己就有一辆兰彻斯特牌汽车，经常乘着它往返伦敦。他还在考虑给土路铺上几百码的柏油路面。对于这种事，他通常不会优柔寡断，不过从1909年劳合·乔治[2]建立了道路委员会起，村里的道路就不再由他负责了。他忽然意识到，这才是他恼火的原因所在。这是典型的自由党立法形式：他们从沃尔登手里收钱，去做他原本就打算做的事情，然后再把事情搞砸。他想：我猜到头来还是要我自己铺路，只不过付两次钱难免让人心里窝火。

汽车拐进铺着砾石的前院，噪音大作地抖了几抖，在南门口停下来。汽车废气一股股地飘进窗口，沃尔登屏住了呼吸。司机戴着头盔和护目镜，身上穿着厚重的皮夹克，他下了车，为乘客打开车门。一个身穿黑色大衣、头戴黑色毛毡礼帽的矮个男人走出了车厢。沃尔登认出了那个人，心里不禁一沉：这个安详的夏日午后算是结束了。

“温斯顿·丘吉尔[3]来了。”他说。

莉迪娅说：“真扫兴。”

这个人就是不肯死心。星期四他送信过来，沃尔登没理他；星期五他把电话打到沃尔登在伦敦的宅邸，被人告知伯爵并不在家；星期天他又一路跑到诺福克来。他马上就会再一次离开了。他以为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别人就会为之动容吗？沃尔登心想。

他不想对人无礼，但丘吉尔纯属自找没趣。他在自由党执政的政府做部长，而这个政府此刻正在残酷打压英国社会的奠基石：征收地产税，暗中侵蚀上议院，试图把爱尔兰拱手让给天主教徒，削弱皇家海军的士气，向工会和讨厌的社会主义者的威胁低头。沃尔登和他的上议会成员们绝不会与这种人握手言欢。

房门开了，普理查德走进了房间。他是个伦敦东区小伙，身材高挑，抹了油的头发又黑又亮，脸上的庄严神情一看就是强装出来的。他年少时曾经跑到海上去，又在东非中途跑路。沃尔登当时在那里狩猎旅行，雇佣他监管当地的挑夫，从那以后他们便一直相伴。如今普理查德成了沃尔登的管家，跟着他在一座座宅第之间迁移，既是佣人，也是朋友。

“老爷，第一海务大臣先生来了。”普理查德说。

“就说我不在。”沃尔登说。

普理查德面露难色，他尚不习惯将内阁部长拒之门外。换作我父亲的管家，定会面不改色地请他出去，沃尔登心想。不过老管家汤姆森早已告老还乡，在村中小屋的花园里侍弄玫瑰。不知怎的，普理查德就是培养不出那种稳若泰山的庄严气魄。

普理查德说话时开始吞掉词首的h音了——他这样做，要么是特别放松，要么就是特别紧张：“老爷，丘吉尔先生说，您肯定会说自己不在，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他用托盘递过来一只信封。

沃尔登向来不喜欢被人步步紧逼，他恼火地说：“给他拿回去——”但是他忽然看见了信封上的字迹，倾斜的字母舒朗明晰，是他熟悉的笔迹。

“天啊。”沃尔登说。

他拿起信封，展开里面唯一的一张信纸，那张纸只对折了一次，质地厚重，信头处用红色油墨印着王室徽章。沃尔登读了下去：

白金汉宫

5月1日，1914年

亲爱的沃尔登：

请与年轻的温斯顿会面。

国王乔治[4]

“是国王。”沃尔登对莉迪娅说。

他羞愧得脸都红了。将国王牵扯到这样的事情中来，实在是太失礼了。沃尔登感觉自己像一名被师长训斥的小学生：别吵架了，赶快做作业。他曾有一刻的犹豫，要不要违抗国王的旨意。可随之而来的后果……莉迪娅将不会再受到王后的接见，人们不能再邀请沃尔登一家参加有王室出席的宴会，最糟糕的是，沃尔登的女儿夏洛特将无法参加王宫举办的社交舞会。全家的社会生活就都毁了。若真如此，他们还不如举家搬到别的国家去。不行，国王的旨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违逆的。

沃尔登叹了口气：丘吉尔赢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算一种解脱，因为即使他现在选择与自由党人合作，保守党里也没人能责怪他。“让国王写信，可真有他的，”他不禁感叹，“那也于事无补，你知道的。”

“请丘吉尔先生进来。”他对普理查德说。

他把信递给莉迪娅。这些自由党人真是不知道君主制的行事习惯，他想。他低声说：“国王对这些人就是太温和了。”

莉迪娅说：“实在是太无趣了。”

沃尔登心想：她才不觉得无趣呢，实际上，她很可能暗自觉得这一切都非常令人激动，但她嘴上仍会这样说，因为在英国这是一位伯爵夫人会说的话。加之她不是英国人，而是俄国人，所以更喜欢说那些典型的英国话，和学习法语的人总是说“那么”和“什么”[5]是一样的道理。

沃尔登走到窗口。丘吉尔冒着烟的汽车还在前院里轰鸣大作；司机站在车旁，一只手扶在车门上，仿佛得牵马似的牵住汽车，它才不会跑掉；几个佣人在一旁打量着，不敢近前。

普理查德进来通报：“丘吉尔先生到了。”

丘吉尔四十岁，比沃尔登整整小十岁。他身形瘦小，穿着打扮在沃尔登看来高雅有余而绅士风度不足。他的发际线退得很快，额头显露出一个尖端，太阳穴旁的头发打着卷。这样的头发，配上短宽的鼻子和眼神中不断闪烁的嘲讽意味，让他显出一副狡黠的神态。难怪漫画家们常把他画成一张邪恶的娃娃脸。

丘吉尔与他握了握手，愉快地说：“下午好，沃尔登伯爵。”他又向莉迪娅鞠了一躬，“沃尔登夫人，您好。”

沃尔登心想：此人身上究竟有什么特质，让我如此厌烦？莉迪娅请他坐下用茶。沃尔登不愿与他寒暄，他急于知道他闹腾这一番究竟用意何在。

丘吉尔说道：“首先我要为自己强行登门求见的行为向您表示歉意，也替国王代为致歉。”

沃尔登点点头。他可不会说“一点也不碍事”这样的客套话。

丘吉尔又说：“我或许该补充一句，倘若不是事出有因，且极为紧迫，我是不该来打扰您的。”

