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家风光

高邮也有西湖

一

许多历史文化古城都有西湖。高邮似乎也不能免俗，也有西湖。我家就在湖边，经常感受水天一色的安详……

“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贯珠。”（秦观逸句）“三十六湖水所潴，其间尤大为五湖。”（蒋之奇《题东园诗》）——这是宋代人视野里的高邮西湖。到了明代末年，由于淮河入海河道频年淤塞，大量泥沙积淀，致使内湖积水不得外泄，因此，“千流万派毕会于高邮，而高邮遂成巨浸矣”（隆庆《高邮州志》卷二）。

高邮西湖曾有神珠，故名珠湖，又称甓社湖，俗称高邮湖。据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一记载：“嘉祐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甓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几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线，俄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拳，烂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沈括言之凿凿，应是所言不虚。沈括所谓的友人，乃高邮文人孙觉（字莘老）。这年，孙觉因珠光高照而考中进士。后来，孙觉女婿黄庭坚还为此赋诗：

甓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辉。

故应剖蚌登王室，不若行沙弄夕霏。

（《寄外舅孙莘老》之二）

因有如此名人神话，珠湖自然声名远播，百姓皆以一睹珠光为快，文人墨客更是如此，甚至不远千里而来，“往往维船数宵以待观（《梦溪笔谈》卷二十一）”，有人索性建亭以待，美其名曰“玩珠”。江西才子刘攽就曾特意跑到高邮来看珠光，可惜不曾遇见，大为不满，留下了《新开湖上待潜珠不出，偶书戏孙莘老二首》诗。后来，程节从景德镇赶来探望神珠，竟然有幸目睹，有《玩珠亭》为证，诗云：

外挹湖天位置雄，下疏地脉与湖通。

骊龙睡觉寒光吐，尽献祥光入此中。

不久，也就是嘉祐八年（1063年），程节果然考中进士，因而故地重游，又建一亭，并作《还珠亭》，诗云：

六六湖宽老蚌乡，去来隐现本无常。

几回隐去重来现，知是邦君有孟尝。

从此，“甓社珠光”遂成“秦邮八景”第一景！不过，“甓社珠光”时隐时现。据《高邮州志》和《冯氏巢孙漫录》记载，“甓社珠光”在宋皇祐年间（1049—1053年）、嘉祐年间（1056—1063年）、建炎年间（1127—1130年）、清乾隆六年（1741年）、二十四年（1759年）、三十六年（1771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光绪六年（1880年）均曾出现。有诗为证——

宋代张表臣有《呈以道舍人》诗云：“他年但饱扬州米，今日宁论甓社珠。”

元代张翥有《高沙失守哭知府李齐公平》，诗云：“广陵琼树春仍在，甓社珠光夜不明。”

明代李景福有《夕发》，诗云：“纷纷湖上客，几见甓珠圆。”

清代阮元有《珠湖草堂》，诗云：“甓社走明珠，三面绕林屋。”

乾隆十六年（1751年），爱新觉罗·弘历南巡经过珠湖，得知“甓社珠光”这一传闻，亲洒宸翰，作《高邮湖》，诗云：

淮南古泽国，高邮更巨浸。

诸湖率汇兹，万顷波容任。

洒火含阴精，孕珠符祥谶。

堤岸高于屋，民居疑地窨。

嗟我水乡民，生计惟罟罧。

菱芡佐饔飱，舴艋待佣赁。

其乐实未见，其艰亦已甚。

此诗虽然有点弄斤操斧，但是爱新觉罗·弘历不为神话传说所惑，指出高邮地势低洼，民众生计困难是首应关切之事，“以云射物堪嗤彼，若拟安邦实切吾”（爱新觉罗·弘历《过高邮州》）。由此可见，他是一位务实皇帝，更是一位亲民皇帝。今读此诗，我仍感动不已。

二

其实，高邮西湖还有一个恐怖的名讳——悬湖。湖面，甚至湖底，比高邮城的地面还高。西湖一旦决堤，就会冲过大运河，裹挟而下，高邮乃至里下河地区都有灭顶之灾。高邮古时十年九涝，民不聊生。

于是，高邮西湖来神了。

就在孙觉出仕不久，高邮湖畔来了一个山东好汉耿德裕。他是宋仁宗时兖州府东平州梁山泊人，兄弟排行第七，故被后人尊称“七公”。他曾为东平州通判，为人忠直，为官清廉，颇受百姓拥戴，却为同僚不容，后来弃官而奔高邮娘舅茆家，以渔为业，乐善好施，有口皆碑。传说，七公八十一岁那年无疾而终。每于晦夕有红灯累累如列宿，见于波涛汹涌之间，救溺捍患，有祷辄应。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夏天，海风呼啸，海潮汹涌，盐阜深受其害，殃及兴化，高邮百姓纷纷祷告七公，遂风平浪静，转危为安。于是，宋孝宗赵眘敕封耿裕德为康泽侯，意为七公给百姓带来了安康和恩泽，并建庙祭祀。“公庙在扬州府高邮之西一十五里。……迄今居民暨舟行者皆致祭。”（《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耿七公》）元代诗人陈基有《高邮湖》，诗云：

春深湖水漾汀洲，耿七公祠在上头。

蒲帆十幅东风顺，明日从君到楚州。

耿七公祠，亦名康泽侯庙，俗称耿庙。庙前立有两根石柱，每晚都有一灯水浒，或是两盏，或是四盏，或是六盏……渔民晚归，偶遇月黑风疾，或遇大浪，慌乱之中难免迷失方向，只要循灯行船，就能安全归航，所以耿庙那灯常被比作救星，故被誉为“耿庙神灯”，遂为“盂城八景”（即“秦邮八景”）之一。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国子监祭酒胡俨有《盂城八景·耿庙神灯》，诗云：

新开湖西耿侯庙，夜夜神灯吐光耀。

空中凫雁尽飞翔，渚面鱼龙皆眩曜。

曾开红叶下云中，五台峨眉今已空。

御灾捍患神之功，我做此诗流无穷。

明宣德七年（1432年），平江伯陈瑄奏请春秋二仲以羊豕祀之。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重修。明洪熙年间（1425—1425年），礼部尚书余幼孜有《康泽侯庙》，诗云：

耿庙水云中，岩岩镇湖口。

危竿夜悬灯，照耀遍林薮。

闪闪透兰虹，辉辉映星斗。

扑光蛾自绝，避焰龙亦走。

灵威示赫奕，祀事谁悠久。

惠泽被淮堧，纪年书大有。

明弘治三年（1490年），白昂建康泽行祠。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山东提学佥事赵鹤亦有《康泽侯庙》，诗云：渺渺湖祠指落曛，平芜望处两流分。

半山风竹常排日，万顷春波只浸云。

夕艇每随归鹜渡，夜钟偏得老龙闻。

无边泽国祈灵事，剩有中朝祭典文。

明末清初诗人李滢有《康泽庙》，诗云：

三十六湖烟霭清，湖中古庙傍盂城。

天边荠树依微见，水上晴岚一望明。

镇日鱼龙吹雪浪，只今雁骛唼香梗。

神灯再见知何日，渔火星星又夕生。

七公显灵的记载和传说颇多。据《高邮州志》记载，康熙十一年（1672年），洪流饥民，有人在空中说：“耿侯王赐鱼为民食。”不一会儿，河中鱼涌，不消罾网，顺手可得，七日方罢。灾后，高邮增建了七公殿。

民国二十年（1931年），高邮遭遇特大洪涝，耿庙圮于洪水，基址尚存。著名作家汪曾祺说：“我觉得耿庙神灯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我小时候好像七公殿还在。民国二十年发大水之前有许多预象，人们的迷信思想抬头，想象力也特别活跃，纷纷传说七公老爷显了灵，说是在苍茫云水之间看到神灯了。其实谁也没有看到。正因为没有人看到过，所以越加相信神灯是有的。”（《〈高邮风物〉序》）

如今，庙前悬挂神灯的两根方形石柱依然挺立在珠湖岸边，俨然两个饱经风霜的老者。由于石柱位于古运河拐弯处，千百年来，行船拉纤经过这里，总要磨蹭石柱，天长日久，自然留下累累纤痕。高邮渔民至今仍然沿袭旧俗，每年都做“七公会”，求安祈福。如果说耿裕德是高邮人的保护神，那么，耿庙石柱是耿裕德的无字丰碑。

三

高邮西湖不仅有神珠和神灯，更是高邮人的聚宝盆。

高邮西湖水产极为丰富，其中鱼类就有二十八种，还有虾、蟹、蚌、螺等等。这里的水生植物也很丰富，其中可食植物就有莼菜、蒌篙、莲藕、芡实、菱角、茭白、荸荠、茨菇等等。鸟类更多，常见的有鸥、鹭、鹤、鹩、鵽以及野鸭等常出没于湖面芦荡。秀美的西湖不愧为鱼族的世界、鸟类的天堂、水生植物的博物馆。

被江西人誉为“赣南第一位状元”的郑獬考取功名之前也曾从湖北安陆跑到高邮湖畔来看珠，不知他是否有幸目睹，但他后来考中了状元，自然没像他那“老表”刘攽那样怪话牢骚，而是很有感情地写下两首《食鱼忆新开湖》。

抗金名臣李纲也曾经过高邮西湖，留下《新开河食鳜鱼戏成》，诗云：

平湖渺漫烟苍苍，菰蒲擢秀新荷香。

渔舟演漾出深浦，舟中鲜鳜肥而臧。

传呼就买不论价，得钱留鱼鱼眼光。

细鳞哆口传鬐鬣，斓斑点黑微涂黄。

巨盆汲水养馀息，拨剌奋尾犹洋洋。

付庖荐酒择困者，挥刀切玉芼桂姜。

曲生风味已酝藉，得此更使不可忘。

松江之鲈不足忆，银色讵数绵州鲂。

惜哉行役难驻棹，一饱未许杯盘常。

雨蓑烟笠乃吾事，安得独钓青茫茫。

据南宋高似孙《蟹略》记载，与苏轼同登进士第的高邮籍诗人邵迎诗集虽然已经失传，但有吟咏醉蟹的诗句存世：“盐豉调羹金液腻，橙斋荐鲙玉丝肥。”苏轼路过高邮，曾与孙觉、秦观、王巩雅集文游台，“香莼紫蟹供杯酌，彩笔银钩入唱酬”（曾几《文游台》）。后来，秦观又“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苏轼）”。所谓糟蟹，也就是醉蟹。汪曾祺说：“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四方食事》）“高邮湖蟹甚佳，以作醉蟹，尤美。”（《我的家乡》）醉蟹只用母蟹，可能因为“团脐紫蟹脂填腹”（秦观《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

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在北宋时就培育出高邮麻鸭这一优良品种，高邮鸭与北京鸭、绍兴鸭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鸭。高邮鸭蛋，驰名中外，那百里挑一的双黄蛋，更是蛋中的珍品了。清代美食家、文学家袁枚游览高邮，品尝过高邮鸭蛋，后来他“席间先夹取以待客”并介绍：咸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红而油多”（《随园食单》）。提及高邮鸭蛋，汪曾祺也不无自豪地说道：“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故乡的食物·端午的鸭蛋》）

元代诗人萨都拉路经高邮，登临城头，眺望西湖，口占《高邮城》，诗云：

城上高楼城下湖，城头画角晓呜呜。

望中灯火明还灭，天际星河淡欲无。

隔水人家暗杨柳，带霜凫雁起菰蒲。

短衣匹马非吾事，拟向烟波觅钓徒。

诗人流连忘返，感慨万千：我不能像驿卒快马加鞭传送公文，还是寻找湖边的钓鱼人去吧！“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由此可见，诗人想做一个高邮西湖的烟波钓徒。

明代诗人江盈科途经高邮写下一首《舟过高邮》，诗云：

孤城独枕大湖边，湖上相看思茫然。

帆带顺风飞似鸟，水连夕照杳如天。

渔家历落青烟外，芦叶萧疏白露前。

景物浑于湘浦近，自疑身在武陵船。

这首诗用白描的手法来绘写秋日傍晚的西湖景色，顺风的白帆与水鸟齐飞，天边的夕照共湖面辉映，袅袅的炊烟外散落着渔家，湖边的芦苇一到白露时节就萧条稀疏。面对此湖此景，来自湖广桃源的诗人，思绪茫然，自疑乘坐着“武陵人捕鱼为业”（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渔船。只因高邮西湖景色优美，浑似湘浦，诗人误将他乡认作家乡了！

高邮西湖，是一个美丽而又富饶的湖，是镶嵌在高邮大地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已成为远离故乡高邮的游子思乡时的一个象征符号。清代训诂学家王引之在《题阮梅叔珠湖垂钓图》（之四）诗中写道：

我家旧住甓湖滨，卅载京华滞此身。

辜负莼鲈好风景，让君独作钓鱼人。

写作此诗的时候，王引之离别故乡，走上仕途，寓居京师三十多年了，然而对于魂牵梦萦的高邮西湖，依然一往情深。诗人刻意突出莼鲈，这既是写实，也是用典。高邮西湖出产莼菜、鲈鱼，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提起莼鲈，就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想到晋代吴江人张翰“莼鲈之思”的著名典故，平添许多思乡之情。可以说，高邮曾因莼鲈而融入江南！

无论是珠湖，还是甓社湖，或是高邮湖，高邮西湖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湖志。因此，我对她的历史沧桑所知不详。

