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辽宁不宁 丧土罹亡

第一节 遗恨成殇九一八

1931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让人刻骨铭心的年份。

这一年，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这一年，在中国的北方，城市规模位列全国第四的沈阳，人口约为70万，其中日本人多达20万，他们不叫“侨民”，而叫“移民”。在日本关东军的保护下，这些“移民”俨然把沈阳视为一座日本城市。

远在日本东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6月19日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中，已经明确“约以一年时间做好准备，于明春以后实行”的侵略方针。

 

1931年4月18日，北平。

西城区一处大宅院里张灯结彩，迎接少帅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以及随行的40多人的到来。

这里曾经是清初八大“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之一顺承郡王的府邸。

十年之前，张作霖应曹锟之邀，从沈阳来到北平，起初住在旧刑部街原清朝奉天将军增祺的旧宅，但行伍出身的张作霖“敞亮”惯了，嫌那里不够宽敞，阳光不足，想另觅住宅。最后几经斡旋，张作霖以75000银圆的价格买下了这座顺承郡王府。

从1921年开始，顺承郡王府作为大帅府成为北洋军阀的政治和军事中心，经历了民国初年政坛的风风雨雨。

十年之后，少帅张学良成了这里的主人。

第二天，张学良在王府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宣告正式成立民国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节制冀、晋、察、绥、辽、吉、黑、热八省军务。

此时的奉天还春寒料峭，北郊大约5公里处的北大营里，操场上一队骑兵正在进行训练，卢广伟一身戎装精干利落。作为少帅的亲兵卫队骑兵队队附，他本应该跟随少帅去往北平，但少帅决定让他留下，率部护卫帅府的安全，驻扎北大营。卢广伟深知少帅虽然搬到北平办公，但根基仍在东北，自己留守责任重大，因此日常值勤、巡逻和训练不敢有丝毫懈怠。

九月，东北已进仲秋。夜幕降临，阵阵秋风，平添出几分萧疏的寒意。

“一弯明月挂起，高粱地黑压压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日本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在他1956年发表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那晚的夜色。

1931年9月18日，夜。

火车在铁轨上开动的声音渐停，柳条湖附近，距离北大营800米的铁路边上，人影晃动。

此时奉天火车南站广场前，文官屯指挥所，日军独立第二守备大队数百军人严阵以待，十数门野战炮静立军阵之前，炮口斜向天际，如同一只只狰狞的巨兽。

“快，把炸药埋好。”河本末守低声催促。

时间紧迫，这一天参谋本部特使建川美次少将已经抵达奉天，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代表大本营压制关东军出兵中国东北的计划。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板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中佐几个月的努力，才煽动起来的侵华狂潮，决不能因此而停止。这个时候，关东军少佐花谷正应该正在菊文酒馆陪建川喝酒，而他们则以巡视南满铁路的名义，开始实施早已制定好的计划。

精通爆破的今田新太郎大尉把早准备好的42小包黄色炸药埋进铁轨两侧。既要造出足够大的声势，又不能对铁路造成太大破坏，毕竟他们还要用铁路来运兵——这是个技术活。

1931年9月18日22点20分，黑暗中火光闪现，轰！一声巨响，烟雾弥漫间，断裂的铁轨和几根枕木向四处飞散。

“快，快，把尸体抬过来。”

士兵七手八脚地抬着3具尸体扔在铁轨边——此时的日本还未退出国联，他们需要制造出一起东北军炸毁铁路的假象作借口，好让这起精心策划的“动作”有一个表面能说得过去的说法。几具尸体是两天前在奉天城抓来的乞丐，杀死后套上了东北军的军服。

一切准备妥当，河本守末向文官屯的川岛中队、虎石台大队和沈阳特务机关同时发去电报，内容一样：“东北军炸毁柳条湖南满铁路，我中队为保路护侨，决定向敌人进攻！”

炮弹呼啸着飞往北大营。

北大营东侧500米无线电台院内，听到爆炸声响，卢广伟心下一惊：出事了！他立即传令士兵整装集合。

白天，日军又在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是奉天驻军近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不要惊慌。不过，这段时间日军一直在进行军事演习，北大营的官兵们似乎对日军近日来的异常举动并没有投入太多关注，今天又是周末，晚九点熄灯号后，士兵均已就寝，没人相信日本人会突然发动袭击。