“您最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您知道货币市场上出了什么事吗？”

“知道，贴现率上涨了。”

“从1.75%涨到了接近3%。短短几个星期，这个涨幅可够大了。”

“我猜您知道其中的原因。”

丘吉尔点了点头，说：“德国公司正在大规模地转嫁债务——一边回笼现金，一边购进黄金。这样下去，只要几个星期，德国便可以收回全部国外债务，它自己对外国却是旧债未偿，而德国本国的黄金储备将超越历史最高纪录。”

“他们正在备战呢。”

“除此以外他们还采取了其他的措施。他们的军队本已是欧洲最强大的，而他们为了进一步提升军备，已经把税收提高到十亿马克以上，远远超过正常的税额。您还记得1909年吗，劳合·乔治增收了一千五百万英镑的税款，险些引发一场革命。唉，十亿马克相当于五千万英镑，这是欧洲有史以来征收的最高税金——”

“没错，正是这样。”沃尔登打断了他，眼看丘吉尔兜起了圈子，沃尔登可不想让他继续长篇大论下去，“我们保守党人早就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心怀忌惮，如今，到了最后关头，您却来告诉我，我们过去的作为是正确的。”

丘吉尔镇定自若：“德国进攻法国，这事十有八九，问题在于我们要不要援助法国。”

“不，”沃尔登吃了一惊，说道，“外交大臣已向我们表示过，我们并不欠法国的情……”

“爱德华子爵为人耿直，这是自然，”丘吉尔说，“但是他有所误解。我们与法国已有共识，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被德国打败而无动于衷。”

沃尔登深为震惊。自由党人已经让所有人相信他们不会让英国卷入战争，就连他本人也信以为真。而现在，自由党的一位身居高位的大臣却在唱反调。政客的表里不一令沃尔登满怀愤慨，但是当他开始考虑战争可能导致的后果时，他便渐渐忘了这一点。他想到自己熟识的年轻人将不得不走上战场：花园里那几位颇有耐性的园丁、大大咧咧的男仆、面色黝黑的农家小伙、时常闹事的大学生、圣詹姆斯区夜总会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接着，另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念头超越了这个想法，他说：“我们能打赢吗？”

丘吉尔神情严肃：“我认为不能。”

沃尔登瞪着他：“天啊，你们这些人究竟干了些什么？”

丘吉尔为自己解围：“我们的政策向来是争取避免战争，可是谁也做不到在避免战争的同时又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可你们也没能避免战争啊。”

“我们尚在努力。”

“可你自己也认为会战败的。”

丘吉尔看上去有些不服气，但他还是将傲气咽了下去，说：“是的。”

“那么你作何打算？”

“如果英法联手依然不能击败德国，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第三个与我们同一战线的同盟国——俄国。若能让德国分散兵力，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我们便能获胜。当然了，俄国军队与那个国家的所有东西都别无二致——松懈无能、腐败横行，但是，只要他们能牵制住德国的部分兵力，其他的一切都不要紧。”

丘吉尔明知莉迪娅是俄国人，还当着她的面诋毁她的祖国，这种毫无顾忌的行为几乎已经成了他的特点，但是沃尔登没有追究，因为丘吉尔说的话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俄国不是早已经与法国结盟了吗？”他问。

“那还不够，”丘吉尔说，“只有在法国受到侵略时，俄国才有义务参战。在某些特定的情势下，法国究竟是受害者还是侵略者，有待俄国决定。战争爆发时，参战双方往往都会自称是受害者，因此，俄法结盟仅仅约定了俄国人在有心参战的时候投入战斗。而我们需要的是让俄国改变往日的态度，坚决地站在我们这边。”

“我真不敢想象，你们竟然要与沙皇[6]联手。”

“那您就看错我们了。只要能拯救英国，哪怕是跟魔鬼打交道，我们也愿意。”

“您的支持者可不会赞同这个决策。”

“他们不会知道的。”

沃尔登摸到了这席对话的走向，这前景令他满心振奋。

“您有什么打算？签订秘密协定，还是达成不成文的共识？”

“两者皆有。”

沃尔登眯起眼睛打量着丘吉尔。这位颇善言辞的政客虽然年纪不大，倒挺有头脑，他暗想，不过他的头脑并不见得有利于我。如此说来，尽管英国民众对残暴的沙俄政权深恶痛绝，自由党却依然想私下与沙皇进行交易。但他为什么要来告诉我呢？他们准是想拉我入伙，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但他们有什么目的呢？难道是为了一旦捅出娄子，他们好拿保守党人当替罪羊吗？他们若要让我上这个当，得派个比丘吉尔更加老练的阴谋家来引我上钩才行。

沃尔登说：“继续讲。”

“我已经主动向俄国发起海军谈判，谈判方针与我国同法国的军事谈判大体一致。这些谈判已经在较低的级别上进行了一段时日，眼下就要动真格的了。一位年轻的俄国海军上将即将来到伦敦，他叫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奥尔洛夫亲王。”

莉迪娅说：“亚历克斯[7]！”

丘吉尔望着她：“我相信您和他是亲戚，沃尔登夫人。”

“是的，”莉迪娅说，接着，不知是为什么，沃尔登觉得她的神态不大自在，“他是我姐姐的儿子，也就是说，他是我的……表亲。”

“外甥。”沃尔登说。

“我不知道他如今已是海军上将，”莉迪娅补了一句，“一定是新近提拔的。”这时她又恢复了往常那种淡定自如的神态。沃尔登心想，她那一刹那的不自在一定是自己的错觉。亚历克斯能到伦敦来，他很高兴，他对那个小伙子青睐有加。莉迪娅说：“他尚且年轻，竟已如此位高权重。”

“他三十岁。”丘吉尔告诉莉迪娅。沃尔登不由得想到年仅四十的丘吉尔掌管整个英国皇家海军，也可谓是年轻有为。看丘吉尔的神情，仿佛在说：世界是属于我和奥尔洛夫这样才华卓越的年轻人的。

可你仍旧有求于我，沃尔登暗想。

“除此以外，”丘吉尔继续说道，“由于他父亲，也就是已故的亲王，与沙皇是亲戚，因此奥尔洛夫是沙皇的堂侄；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沙皇除拉斯普京[8]之外，既喜爱又信任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倘若俄国海军里只有一个人劝得动沙皇，让他愿意与我们统一战线，这个人必定是奥尔洛夫。”