幸好家在湖边，我可随便欣赏“西湖雪浪”，亦可“湖天一览”，心驰神往在那“苍茫云水三千顷”（蒲松龄《登泰山殿远眺》）……每每走近西湖，尤其走过耿庙遗址，我都会下意识地双手合十，萦回脑际的总是历史的搜遗与传说的更替，当历史与传说交融在一起，当传说因历史的印证而绵长，两者便有了时间与空间的盟誓。

若把杭州西子湖比作雍容贵妇、扬州瘦西湖比作窈窕淑女，那么，高邮西湖更应是“约略西施未嫁”（辛弃疾《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

高邮曾因“甓社珠光”而闻名；

高邮曾因“耿庙神灯”而安宁；

高邮更因“西湖雪浪”而温馨！

高邮西湖不仅仅是高邮的一个绝美地标，更是高邮的文化承载。

——高邮的一张名片；

——高邮的一道风景；

——高邮的一个文化品牌；

——高邮的一片文化高地！

蹀躞高邮西湖岸边，极目西望，浩渺澄湖万顷平，孤帆远影入云行。我辈“岂辞云水三千里”（范仲淹《依韵酬吴安道学士见寄》），记录它们，如同奉上最为丰厚的举祭！

（原载2016年第2期《江苏地方志》）

大淖寻梦

昨夜，我做了一个怪梦——大淖干涸了。文游台荡然无存。鹪鹩无枝可栖。汪曾祺彷徨在沙漠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于是，我醒来了，匆匆来到了大淖。

大淖不大，但是很美——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渺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的堆积着。（汪曾祺《大淖记事》）

这是汪曾祺笔下的大淖，就是这个大淖曾经令人意恒轩轩！

台湾作家施叔青曾向汪曾祺提出要到高邮来看看大淖，素来好客的汪曾祺断然拒绝了：“不能看，就如同我自己一样。”后来，汪曾祺解释说——

我去年回乡，当然要到大淖去看看。我一个人去走了几次。大淖已经几乎完全变样了。一个造纸厂把废水排到这里，淖里是一片铁锈颜色的浊流。我的家人告诉我，我写的那个沙洲现在是一个种鸭场。我对着一片红砖的建筑（我的家乡过去不用红砖，都是青砖），看了一会。不过我走过一些依河而筑的不整齐的矮小房屋，一些才可通人的曲巷，觉得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甚至某一家门前的空气特别清凉，这感觉，和我四十年前走过时也还是一样。（《〈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其实，大淖曾是没有文化的“大脑”，就因为汪曾祺发表了《大淖记事》才得以正名，并且出名。随着旅游经济渐成热门，加之寻访汪曾祺笔下大淖的游客日渐增多，政府终于投入六千五百万元整治了大淖环境。目前大淖，石栏围岸，桃柳交错，梧桐招凤……可惜没有了沙洲，没有了茅草、芦荻和蒌蒿，没有了炕坊、磨坊、浆坊和草行，没有了水车、牛棚和乌篷船，没有了卖糖的、卖风菱的、卖熟藕的、卖紫萝卜的、卖山里红的和卖眼镜的，没有了锡匠、铜匠和挑夫……那些大淖人家似乎不翼而飞了！

他们还像候鸟一样飞回来吗？我在大淖岸边徘徊了半天，看见各种鸟雀跳跃在树枝上，唯独没有昨夜梦见的鹪鹩，怅惘之情油然而生。就在这时，文友姚云打来电话：“你在哪里潇洒？”我答：“我在大淖，无法潇洒。”姚云问道：“高邮修复汪曾祺老先生故居了吗？”实话实说：“没有。”姚云又问：“你看过梁由之新著《从凤凰到长汀》了吗？”我说：“听说海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我还没有买到。”姚云快人快语：“梁由之在这本书里骂了你们的‘父母官’，我看了很解气，先拍其中两段文字转发给你！”不一会儿，手机收到一条彩信：

沈从文夫妇的墓地，黄永玉立的碑，对时人、后世，以至千秋万代，将构成强大而恒久的吸引力，是一笔无形、珍贵、巨大甚至难以计数的财富。而投入甚少，完全不成比例，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由此及彼，严重鄙视江苏高邮的地方官。那些伙计多是吃干饭的，无知无识，不知补救。汪曾祺生前想在故乡有“一枝之栖”，他们无动于衷。汪老去世，葬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那儿肯定不是老头喜欢待的地方；墓地系有偿限时使用，5万元20年。地方当局为什么不跟汪老的后人商量，将老头归葬故里的文游台呢？

读罢信息，举头看见一株石榴拦住我的去路，那些花蕾俨然紧握的拳头，其中定然包含着怒火。转身走进草巷口，苦艾的气味呛得我喉咙难受。

跨过东大街，我直奔竺家巷9号和11号。两户间有标志：汪曾祺故居。9号现住着汪曾祺妹妹汪丽纹和妹婿金家渝；11号现住着汪曾祺弟弟汪曾庆。两户只有60平方米左右，中间有个尕大的过道相通，且有大大小小的花盆，自有一番幽香的韵致。金家渝说：“这里只是当年汪家大宅院的后门偏屋，大门在东边的科甲巷（今傅公桥路），有庭院，有花园，有客厅，有店面房好几十间！此外，汪家在臭河边还有一二十间房，另有两千多亩地，多为草地；开了万全堂、保全堂两爿药店，这些都是在他祖父汪嘉勋手上置的家产。”汪曾祺生前多次找“父母官”要求政府落实政策，归还几间闲置的汪家旧宅，改善弟妹的生活条件，以便自己回乡小住写作，结果大失所望，只能望房兴叹：“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乡，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区区愿望，竟如此难偿乎？”（《致戎文凤》）

坐在局促的汪家，我也局促，再也受不了一股充溢在房间里那镪水似的怅惘……就在我将离开的时候，汪曾庆说：“新来的韩方书记和方桂林市长最近都到这里来考察了，大家都说他们值得期待！”我想也是。现代人对历史的关心程度往往是越久远的越关注其遗迹，或登楼眺望，或凭踪遐想，然后像陈子昂一样“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而对于近代的当代的，我们更关注的是名人的事迹，虽有遗物可以引发我们的感思，毕竟时过境迁，而被忽视的很多遗迹经过一番追寻与探讨之后则显得更为可贵。高邮市政府应当根据人民的愿望以及海内外知名人士的提议修复汪曾祺故居，并将汪曾祺墓迁回高邮安葬，最好是在文游台给他“一枝之栖”。文游台定然会因汪曾祺而更崇高！

踅回东大街，我向文游台走去，影子跑到了身子前面。不经意间，夕阳染红了文游台上的缥气，暮色顺着东大街漂流而下，流入了郭家巷、窑巷口、永安巷、草巷口、大淖巷、科甲巷、竺家巷……湮没了吉升酱园、姜大升茶食店、连万顺酱园、如意泉、保全堂、邵家茶炉子、王家熏烧店、碗盏店、陶家炮仗店、戴车匠家、源昌烟店、马家线店、严氏阁、如意楼、得意楼、万全堂、七拳半烧饼店……于是，“很多歌消失了。”（汪曾祺《徙》）“很多人也消失了。汪曾祺也消失了。他的‘歌声’依然在文坛回荡，他的文字永远不会消失。”（王干《向汪曾祺学习生活》）

站在文游台下，站在汪曾祺纪念馆门前，我看见鹪鹩颉颃在半空中，情不自禁地道了一句：汪老，魂兮归来！

（原载2015年第11期《四川文学》）

文游台

是凡到高邮来游玩的作家都要登临文游台，好像没有到此一游就不能成为作家似的。今天下午，文友才到高邮就拉着我手直囔囔：“我要去登文游台！”

文游台在高邮城东北二里许泰山庙后的一座土山上，原台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据嘉庆《扬州府志·古迹》记载：“文游台在军城东二里，旧传苏轼、王巩、孙觉、秦观诸公及李公麟尝同游，论文饮酒，因以‘文游’名之。公麟画为图，刻之石。”宋代诗人曾几曾经到访，并作《文游台》诗：

忆昔坡仙此地游，一时人物尽风流。

香莼紫蟹供怀酌，彩笔银钩人唱酬。

从此，文游台便一直吸引四面八方的文人墨客雅集于此，留下许多不朽的诗文。乾隆皇帝南巡就曾两次登台赋诗：

周览城闉每系舟，缓催珠勒度秦邮。

郊东尚有高台见，宋代闻因雅会留。

何必当时嗟禄薄，却教终古羡文游。

龙眠结构应多事，试问今还藉画不。

此诗作于第二次南巡时（1757年）。乾隆皇帝认为，有文游台在，就不必慨叹苏轼等人怀才不遇，并表示当时没有遇见李公麟（号龙眠居士）画作。

穹若高台出树看，五贤当日此盘桓。

犹传东郊文游处，不异西园雅集观。

称胜以人讵以地，尚论为羡那为叹。

千秋爼豆舆情颂，元祐宁须做好官。

此诗作于第三次南巡时（1762年）。乾隆皇帝认为，臣子不必计较机遇如何，要尽心尽力做个好官。

国士无双秦少游，堂堂坡老醉黄州。

高台几废文章在，果是江湖万古流。

这是清代文学家王士祯当年登文游台留下的绝响。而今，我又沉吟着这首《秦邮杂诗》走近了文游台。

文游台是一古建筑群。

入口处有座石牌坊，坊额镌刻横书“古文游台”，上款直书“康熙乙已”，下款直书“新城王士祯”，字迹寓柔于刚，端庄潇洒。不知怎的，我看似有一股金戈铁马的豪气，又似流露着书家对苏、秦的景仰之情。

走过石牌坊，我瞻仰高大的秦观塑像。秦观面对东南，侧身而立，头面微仰，双目平视，左手执着书卷，右手背在身后，颇有准备对客挥毫的风姿。

文游台下有四贤祠，这是为了纪念苏轼、王巩、孙觉、秦观四贤聚会而建造的。明代诗人王磐曾作《上巳谒四贤祠》，诗云：

谁排闾阖借天风，满地尘埃一洗空。

万卷文章光海岳，千年神爽积鸿蒙。

兰亭旧迹浮云外，甓社浓春细雨中。

一瓣心香初奠罢，椅栏呼酒送飞鸿。

四贤祠西有映翠园与重光亭。映翠园中翠竹成荫，四季常绿，映衬得重光亭更加幽雅。

四贤祠后面有秦观读书台。据传，秦观在三十四岁入京应试之前，常在这里读书。

出秦观读书台向东，经花坛拾级而上，就到盍簪堂了。“盍簪”出自《周易·豫卦》：“勿疑，朋盍簪。”晋王弼注：“盍，合也；簪，疾也。”唐孔颖达疏：“群朋合聚而疾来也。”是众多朋友聚会而快来的意思，后常用来指友人的相聚。盍簪堂曾是苏轼、王巩、孙觉、秦观等四贤雅集之地，这堂名起得古老深奥，但一经了解了出处和解释后，更感到典雅和贴切了。盍簪堂四周嵌有六十余块碑刻，都是宋元以来文人的墨迹，是为《秦邮帖》，乃弥足珍贵的书法摹刻的精品。据清代钱泳《履园丛话·碑帖·家刻》记载：“是年（嘉庆二十年）秋八月，为韩城师禹门太守刻《秦邮帖》四卷，皆取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诸公书，而殿以松雪、华亭二家。时太守正摄篆秦邮。”盍簪堂上除书法碑刻外，还有两幅图。一幅是《东坡居士闲适图》，苏东坡端坐在苍松之下，容颜丰肤，双目有神，眉宇间隐隐透露出豪放俊逸之气；另一幅是《苏轼生日祝寿图》，是湖南湘乡人左辉春在道光年间任高邮知州时，举行为苏轼生日祝寿的典礼后，请诗人、金石学家李啸北为苏轼画像并一齐镌刻的。

文游台雄踞于土山之巅，是一座飞檐翘角、高大宏伟的歇山式二层楼台。楼下室内两侧墙壁嵌有苏轼手迹《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秦观手迹《墨竹诗》等，号为《秦邮续帖》，亦是文化遗产中的珍宝。中堂嵌有著名书画家范曾亲制磁壁画《四贤图》。循梯而上，凭栏而望，京杭运河蜿蜒而过，盂城风光尽收眼底，西眺“湖天一色”（李一氓题词），东瞰“嘉禾尽观”（汪曾祺题词）……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我和文友在文游台上徜徉了半天，直到夕阳沉入西湖，方才归去煮酒论文……

（原载2016年8月14日《北京晚报》）

神游台

一提文游台，高邮人几乎都能如数家珍地说三道四；至于神游台，现代人恐怕知之甚少了。

神游台在哪？清代顾銮说：“在（高邮）州境，里址未详。”（《广陵览古》）检阅隆庆《高邮州志》，那时就说“神游台不详所在”，可知此台早就湮没了。

关于神游台，民间有个传说：南宋建炎初年，高邮有个姓颜的道士，不知名讳，落魄江湖，卖笔维生，后遇神仙点化，每天只卖十支毛笔，遂以诗酒自娱。出于好奇，转运使见他便问：“你饮多少酒？”颜道士答：“我可以喝一斗。”转运使遂令人拿酒招待。颜道士也不客气，开怀畅饮，然后丢下笔篮，长揖而去。转运使令人送还笔篮，但是无人拎动，只好作罢，便把毛笔分给左右。所有获得其笔的人，剖开笔管，都有诗偈，道出获得者姓名、祸福及其生卒时间，无不灵验，因而被称为“笔仙”。不久，颜道士筹得巨资，便在当年遇见神仙的地方建筑了神游台。九十二岁那年，他在自家庭院堆积了许多芦苇，然后端坐上面，点火自焚。邻居纷纷赶来救火，只见他乘火云飞天而去。