炮声中，卢广伟快步走进旅部值班室。

当天最高指挥员旅参谋长赵镇藩上校，已经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请示应急办法。

炮声渐响，日军已经由哑弹试探变成实弹进攻。

旅部里几双眼睛焦急地注视着电话。

几天前，少帅曾从北平发来密电：“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必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如今日本人武装突袭，要如何应对？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等待。

丁零——赵镇藩一把拿起电话。

电话里传出荣臻的声音：“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当经奉示，尊重国际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当时朱光沐（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兼东北电政管理局局长）王以哲等，又以电话问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王以哲、朱光沐同到（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

——荣臻对九一八事变过程的报告

 

一纸不抵抗的命令，使奉天北部屏障、驻兵重地北大营的历史，永远停止在1931年9月18日夜十时二十分。

枪炮声中，奉天城一片混乱。

卢广伟带领着20多名部下奔向张氏帅府。

日本人要占领奉天，帅府必定是首当其冲。身为卫队队附，无论如何保证帅府安全是第一要务。

时常出入帅府的卢广伟心里自然清楚，府中诸事一向是五夫人寿懿主持，这位被称为寿夫人的女人可不简单。当年大帅在皇姑屯被炸身亡，一家人大哭小叫乱成一团，几近失控的局面中，只有寿夫人镇定自若，下令严密封锁消息，密不发丧，等待张学良从滦州前线归来。随后又以奉天省公署的名义在各主要媒体刊登张作霖“安然无恙”的通电。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安排医生每天出入帅府，做出按时诊治的假象。在日本的领事“探视”和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面前，这位寿夫人谈笑风生，当日本人亲耳听到楼上留声机里放着戏曲，看到家人送饭上楼，才对张作霖“安然无恙”深信不疑。

直到半个月后，张学良化装通过日本关东军控制的京奉铁路回到奉天，一切安排妥当，才正式发布了张作霖死亡的消息，此时日本人才恍然大悟，大呼上当。

“皇姑屯事件”的善后处理，成就了五夫人寿懿人生最为精彩的一幕，卢广伟对这位夫人充满敬佩。

一路急奔，一队人马终于在日本人形成包围之前赶到了帅府。

张氏帅府大门紧闭。

炮声大作时，府内大乱，枪炮声让一向八面玲珑的寿夫人慌了手脚，但毕竟跟随大帅走南闯北，见识过大风大浪，她很快稳住心神，吩咐家人各自收拾细软。

门外杂乱的马蹄声由远及近，紧接着响起一阵急促敲门声，大家把目光转向五夫人。

开门！

卢广伟闪身进来，看到院内诸人虽然慌乱，但局面尚在控制之中，心下大定。

“寿夫人，日本人已经突入城内，我队受命不能抵抗，为保证安全，还是离府暂避风头吧。”

“好，我们先去小南关法国天主教堂，那里，谅日本人也不敢进去。”

 

据《民国丛书》第五编当中记载：张副总司令行辕（私邸）十九日午前六时十分，被日军包围，故大元帅之五夫人等率家属由卫队保护，出走小南关天主教堂暂避。

 

19日上午八时，关东军步兵第29联队冲进了张学良的官邸——张氏帅府，帅府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私邸一切贵重物品，均被日军夜间用载重汽车运走。20年来的珍藏抢掠一空，各处办公器具，多被日军损毁掷入院中之水池内，文卷信印均被日人得去保管。”

中午时分，日军占领东大营，奉天内外全部沦陷。第七旅官兵以及东北讲武堂教职员和学生，开始撤向关外。

消息传来，卢广伟等人自觉无力回天。情势紧急，卢广伟当即制定了撤离计划：乘火车离开奉天，转向北平。

傍晚，天色阴暗。

卢广伟率部护卫着五夫人、六夫人、六小姐等20多位张府家眷到达皇姑屯车站，随着人群挤进车厢。

严重超员的火车厢里挤满了匆忙出逃的男女老少，每个人容貌衣着不一，可脸上却有着同样的愁苦和对未来深深的担忧。不管他们原来的职业、身份是什么，又属于哪个阶层，在侵略者的铁蹄刺刀下，一律被画成等号，被贬为难民。