沃尔登提出了自己脑海中盘旋已久的那个问题：“我在这其中的作用是？”

“我想让您代表英国参加这一系列谈判，我想让您不费吹灰之力就为我把俄国争取到手。”

沃尔登心想：但凡有夸大其词的机会，这家伙必定不肯错失。

“您想让我与亚历克斯谈判，结成英俄军事同盟？”

“没错。”

沃尔登立刻意识到，这一任务困难重重、颇为棘手，而同时又回报丰厚。他藏起内心的兴奋，竭力遏制住起身踱步的冲动。

丘吉尔又说：“您与沙皇相识；您熟悉俄国国情，又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您是奥尔洛夫的姨父；您曾在1906年出面干预比约克条约的批准，并得以说服沙皇与英国联合，而非德国。”丘吉尔顿了顿，“尽管如此，在选择参加谈判的英方代表时，您本来不是我们的首选。以威斯敏斯特的形势……”

“我知道，我知道，”沃尔登并不想讨论那个话题，“不过，有些因素让您改变了主意。”

“总而言之，沙皇过去十分器重您。现在看来，若说他对某位英国人还存有一些信任，那个人只能是您。而且，沙皇向他的表哥——乔治五世国王陛下发了一封电报，坚持要求奥尔洛夫与您磋商。”

沃尔登不禁想象，当激进派得知他们不得不让一位保守的老托利党人参与这样一桩密谋时，他们该是多么惊愕。“我猜你们当时一定非常震惊吧？”他说。

“完全没有。我们处理外交事务的政策与你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且我始终认为，在为国王陛下的政府效劳时，我们绝不应该由于国家内部的政见分歧而不竭尽自身才能。”

换了招数，开始恭维人，沃尔登暗想，他们一定非常需要我的帮助。于是他提高嗓门说：“这一切要如何保密呢？”

“这次来访在外人看来将是一次社交访问。若您同意的话，今年的伦敦社交季时，奥尔洛夫将住在您府上，由您把他介绍给社交界。我记得您的千金应该在今年踏入社交界？”他看了莉迪娅一眼。

“没错。”她说。

“如此说来，你们会经常与客人会面。奥尔洛夫尚且未婚，这您也知道，以他的自身条件，显然十分具有吸引力，这样我们便可在国外造势，说他有意迎娶一位英国女子。说不定他真的会找到一位呢。”

“好主意。”沃尔登突然意识到自己满心欢喜。索尔兹伯里[9]和贝尔福[10]仍在保守党政府任职时，他算得上是一位半官方的外交官，不过近八年来他没有参与任何国际政治活动。如今他将有机会重登政坛，不由得回想起政治活动的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之处：秘而不宣的谋划，赌徒般的谈判艺术，性格差异引发的冲突，慎之又慎的规劝、威逼乃至于以战事相威胁。他记起俄国人可不是好对付的谈判对象，他们往往反复无常、顽固不化、傲慢自大。

不过亚历克斯他还是可以驾驭的。沃尔登与莉迪娅结婚时，亚历克斯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一个年仅十岁、身着水手服的小男孩儿。后来亚历克斯在牛津大学读了几年书，假期时曾到沃尔登府邸做客。那孩子的父亲已经过世，因此沃尔登花在他身上的时间比花在其他青春期少年身上的时间多得多，他也因此与一位思维敏捷的年轻人结下了友谊。对他而言，这可谓是一份令人欣喜的回报。

这层关系为谈判奠定了绝佳的基础。他想：我相信我有可能谈判成功。那该是多大的胜利啊！

丘吉尔说：“我能否理解成‘您答应接受这个任务’？”

“当然了。”沃尔登说。

莉迪娅站起身来，两位男士也跟着她一同起身。“不，二位不必起身，”她说，“我先走一步，你们继续商谈政事。您愿意留下用晚饭吗，丘吉尔先生？”

“我在城里已经有约了，真不凑巧。”

“那么我先与您告别。”她与他握了握手。

莉迪娅走出家里经常用来喝下午茶的八角形会客厅，走过大厅，穿过小客厅，走进了花房。这时，一名她不知道叫什么的低等职位的花匠正好从花园的门口走进花房，他捧着满怀的郁金香，有粉有黄，是晚餐的装饰要用的。莉迪娅喜欢英国，尤其是喜欢沃尔登庄园，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缤纷多姿的花卉。她每天清早和傍晚都会让人采剪鲜花，即便是冬天，花朵只能在温室里生长时也不例外。

那花匠扶了扶帽子致意，他把花束放在大理石桌上，然后走了出去。从理论上来说，花房也算是花园的一部分，所以只要没人对他讲话，他便不必脱帽。莉迪娅坐下来呼吸着清凉而芬芳的空气，刚才那番有关圣彼得堡的谈话让她心绪难平，花房正适合让她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她记忆中的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仍是她婚礼上那个腼腆而俊美的小男孩，而婚礼那天是她记忆中此生最不幸的一天。

把花房当作避难所，实在有违常理，她心想。

无论何种事由，在这座宅第都能找到相应的房间：早餐、午餐、下午茶和晚饭各有相应的房间；有一间台球室和枪支陈列室；洗衣服、熨衣服、做果酱、擦洗银器、悬挂存放猎物、贮存葡萄酒、掸刷西装……各项事务都有专门的房间。她自己的套房里配有卧室、化妆间和起居室。然而，当她需要清净时，她却会到这里来，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望着粗糙的石头水槽和大理石桌子的铸铁桌腿出神。她的丈夫也有一处非正式的避难所，她此前便注意到了：每当斯蒂芬心烦意乱时，他便会到枪支陈列室去，在那里翻看有关狩猎的书籍。

看来伦敦的这个社交季里，亚历克斯将会是她的客人。他们可以畅谈故乡、大雪、芭蕾舞还有炸弹。与亚历克斯见面会使她想起另一个俄国年轻人——那个她未能嫁的人。

尽管她已有十九年未与那人见面，可是只要一提到圣彼得堡，他便会浮现在她的脑海，被喝下午茶时穿的长袍所覆盖的肌肤也隐隐发痒。彼时他年仅十九，与她同岁，是个吃不饱的穷学生。他一头黑色长发，拥有狼一般的面孔和猎犬似的双眸。他瘦得像竹竿，肤色苍白，深色的汗毛柔软而稚嫩，双手灵巧过人。她此刻面色泛红，倒不是因为她想起了他的身体，而是想到了自己的身体。身体出卖了她，欢愉冲昏了她的头脑，使她发出羞耻的叫喊。那时的我可真坏，她想，而如今的我依然很坏，因为我仍然愿意重蹈昔日的覆辙。