检阅嘉靖《维扬志》，其中有颜笔仙小传。张岱《夜航船》、顾銮《广陵览古》也有关于颜笔仙“鬻笔遇仙”、“自举焚身”的记载。史书记载竟和民间传说大同小异，可见高邮建炎年间确实有过一个颜道士。令人困惑的是，清初“广陵五宗”之一、晚年自号“卖花老人”的宗元鼎曾撰《卖花老人传》说：“尝九日渡江，经旬不归，人问之，答曰：‘吾访故人殷七七于铁瓮城中耳。’袖中出杜鹃花一枝，红芬可爱。所往来者有笔道人、珏道人，围棋烹茗为乐。珏道人，疑即唐广陵人李珏，以贩籴为业成仙者。笔道人，疑即宋建炎中颜笔仙耳。”此言也太离奇了，自然不足为信。果真如此，那颜道士定然是得道成仙了！

神游台真是颜笔仙筹建的吗？那是怎样的建筑？建于何时？毁于何时？带着这些疑问，我翻阅了许多古籍，也讨教过许多学者，至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偶翻元末诗人周权《此山集》，发现其中有首《高邮府神游台》，诗云：

淮南古奇胜，弥茫云水丽。

邮城枕其中，喧喧拥阛阓。

壮览城之皋，飞台翼云际。

滟滟白银盆，沉沉水晶界。

玩心神明表，引兴天地外。

把酒一凭阑，天风落襟袂。

怀哉淮海翁，落日为三酹。

从“弥茫云水丽”，可知台在湖畔，从“邮城枕其中，喧喧拥阛阓”，可知台与繁华街市比邻，从“壮览城之皋，飞台翼云际”，可知其阁楼雄伟的气势，也反映了这“淮南古奇胜”是当年邮城的制高点，登台可览潋滟的西湖风光，亦可把栏杆拍遍后像秦少游一样呼朋引伴，煮酒论文……

每读《高邮府神游台》，我总心驰神往，萦回脑际的总是历史的搜遗与传说的更替……而我只能生活在这首诗里。这首诗温存地慰藉了我，又很诡谲地捉弄了我。难道神游台与颜笔仙全是附会出来的？

有朋自远方来，我自然要当好“地主”，陪同客人游览高邮湖，常见“苍茫云水三千顷”（蒲松龄《登泰山殿远眺》），偶尔才有“遥帆隐隐入云行”（刘文麟《过高邮湖》）的风景，总有一种招待不周的缺憾。我们为什么不在高邮湖畔复建耿庙和神游台？窃以为，神游台极有可能在耿庙附近，颜道士鬻笔遇仙与耿七公显神威的时代相近，说不定他遇见的神仙就是耿庙里面供奉的那位！无论如何，神游台和耿庙都不失为有点历史趣味的景观。

由此，我想起了扬州大明寺及其栖灵寺塔。大明寺始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年），栖灵寺塔始建于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年），历代屡圮屡修，今寺为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5年）所建，而塔却是1988年根据刘禹锡《同乐天登栖灵寺塔》、白居易《与梦得同登栖灵寺塔》和刘长卿《登扬州栖灵寺塔》重建的。吟咏耿庙的古诗很多，关于神游台的古诗，我们已经发现的只有周权这首《高邮府神游台》。我们何不也以古诗为蓝本重建神游台和耿庙呢？

（原载2016年12月25日《北京晚报》）

传奇观音庵

拙著《佛教圣地游》出版后，好多读者来信或来电抱怨我没有写写高邮的观音庵。他们要写的观音庵不是朱延庆先生撰文介绍的炼阳巷那座，而是小教场那座早已湮没的晚清名庵。

庵主是比丘尼绪修，博览佛经，潜心禅理，虽然徐娘半老，但是天生丽质难自弃，蛾眉凤眼，浑身上下都堆俏，且洋溢着灵气与秀气。

当时的高邮知州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魏源。他敬仰北京红螺山瑞安法师的佛法，特地派人把他请来高邮，创建永清莲社，住寺弘法，颇受信众欢迎。

听说瑞安法师是当代大德，绪修经常带上几卷佛经飘然来到永清莲社请教。瑞安见她好学不倦，加之颖悟过凡，自然乐于开导，随机点拨；绪修总是一拨就通，大有体会，所以佛法猛进。

看见垂杨柳，回头麦又黄。从春到夏，转眼之间就过去了。渐渐地，绪修感到永清莲社僧尼以及信徒对她到来不像以前那样热情，有时看她进出方丈室，还有一些婆婆妈妈在背后用手指指点点，交头接耳，甚至还有人对她背影啐唾沫。绪修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不对头，暗地纳闷，又不好问。

一天晚上，绪修终于忍无可忍地对弟子本莲说：“近来不知怎的，那些到永清莲社去敬香礼佛的婆婆妈妈一看到我就都避瘟神似的躲开，还在我背后嚼舌头。”

本莲，字理明，俗姓管，高邮人。从小就爱吃素，不沾荤腥。因为身体不好，十岁左右就到观音庵拜绪修为师，持戒清修。二十岁那年，本莲前往乾明寺受三百多条具足戒，然后返回观音庵，帮助绪修襄理庵务。本莲为人慈善，吃苦耐劳，甚至于忍辱负重，故为绪修倚重。

本莲见庵主蒙在鼓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沉吟一会，说道：“弟子近来也曾道听途说，不知该讲不该对您讲……”

绪修忙说：“你是我的弟子，平时襄理庵务，尽心尽力，我很信任你。要是你知道这事不讲，怎能解开我内心的疙瘩？”

于是，本莲实话实说：“师傅，可别放在心上。她们胡说八道，说您是披着袈裟的狐狸精，三天两头跑到永清莲社去下套瑞安法师……”

绪修一听，目瞪口呆，如遭雷击。至此，绪修恍然大悟。自己一生清白，竟被那些婆婆妈妈捕风捉影地泼了一身脏水！

看见绪修怫然，本莲赶忙劝道：“师傅，弟子深知您洁身自好，劝您不要理会外界的谣言。从今以后，只要我们少去瑞安法师那儿，远离瓜田李下，时间一长，风波自静。师傅，您是一庵之主，为了佛法事业，您可千万得忍着点啊！”

面对奇耻大辱，绪修气得差点背过去。不过，本莲的话也说得对，你不忍着点又能怎么办？况且，本莲善忍，远近闻名，今番该轮到我向她学忍了！

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流言蜚语能把一个人的意志给击垮。毕竟别的事还可忍，这种男女之事，平常人尚且难以忍受，况且又发生在佛门清净比丘尼身上，又是一庵之主，出家在家女众的表率。虽然我绪修为人清白，问心无愧，可是又怎么去向普天之下剖白呢？思前想后，绪修还是找本莲商量：“人言可畏，无论是跳进高邮湖，还是跳进大运河，我怎么也洗不清了。想来想去，我想对佛起誓，希佛明鉴，望佛能安排我死在六月大伏天，死后露尸五天，不臭不腐，这样就向普天之下证明了我绪修的清白。反之，要是不死在六月大伏天，或者虽然死在大伏天，可是尸体很快腐烂，那就说明我和瑞安法师有染……”

本莲说道：“师傅这样对佛起誓也好。我想菩萨一定会在今后还你清白的。”

翌日，绪修跪在佛前，献上香花，叩头发誓：“菩萨在上，请证明我的清白——绪修坐化必以六月，露尸五天，不臭不坏；要是我绪修真的和瑞安法师有染，那就让我换一种死期，并且速朽。”

起誓以后，绪修忍辱含垢在庵修持，并把庵里大小杂事全部交由本莲处理，从此足不出庵。

也不知是巧合还是佛菩萨慈悲，绪修后来果然是在大伏天趺坐而逝。本莲遵嘱将其尸体暴晒五天，居然没有腐臭。高邮市民无不啧啧称奇，每天都有好几百信徒前来膜拜。到第五天，酷暑蒸腾，奇热难熬，可是绪修的尸体，非但毫无秽气，而且散发出微微清芬。从此，前嫌终于尽释了。

绪修圆寂以后，本莲正式接任庵主，挑起了弘法的重担。先前，观音庵西有个屠肆，肆主总是在半夜里杀猪屠羊，悲声四起，残忍程度令人发指。本莲节衣缩食，矢志苦行，拿出原有积蓄，加上香客陆陆续续的捐赠，终于盘下屠肆。肆主收过银两，从此金盆洗手，不再干那杀生的行当。几年以后，观音庵西面新建了七间佛堂。从此，佛堂梵唱不绝，不闻半夜悲声。晚年，本莲自知不久于世，就在佛前发愿：“菩萨在上，弟子祈愿逝后幻躯不腐，留劝后学。”

光绪八年（1882年）八月二十四日，本莲在观音庵安然示寂。弟子遵其遗愿，将其坐龛存放；三年过后，弟子按例茶毗。哪知柴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龛顶未焦。弟子开龛一看，见其肉身颜面如生，遂装金供奉。远远近近的四众弟子犹如风起云涌，纷纷前来瞻仰本莲肉身遗容，无不既敬且异，叹为稀有。

我曾多次访问小教场附近的老人，谁也说不清观音庵毁于何时，亦不知道本莲肉身的去向，只知道这里有家已经倒闭的肉联厂。

（原载2015年7月31日《高邮日报》）

虹桥修禊

若把扬州瘦西湖比作窈窕淑女，那么，你到虹桥便揭开了她的盖头。虹桥飞跨瘦西湖与西园曲水衔接之处。此桥建于明朝末年，原为木桥，因桥栏杆为红色，而称红桥。清乾隆时改建为石拱桥，形若彩虹，遂改名为虹桥。虹桥的修造者是大名鼎鼎的盐商黄履昂、鲍志道。虹桥的出名并不是因修造者，也不因它形若彩虹，而是与文人雅士在此修禊有关。

修禊是古老风俗。殷周以来，巫觋的遗风仍有留传，禊即其一。汉代应劭在其《风俗通义》中把禊列为祀典，且说：“禊，洁也。”春日万物生长蠢动易生疾病时于水上洗濯防病疗病。据《周礼·春官》记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俗。”修禊之事在汉代已固定成消灾祈福的仪式。据《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到了晋代，此俗才有改观。据王羲之《兰亭集序》记载：“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从此，修禊的迷信色彩逐渐淡薄，成为文人雅士煮酒吟诗的盛会。明清时代，扬州文人喜欢修禊，尤其文官到了扬州以后常有盛举。

一

回溯虹桥修禊，站在桥头对客挥毫第一人是王士祯。

王士祯（1634—1711年），原名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曾以其大雅之才，独领风骚达半个世纪之久，被诗家奉为“一代正宗”。顺治十六年（1659年）任扬州府掌握刑法的推官。在扬任职五年，颇有政声。他是清初诗坛的一位明星式的人物，十五岁便有个人诗集《落笺堂初编》问世。同时，他还是一个资深的修禊专家。来扬之前，他曾在济南大明湖畔就组织过一次规模宏大的诗会，一时轰动大江南北。来到扬州这风月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他怎能甘于寂寞？当时扬州正由残破开始走向繁荣，各地文人纷纷来到扬州。王士祯爱结交文朋诗友。“江左三大家”之一吴伟业说：“贻上在扬州，昼了公事，夜接词人。”“明季四公子”之一冒辟疆说：“渔洋文章结纳遍天下，客之访平山堂、唐昌观者，日以接踵。渔洋诗酒流连，曲尽款洽，客相对永日，亦终不忍干以私。”（参见李斗《扬州画舫录》）

康熙元年（1662年）春天，王士祯邀约杜濬、张养重、邱象随、陈允衡、陈维崧诸多名士参与虹桥修禊。王士祯率先写了一首调寄《浣溪沙》词：

北部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

这首词写得情致旖旎，文采洋溢。和作虽多，很少能与他比拟的。后来，阮葵生在《茶余客话》里予以评论，认为这次唱和《浣溪沙》词以邱象随的那首为最好。

康熙三年（1664年）春天，王士祯第二次主持修禊于虹桥。参加的有杜溶、张纲、林古渡、孙枝蔚、程邃、孙默、许承宣、许承家等文人。这次是写诗，题为《冶春词》。王士祯一口气作了二十首《冶春绝句》，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是：

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

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

与会文人无不和韵作诗，一时传为佳话。唱和的诗人比第一次还多。宗元鼎有诗记录了当时的盛况：

休从白傅歌杨柳，莫遗刘郎唱竹枝。

五日东风十日雨，江楼齐唱冶春词。

“冶春”、“绿杨城郭”这两个富有诗意的名词，就是清初名士王士祯邀约众多文人在虹桥修禊时留下的。

二

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虹桥茶肆名冶春社，孔东塘为之题榜。”并云：“修禊于虹桥……东唐为主人。”此在“渔洋之前”。显然，李斗记错了。孔尚任主持虹桥修禊是在王士祯之后，而不是之前。

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随园诗话》所载为东堂），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三代孙，清初诗人、戏曲作家，与洪升并称“南洪北孔”。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南巡返京经曲阜祭孔时，孔尚任被召讲经，受到康熙垂青，破格授予国子监博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孔尚任进京，累迁户部主事，工部员外郎。七月，孔尚任以国子监博士的身份随工部左侍郎孙在丰来扬州治河。