超载的火车在颠簸的铁轨上喘着粗气，冒着黑烟，像一只老牛艰难地爬行。

夹杂在人群中的卢广伟心情如同天气一般阴沉，不见一缕阳光。他透过缝隙望向窗外，明明已是金秋收获的时节，可仍然满目萧然，没有叠翠流金，没有层林尽染，更不见农户满怀喜悦结队秋收，触目所及一片萧瑟，放眼望去，辽阔的田地里竟感受不到一丝生机。

一年之前的9月18日，少帅通电拥蒋，东北军12万人入关，10多天时间，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结束了中原大战。

南京江上军舰十九响的礼炮声似乎还在耳边，那时东北军何等荣光。

不过一年，东北军就这么撤出故土，如丧家之犬！

卢广伟狠狠咬着牙，一股血腥之气在嘴里渐渐弥散。

车厢里不时听到妇孺低抑的哭泣声，还有小孩子撕心裂肺般的号啕声，或是男人一丝丝若有若无的沉重叹息。

卢广伟扭头看看拥挤的车厢，一个年幼的孩子哭累了，趴在母亲肩头无精打采。不知道妻子和孩子如今在哪儿？当时局势紧急，他临时受命，出发前只顾得派一名副官从军营赶到家中通知妻子和四个孩子去北平汇合。虽说妻子平时持家有方、乐观果敢，可孩子们最大的不过六岁，最小的那个才一岁，这兵荒马乱之中，一个女人家带着四个孩子，怎么从奉天逃到千里之外的北平？卢广伟突然感到一阵窒息，他不敢再往下想。

而此时，卢广伟的妻子教芹芳带着四个孩子在副官的照看下，正混在数以万计的逃难人群中，挤向混乱的沈阳火车站。

车站的入口处、月台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当时老二卢盛炳刚满四岁，80多年后，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们头戴钢盔，手持三八式步枪，雪亮的刺刀闪着寒光，面目狰狞。”换成便衣的副官连拖带抱，他们挤上了去往营口的火车。一个白天、一个夜晚，火车喘息向前。平时感觉并不长的一段时间，却因为其间充满的惶恐与悲愤，可以让逃难的人铭记一生。卢盛炳在2002年撰写自传《平淡的一生》时提到：

大约经过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才到达营口，下车后这群离乡背井的难民又拖儿带女的一窝蜂似的涌往从营口开往大沽口的轮船码头。码头人头攒动，面对着汪洋大海、波涛汹涌的逃难者。男人的抱怨叫骂声、女人的哀叹声、小孩的啼哭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悲凄的交响乐章。

我们四个弟兄，哥哥六岁，我刚满四岁，老三两岁，老四一岁。在母亲和已脱下军装身着便装的副官的照料下，连拖带抱地随着潮水般的人流，涌上了轮船的五等舱（装货的统仓），好不容易在进仓铁梯的对面找到一地面，席地而卧。大统仓内挂着几盏昏暗的小灯，随着船体的左右摇动而晃来晃去，舱内没有厕所，难民们大、小便和呕吐都就地而便。浑浊的空气和气味使人窒息恶心。但为了逃命，免受日寇的杀戮，争得生存，再大的罪也只有忍受，真是尝尽了亡国奴的滋味。

 

轮船在海面上颠簸了两天两夜，终于到达大沽口港外，却因为水浅不能进港靠岸，只得停在海面抛锚，等待涨潮。船舱里的人们似乎都到了忍受的极限，全部涌上甲板，张望天空，内心呼唤着不知何时会到来的潮水。

空气中充斥着海水腥咸的味道，几只海鸟盘旋着落向远方，一片黑点自海平线上出现。离近后，人们才看出那是十几只小木船。船老板努力划着桨，靠向轮船，开始向甲板上的人招揽生意：一元一位，负责送到大沽口码头上岸。人们蜂拥而上。

 