她带着内疚地想到了丈夫。她只要想到他，几乎总是带着一丝内疚感。结婚时她对他没有爱情，可现在她是爱着他的。他意志坚定、为人热忱，并且深爱着她。他对她的爱温和而持久，全然没有她过去体验过的那种奋不顾身的激情。他之所以感到幸福，她心想，就是因为他从来不知道爱情还有狂野而饥渴的一面。

“我已经不再渴求那样的爱情了，”她对自己说，“我已经学会了适应没有那种爱情的生活，随着岁月流逝，适应这种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容易了。”理该如此——她已年近四十。她的一些朋友仍会面对各种诱惑，并且无法抵挡那些诱惑。她们从不会向她谈及自己的风流韵事，因为她们隐约感觉得出，她对于这种事嗤之以鼻。但她们时常传些旁人的风言风语，莉迪娅也心知肚明：在乡间住所举办的宴会上，有些人会……唉，通奸。吉拉德夫人就曾经带着一副洞察世事的神态告诉莉迪娅：“亲爱的，如果你的宴会同时邀请了子爵夫人和查理·斯托特的话，一定要安排他们在相邻的卧室下榻。”那语气仿佛是人情练达的老妪在教导一位不谙世事的年轻女子。

莉迪娅安排他们俩分别住在宅子的两头，子爵夫人此后再也没来过沃尔登庄园。

人们说这些伤风败俗的行为都是已故国王的错，可是莉迪娅并不相信。他确实曾经与犹太人和歌手交好，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位浪荡公子。而且，他曾两次拜访沃尔登庄园——一次以威尔士亲王的身份，另一次则以爱德华国王七世的身份。两次拜访中，他的德行都无可挑剔。

她琢磨着新任国王是否会前来拜访。接待君主固然劳心劳力，但是让宅邸焕发出最大的魅力、穷尽想象准备最为丰盛的菜肴、为了一个周末添置十二条新裙子，这些事情自有其吸引力。而且倘若这位国王真的能来，他也许会把万众瞩目的“自由入宫”特权赐给沃尔登一家，也就是在重大场合由花园进入白金汉宫，而不必与其他两百辆马车一起在伦敦林荫路上排队等候入场的特权。

她想起了这个周末的访客。乔治是斯蒂芬的弟弟，他和斯蒂芬一样风度翩翩，却全无斯蒂芬的一本正经。乔治的女儿贝琳达今年十八岁，与夏洛特同岁。这两个女孩都将在今年初次参加社交季。贝琳达的生母几年前去世了，乔治很快便再婚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克拉丽莎比他年轻得多，性格十分活泼。她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除非莉迪娅老来得子，否则斯蒂芬去世后，沃尔登庄园将由双胞胎中的一个继承。我能生育，她想，我觉得自己还能生育，只是始终未见动静。

差不多到了更衣打扮、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她叹了口气。身穿喝下午茶专用的长袍，浅色头发松散地梳起，她觉得很自在。然而眼下她不得不穿上绑带束身衣，由侍女将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听说现在有些年轻女子压根儿不穿束身衣，莉迪娅心想，若你天生就拥有沙漏身材，那自然没问题。可她身上清瘦的部位却都瘦得不合时宜。

她起身来到屋外，那个低等职位的花匠正站在一株玫瑰花树旁与一名侍女聊天。莉迪娅认得那个侍女：她叫安妮，容貌俊俏、身材丰满、头脑简单，但脸上总挂着开朗的笑容。

她双手插在围裙的口袋里站着，仰起圆脸朝着太阳，正为花匠讲的笑话放声大笑。这姑娘就不必穿束身衣，莉迪娅想。这天下午家庭教师休假了，安妮本该照看夏洛特和贝琳达的。莉迪娅厉声说：“安妮！两位小姐在哪儿呢？”

安妮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行了个屈膝礼：“我没找到她们，太太。”

那花匠有些难为情地走开了。

“看你的样子也没在找她们，”莉迪娅说，“快点去找。”

“这就去，太太。”安妮朝屋后跑去。莉迪娅叹了口气：姑娘们一定不在那儿，但她实在懒得把安妮叫回来重新斥责一顿。

她在草坪上漫步，心里想着那些为自己熟知、让自己心情愉快的事情，想把圣彼得堡挤到脑海的角落里去。斯蒂芬的父亲——第七任沃尔登伯爵在庄园的西面种了杜鹃和映山红。莉迪娅从未见过这位老人，因为他在她与斯蒂芬熟识之前便已去世，不过众人口中的他堪称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守旧派。他种下的灌木如今鲜花怒放，五彩斑斓的景致倒抹杀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守旧风格。我们应该请人把这座庄园画下来，她心想，上次作画时花园尚未装点完善。

她回望沃尔登庄园，南面的灰色石砖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庄严的美感。宅邸南面的正中间便是南门。离她较远处是宅邸的东厢，里面分布着会客厅以及各有用途的多个餐厅，这些房间后面散布着厨房、食品贮藏室和洗衣间，房间排列杂乱而零散，一直通向远处的马厩；离她较近的是宅邸西厢，晨用起居室和八角形会客厅都在这里，图书室则安置在拐角处；过了拐角，沿着西厢继续向前是台球室、枪支陈列室、她的花房、吸烟室和处理地产事宜的办公室；家庭成员的卧室大都安置在二楼南侧，主要宾客的客房在西侧，佣人的房间则在厨房楼上，朝向东北，从她所在的位置是看不见的；二楼以上是错落繁复的塔楼、角塔和阁楼。整座宅邸的墙面布满了维多利亚时期最出色的洛可可式石雕装饰：花卉、锯齿状花纹、盘圈的绳索、龙、狮子、小天使、阳台、城墙、旗杆、日晷和妖怪造型的滴水嘴。莉迪娅钟爱这座庄园，同时也深感庆幸，斯蒂芬与众多门第显赫的贵族不同——他拿得出钱来维护庄园。