除了广交文友，孔尚任在扬州期间喜欢郊游，常去的地方自然是虹桥，有《红桥》诗为证：

红桥一曲绿溪村，新旧垂杨六代存。

酒旆时摇看竹路，画船多系种花门。

曾逢粉黛当筵醉，未许笙歌避吏尊。

可惜同游无小杜，扑襟丝雨乍销魂。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三日，孔尚任“赴诸君之招”，参与虹桥修禊，“大会群贤”（孔尚任《湖海集·红桥修禊序》）。他在《红桥修禊序》写道：“康熙戊辰春，扬州多雪雨，游人罕出。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祓禊者，咸泛舟红桥，桥下之水若不胜载焉。予时赴诸君之招，往来逐队。看两陌之芳草桃柳，新鲜弄色，禽鱼蜂蝶，亦有畅遂自得之意。乃知天气之晴雨，百物之舒郁系焉。”这次虹桥修禊，孔尚任有《三月三日泛舟红桥修禊》诗：

杨柳江城日未曛，兰亭禊事共诸君。

酒家只傍桥红处，诗舫偏迎袖翠群。

久客消磨春冉冉，佳辰引逗泪纷纷。

扑衣十里浓花气，不借笙歌也易醺。

据记载，这次参加修禊的名士有二十四人，籍属八省，故而孔尚任称这次聚会为“八省之会”。所写有对美好春景的留恋，也有对盛世的歌颂。

修禊之后，孔尚任意犹未尽，仍然泛舟虹桥：

乡心愁见柳长条，同荡轻舟第二朝。

终古清明逢细雨，满城笙歌赖红桥。

亭台占水春垂钓，灯火迎人晚弄箫。

潦倒江头归未得，三年此景两魂消。

（《三月四日清明，再泛舟红桥》）

此外，还有《清明红桥竹枝词》二十首。

三

卢见曾（1690—1768年），字澹园，又字抱孙，号雅雨，又号道悦子，山东德州人。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历官洪雅知县、滦州知州、永平知府、长芦、两淮盐运使。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形貌矮瘦，人称“矮卢”。学诗于王渔洋，有诗名，爱才好客，四方名士咸集，流连唱和，一时称为海内宗匠。

卢见曾初到扬州任两淮盐运使便“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酹咏，一时文宴盛于江南”（李斗《扬州画舫录》）。卢见曾因提倡风雅而声名鹊起，许多文士趋之若鹜，加之经常宴集文士，使其成为江南文坛的盟主，然而两次虹桥修禊为其赢得了更大的声誉。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三日，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首次主持虹桥修禊，袁枚、郑板桥、金农等二十多位名士参加和修禊韵。王昶客居卢见曾使署时就参加过这样的雅集，其诗集中有《卢运使雅雨见曾招同张補山庚、陈楞山撰、朱稼翁稻孙、金寿门农、张渔川四科、王载扬藻、沈学子大成、陈授衣章、董曲江元度及惠定宇、江宾谷诸君泛舟红桥，集江氏林亭观荷分得外字三十八韵》描述了修禊的情形：“上客延陈遵，名流偕郭泰”、“设席陈羊腔，行厨出鲈脍”。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三日，卢见曾再次发起更大规模的虹桥修禊，郑板桥、金农、汪士慎、李苞、陈撰、厉鹗、罗聘等均参加。卢见曾作四首《红桥修禊》。卢见曾广为征和，和者多达七千人。郑板桥两和其韵，多为溢美之词，但卢见曾通过虹桥修禊委实确立了当代文坛领袖的地位，时人将其与欧阳修、苏东坡和王士祯相提并论，如董元度《扬州》诗描述并评价了这次修禊盛举：“吴头楚尾名贤聚，卢后王前雅宴同。”袁枚亦有和诗四首，其和诗云：“天子停銮留胜迹，大夫修禊采南风”、“人间此后论明月，未必扬州只二分”、“欧苏当日擅风流，重整骚坛五百秋”、“凭公好取芜城赋，画作屏风寄鲍照”。此外，卢见曾还独创出“牙牌二十四景”的文酒游戏，即将当时修建的“北郊二十四景”刻在象牙骨牌上，大家依次摸牌，以所得之景，当场吟诗，不能者则罚酒一杯。这种游戏，很快就风靡大江南北。事后编成诗集三百卷，李葂为之绘《虹桥览胜图》，可谓极一时之盛。

诚然，修禊是一种习俗，更是一种雅集。如果说王羲之“兰亭修禊”将修禊注解成了一种人文风流，那么，王士祯、孔尚任和卢见曾等倡导的“虹桥修禊”则将修禊演绎成了一场文化盛事。虽然修禊之风已经飘逝，但是瘦西湖大虹桥下所积淀的人文情愫却如江河之水深深地浸润着后世人文……

（与张庆秋合作，原载2016年5月20日《光明日报》）

康山

所谓康山者，其实无山，就是一抔黄土而已。

据嘉庆《扬州府志》记载，明永乐时，平江伯陈瑄浚治运河，在城东南堆土成山。山上植十余株老干虬枝的古树和古藤。周围有回廊供人漫步，有石栏让人远眺。后因明朝翰林院编修康海隐居于此而得名。

康海，字德涵，号沜东渔父、对山，陕西武功人。他是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以诗文名列“复古派前七子”之一，著有诗文集《对山集》、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等。武宗时代，宦官刘瑾因为立皇帝有功而专权，因与康海同乡，加之羡慕其才，企图招致门下，但是康海一直不肯去见刘瑾。正德元年（1506年），“复古派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因替尚书韩文写弹劾刘瑾奏章而下狱。康海因其一封“对山救我”的血书而求刘瑾。刘瑾听说康海登门求见，欣然扫榻，居然倒穿鞋子出门迎接，并将康海奉为上宾。康海多方为李梦阳辩解，刘瑾看在康海面上释放了李梦阳。不久，刘瑾倒台，并被凌迟，康海也因名列其党被罢官，而他所救的李梦阳不发一言，超然置身事外。康海只好归隐江湖。不料，他和扬州城东南的这座无名小山不期而遇。在这里，他将李梦阳以“中山狼”的形象写进了剧本，而他自己就是那个南郭先生。康海善弹琵琶，常与妓女同骑一条毛驴，并令丫鬟怀抱琵琶尾随其后，招摇过市。据嘉庆《扬州府志》记载：“其聚女乐，置腰鼓三百副，宴饮宾客，制作乐曲，自比俳优，聊寄抑郁。因他善弹琵琶，后人多所仿效，而称一时胜迹，康山由是得名。”嘉靖十九年（1540年）十二月十四日，康海走完了郁闷的人生历程，享年六十六岁。

后来，康山几易其主。明朝天启（1621—1627年）至崇祯年间（1628—1644年），大理寺卿姚思孝接手康山，重构园林。据《明史》记载，在清兵铁蹄大举南下之际，姚思孝和御史乔可聘等人联名上书，请求南明朝廷不要撤兵江北坚守淮扬。但是，这却遭到了奸佞马士英的厉声叱责：“若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明史·马士英传》）马士英竭力排斥姚思孝等人的主张，导致淮扬兵力益弱，这才有了史可法殉国、扬州屠城一段惨史。假设南明朝廷采纳了姚思孝的建议，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然而康山，再次沉寂了。康山在这一时期唯一值得欣慰的事情是，著名书法家、礼部尚书董其昌曾来做客，题名“康山草堂”，刻成门楣石匾。此石刻因战乱迷失，不知去向。

清军入关以后，姚思孝忧郁而亡，家园一分为二，东园为盐商乔承望所购得，西苑毁于战火。据嘉庆《扬州府志》记载，曹寅在担任两淮巡盐御史的时候，每次来到扬州，并不住在位于院大街的盐漕察院官署，而是假寓于东园，并为东园题咏“东园八景”，还为乔国桢遍邀名士题咏，王士祯、张元章、宋荦等都曾为东园题跋诗文。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著名画家袁江为东园作画一幅，那就是至今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东园胜概图》。乾隆年间，江春收购康山草堂。因其贾而好儒，许多文人雅士慕名而来。乾隆皇帝曾经两次临幸康山草堂，亲洒宸翰，先后题诗四首。戏剧家蒋心馀，曾主康山秋声馆，朝拈斑管，夕登氍毹，他所撰的杂剧《四弦秋》、传奇《空谷香》都成于秋声馆。词人厉鹗常在秋声馆作客，他的《齐天乐·秋声馆赋秋声》词因有“讶篱豆花开，雨筛时节，独自开门，满庭都是月”之句，而被收入《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诗人赵翼访康山草堂时，吟诗《康山席上遇歌者王炳文、沈同标，二十年前京师梨园中最擅名者也，今皆老矣，感赋》，至今仍为后人所诵。文坛祭酒袁枚更是康山的座上客，他有好几首诗是写给江春的，如《扬州康山诗为主人江春作》《扬州秋声馆即事寄江鹤亭方伯兼简汪献西》等。江春死后，袁枚为他作《墓志铭》。扬州八怪也多为康山常客，如金农客居山西泽州时，想起友人在扬州聚会的情形，曾作《忆康山旧游》诗，寄怀马曰琯、马曰璐、汪士慎、高翔、余元甲等好友。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由于和江春有亲戚关系（阮元祖母是江春堂姊），阮元买下康山的一处宅院，以示纪念。那时的康山，已经渐趋荒凉，几似荒丘。

如今，康山草堂早已湮没，即便是那土堆也已无迹可寻，但是由于许多文人雅士曾经汇聚于此，煮酒论文，挥毫泼墨，留下许多诗文，已把康山推崇成为一座文化高山……

（原载2016年5月30日《中国旅游报》）

大明寺

一

因为家乡距离大明寺很近，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一直拖延着。如果不是因写《佛教圣地游》，恐怕还要推迟巡礼大明寺。

大明寺地处扬州城北蜀冈中峰，它以悠久历史和优美环境，依山面水，享有“淮东第一观”的盛名。众多的文物古迹，迷人的山水景观，是集佛教庙宇、文物古迹和园林风光于一体的游览胜地。古往今来，由于君王驾临、高僧辈出、名流云集，香客游人无不流连忘返。这里香火极旺，未入寺门，已是香火扑鼻了。

嗅着熏香，我踏进了烟雾袅袅的山门，周围的人影立刻缥缈起来。顷刻之间，耳边有了噌吰的钟声，由远及近，从容传来。山门是一座端雅的木质牌楼，极为壮观，四柱三楹。中门之上朝南有篆书“栖灵遗址”四字；北有篆书“丰乐名区”四字，丰乐之名源于此地旧属大仪乡丰乐区。据赞宁《宋高僧传》记载：“释怀信者，居处广陵，别无奇迹。会昌三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四明，旅泊之宵，梦中如泛海焉。回顾，见塔一所，东度见是淮南栖宁寺塔。其塔峻峙，制度较胡太后永宁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层，见信凭阑与隐之交谈，且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往谒信，信曰：‘记得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悟。后数日，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倾澍，傍有草堂，一无所损。”唐代扬州栖灵寺，即今大明寺，寺始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年），因名。隋仁寿年间（601—604年），建塔于寺，塔高九级，名曰栖灵，寺亦因称栖灵寺。后来，历代屡圮屡修。今寺为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年）所建，寺内仍存有栖灵寺塔遗址。

塔在梵文中的本意就是坟墓。那么，这究竟是谁的坟墓呢？据《隋书》记载，仁寿元年（601年），文帝杨坚下令天下三十州都建塔以供奉如来佛骨，但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这一记载是否可靠已经难以坐实。1998年陕西省周至县爆发了一个轰动海内外的新闻：因为黑河引水工程需要迁建的仙游寺法王塔出土了十枚晶莹剔透的舍利！舍利是梵文的音译，其本来的意思是指尸体或尸骨。这个消息证明了史书记载的可信。更叫人惊讶的是，周至县隋塔地宫中还出土了一块石碑，记录着当年建塔的原委。碑文第一句话是：“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雍州周至县仙游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既然雍州（今陕西西安）如此，而当时相当于今天“大上海”的扬州也应当建塔供奉佛舍利。

如此看来，扬州供奉佛舍利的塔就是原在栖灵寺中的塔了。相传，如来佛骨是由一位西域的僧人送至扬州的。他说：“此大觉遗灵，留与供养。”大觉就是佛，也就是如来。大觉遗灵即佛骨，或称佛舍利。大明寺塔名“栖灵塔”，意思是让佛的灵骨栖息于此。按理来说，扬州栖灵塔下原本也应有地宫供奉佛骨。然而，原栖灵塔早在唐代会昌三年（843年）就毁于大火，地宫是否遭到破坏，今天不得而知。如果未遭破坏，则原塔基下应当还有佛舍利存在。不过，当年栖灵塔的位置并非近年重建的栖灵塔的位置。

然而，《牧斋有学集·扬州石塔寺复雷塘田记》却说：“隋高祖分布舍利，命天下三十州同时起塔。扬州于西寺起塔，今石塔寺，其故址也。隋、唐以来，坏成不一。崇祯己卯，兵使者鄢陵郑公，发愿修复，掘得天祜四年（907年）石幢及小金瓶舍利……”钱谦益这段文字更让佛舍利扑朔迷离，我就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当时扬州所建之塔，到底是在大明寺还在石塔寺？佛舍利到底有没有送至扬州？是仍埋在尚未发现的地宫之中，还是早就被人转移了？

带着许多问号，我走近了栖灵塔。今塔是1988年复建的，仍有九重。九重乃最高境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每上一层，我都绕塔一周，然后继续攀登，越往高处走，风越大，人越站不稳，而飞檐翘角的风铎，叮当作响，像是敲在心上，又像是穿越了千年的遥远古音，既入耳又入心。

