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涩的潜在优势:害羞者心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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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人、批评家及浪漫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利·亨特(Leigh Hunt)利·亨特(1784—1859年),英国诗人、批评家、作家,与济慈、雪莱有密切交往。于1820年在他的杂志《指示器》(The Indicator)中首次使用了“羞答答的紫罗兰”(shrinking violet)这一术语来指代害羞者。尽管在此之前,香堇(sweet violet)很早就被用作了“害羞”的同义词,因为它颈部向下弯曲,在三、四月间短暂地开出小花,它香味浓烈但转瞬即逝,这种香味部分地是由一种化学物质紫罗兰酮产生的,它可以暂时地麻醉我们鼻腔里的神经末梢。浪漫主义者给紫罗兰强加了一个称号——“羞怯的春天预告者”。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在他1817年的东方罗曼司《拉拉露哈》中,写到了一位处女“羞涩地离去,像紫罗兰在夏日的光线中萎谢”。济慈(Keats)在1818年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把紫罗兰称作“秘密女王”。贵格会教徒、诗人伯纳德·巴顿(Bernard Barton)1824年写道,紫罗兰“静默地绽放……陶醉于自身隐秘的深处”。

图1-6 紫罗兰的花朵。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常用“羞答答的紫罗兰”(shrinking violet)来指代害羞者。事实上,这是一种文化误解,紫罗兰并没有什么害羞的特性,它们能在任何地方疯长,在任何凉爽、优良的土壤中悄悄地繁殖出一大片。

事实上,紫罗兰并没有什么很害羞的特性。爱德华时代的植物收藏家雷金纳德·法雷尔(Reginald Farrer)曾走遍世界,寻找植物样本,他对于紫罗兰自然要比浪漫派诗人知道得多。他把紫罗兰称为“狂暴的”,因为它们蔓延得非常强劲,能“在任何地方繁茂生长,在任何凉爽、优良的土壤中悄悄地繁殖出一大片”。雷金纳德·约翰·法雷尔:《阿尔卑斯人和沼泽植物》,伦敦: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1908年版,第252页。19世纪早期,伟大的博物学家、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年),德国博物学家、探险家,与李特尔同为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在拉丁美洲旅行时,从亚马逊(Amazon)峡谷到安第斯山脉(Andes)的斜坡,处处都能收集到紫罗兰。紫罗兰生长在矮灌木丛中、森林中、大草原上、湿地和沼泽地上,在郊区的花园中它们如同野草一样顽强地生长。

紫罗兰作为个体也许是害羞的,但是作为整体却是抢眼的、引人注目的,在下层灌木丛间繁茂生长,就像大块的紫水晶。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Pindar)品达(约前518—前438年),古希腊抒情诗人,被后世誉为九大抒情诗人之首。把雅典描述为“戴着紫罗兰王冠”,这个短语甚至在今天用来描绘海美塔斯山(Mount Hymettus)也是恰当的,从远处看它在夕阳中呈现出淡紫色。歌德常常在口袋里放些紫罗兰的种子,在魏玛(Weimar)周围散步时,他就将它们撒播出去,作为他自己美化这个世界的贡献。在英国,紫罗兰是花卉商人喜爱的品种,在街角常常能听到他们叫卖“美妙的香菫”的声音;它也是市政园丁们喜爱的花,常常被用来作为点缀公园花坛和公路环岛的亮色。

那么,紫罗兰终究是关于害羞的一个相当不错的隐喻——绝非仅仅是在“畏缩”这一点上,而是在多得多的方面。紫罗兰的“畏缩”,不是退出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只是大自然所赋予的品性的一部分,以应对无止境的变化,在最多变的环境中维持生命。害羞也能在许多气候和土壤中变得繁茂,能以许多方式表达自身。它就像紫罗兰一样,伴随着惊人的适应力,甚至能应对残酷的环境。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它的效果也许还不太显眼,但是当从整体来看时,就会像海美塔斯山上淡紫色的霞光一样,似乎是一条贯穿了许多人类的努力的静脉,从艺术、音乐和写作的升华,到社交生活的伪装。

本书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害羞,即把它看作是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它是关于这一领域的一个入门指南,是关于害羞的一份集体档案和一段必定很简略的历史。尽管我在其中会触及一些古怪的记忆片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在为自己的害羞辩护。恰恰相反,我想看看我能否躲藏在那些在害羞方面比我更有趣、更有特质的人们的掩护之下,转弯抹角地写写我自己的害羞。因为我害羞的一个结果,便是让我在我们这样一个讲究过度分享的、互相不信任的时代,一个喜欢以情感宣泄式的忏悔来过滤叙述的时代,感到了某种游离感——尽管我也知道,在一本书中滔滔不绝地谈论某人的害羞,虽然不是直截了当地谈,但看上去也是相当矛盾的。不过,这就是害羞经常的表现。

本书包含了一些害羞者的经验和沉思,在对待害羞方面,他们有的人是清心寡欲式的,有的人是有创造性的,有的人则是自怜式的,而有的人则以不露痕迹的社交技能掩饰了它,以至于他们的害羞几乎根本看不出来。害羞孕育了隐逸者、自恋者、沉思者、拖延者、怀疑论者、不合作者、空想家、深刻的思想家、艺术家、表演家、安静的英雄、弱者的守护者和人道主义者,他们把自己被埋没的社交能力转变成了社会贡献。我开始意识到,正是多种多样、不可一概而论的状况,构成了生命永恒存在的最强音,我们都在上面演奏出我们自己独特的重复性乐章和叠句。

即使我的害羞本性允许我欢呼某个东西——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也很难去欢呼像害羞这样棘手的、不易准确把握的品质。但是,我希望我也能避免奥蒙德·马多克·道尔顿那种完全忧郁的观点,能为害羞者提供一些慰藉。我想向他们表明,害羞有时可以让我们看到其他人可能会错过的新鲜视点,让我们把蛰伏的社交冲动转向新的、创造性的领域。正如法国精神病学专家卢多维奇·杜加(Ludovic Dugas)在1922年的一本同名著作中所称呼的那样,他们是“伟大的羞怯者”(Les Grands timides),过着“复杂的异化的、充满了敏锐和曲折”的生活。罗伯特·A.奈伊:《现代法国的男子气及男性荣誉准则》,加州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人类是依靠本能和默认规则来生活的社会动物,因此害羞的一切功能在于让我们以独特的和迂回曲折的方式达成社会性。害羞与其说是从世界中退缩,不如说是转移或重新安排我们的能量。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意外的补偿,督促我们去做那些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完成的事情,除非我们每天碰到的人都很意气相投。它在封堵了主路之后,把我们带到了让人兴味盎然的小道上;它把我们从那些非计划的接触和偶发状况中拉开。

尽管我大多数时候既不把害羞看成是一项恩惠,也不把它看成是一项负担,也完全不计较其得失,而仅仅是把它看作是人类无可避免的怪癖的一部分。这使得害羞成为了一片富饶的土地,籍此我们可以去探索一些更大的问题:身为一个活生生的、可以呼吸和思考的自我,意识到自身是在与数十亿的其他类似个体共享着一个星球,这意味着什么?关于害羞,有许多古怪的地方,其中最为古怪的也许是,不像其他焦虑状态如恐惧、羞耻甚至于尴尬,害羞在我们独处时从来不会出现。无论它已经存在了多久,它一定增添了人类的孤独感。但是,它也揭示了我们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对于彼此有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