她在草坪另一端的灌木丛里看见了夏洛特和贝琳达的身影。

安妮没有找到她们，这是自然。她们俩都戴着宽边帽，穿着夏季的连衣裙，配上女学生常穿的黑色长筒袜和低帮黑皮鞋。

夏洛特将在这一季正式参加社交活动，因此她偶尔会得到许可，在晚饭时束起头发、换身装束。但是，莉迪娅大多数时候仍然把她当作小孩子看待，因为孩子成熟得太快并不是什么好事。这对堂姐妹现在谈兴正浓，莉迪娅心不在焉地想，不知她们在谈些什么。我十八岁又在想些什么呢？她心里问自己。接着又想起了那个毛发柔软、双手灵巧的年轻人，她想：拜托了，上帝，请让我守住这个秘密。

“你说，我们参加社交活动以后，会不会和以前有不同的感受？”贝琳达说。

夏洛特以前便考虑过这一点：“我不会的。”

“可我们到时就是成年人了。”

“我想不通，接连不断的宴会、舞会和野餐怎么就会让人变成大人。”

“我们到时就有束身衣了。”

夏洛特咯咯地笑了：“你穿过吗？”

“没有，你呢？”

“我上个星期试穿了一次。”

“感觉怎么样？”

“糟糕透顶，连路都不能好好走了。”

“你身材看上去怎么样？”

夏洛特双手一比画，暗示胸部非常大。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夏洛特瞥见了母亲，估摸着会遭到一番数落，便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可妈妈似乎心事重重，只心不在焉地对她一笑，便转身走开了。

“不过，我猜会挺有趣的。”贝琳达说。

“你是说社交季？是啊，”夏洛特半信半疑地说，“不过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是为了遇见与自己般配的年轻人啊。”

“你的意思是物色丈夫吧。”

她们走到了草坪中央那棵高大的栎树下，贝琳达在树下的座椅上一屁股坐下，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你觉得参加社交活动这码事很愚蠢，是不是？”她说。

夏洛特在她身旁坐下来，视线越过地毯般的草坪，望着沃尔登庄园南侧那长长的屋墙。哥特式的高窗反射着午后的阳光。从她们所在的位置望去，这座庄园看上去像是经过一番合理的规划，而且定期有人打理的，但气派的外观之下掩藏的却是令人着迷的各种混合。夏洛特说：“我不得不等了这么多年，这才愚蠢呢。我倒并不急于参加舞会，在下午会面时给别人留下名片，或者结识年轻小伙子——即便一辈子都不做这些事，我也不会在意。但如今大家还把我当小孩子看待，这才让我火冒三丈。我最讨厌跟玛丽亚一起吃晚饭，她这个人蠢得要命，或是装出一副蠢得要命的样子。若是在餐厅里吃饭，至少还有人陪你说说话，爸爸就会时常说起些新鲜事。每当我觉得无聊时，玛丽亚就会建议一起玩牌。可我什么也不想玩，我这辈子一直在玩。”她叹了口气，谈论这件事让她愈发气恼了。她望着贝琳达那张长着雀斑的文静脸蛋和蓬松的红色卷发。夏洛特长着一张椭圆面庞，笔直的鼻梁和结实的下巴十分显眼，头发又密又黑。贝琳达真是个乐天派，她想，她从不会为这种事心烦，她对什么事都不温不火的。

夏洛特摸摸贝琳达的手臂：“不好意思。我不该喋喋不休地讲这些事的。”

“没关系，”贝琳达宽厚地笑笑，“每当遇上一些你无力改变的事情，你总爱发脾气。你还记得你要去伊顿公学读书的那件事吗？”

“记不得了！”

“你一定记得的。你那时特别犟，发了好大的脾气。你说既然爸爸去伊顿公学读过书，凭什么你就不能去？”

夏洛特丝毫记不起这件事，不过她不能否认，这听起来的确很像是自己十岁时会干的事情。她说：“可是你真的认为这些事是一成不变的吗？踏入社交界，到伦敦参加这个社交季的活动，订婚，结婚……”

“除非被牵扯进一桩丑闻，然后被迫搬去罗得西亚[11]。”

“我不太清楚一个人怎么会被牵扯进丑闻当中。”

“我也不知道。”她们沉默了一阵。有时候夏洛特真希望自己能和贝琳达一样逆来顺受，那样生活会单纯得多，可是那样的生活又乏味得可怕。她说：“我问过玛丽亚，结婚以后我该做什么。你猜她怎么说？”她模仿着家庭教师那带俄国口音的低沉声音说道：“做什么？怎么了，孩子，你什么也不用做。”

“可这也太蠢了。”贝琳达说。

“是吗？那我母亲和你母亲都做些什么？”

“她们是社交名媛。她们举办宴会，住在乡间别墅，听歌剧，还有……”

“我就是这个意思。什么也不用做。”

“她们生孩子啊！”

“那又是另一件事，她们从来闭口不谈生孩子的事。”

“那是因为这件事太粗俗了。”

“为什么？这有什么粗俗的？”夏洛特发觉自己又来了兴致。玛丽亚常常告诫她不要这样容易激动。她深吸一口气，压低了声音：“你我将来都要生孩子，你难道不认为她们应该跟我们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吗？她们让我们了解莫扎特、莎士比亚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时候可是兴致勃勃的。”

贝琳达看上去有些局促不安，却又十分好奇。对于这件事，她和我有同感，夏洛特心想，不知她对此知晓多少呢？夏洛特说：“你知道婴儿会在你体内生长吗？”贝琳达点点头，脱口而出：“可这是怎么开的头呢？”

“噢，我猜，等你长到二十一岁左右，自然而然地就会开始。这才是年轻女孩必须正式踏入社交界的原因——首先找到一位丈夫，然后才能怀孩子。”夏洛特犹豫不决地说，“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她补充道。

贝琳达说：“那他们是怎么出来的呢？”

“我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大？”

贝琳达用手比画出大约两英尺的长度：“我的双胞胎弟弟出生第一天有这么……”她想了想，又把距离缩短了些，“呃，或许有这么大。”

夏洛特说：“母鸡下蛋时，是从……后面出来的。”她避开了贝琳达的视线，她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样私密的话，从来没有过。“鸡蛋看上去太大了，不过还是生出来了。”她说。

贝琳达凑到她耳畔轻声说：“我看到过戴西生小牛，它是‘家庭农场’养的奶牛。男人们不知道我在一边偷看，他们管这叫‘下’了一头小牛。”

夏洛特十分好奇：“是怎么回事？”