终于，我站在了九层的塔顶，扬州古城的风貌尽收眼底。山令人远，寺令人幽，塔令人微……这一刻，释怀的情愫糅杂在一起。沐浴着凉风，我把栏杆拍遍，痴痴地眺望着、感受着。不能待得太久了，再这样痴迷下去，我就要扑向塔外的蓝天白云了。

检阅《扬州历代诗词》，我发现李白、高适、白居易等大诗人都曾登临此塔，留下了许多诗篇。这些诗篇反映了当时这座塔既是扬州的名胜和制高点，是到扬州这座城市的必去之处，也是扬州佛教发展的象征。高适有《登广陵栖灵寺塔》诗：

淮南富登临，兹塔信奇最。

直上造云族，凭虚纳天籁。

迥然碧海西，独立飞鸟外。

始知高兴尽，适与赏心会。

连山黯吴门，乔木吞楚塞。

城池满窗下，物象归掌内。

远思驻江帆，暮时结春霭。

轩车疑蠢动，造化资大块。

何必了无身，然后知所退。

李白也有《秋日登扬州西灵塔》诗：

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

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

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

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

鸟拂琼帘度，霞连绣拱张。

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

露浴梧楸白，霜催橘柚黄。

玉毫如可见，于此照迷方。

这两首诗写出了栖灵寺塔精湛的建筑艺术，并充分显示了塔身雄伟的气势和寺周瑰丽的景致。

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卸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白居易也被罢任苏州刺史。刘、白二人仕途多舛——刘禹锡曾因参与王叔文集团的反宦官、反藩镇斗争失败而被贬为朗州司马，后又被贬为连州刺史；白居易曾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刘、白二人这次回京述职，路过扬州，时任淮南节度使的王播以及刚刚调任淮南节度行军司马的李德修盛情挽留他们作客扬州。刘、白二人遭遇相同，感情上很容易产生共鸣，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逗留扬州期间，刘、白二人少不得要去观赏名楼盛景，寻访古迹遗踪，栖灵寺塔自然是要去的。当时刘、白二人都已年过半百，却兴致勃勃，携手健步登上了栖灵塔的最高层第九层。刘禹锡写下了一首《同乐天登栖灵寺塔》诗：

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阑干。

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白居易写下了一首《与梦得同登栖灵寺塔》诗：

半月悠悠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

共怜筋力犹堪在，上到栖灵第九层。

由此可见，刘、白二人凭栏登塔，心胸顿时为之开朗。他们是愀然而来，欣然而去。

刘长卿亦曾登临灵寺塔，留下《登扬州栖灵寺塔》诗：

北塔凌空虚，雄观压川泽。

亭亭楚云外，千里看不隔。

遥对黄金台，浮辉乱相射。

盘梯接元气，半壁栖夜魄。

稍登诸劫尽，若骋排霄翮。

向是沧洲人，已为青云客。

雨飞千栱霁，日在万家夕。

鸟处高却低，天涯远如迫。

江流入空翠，海峤现微碧。

向暮期下来，谁堪复行役。

文人墨客与寺院的联系往往是两个方面促成的：一是因为寺院的风景及名声，文人慕名而来；一是因为文人和寺院僧人的交往和友谊。他们在这里吟诗作文，泼墨丹卷，谈禅论玄……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千百年后，自己的诗作竟然成了重建栖灵塔的重要蓝本。白居易诗表明塔高九层，刘长卿诗说明塔有盘梯，而读刘禹锡诗可见塔有走廊，外有栏杆，游人可以登高观光。这些活动的记录既为我留下一些史料，也为大明寺平添不少文化气息，弥足珍贵！

二

穿过塔院，我来到了鉴真纪念堂。

纪念堂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根据唐代建筑遗规并参照日本唐招提寺“金堂”之风格设计的。纪念堂的碑亭、庭院及正殿共占地2540平方米，1973年11月建成。

目前陈列室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史迹，由康熙年间（1662—1722年）的“晴空阁”改设。室内悬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绘鉴真和尚像、鉴真东渡线路图，旁悬赵朴初联：

鼓螺蜀岗羹墙南岳

风月长屋花雨奈良

门厅由“四松草堂”改建而成。门厅悬篆书“鉴真纪念堂”匾额，后进东墙壁竖有“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纪念碑”一方，即1984年4月25日由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与日本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合题碑文。赵朴初题词：

遗像千年归故里

友情万代发新花

森本孝顺题词（日文）大意是“友好之心如明灯，故寺满载八重樱”。北侧碑亭中置仿唐汉白玉横碑，高1.25米，宽3米，下设须弥座。正面横刻郭沫若手书“唐鉴真大和尚纪念碑”，书法古拙遒劲，笔力千钧。背面石刻有赵朴初为纪念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周年撰写的碑文。正殿堂前庭院中，有长明石灯笼一幢，为唐招提寺第八十一世森木孝顺长老所赠。1980年，森木亲自点燃灯笼，并与大明寺方丈能勤法师共栽两株日本八重樱。正殿面南五楹，环以檐廊。中堂须弥座上供奉鉴真干漆夹纻大像，此尊坐像是扬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和扬州漆器厂用扬州传统工艺结合现代艺术临摹日本国宝鉴真像精心塑造而成。像前放置着日本天皇所赠的铜香炉。凡是到扬州大明寺去的香客游人，都要去瞻奉一下鉴真的塑像。

鉴真，俗姓淳于，江阳（今江苏扬州）人，生于武周垂拱四年（688年），十四岁时出家，师从佛教律宗巨匠道岸、弘景二位大师，在佛经义理、戒坛讲律、梵声音乐、庙堂建筑、雕塑绘画、行医采药、书法镂刻等方面多所领悟，时有进益。此后，更从诸多高僧，博学益智，境界高远。鉴真二十七岁回大明寺，兴戒坛、缮道场、建寺舍、造佛像、修塔宇、讲法诵经、写经刻石、广施医药，普济众生，不遗余力。他四十六岁便成一方宗首，持律授戒，独秀无伦，前后授戒度人约有四万余人，名闻遐迩，道俗归心，被尊仰为“江淮化主”。

据《扬州市志》记载，鉴真接受邀请东渡传授戒律，已是五十五岁了。作为大明寺的住持，鉴真受到众多高僧弟子的爱戴，一呼百应，完全可以高坐讲坛，享受一方福田，而他为什么东渡日本？他也完全可以派一位高徒代他前往讲法授律，而他为什么决定自身践行？难道他不知沧海阻隔，风涛险恶？据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当时，鉴真在为众僧讲授戒律，日僧荣睿、普照呈词恳切：“天皇以下臣民皈依佛门之心殷切，渴望中国传戒大和尚早日东渡授戒。”鉴真怦然心动，似有所思，遂问座下众僧：“可有人愿去佛法兴隆有缘的日本传法吗？”众僧默然不答。鉴真追问：“真的没有人想去吗？”祥彦说道：“东渡日本，航路遥遥，生死难料，况且修业刚半，谁都回答不得。”鉴真毅然表态：“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祥彦应道：“尊师既去，我愿随行。”接着，有二十一人表示愿往。这场对白中祥彦的申述不无道理，但和鉴真所站的高度截然不同。鉴真不是盲目从行，而是从日僧诚切的邀请中听到了佛的召唤，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职责，只要是“法事”，便是高于一切，又“何惜身命”！宏愿之立，正是他忠于教义，不惜牺牲一切弘扬佛法的坚贞，也是他生命的追求所在。“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在这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中，可以见到鉴真关爱众生的胸怀和准备牺牲一切的精神。

鉴真做出东渡日本的决定，绝非偶然，多年刻苦的修炼、执着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涵养起强大的人格力量，这是从平凡的“人性”走向脱俗的“佛性”的艰难过程。

鉴真六次东渡，五次失败，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第六次东渡成功，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可以说，鉴真东渡没有明代郑和下西洋那样声势浩大的官方举措，纯属于民间交流活动，无论是从人力上、财力上都是有限的，因而鉴真所遇到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鉴真六次东渡的背影——

天宝二年（743年）春天，鉴真及弟子道航等二十一人，加上四名日本僧人，秘密建造船只，筹备食物，伺机东渡。当时唐律禁止私自出国，他们借口去天台山礼佛。由于道航是当朝宰相李林甫从兄李林宗的“家僧”，扬州仓曹李凑自然不看僧面看佛面，加以援助。成也道航，败也道航，也就是道航拉开了东渡磨难的序幕。在器人东渡时，道航认为如海行为不端，不学无术，不宜参加东渡。如海闻言大怒，跑到官府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当年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震駴，一面盘问如海，一面差人逮捕准备东渡的僧众。道航说明自己是李林宗的供奉僧，谎称乘船过海去国清寺，并提供李林宗曾函致李凑请他协助的线索，终于洗刷罪名。如海被杖责且遣送返俗。然而，班景倩仍判定“海贼大动，不须过海”，所造的船只没收入官，物品发还。第一次东渡计划就这样搁浅了。

释放以后，荣睿和普照仍请鉴真东渡日本。鉴真为其诚心所动，决意再次东渡，秘密购买了一艘岭南采访使刘巨鳞的军用船舶，并雇用了十八个水手，备办各种物品，准备随同一起前往日本的还有僧人思托等十七人，及各种工匠、艺人八十五人。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他们从扬州举帆启程，但船到浪沟浦（今江苏南通）即遇风暴，浪击破船，停留一月修船，再度下海，船至扬子江口，又遇风浪，停泊三十多天，再次启航，不幸在衢州群岛触礁船沉，船上东西全被海浪卷走，全体人员登上一个荒岛，后被明州（今浙江宁波）官员派人救回，转送阿育王寺安顿。第二次东渡又泡汤了。

翌年开春，鉴真一行受聘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讲律授戒，秋归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引诱鉴真出国。官府随即逮捕了荣睿，普照因躲在民家未被逮去。荣睿在押解途中佯死，潜回鉴真身边，但第三次东渡计划已经夭折了。

天宝三年（744年）冬天，鉴真派遣大弟子法进，带了两个管事，携带“轻货”（即名贵货物）前往长乐郡（今福建福州）买船，同时采办食品，为第四次东渡做准备工作；同时又亲率祥彦、思托、荣睿、普照等三十余人，一路朝拜佛迹，取道南下福州。翻山越岭，经临海郡（今浙江台州），过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准备进入闽境。不料此时又发生了意外。弟子灵祜不赞成鉴真冒险东渡，联合扬州各寺僧人请求官府阻拦。结果，鉴真一行被遣送回扬州，第四次东渡计划成了泡影。扬州僧俗得悉鉴真回来，纷纷顶礼慰问。但鉴真却满腹忧愁，抱怨灵祜。灵祜为求师父宽恕，每夜自初更侍立至五更，如此坚持两月，加上各寺院的三纲和高僧为其缓颊，鉴真方才宽恕灵祜，但未动摇东渡传法的决心。

天宝七年（748年），荣睿、普照再次请求鉴真东渡。这次，他们造船备物，悄然从扬州登舟扬帆，终于航行海上。不料风疾浪高，淡水用尽，漂泊多日，历尽艰辛，才到今海南岛登陆。此后，他们历经广东、广西，途中荣睿病故，普照辞别，鉴真则因“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疗治，眼遂失明”（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这是第五次东渡的悲惨结局。

天宝十二年（753年），日本遣唐使团再次来扬延其东渡传律。是年十月十九日夜，鉴真一行乘船渡江前往苏州，然后转乘日本使船，扬帆东去。历时月余，鉴真终于东渡成功。此时他已六十六岁。他在屡次东渡遭受磨难的过程中，双目失明仍不气馁，直至达到目的为止。一个健全的人也往往难以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何况一个失明的老人呢？次年二月，鉴真进京（奈良），受到朝野僧俗隆重的欢迎。孝谦天皇下诏：“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当时日本天皇、皇后、太子及其大臣都接受了鉴真的三师七证授戒法。乾元二年（759年，日本天平宝字三年），鉴真在奈良创建招提寺，著有《戒律三部经》刻印流传，为日本印版之开端。

鉴真通晓医学，精通本草，救人无数。淳仁天皇曾经令其辨药，当时鉴真虽然双目失明，但他采用口尝、鼻嗅、手摸来鉴别药物真伪，辨之无误。鉴真著有《鉴上人秘方》，可惜书已失传，尚有少数药方流传于世。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指出：“日本古代名医虽多，得祀像者，仅鉴真与田代三喜二人而已。”

除了佛教和中医外，日本酿造业、饮食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因而日本人称之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日本医学之祖”、“日本文化的恩人”。

鉴真是佛门的骄傲，更是民族的脊梁；鉴真是一面镜子，更是一面高扬的人文旗帜！他以博大的胸怀关爱人类，他以睿智的目光抉择弘扬佛法，他以大无畏的人格、大牺牲的精神体现了生命的价值，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构筑中日文化交流的虹桥。他用生命点亮的佛灯，穿越一千五百多年的时空隧道，依然如日中天……

三

现在，我来到了欧阳文忠公祠。

欧阳文忠公祠曾两次被废或毁于兵燹。现祠是光绪五年（1879年）重建的，明间设神龛，龛壁供欧阳修石刻像。石刻像由当时扬州著名石工朱静斋勒石，刀工非常精微——欧阳修笑逐颜开，胡须纤细有波，加上石面稍凹，刻纹有反光作用，造成远看白胡须，近看黑胡须。此像不仅黑白有变，而且从任何角度看，欧阳修双目均与观者对视可亲，双脚均向观者，栩栩如生，堪称神品。祠内悬“六一宗风”横匾，原为欧阳正墉书题，因为损坏，1980年由著名书法家武中奇补书。另外，欧公祠东墙南端、祠堂外东西壁均有石碑，记载着这位北宋文学家的史迹和对他的怀念与赞誉。