我们兄弟四个年龄幼小都没有攀附而下的能力，轮船甲板距小船有一丈多高，面对波涛翻滚的大海，母亲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木船船主叫母亲把我们四兄弟每人腰间都系上一条绳子，一个一个地从轮船甲板入下到木船上。我们这孩子都被吓哭了，但总算没掉到大海里去葬身鱼腹。

从大沽口到天津乘火车到北京，虽说只有二百四十多公里的路程，当时路况不好，车辆陈旧，速度很慢，在车厢里熬了大半天才到目的地——北平。

 

现在北京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故居纪念馆。从纪念馆沿着德胜门内大街往南不到一百米，路西一条深巷，是前铁匠胡同。

1931年，前铁匠胡同七号，是卢广伟在北平的住宅。

九一八事变之际，卢广伟费尽周折，在日军重重包围下，将张氏家眷从奉天安全护送到北平。张学良感念卢广伟的忠义之举，花两千大洋买下这个宅院赠予卢家安置家眷。

这是一座内外两进的院子。从大门进去，中间一堵花格围墙隔开内外两院。外院五间灰顶平房，环绕着140平方米的院子，阔朗无比。空地上种着三棵大槐树，四棵枣树，两株梨树，一株杏树，两株樱桃树，一个葡萄架。此时正是金秋，院内果实累累、清香四溢。

内院三间北屋，两间南屋，半间过道，半间仓房，70平方米院落中，夹竹桃、石榴、草花等分布错落有致，文雅精巧中不失舒适大方。北屋一侧正中，摆放着一张书桌和一个皮质沙发，这是卢广伟一家迁居那天，张学良特意让人送来的乔迁贺礼。

一家人在离乱之后安顿了下来。

早晨，邻居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卢家几个孩子从大到小排成一溜，弯腰鞠躬行礼，然后依次转身出门上学。

院子里结的果子，自家吃不完，都被教芹芳收拾干净，挨家挨户地送到街坊邻居手里。

老二卢盛炳最喜欢父亲出入用的军用挎斗摩托，经常偷偷爬上去，做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

这是卢家孩子们印象中过得最为舒心的一段时期。

这也是卢广伟的心情无比烦闷的时期，因为每天的军情军报都在提醒着他：日军正在蚕食东北。

转眼农历十月十五，夜空中一轮满月，透过庭院中间遒劲的枝杈，洒落一地冷星。

卢广伟的脚步很轻，走到西屋前，手举了举，迟疑了片刻，叹了一口气，手终还是放下了。晚饭前，他又冲二儿子盛炳发了脾气，还动了手。直到家里熄灯，孩子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没有出来。他心里明白，孩子那不过是一时淘气，可他怎么也压不住心底蹿上来的那阵无名之火。卢广伟摇摇头，似乎想把在军部看到的消息丢出去，可那份密电的文字如附骨入髓般不停地在眼前晃来晃去。

 

据新民电报局长关鼎丰敬电称，据报，县东北廿里高台子自卫队已被日军百名前去缴械，因而交锋众寡不敌，当即后退。日方暴行益见扩大，新民实有危不可保之势。

 

从九一八撤离沈阳，他们这些撤退下来的东北军官兵，被斥为败兵，各大报纸把少帅说成是不抵抗的卖国将军、无能将军。关外如今都在传唱那首歌：

 

国民党成什么样，日本子进兵快到长江，谁也不打仗，谁也不抵抗，节节退让，退到石家庄。张学良精兵二十多万，全不抵抗只会交枪，好个卖国张学良，出卖中国许多地方。

 

如今新民一失，东北重地锦州危在旦夕，但少帅的举动却仍然不明不白，凡论守土有责，则强调必须全国支持，说获得利益，则力举奉系势力，比全国为玉，东北为瓦，“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卢广伟明白，少帅近来也在暗中支持东北的抗日武装，他一心想保存奉系实力，以图东山再起，但如此一退再退，日军步步蚕食，夺回东北难上加难！