“特别吓人。看上去像是母牛的肚子开了个口子，出了好多好多血，还有别的东西。”她说着打了个寒战。

“被你说得我都害怕了，”夏洛特说，“我真害怕在我还没搞清楚这件事的时候，这事就已经落在我头上了。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我们不该谈论这种事的。”

“我们绝对有权利谈论这种浑蛋事！”

贝琳达倒吸了一口气：“说脏话就更不对了！”

“我才不管呢，”夏洛特气昏了头，她想把这件事搞清楚，可她既不能问人，又不能查书，根本毫无办法……她突然灵机一动，“图书室里有个书柜总上着锁，我敢打赌，那里一定放着有关这些事的书。我们去瞧瞧！”

“可要是上了锁……”

“噢，我知道钥匙在哪儿，几年前我就知道。”

“要是被人发现，我们要遭殃的。”

“他们现在都忙着换衣服，准备吃晚饭呢，正是我们的好机会。”夏洛特站起身。

贝琳达仍有些犹豫：“会挨骂的。”

“我才不在乎呢。反正我要去那个书柜里看看，你想来的话就一起来。”夏洛特转身向宅子走去。

过了一阵，贝琳达跑着追上了她，夏洛特早就料到她会来的。

她俩走过柱廊，走进凉爽的高举架宽敞门厅，左转穿过晨用起居室和八角形会客厅，走进了图书室。夏洛特告诉自己，她已是成年女性，有权利把这件事搞清楚。尽管如此，她仍觉得自己像个调皮的小女孩。

她最喜欢的房间就是图书室。房间坐落在房子一角，有三扇大窗户，室内十分明亮。绷着皮坐垫的椅子虽然陈旧，却出人意料地舒适。入冬后屋里整天燃着壁炉，房间里不仅有各种桌面游戏和拼图，还摆放着两三千本书。其中有些书非常古老，从房子建成那天起就放在这里，不过也有许多新书，因为妈妈爱看小说，爸爸则兴趣广泛——化学、农业、旅行、天文和历史，无所不读。

夏洛特尤其喜欢趁玛丽亚休假的时候来图书室，这样家庭教师就没法从她手中夺下《远离尘嚣》，换上一本《水孩子》。爸爸有时会和她一起在这里看书，他坐在带底柜的维多利亚式书桌旁翻看农业机械的产品目录，或是某条美国铁路的资产负债表，但他从来不会干涉她选什么书看。

房里空无一人。夏洛特径直朝书桌走去，拉开书桌底柜上的一个方形小抽屉，拿出了一把钥匙。

书桌旁靠墙立着三个书柜。其中一个装着各种盒装的桌面游戏，另一个里面装着印有沃尔登家族纹饰的信纸和信封，第三个书柜上着锁。夏洛特用钥匙打开了书柜。

柜里放着二三十本书，还有一堆旧杂志。夏洛特朝其中一本杂志瞥了一眼，那本杂志叫作《珍珠》[12]，看样子平平无奇。她连书名都没顾得上看，便匆匆抓起两本书。她关上柜门，重新上了锁，把钥匙放回书桌的抽屉里。

“有了！”她欢欣鼓舞地说。

“我们该到哪儿去看呢？”贝琳达轻声说。

“还记得我们躲避耳目的那个密室吗？”

“噢！当然记得！”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小声说话啊？”

两个人都咯咯地笑起来。

夏洛特走到门口，突然听见走廊里有人大声叫着：“夏洛特小姐……夏洛特小姐……”

“是安妮，她在找我们呢，”夏洛特说，“她是个好人，可她脑子有点儿笨。我们从另一头出去，快走。”她穿过图书室，从房间另一头的门走进台球室，一路来到枪支陈列室，可陈列室里有人。她听了一会儿。

“是我爸爸，”贝琳达一脸的惊恐，低声说道，“他刚才出去遛狗了。”

幸好台球室有两扇玻璃门，通往西侧的阳台。夏洛特和贝琳达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又悄悄地把身后的玻璃门关上。夕阳低垂，一片通红，在草坪上投下狭长的影子。

“这下我们怎么回到屋里去呢？”贝琳达说。

“从屋顶上走。跟我来！”

夏洛特跑到屋后，穿过菜园来到马厩。她把那两本书塞进连衣裙的上衣里，然后扎紧腰带，这样书本就不会掉出来。

她在马厩院子的一角沿着一段不算陡峭的台阶向上爬，一直爬到了佣人房的屋顶上。接着，她站在存放木柴用的矮铁皮箱的箱盖上，又从那里爬上了铺着波纹状铁皮的棚屋屋顶，那棚屋是靠着洗衣房的外墙搭建的，平日里用来存放工具。她在铁皮屋顶上站起身子，爬到洗衣房倾斜的房顶上。她回头看看：贝琳达还跟在她身后。

夏洛特趴在倾斜的石板瓦上，双手和鞋帮紧紧扣住瓦片，像螃蟹似的横着一点一点挪动身子，爬到了房顶与一堵墙壁的连接处。她爬上屋顶，骑在屋脊上。

贝琳达跟了上来，说：“这样做不危险吗？”

“我从九岁起就经常这样爬。”

她们上方是一扇窗口，那是两位在起居室服侍的女佣居住的阁楼卧室。

窗户位于三角墙的高处，上面的窗角几乎要碰着向两旁倾斜的屋顶。夏洛特站起身，偷偷探查屋里的情况：里面没人。她攀上窗台站起身来。

她身体向左倾斜，一侧的手臂和腿越过屋脊，爬上了石板瓦。她又回身帮贝琳达也爬上去。

她们在屋顶上躺了一会儿，呼吸慢慢平复下来。

夏洛特记得有人告诉过她，沃尔登庄园的屋顶有四英亩大。除非你亲自登上屋顶，发现自己真的会在屋脊和屋谷中迷路，否则是很难相信这种说法的。从她们所在的位置，通过小道、梯子和暗道足以抵达屋顶的任何一个角落。这些设施是为维修工人架设的，每年春季他们都要清扫檐槽，为排水管重新刷漆，替换破损的瓦片。