欧阳修，吉州卢陵（今江西吉安）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唐宋八大家”之一。许多文献说他是反佛的，譬如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谈谑》云：“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佛书者，必正色视之。”又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佛本于老庄》云：“韩文公、欧阳公皆不曾深看佛书，故但能攻其皮毛。”再如《宋人轶事汇编·欧阳修》云：“两府例得坟院。欧公既参大政，以素恶释氏，久而不请。”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还有许多史料表明欧阳修与佛教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苏轼《东坡志林》记载，欧阳修少年就结交僧人了。曾有一个僧人为他相命：“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着齿，无事得谤。”后来，他也承认“其言颇验”。

走上仕途以后，欧阳修与僧人交往更多——

康定二年（1041年），诗人石曼卿因为贪杯而英年早逝，梅尧臣、蔡襄等人都写了祭文。僧人秘演请欧阳修为石曼卿撰写墓表，但欧阳修迟迟不写。最后秘演“屡督欧俾速撰，文方成”。后来，他们两人常为此事开玩笑（参见《湘山野绿》）。

庆历末年（1048年），欧阳修夜泊采石渡。船工都入睡了，欧阳修才熄灯睡觉，隐隐约约地听到船尾有人说话。一人问道：“你还没有离开？”对方回答：“有参政宿此，不可擅自离去。斋料幸好已经带了。”欧阳修以为船上有鬼，通夜不寐。天快亮时，只听岸上有人骑马急驰而过，船尾有人呼喊：“斋料幸见还。”岸上的行者回答：“道场不净，竟无所得。”欧阳修听了更加奇怪。后来，他游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寺，专门讨教了长老瑞新。瑞新讶喜：“原来是你夜宿采石渡呀！那天夜里有施主设水陆道场，并且带来了夫人。正在进行的时候，夫人竟给一个孩子喂奶。于是腥风灭烛，大家无不恐慌……”不久，欧阳修被皇帝任命为参知政事，应验了瑞新的解释。为此，欧阳修对瑞新格外垂青（参见《冷斋夜话》）。

嘉祐八年（1063年）欧阳修游嵩山，看见一个老僧读经，便与老僧谈论生死问题，老僧说道：“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临终安得乱。今人念念在散乱，临终安得定。”欧阳修“大惊，不自知膝之屈也”（参见《佛祖历代通载》）。

治平年间（1064—1067年），僧人契嵩鉴于尊儒抑佛现象而作《辅教编》。欧阳修与开封尹王素等“皆低簪以礼”，“特上殿以其《编》进呈”英宗。英宗“许附教藏”，赐契嵩为“明教大师”（参见《湘山野绿》）。

欧阳修信佛的另一表现是为其小儿取名“僧哥”。据《道山清话》记载：“一长老在欧阳公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名僧哥者，戏谓欧阳修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欧阳修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为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渑水燕谈录》亦有类似的记载。欧阳修虽然否认自己“重佛”，但事实上他给小儿取名“僧哥”，就已不言而喻，就像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任何解释都是“托词”！

除了上述事迹，《欧阳修全集》还有诗文为证——《送昙颖归庐山》《送慧勤归余杭》《山中之乐并序》《琅琊山六题之惠觉方丈》《酬学诗僧惟晤》《上人送智蟾上人游南岳》《送智蟾上人游天台》《释惟俨文集序》《释秘演诗集序》《送琴僧秘演》《题净慧大师禅斋》《赠庐山僧居讷》《酬净照大师说》《明因大师塔记》……由此可见，欧阳修与这些僧人交谊深厚，经常在交游中互相唱和，且乐于为他们作品集作序，甚至于为僧人树碑立传。

据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记载：“欧阳永叔素不信释氏之说，如〈酬净照师〉云：‘佛说吾不学，劳师忽款关。我方仁义急，君且水云闲’；〈酬惟悟师〉云‘子何独吾慕，自忘夷其身。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梦至一所，见十人端冕环坐，一人云：‘参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门数步，复往问之，曰：‘公等岂非释氏所谓十王者乎？’曰：‘然。’因问：‘世人饭僧造经，为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云：‘安得无益。’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由此，我竟莫名其妙地想到了恩格斯。他曾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伟大的思想”：“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个人的思想往往是随着经历而变的，或许在某一个契机，一切都改变了。如果说欧阳修笃信佛法在当参知政事之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登上二府后则公然步入崇尚佛法的行列之中，尤其晚年更坚定了崇尚佛教的决心。据《避暑录话》记载：“欧阳文忠公平生诋佛、老，少作《本论》三篇，于二氏盖未尝有别，晚罢政事，守亳将老矣，更罹忧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这时的欧阳修似乎把儒家的一切说教都丢到爪哇国去了。

欧阳修晚年由“醉翁”改号“六一居士”。所谓居士，志磐《佛祖统纪》解说：“居士者，西竺学佛道之称。永叔见祖印，排佛之心已消，故心会其旨，而能以居士自号。又以名其文集，通道之笃，于兹可见。”平心而论，志磐讲对了一半，即欧阳修“通道之笃”；一半是讲错了，即“永书见祖印，排佛之心已消”。从上述史料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少年时代开始直至登第走上仕途，欧阳修从未放弃过对佛教理念的追求，虽然他的许多文学作品充满了儒家思想，但是其中不少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话说回来，欧阳修非常支持寺院的建设。据《避暑录话》记载，他在扬州任上为大明寺建平山堂。堂据蜀冈，壮丽为淮南第一，下临江南数百里，隐约可见仪征、镇江、南京等地。每到夏日避暑之时，欧阳修必带文朋诗友到平山堂游玩，然后到邵伯湖摘来千朵荷花，插满百盆，一边饮酒，一边吟诗。“往往侵夜，载月而归。”由此可见“文章太守”当年的风雅。《避暑录话》的作者叶梦得曾在哲宗绍圣初年（1094年）寄居平山堂，当时环堂四周老木参天，修篁蔽日，相互交荫。一位八十多岁的僧人为叶梦得回忆了欧阳修在大明寺生活的情景。另据《墨庄漫录》记载，欧阳修在大明寺平山堂还亲自种植柳树一株，人称“欧公柳”。为此，欧阳修还作了一首《朝中措·平山堂》词，其中有“手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由此可见，欧阳修对佛教、寺院等情有独钟。再据《艺苑雌黄》记载，一日，欧阳修送刘贡父守淮扬，作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长江南岸诸山较近，有人认为这是欧阳修“短视”。此事被苏轼引为笑谈，因赋《水调歌头·快哉亭作》：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休得闲话，我们应该参观古风流溢的“平山堂”了。欧阳修选蜀冈中峰大明寺西侧建平山堂，确有高见卓识。蜀冈由趾到巅，总共三十多丈，以它的高度和江南群山相比较，真是卑卑不足道。可是站在这座堂前，每逢天晴云净，不但江南的群山可以看到，并且江南诸山都好似压缩了高度，降低了身份，一齐向蜀冈拱揖。因为所看到的山峰与堂基相平，所以欧阳修取堂名为“平山堂”。古人云：“山似文章最忌平”，唯有平山堂却以“平”而获得盛名。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由徐州徙湖州途中经过扬州，至平山堂游览，睹物思人，调寄《西江月》，作了一首《平山堂》：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其时，欧阳修早已谢世，苏轼仍将老师和他“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的词句牢记心扉，可见师生情谊之深。苏轼这首词不仅是对老师的追思，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仕途的无限感叹。欧阳修和苏轼都经历过险恶的政治生涯，屡遭谗谤与贬谪。“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正是这种心境的坦露。

有的人来了，有的人去了。人生如梦，几度春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终归一切空无，一切皆空！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为有形世界的一得一失而劳神伤心哩！

四

才出平山堂，又进谷林堂。

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调任扬州太守，在平山堂后面建谷林堂纪念欧阳修。其时，欧阳修已去世二十年了。谷林堂是苏轼从自己诗句“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谷林堂诗》）中截取第二个字取名的。宋后，堂毁。今之谷林堂是清代同治九年（1870年）盐运使方濬颐在真赏楼旧址处所建，并题额、联，今均无存。今堂上悬“谷林堂”额三字系扬州雕刻家黄汉侯集自《东坡法帖》。东壁悬扬州书画家李亚如草书《谷林堂诗》，西壁悬《赤壁夜游图》，堂内陈列古朴典雅。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眉山距离佛教圣地峨眉山和乐山大佛不远，苏轼少年时代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响。而后仕途坎坷不平，他与佛教关系更为密切，禅悦生活成为他后半生的一大特色。不过，这与他的家庭影响和社会风气的濡染是分不开的。其父苏洵以儒学为宗，不但不排斥佛教，甚至结交蜀地出身的名僧云门宗圆通居讷和宝月大师惟简，《宋高僧传》把他列为居讷法嗣。苏洵晚年因为连遭骨肉零落之苦，龛座二所于阿弥陀如来之堂，还塑观世音菩萨、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引路王六菩萨像，以慰藉之。其母程氏更是“崇信三宝”，“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十八大阿罗汉颂》）。这样的家庭影响，必然使苏轼知佛法、喜佛书，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生活。这是苏轼信佛参禅的原因之一。苏轼与弟弟苏辙极其亲爱，这是历史上的佳话，而苏辙也是热心的佛教徒。他在与苏轼唱酬诗中有“目断家山空记路，手披禅册渐忘情”（《次子瞻与安节夜坐三首》）、“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试院唱酬十一首》）等诗句，可见他们在家习佛的情况。苏轼之妻王闰之亦学佛。苏轼在其生日曾取《金光明经》故事，买鱼放生为寿，并调寄《蝶恋花》，作词一首，其中有“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句。她死时有遗言，令其子绘阿弥陀佛像供奉丛林，苏轼请著名画家李龙眠画释迦佛祖及十大弟子像供奉京师，并亲为作《阿弥陀佛赞》说“此心平处是西方”。其妾朝云也信佛，早年拜于泗上比丘义冲门下。后与苏轼一起到惠州，经常念佛。绍圣三年（1096年），朝云弥留之际仍诵《金刚经·六如偈》。苏轼在其《朝云墓志铭》写道：“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而后又作《悼朝云诗》，诗云：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

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据《居士分灯录》记载，苏轼的母亲刚刚怀他的时候，梦见一位身躯瘠瘦、眼睛眇细的僧人。事隔多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在高安为官的时候，和真净、文圣、寿聪等三位法师时常在一起论道参禅。有一天这三位出家人同时梦见迎接五祖戒禅师，三人正在交谈时，苏轼刚巧来寺拜访。三人遂把梦境告诉苏轼，苏轼就回答自己七八岁的时候，也曾梦见自己身为僧侣，往来行化于陕右一带。真净法师听了，赶忙说道：“戒禅师陕右人也，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细问之下，苏轼当年刚好四十九岁，大家终于了悟五祖戒和尚原来就是苏轼的前身。

禅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哲学。马克思曾经指出：“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者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现实中求得超越的信仰和哲学诠释，作为在苦难、蹭蹬和人生遭际中寻求心理满足和慰藉的精神需要，自东汉末年（220年）传入我国后，随不同时代社会的变迁而演进。有唐一代，佛教遂成磅礴之势，成为中国固有思想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补充。自唐代南宗禅兴起后，佛教真正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喜闻乐道的宗教，南宗禅临济宗创始人义玄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你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自为解脱大海。”（《临济录》）临济宗后来风靡北宋，杨亿、夏竦、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都与临济宗的高僧有很深的交往，谈禅理，斗机锋，并被认为是本宗的俗弟子。宋代士大夫继承唐代士人崇信禅宗之风，但是所谓禅宗“不立文字”（普济《五灯会元》），到宋代变为“不离文字”之禅，更促进了禅宗的世俗化，士大夫的禅僧化，禅僧士大夫化，苏轼就是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逐步进入了禅悦生活。苏轼前半生的禅悦生活，与和尚的交往，只不过是文人风气使然。口里说禅，但内心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孤馆灯青》）的正统儒生、正统士大夫的内核。如他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一诗中所说：“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有娱。”在《次韵参寥寄少游》诗中曰：“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由此可见，苏轼向往的是“身在江海，心存魏阙”的生活，这正是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所肯定了的政治与宗教的统一。熙宁年间（1068—1077年），苏轼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作大阁以安置四菩萨像，还抄写《法华经》。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不久，其友天竺（今印度）寺僧慧辩示寂，他作《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追悼。熙宁五年（1072年）十二月，苏轼因事经过秀州（今浙江嘉兴）永乐乡，游访了本觉寺，结识了方丈文及。文及是四川人，和苏轼同乡。苏轼写了一首《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诗给他。熙宁六年（1073年）十一月，苏轼受命前往常州赈灾，途经秀州，听说文及生病，连夜赶去探望，赠了一首《夜至永乐文长老院，文时卧病退院》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赈灾事毕返杭，又去拜访文及，不料文及已经与世长辞，作了《过永乐文长老已卒》诗。三年三过本觉寺，“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文及的状况正好是“老病死”，而佛家以生老病死为人生四苦，语典和实事之间天衣无缝，浑如一支三部曲。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苏轼下狱，然后被贬，他那“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的雄心也消磨殆尽了。面对这种屈辱和困厄，他更深求佛理，解脱自己。苏辙说他：“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同上）这年，苏轼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筑室于东坡，沉浸于参禅之中，而且达到了圆通的境界。朝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遁。苏轼为儿子写了一首诗作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洗儿戏作》）