卢广伟举步向外院走去，转过围墙，几棵枣树影影绰绰，枝干嶙峋，树皮触之冰凉刺手，如同前两天街上偶遇的东北老乡郭大柱的手。那天，他在街上叫了一辆洋车，听到那个叫郭大柱的车夫一口东北口音，攀谈间才知道，九一八之后，郭大柱带着妻儿老小，费尽周折来到北平，无亲可投，无友可靠，只好找到设在北平的“东北同乡会”，一家人被临时安置到城郊的一处破庙栖身。仗着还有把子力气，每天拉洋车糊口，挣的钱除了交“车份儿”还不够一家老小果腹。听郭大柱说，从东北逃来北平的老乡走投无路沦为乞丐、小偷的不在少数。分别时，卢广伟把兜里所有的钱使劲塞进了郭大柱的手里，却被他倔强地拒绝了。

东北老乡朴实，硬气，也有着非比寻常的尊严。

两天了，郭大柱那句似询问又似无奈的话一直回响在耳边——“啥时候能回东北啊”——这句话就像尖刀扎到心里，一股刺痛向全身弥漫。卢广伟紧紧握住拳头，狠狠砸在枣树上，树枝簌簌作响。

夜风阵阵，卷起几枚枯叶飞向天际，寒凉透骨。

卢广伟为东北局势忧心忡忡，此时在那片黑土地上，满腔热血的东北人民并没有屈服，规模不同的抗日救亡行动已经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始组建和聚集，卢广伟的好友邓铁梅也悄悄拉起了一支队伍。

九一八事变时，邓铁梅远在牡丹江任警察署长，日军的侵略矛头尚未伸到那个角落。

 

他在报纸上看到辽宁省政府临时迁到锦州办公，同时看到日军今天占领某县，明天占领某市；最使痛心的是，留驻东北的高级将领，不但没能驱逐敌军，有的反而屈膝求降。他想：如斯将领，如斯军队，人民尚有何望！个人纵有报国热心，奈身非军职，无兵可用。

 

山河破碎，家园沦陷，邓铁梅再也无法安居一隅，他毅然辞去署长现职，径赴锦州，访谒负责指挥防守的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详陈决意组织民众抗日救国的想法。黄显声认为他在凤城颇有声望，建议他去那里树立抗日旗帜。方略既定，第二天黄即给他办理一张委任状，名义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总司令，并交给他千元旅费。随即，邓铁梅回到凤城四区尖山窑，转赴小汤沟联络各地乡众。一时间，携械来归者络绎不绝。不到一个月时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即有了三千多人，外有一千多人的大刀队。

建军就绪，自卫军首次出击就威震敌胆。12月26日，邓铁梅率部趁夜向安奉线重镇凤凰城发起进攻，敌人仓皇应战，天还没亮，伪警察官兵即缴械投降，车站日军大部被歼，首战告捷。

 

“在我军退走快接近抗区时，敌人援军赶到，在后拼命尾追。行抵二龙山，遭到我军预伏的第一团阻击，他们不敢深入，仅向抗区打炮一百余发，即退回城里。斯役共缴获一三式步枪三百余支，三八式步枪二十余支，轻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以及各种手枪弹药很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是第一次敢犯敌锋的壮举。此时，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加委他为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司令。”

 

自此，邓铁梅威名远扬，至1932年3月，邓铁梅直接指挥的战斗兵员约一万六千人，其他各地请领番号、接受改编的武装力量在

三万人左右（人数是按自报数目统计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在凤城、岫岩一带的活动给日军带来极大的威胁和打击，为了消灭这支抗日武装力量，日军进行了大规模“扫荡”，此是后话。

在邓铁梅组织民众反抗日军的同时，黄显声和熊飞带领由沈阳撤出的部分警察和公安队，组建了“辽宁抗日义勇军”，转战于辽南、辽西一带抵抗日军。

1931年12月27日，就在邓铁梅进攻凤凰城的第二天，日军长驱直入，锦州危急。东北军锦州前线军官联名通电：“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将士，不过政治上理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随后，驻锦州的东北边防军第12旅、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奉命撤往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932年1月3日，锦州失守。

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清废帝溥仪出任“执政”的伪满洲国发表“诞生”通电。

那片丰饶的黑土地，如雪崩般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