夏洛特站起身。“走吧，后面的路好走多了。”她说。

她们通过一架梯子爬上了近旁的屋顶，走过一条宽阔的走道，又登上一段不长的木头台阶，来到一堵墙上的方形小门面前。

夏洛特拉开门闩爬了过去，进入了那间密室。

这是一个没有窗户、举架低矮的小房间，天花板向下倾斜，地板是木条拼成的，若不留神便会踩上木刺。她推测这里曾经被用作贮藏室，不过眼下它早已被废弃多时。房间的一头有一扇门，通向育婴室隔壁的一个多年未使用的壁橱。夏洛特八九岁时发现了这个密室，此后便偶尔跑到这里躲避大人们的管教——这种游戏她似乎玩了一辈子。地板上放着几块垫子、几个装着蜡烛的罐子还有一盒火柴。其中一块垫子上放着一只软绵绵的破旧玩具狗——八年前，家庭教师玛丽亚威胁说要把它扔掉，于是它便被藏在了这里。一张小茶几上摆着一只裂了缝的花瓶和一只红色皮制文具盒，花瓶里插满了彩色铅笔。沃尔登庄园每隔几年便会清查一次财产，夏洛特记得管家布雷斯怀特太太说过，常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消失不见。

贝琳达也爬进了房间，夏洛特点起蜡烛。她从衣服里取出那两本书，看了看书名：一本叫《家庭医药》，另一本叫《欲望的情调》[13]。那本医书看上去更有希望些。她在垫子上坐下，打开了那本书。贝琳达坐在她身旁，满脸的羞愧。夏洛特觉得自己即将揭开生命的秘密。

她匆匆翻阅着手中的书。这本书对风湿病、骨折和麻疹的阐述明晰而详尽，可是写到分娩时却忽然变得含糊其辞，看得人一头雾水。书中写到了一些神秘莫测的内容，比如阵痛、破水，还提到了一条必须先在两处扎紧、再用剪刀剪断的带子，剪刀还要在沸水中浸蘸过。这一章显然是写给那些对这一话题已经颇有了解的人的。书中配有一幅裸体女性的插图，夏洛特注意到，图中女人的某个部位光洁无毛，而自己身上同样的部位却长有很多毛发，但她实在羞于把这个发现告诉贝琳达。书中还有一幅插图，画的是婴儿在女人腹中，可是并没有标明可供婴儿诞生的出口。

贝琳达说：“肯定是由医生把肚皮切开。”

“那么在过去，还没有医生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夏洛特说，“反正这本书没什么用。”她打开另一本书，随便翻到其中一页，读出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她淫荡而缓慢地降低身体，直到我那僵立的椽柱完全刺入她体内。她于是摆动起来，宜人的动作往复不断。”夏洛特眉头紧锁，望着贝琳达。

“这是什么意思？”贝琳达说。

费利克斯·科切辛斯基坐在火车车厢里，等待着火车从多佛尔车站发车。车厢里很冷，他一动也不动。车外天色深沉，他从车窗可以望见自己的倒影：身材高挑，胡子整齐，身着黑色大衣和圆顶礼帽。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放着一只小手提箱。若说他是一位出差在外的瑞士手表制造商代理人，绝不为过。不过只要仔细查看，便会发现他那件大衣其实是便宜货，手提箱是纸板糊成的，那张面孔也绝不是卖手表的人的面孔。

他正在思考与英国有关的事情。他记得自己年少时曾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一种理想的政府形式，这想法不禁使他暗自发笑，窗子上那张扁平的白色面孔也向他报以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后来他对于理想的政府形式的看法有了改变。

火车开动，几分钟后，费利克斯望着太阳在肯特郡的果园和啤酒花田上方冉冉升起。欧洲风景之秀丽时常令他感到惊异，初次目睹这种景致时他内心深受震撼，因为他与所有俄国农民一样，无法想象世界竟可以是这般景象。他记得自己当时乘着火车，跋涉数百英里，穿越了俄国西北部的几个州，那里土地贫瘠，树木低矮，破败的村落被积雪掩埋，蜿蜒的道路上满是淤泥。在那之后的一天清晨，他醒来便发现自己已经身在德国。他望见碧绿而齐整的田野，铺着石板的马路，整洁的村庄里错落着精巧的小屋，洒满阳光的火车站台上花坛星布，他以为自己来到了天堂。后来，他来到瑞士，坐在一家小旅馆的门廊前晒太阳，一杯咖啡，一个新烤的酥脆面包卷，举目可见白雪皑皑的远山，那时的他心想：生活在这里的人一定非常幸福。

此刻，望着英国的农场在清晨从沉睡中苏醒，他不由得想起家乡的村子——灰色的天空中乌云翻滚，冷风呼啸；泥沼地结了冰，冰面上伸出一簇簇结了霜的杂草；自己裹着一件破旧的帆布罩衣，穿着毛毡鞋或木鞋的双脚早已冻得麻木；父亲大步走在他身旁，身上穿的是属于贫困的乡下牧师的破旧长袍，口中仍然赞颂着上帝的善良。他的父亲爱俄国人民，因为上帝也爱他们。但在费利克斯看来，上帝憎恨俄国人民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因为他对待他们是如此残酷。

父子间的辩论是一漫长历程的开端，这段历程引领费利克斯从基督教走向社会主义，又走向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引领他从坦波夫州到圣彼得堡，从西伯利亚到日内瓦。在日内瓦，他做出了那个引领他来到英国的决定。他回想起那次会议：他险些就错过了……

他险些错过那次会议。当时他在克拉科夫跟波兰犹太人碰面议事，正是这些人把《反抗》杂志偷偷运进了俄国境内。他赶到日内瓦时天已经黑了，于是他直接前往乌尔里希经营的那家位于巷子中的小印刷社。编委会正在开会——四男两女被亮闪闪的印刷机遮挡着，围坐在房间深处的一支蜡烛旁边，呼吸着新闻纸和上了油的印刷机散发出的气味。他们正在策划俄国革命。

乌尔里希把讨论的情况向费利克斯做了总结：他与约瑟夫——俄国秘密警察组织“暗探局”的间谍见过面。约瑟夫暗地里认同革命，并向暗探局提供假情报以取得报酬。无政府主义者有时会向他披露一些无足轻重的真实消息，约瑟夫则向他们通风报信，传达暗探局的活动。

这一次约瑟夫带来的消息可谓轰动。“沙皇要与英国建立军事同盟，”乌尔里希告诉费利克斯，“他要派奥尔洛夫亲王赴伦敦协商。”暗探局之所以对这件事有所耳闻，是因为亲王欧洲之行的安全将由他们负责。