这些都反映了他入佛之后的平静心态。不过，完成这一转变无疑是非常痛苦的。而这种大苦大难之后的大彻大悟，使他的思想境界产生了巨大的飞跃，同时也带动了文学创作的飞跃。他的前后《赤壁赋》和《浪淘沙·大江东去》等一系列绝世佳作，正是这一阵痛与彻悟的果实。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访江州东林禅院常总禅师，于对谈中有悟，遂赠一首诗《赠东林总长老》：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广长舌”是佛陀善于说法的象征，“清净身”指佛成就的佛体，也可以指众生先天具有的佛性。意思是说，一点禅心，触目菩提，许多妙悟的偈子，真非言语能道。正如《景德传灯录》中的禅门名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苏轼认为要想让诗达到妙，最好能做到“空”与“静”，因为“空”可以容纳大千境象，“静”可以把握万物之机。

这一时期，苏轼创作了许多诗词，其中有首《定风波》词非常耐人寻味：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表面上说，我与几个朋友在田间漫步，忽然起风下雨。他们都穿上了蓑衣，就我一人任凭风吹雨打，继续吟啸前行。一会儿雨过天晴，山头又见斜阳，风也没了，雨也停了。其实，他借写自然界的风雨以象征政界上的风雨，表现了作者信佛参禅后的履险如夷、不为忧患所动摇的理念。同时也展现了他信佛习禅后的那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五灯会元》卷十七，青原行思妙语）的三层递进的观念和境界。在这首词上阕，他集中了三组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旷达形象：一是“何妨吟啸且徐行”，二是“竹杖芒鞋轻胜马”，三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都是他最得意的豪放旷达行为，自然也是他最理想的内心世界的变化。他把这些自己到黄州后的思想变化浓缩在半阕词里，是要塑造一个归隐者的旷达形象。这首词的下阕进一步深化主题，在表现自己外在形象的基础上进而写其对人生经验的深刻体会，表现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乐两忘的胸怀。这首词的高妙处就在于并没有接着写出自己因春风斜照而得到温暖，而是笔锋一转，宕出这意外的、极富人生哲理的词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也就是说，回首来路，所有的风雨或晴朗，都算不了什么！于自己也没有任何阻碍，他已经把万事万物看透了。如此平静乐观的心境，既是历经风雨后的领悟，也是他以后追求的目标和人生境界。

元祐三年（1088年）秋天，门生黄庭坚、秦观唱和《虚飘飘》，苏轼亦作和诗：

虚飘飘，画檐蛛结网，银汉鹊成桥。尘渍雨桐叶，霜飞风柳条。

露凝残点见红日，星曳余光横碧霄。虚飘飘，比浮名利犹坚牢。

苏轼感慨人生而伴以“虚”、“空”、“梦”、“幻”，并不是空泛的说教和无谓的嗟叹，而是对当时处境和遭遇的真切感受。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又被贬谪惠州（今广东惠阳）；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迁居儋州（今海南），形同流放。经历了四次贬谪，苏轼几乎濒于绝境，而他很快就从禅悦生活中得到解悟。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遇赦北归，他没有喜上眉梢，而是以极平静的心情来对待人生的又一次戏剧性转机。“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用前韵再和孙志举》），在颠沛流离的宦海生涯中，他早已领略了人生的苦空和无常，并且也在这种彻悟中让灵魂得以超度。次年七月客死常州。去世前两个月，苏轼与朋友钱世雄、陈之元相约金山寺会面，金山寺是他曾留下玉带作为镇寺之宝的地方。他和朋友同登妙高台，在金山寺他看了朋友李公麟画的苏轼画像，写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诗云：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他自己对其后半生生活的真实写照，颇有几分英雄末路美人迟暮的空漠之意和苍凉之感。

检阅《苏轼全集》，我们不难发现，他主张性情一体，无善无恶，认为情是性的表现形式，性、命、情三者分言为三，合则为一，而“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扬雄论》）。对于将性情对立起来的观点，苏轼反驳：“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韩愈论》）明确肯定人情出于人性，合乎人道，因此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基于此，他进一步指出：“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中庸论》）人情为“圣人之道”的本源，体现“圣人之教”的礼自然也必须以顺应人情为前提：“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反过来说，礼的制定“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礼以养人为本论》）。可见，崇尚本真自然，反对禁锢人性，是苏轼人性论的核心所在。

走出了大明寺，我到朋友家借宿。朋友喜出望外，把酒话禅，可惜不胜酒力，很快就成“醉翁”了。室内，鼾声如雷；窗外，蝉声如雨。夜不能寐，时而品茗，时而挥毫……

（原载2009年第2期《人民文学》副刊，并获其征文奖）

玉钩斜

玉钩斜是个很美的地名，令人神往。

玉钩斜在哪？据宋代诗人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广陵亦有戏马台，其下有路，号玉钩斜。”玉钩斜就在扬州蜀冈西峰。清代文学家尤侗曾写一篇《玉钩斜赋》，开头就说：“流水涓涓芹努芽，悲风猎猎吹黄沙。红心满地宫人草，碧血千年帝子花。路人告予曰：‘此谓玉钩斜也！’”

检阅《历代扬州诗词》，我发现吟咏玉钩斜的诗词很多，但是包含的史实触目惊心。杨广三次下扬州，每次都带十六院嫔妃及无数宫女，其中一千殿脚女牵挽龙舟“漾彩”。殿脚女因劳累过度，迭有死亡，丛葬于此。后来，宇文化及叛乱，杨广及其许多嫔妃被杀，当然也有少数宫女殉情自杀。张绅诗云：“宫中佳丽三千人，半作玉钩斜上土。”（《送友赋得玉钩斜》）那些死难的宫女亦被草草埋葬于此。由于其地处于一片由高逐低的斜坡上，故称作“宫人斜”。唐代诗人窦巩曾经诗话玉钩斜：

离宫路远北原斜，生死深恩不到家。

云雨今归何处去？黄鹂飞上野棠花。

（《宫人斜》）

据乾隆《江都县志》记载：“唐元和中，李夷简镇淮南，于城西南，夕见新月如钩，因以名亭，皇甫湜为之记。”于是，人们便把这片“深深葬玉，郁郁埋香”（尤侗《玉钩斜赋》）的山坡改称为玉钩斜。可惜，翻阅《全唐文》，我没找到皇甫湜《玉钩亭记》。

宋代文学家苏轼来扬州做太守，寻访遗踪，玉钩亭就不复存在了，就连路径也迷茫难辨，只有“路失玉钩芳草合”（《与舒教授张山人参寥师同游戏马台书西轩壁兼简颜长道二首》）的感叹。

明代诗人徐兴公凭吊宫女的墓地写下了与众不同的《宫人斜》：

空山溟溟夜沉沉，多少芳魂不可寻。

莫怨埋香在黄土，长门深比墓门深。

古代中国的后宫制度是最腐朽也是最荒唐的制度。成千上万的宫女只有一个共同的丈夫或者说准丈夫——皇帝。宫女成千上万，但被选为后妃却是不多。因为只有皇帝临幸的宫女，才有可能封嫔授妃。绝大多数宫女被锁深宫，聚而不御，储而不用，虚度青春年华，遭受身心的压抑与摧残。深宫怨女知多少！长门葬送了多少鲜艳的青春也就罢了，还屈死了多少冤魂！

清初文学家汪琬曾有感于扬州的史事，写下了含蓄蕴藉的《玉钩斜》。诗云：

月观凄凉罢歌舞，三千艳质埋荒楚。

宝钿罗帔半随身，踏作吴公台下土。

春江如故锦帆非，露叶风条积渐稀。

萧娘行雨知何处，惟见横塘蛱蝶飞。

汪琬借咏玉钩斜，不仅寄寓对宫女命运的同情，更勾起对杨广因荒淫无度而亡国的反思。曾几何时，杨广带着自己浩浩荡荡的船队，多次南幸江都。可如今春江如故，却不见当年江上的锦帆；隋堤上所栽的杨柳也已失去往日的葱茏，变得日益稀疏。如果联系到“扬州十日”，汪琬怀古咏史恐怕也不是泛泛之作，而有其弦外之音。

传说，“难得糊涂”的郑燮常来玉钩斜凭吊赋诗，其《广陵曲》有“玉勾斜土化为烟，散入东风艳桃李”诗句。他常去玉钩斜哭泣，甚至呼朋引伴。有诗为证：

淮南又遇张公子，酒满青山日己曛。

携手玉勾斜畔去，西风同哭窃娘坟。

（郑燮《赠张蕉衫》）

因而，悟因氏调侃说：“郎自多情侬不解，背人偷哭玉钩斜。”（《扬州竹枝词》）他们哭什么呢？窃以为，他们可能感到这片荒凉阴森的地方比那灯红酒绿的场所更能抒发自己的孤愤与积郁。遗憾的是，自从郑燮把“钩”字写成“勾”，后来也常有人偷工减料，以“勾”代“钩”。

唐人建造的玉钩亭早就湮没了，目前的亭子是仿唐建筑。尽管如此，很少人知道扬州有玉钩斜这地名，也想不到在今这片人烟稠密的地方曾经埋葬无数受尽摧残和屈辱的玉人！

隔着烟柳，遥望玉钩下絮，我仍隐隐约约地听到玉人的暗泣……

（原载2010年11月16日《扬州晚报》）

贻孙堂

扬州广陵路上有两幢西式建筑楼非常夺目，那是赣商周扶九的贻孙堂。

贻孙堂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原有各类房屋合计150余间，总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主房由东、中、西三个纵轴线及三道长短不一火巷组合。除中轴线前面的照厅、正厅拆除改建以外，构架、格局基本完整，其建筑形式以中式建筑为主，那两幢西式建筑只是点缀。不过，当年扬州富商云集，而砌西式楼房的唯有贻孙堂，可想而知“堂主”的经济实力。

周扶九，名鲲，字泽鹏，号凌云，江西吉安人，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于父亲早亡，家境贫寒，全靠母亲代人缝补浆洗衣裳维生，只读几年私塾，十五岁就到湖南湘潭族叔周永孚笔墨店学徒。咸丰三年（1853年），周扶九被派往广州做庄客，负责广州分店的经营业务。是年，太平军已攻克南京，战乱频繁。周永孚派周扶九到扬州去找一家木商收账。这家木商没有现金偿还，就以二十五张盐票抵账。由于当时盐票贬值，周永孚很恼火，就以盐票为薪水给周扶九。后来，盐票价值大涨，周扶九因此暴富，但他没有小富即安，而是来到扬州业盐，后又兼开钱号。先后开有湘潭裕通源钱号、常德裕孚钱号（后改裕通恒）与裕通和盐号、吉安裕长厚、裕道两家钱号与天益当铺、汉口裕厚德、裕茂隆钱号、长沙裕恒益钱号、南昌裕厚昌钱号、裕康盐号、裕厚隆纱号、赣州裕盛隆钱号（后为德康钱号）、上海裕大钱号、捷安轮船公司、德丰米厂、九江裕丰厚钱号等等。最后，周扶九将扬州总号裕通和搬到上海盐师路长春里，改号裕记。据杨均《草堂之灵·奢俭》记载：“江西周扶九富至三千万，人询其故，则曰：‘不用。’”看来，人穷在“大方”，“小气”乃聚宝盆也。

扬州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周扶九吝啬的故事——

周扶九每天吃菜仅买一个铜板的盐豆子，为了尽可能多买，他将扬州全城小店的盐豆子都买过，一颗一颗地数，结果发现有一家分量最多，一个铜板可买五十八颗，此后，他就总去这家买。

周扶九经常在扬州三义阁洗澡，每次洗澡后都要顺带一条毛巾回家。东窗事发，周氏管家请求澡堂不要声张，由他如数赔偿。

周扶九每天早上必去某家面店吃面，他吃的比常人多一倍，但只肯出一半钱，老板无奈去告诉周夫人，周夫人让面店老板仍照半价收钱，但到年终时双倍还给面店。

周扶九还有个特别的存钱罐，在卧室中筑一夹壁，每晚从上面小孔投入金条，不曾想其儿孙就从夹壁下面一条一条又挖出来。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周扶九之所以“不用”，是为“贻孙”。周扶九在商业上的精明和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盐业凋敝后的周扶九迅速转型，在上海做起了时髦的黄金买卖和地皮生意。几经沉浮，终于又发了大财，上海富豪榜排名第三。只是本性不改，吝啬如故。有车他从来不坐车，还说：“南京路其平如砥，连家中地板都没那么光滑，这样好的路不走，岂不白白糟蹋了？”尽管如此，他有“江南盐业领袖”之称，曾为孙中山“二次革命”捐出军饷三十九万白银。

民国十年（1921年），周扶九在上海逝世。子女将其遗体送葬故里，因为当时他家住在上海文监师路，灵柩必经过繁华的南京路，故有买断南京路一天之举。周扶九有一妻二妾，生有六子一女，前三子早夭。四子周征阁捐班河南候补道；五子周锡藩是个七品县令，他醉心于官场，不近商务；六子周黻卿大学毕业后继承父业，佐理家务，此次丧事，一切由其主持操办。周扶九生前悭吝，死后却很排场，送葬的队伍多达万人，花费银子二十万两，这也许是上海规模最大的出葬。周扶九生前“不用”，死后就由不得他了。

（原载2016年9月22日《北京晚报》）

庆云堂

扬州康山街曾有不少栋宇焕丽的大宅门，长期聚居过一批富可敌国的盐商。他们曾在这里业盐，曾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那些遗产早就化作遗憾的废墟，唯有号称“盐商第一楼”的庆云堂尚存。