费利克斯摘下帽子坐了下来，心中琢磨着这一消息是否属实。两个姑娘中有一个是面带愁容、衣衫褴褛的俄国姑娘，她用玻璃杯给他倒上一杯茶。费利克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吃了一半的方糖，咬在上下牙当中，以庄稼人的举止透过糖块小口地喝起茶来[14]。

“重点在于，”乌尔里希继续说道，“英国人可能与德国打仗，而让俄国人上战场。”

费利克斯点了点头。

那位衣衫褴褛的姑娘说：“到时候送死的绝不是亲王和伯爵，而是普通的俄国老百姓。”

她说得对，费利克斯想。上战场的将是庄稼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些人当中度过的。他们性格冷酷、举止粗暴、思维固旧，然而他们近乎愚蠢的慷慨气度和偶尔情不自禁地迸发出的一阵欢乐都暗示着，倘若生在体面的环境中，这些人将会如何生活。他们关心的是天气、牲口、疾病、分娩以及与地主斗智。在他们不到20岁时，他们有几年的光景身强体健、腰杆挺直、爱笑能跑，也会打情骂俏；可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变得驼背白发、行动迟缓、郁郁寡欢。如今奥尔洛夫要把这些刚刚抽枝展叶的年轻小伙子送上战场，让他们直面炮火，要么被轰得粉身碎骨，要么落得终身残疾。毫无疑问，都是为了国际外交中的众多绝佳理由。

正是这样的事情使费利克斯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该怎么办呢？”乌尔里希说。

“我们一定要在《反抗》杂志的重要版面上大肆宣传这个消息！”衣着寒酸的姑娘说。

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处理这则消息。费利克斯只是听着，编辑事务对他的吸引力不大，只能负责分发杂志并撰写炸弹制作方法的文章，他对此深感不满。他在日内瓦深受文明社会的浸染：喝的不是伏特加而是啤酒，戴着西装硬领和领带去听管弦乐演奏会。他曾在一家书店找了份工作。彼时俄国境内局面混乱：石油工人与哥萨克人[15]之间战事不断，议会腐败无能，上百万工人正在罢工。沙皇尼古拉二世则是一个衰败腐化的贵族阶层所能培养出的最无能、最愚蠢的统治者。整个国家仿佛一只火药桶，只待星星之火，而费利克斯希望自己就是那簇火花。但回国攸关着生死——约·斯大林[16]曾经回国，刚刚踏上俄国国土便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秘密警察对流亡国外的革命者比留在国内的革命者更加了解。颈间的硬领、脚上的皮鞋和周围的形势，无一不让费利克斯感到窝火。

他环顾面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印刷社的主人乌尔里希满头白发，围裙上沾满油墨，把蒲鲁东[17]和克鲁泡特金[18]的作品借给费利克斯的知识分子是他，与费利克斯联手抢银行的实干家也是他；衣衫褴褛的姑娘奥尔加，以前似乎对费利克斯抱有好感，直到有一天她亲眼目睹他扭断了一名警察的胳膊，从此便对他生出几分害怕来；薇拉是位私生活放浪的女诗人；耶夫诺是位学哲学的大学生，时常谈起血与火的洗礼；汉斯是位钟表匠，仿佛能把人的灵魂放在他的放大镜下面，一眼望穿；还有彼得，一位被剥夺了爵位的伯爵，曾写下许多精辟的经济学小册子和振奋人心的革命性社论。他们都是诚恳而勤劳的人，而且都聪颖伶俐。费利克斯深知这些人的重要性，因为他与俄国国内那些陷入绝望的人民共同生活过，也曾心急火燎地盼望着读上偷运入境的报纸和宣传册。这些读物在一双双手之间传阅，直到完全散架为止。然而这还不够，面对警察的子弹，经济学小册子无济于事，文章的言辞再炽烈也无法烧毁宫殿。

乌尔里希说：“这消息应该散布得更广泛，而不只是刊登在《反抗》杂志上。我要让每一个俄国农民知道，奥尔洛夫会引领他们参加一场毫无用处的血腥战争，而这场战争的缘由与他们毫不相干。”

奥尔加说：“首要问题是，大家相不相信我们。”

费利克斯说：“首要问题是，这个消息是否真实。”

“我们可以查证，”乌尔里希说，“伦敦的同志们可以帮我们查清奥尔洛夫是否在原定时间到达，又是否与他需要与之会面的人见了面。”

“仅仅散布消息还不够，”耶夫诺激动地说，“我们必须制止这件事！”

“怎么制止？”乌尔里希从金属丝眼镜框上方望着年轻的耶夫诺问道。

“我们应该策划刺杀奥尔洛夫——他这个叛徒出卖自己的人民，理应被判死刑。”

“这样就能阻止谈判吗？”

“也许能吧，”彼得伯爵说，“特別是当刺客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话，就更有可能。记住，英国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政治庇护，沙皇为此怒不可遏。如今若是他的一位亲王在英国被我们的人杀死，沙皇必会迁怒于英国，倘若他火气够大，也许会叫停谈判。”

耶夫诺说：“到那时候我们将这个消息散播出去，该多么扬眉吐气啊！我们可以说奥尔洛夫之所以被我们当中的一分子刺杀，是因为他背叛了俄国人民。”

“全世界每份报纸都会刊登这则报道。”乌尔里希若有所思地说。

“想象一下这件事在国内的反响吧。你们知道俄国农民对征兵是什么感受——与被宣判死刑别无二致。男孩入伍时，家人就会为他举行葬礼。要是他们得知，沙皇正打算让他们参加欧洲的重大战争，让河水被鲜血染红……”

他说得对，费利克斯想。耶夫诺讲话总是不着边际，但这一次他说得对。

乌尔里希说：“我看你是在做梦呢，耶夫诺。奥尔洛夫此行有秘密使命在身，他可不会乘着敞篷马车在伦敦街头招摇过市，向人群挥手致意。而且，我对伦敦的那些同志很了解，他们从没搞过暗杀。依我看，这个计划无法实施。”

“我有办法。”费利克斯说。大家不约而同地望向他，他们脸上的阴影在闪烁的烛光中晃动。“我知道这个计划该怎么实施，”他的声音连他自己都陌生，喉咙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要去伦敦。我会杀死奥尔洛夫。”

房间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关于死亡与毁灭的种种言论突然变成了确凿的现实弥漫在他们之间。大家都惊异地凝视着他，只有乌尔里希例外：他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仿佛他事先早有安排，而今晚的讨论本就该如此结束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