堂主乃晚清业盐巨商卢绍绪。卢绍绪，字星垣，江西上饶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从江西上饶来扬，在淮南富安（今江苏东台）盐场近二十年，先官后商，任盐场盐课大使职，正八品官，后来业盐致富，峰时拥有财富四十余万两纹银。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择康山街造屋构园。

据说，卢绍绪当年建造这座宅子花了七万两雪花银。从外表看，卢宅与一般的扬州民居并没多大的不同，但你一走进大门，一种藏富不露的恢宏之气便扑面而来。大门、二门门楣上的砖雕都异常精美，虽然历经沧桑，但仍可分辨出砖雕上神态各异的人物，活泼灵动，栩栩如生。

走进“盐商第一楼”，我感觉庆云堂非常气派，在我身后的长门和柱子都是用上好的楠木制作的，据说几百年都不会腐朽，更不会被虫子蛀了。卢氏盐商住宅的正厅叫百宴厅。明末清初，扬州盐商富甲天下，盐商的财富，相当一部分用在奢侈的消费上。他们建筑楼宇、巧设园林、制作精美服饰、收藏古董字画，人多数特别讲究饮食，其中有不少人成了美食行家。这百宴厅就因为可以同时开一百桌宴席而得名。除了正厅外，卢氏盐商住宅中的淮海厅、兰馨厅、涵碧厅、怡情楼等，也是厅厅相连，构思精巧。整个卢宅有十一进，前五进是大门、二门和三个厅，第六、第七进是主人的卧室，上面是小姐的绣楼，第八、第九进是客房，第十、第十一进是书房和藏书楼。藏书楼虽保存完好，可惜藏书已经不翼而飞了。

宅后有意园。据戴名世《意园记》记载：“意园者，无是园也，意之如此云耳。山数峰，田数顷，水一溪，瀑十丈，竹万个。”目前意园尚存水池，池北面南有廊五楹，中间门上石额有隶书“水面风来”四字。入内，馆舍木雕槅和合窗扇仍在，构架完整。院内有株百年紫藤，枝繁叶茂，遮天蔽日，葱葱茜茜，婆婆娑娑。

如今，卢宅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卢绍绪恐怕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所建的豪宅如今每天比戏园和书场还要热闹，因为这里供应早中晚三餐，这里成天被本地食客和外地游客挤爆了。每个顾客之所以到此小雅，吃的是环境，就是想过一把扬州盐商的瘾而已。不过，庆云堂推出的一日三餐是根据卢氏菜谱制作的，尤其早茶，大煮干丝、五丁包子、蟹黄汤包和野鸭菜包都有不错的口碑，每天都有许多顾客排队等位。一到晚上，大院二院三院四院同时点燃几百只大红灯笼，倒把庆云堂辉映得就像醉酒的贵妃似的。

不信，你去瞧瞧，你去尝尝。

（原载2016年9月9日《企业家日报》）

回溯大运河

夫差：遗利江淮合荐祠

昨天，我又冒雨重游了被誉为“开挖大运河第一锹”的古邗沟。

究竟是谁开挖了大运河第一锹？谁也无从坐实。不过，下令开挖大运河的第一人吴王夫差至今还“坐”在邗沟大王庙里。而我的思绪却被邗沟回溯到了春秋晚期——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也最为热闹的时代。王纲解纽，诸侯并起。你代天征讨，我吊民伐罪，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处刀光剑影，到处人喊马嘶。无数的国家就像流云飞鸟一般，此起彼伏。检阅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即使是最为详细的描述也似电影的快镜头。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喧哗与骚动的时代，吴王夫差带着家仇国恨登上了历史舞台。即位之初，夫差未忘越国杀父之仇，日夜加紧练兵，时刻准备报仇。

越王勾践却因槜李之战侥幸射杀了吴王阖闾而沾沾自喜：阖闾已经死了，吴国还有什么可怕的！那就歌舞升平吧！在凯歌中，勾践潇洒地拭去“天下第一剑”上的血迹。那剑的寒光入鞘了！那就刀枪入库吧！那就马放南山吧！将士何乐而不为？

槜李之战的血河很快就干涸了。两国捐躯的将士已是一堆堆骷髅和白骨。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勾践闻知夫差勤于练兵，贸然决定“先吴未发往伐之”（《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进攻了吴国夫椒。夫差亲率精兵还击。夫椒不是槜李的拷贝。越军很快就溃败了。吴军乘胜追击，直捣越都会稽。勾践成了瓮中之鳖，坐以待毙。越国谋臣范蠡建议勾践卑辞厚礼侍奉夫差。勾践无可奈何，命令大夫文种前去贿赂贪财好色的吴国太宰伯嚭。伯嚭欣然笑纳，立即带领文种拜见夫差。文种顿首膝行，代表勾践臣服。夫差欣然颔首。唐胡曾《会稽山》认为：

越王兵败已山栖，岂望全身出会稽。

何事夫差无远虑，更开罗网放鲸鲵。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勾践带着夫人入吴为奴。夫差命令他们夫妇：一个驾车养马，一个打扫宫廷。他们夫妇低三下四，百依百顺。听说夫差患病，勾践竟然“问疾尝粪”（《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大王粪便又苦又酸，可谓顺应时气，贵恙不久便会痊愈。”在这世上还找得到第二个像勾践这样的人吗？这个马屁拍得非常悲壮，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了！但是，这招十分灵验！不久，夫差果然康复，于是把手一挥：勾践，你可以走了！伍员（即子胥）极力阻拦：“大王不可放虎归山。”夫差非常仁慈而且非常自信：“越国偏小，经过重创，必然一蹶不振，不足为患。”伍员仰天长叹：“这是养痈遗患啊！二十年后，吴宫就会成为越池了！”夫差拂袖而去：危言耸听！寡人要省点精力争霸中原了！就这样，勾践回国了。

勾践回国不久，貌令鱼沉的西施很快就率领越国“红粉兵团”“占得姑苏台上春”（崔道融《西施》）。

坐拥来自越国的美女，夫差又想到了勾践，于是遥望南方：一个能给寡人尝粪走狗还会再成对手吗？既然越国已经宾服，那么就把目光转向北方吧！寡人应当逐鹿中原了！

夫差为什么要争霸中原呢？一是要实现先王称霸的遗志；二是当时中原诸国内乱不止，是北上称霸的大好时机；三是有些小国遇到大国侵略，也要吴国援兵。“是时越既败，楚亦未能遽振，吴之兵锋，遂转向北矣。”（吕思勉《先秦史》）

中原在哪？江北的邗国挡住了夫差的视线。当时的邗国都城就在今天扬州蜀岗之上。邗国太小了，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据说，周武王灭了商朝之后分封天下，把小儿子分封到邗，是为邗国。

吴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吞并了邗国，几乎不动声色。

邗国易得，中原难征。要想北伐，必须解决行军路线和后勤保障两大难题。就在筹划开挖运河之时，夫差得知齐国因为景公驾崩而乱的谍报。天助我也！该出手时就出手！寡人不能坐失良机！吴国要想称霸必须先打齐国这只拦路虎。伍员认为，勾践不死，就是吴国的祸患。夫差不听伍员的规劝，坚持挥师北伐。这次吴国舟师是由南黄海北上的，一路势如破竹，陷陈国、退楚兵、败齐师。中原诸国闻风丧胆，尤其小国，莫不献媚于吴。譬如，路过宋国，夫差居然享受了“百牢”的待遇。何为“百牢”？一百份牢。牢，古代祭祀或宴享时用的牲畜。牛羊豕各一为太牢，羊豕各一为少牢。按照当时规矩，诸侯只配享用十二牢。由此可见，夫差待遇之高。再说，路过鲁国，鲁哀公赶到鄫城，也以“百牢”招待夫差，并把附庸之国划入吴国版图。

夫差终于耀武扬威了！

不过，夫差回国之后并没得意忘形，念念不忘航海的风险。那就沟通江淮吧！什么一江春水向东流！人定胜天！寡人偏偏要让江水北上！

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秋，夫差先在不久前被灭的邗国筑城屯兵积粮，并挖通了从长江到淮河的运河。

检阅《左传·哀公九年》，我们不能不抱怨左丘明“瞎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这八个字浓缩了多少军民的血汗！这就是中国京杭大运河最早开挖的一段，邗沟。邗沟，又名邗江，经过扬州城北，然后向东，继而向北，然后串连了邵伯湖、高邮湖、宝应湖，一直挖到淮河，总长大约三百八十里。夫差开挖邗沟，除了便于交通，又是水利建设。它具有灌排的功能，使得江淮地区逐渐成了从低洼沼泽地变成了米粮田。因而，原来相差很大的长江南北两岸的文化，逐渐趋于一致。

沟通江淮之后，夫差又沟通了泗水、沂水和济水。这样，夫差就完成了北伐的通道。

得知夫差又要北上攻打齐国，勾践采用了孔子门生端木赐（即子贡）的计谋，派遣人马帮助吴国作战，并且贿赂伯嚭。伍员极力反对，指出越国才是心腹大患。夫差不听，继续伐齐，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之战中大败齐军，获胜而归，夫差十分得意，不久又听信了伯嚭的谗言，赐剑令伍子胥自尽，伍子胥死前说：“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伍子胥死后，吴王将政事交给伯嚭管理。勾践得知伍子胥已死，拟起兵伐吴，范蠡认为时机未到，还需等待。

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夏，夫差带领大军北上，赶到黄池（今河南封丘），去和晋国争夺诸侯盟主，几乎忘却了背后的勾践。就在夫差的霸业一步步走上顶峰的时候，一直“卧薪尝胆”的勾践乘虚而入。由于过度的扩张，夫差虽然做出了惊天动地的霸业，但是也把民力财力消耗殆尽，这时的吴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抵挡不住越国军队，屡战屡败。夫差后悔当初未听伍员的劝告，饮恨自杀，死前只求不要伤害吴国百姓。吴国就这样灭亡了！勾践又利用邗城和邗沟北上称霸了。

唐代诗人于濆有《经馆娃宫》诗评论了吴越混战的历史：

馆娃宫畔顾，国变生娇妒。

勾践胆未尝，夫差心已误。

吴亡昔谁在，越胜今何处？

当时二国君，一种江边墓。

尽管作者流露出一些虚无主义的情调，但是这段历史发人深思。恃强凌弱之人，定有不测之祸；争霸逞强之国，终有难逃之灾。

话说回来，世人往往推崇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但是忽略了他那“问疾尝粪”无耻嘴脸。扬州人之所以敬重夫差，是因为他舍身救民。固然，“夫差耗竭民力，经营霸业，因而亡国，但南北水上交通却从此创出新局面。”（范文澜《中国通史》）窃以为，夫差开凿邗沟绝非信口开河，更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而有他全盘的战略考虑，是为了实现他的称霸的雄心。从长远来看，他的这些措施，把吴文化引入了长江以北，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同时，也促使吴文化和中原文化进一步结合。对中华文化的融合，夫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诚如徐谦芳所言：“吾邦自吴王城邗而后，交通便而文化兴。”（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

想到这里，我不禁再次瞻仰夫差高大的塑像。毋庸讳言，夫差在政治和军事上是一个失败者，但他却是扬州文明的奠基人，也是江淮文明的奠基人。“开拓东吴财赋地，君王终究是雄才。”（詹肇堂《邗沟庙》）所以，清代学者汪中写下《邗沟夫差庙》诗：

吴山旧庙蜀山陂，沟水东流绕殿基。

春社神巫时击鼓，好风贾舶互扬旗。

侈心齐晋终亡国，遗利江淮合荐祠。

可忆姑苏台上乐，青山歌舞对西施。

刘濞：曾以恩威遗德泽

我在邗沟大王庙徘徊了半天，非常欣赏庙前抱柱楹联：

曾以恩威遗德泽

不因成败论英雄

除了夫差，西汉吴王刘濞也正襟危坐于此。尽管他们的名讳黯淡于史册，茫然于文本，但是扬州人民没有忘却他们，尤其是刘濞。

走出大王庙，我便前往茱萸湾。茱萸湾早在汉代就有名了，传说因为这里盛产茱萸而得名。据《维扬志》记载：“吴王濞开邗沟，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此运盐河之始”。清初诗人郭士璟有《茱萸湾》诗：

曲曲云烟烧旧塘，长堤千载忆吴王。

但闻坐引渔盐利，赢得茱萸泛水黄。

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谋杀了荆王刘贾。刘邦率军亲征。血气方刚的刘濞时为沛侯，随军出征，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引得了刘邦垂青。平乱之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汉书·吴王濞传》），苦于自己儿子年幼，加之荆王刘贾无后，刘邦改荆国为吴国，封刘濞为吴王，统治三郡五十三城，以广陵为都。广陵是战国时期楚怀王熊怀在邗城旧址上所建之城，因为这里当时是一片丘陵，就取“广被丘陵”之意而名。扬州别称广陵也就始于此时。

等到封侯拜印的时候，刘邦再一打量刘濞就后悔了：他有反相！诏书已下，驷马难追。于是，刘邦当众警告刘濞：“汉家五十年以后东南方向必有叛乱，不会是你吧？不过，天下都是我们刘家的，你最好还是不要谋反！”刘濞慌忙五体投地：“不敢。”如此无端的猜疑能让刘濞心悦诚服吗？刘濞真的不敢吗？

不过，刘濞确有经邦治国之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平准书》）手里没有一把米，连鸡也唤不来。发展才是硬道理！刘濞治吴四十余年，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让国家有钱、百姓有钱。儿子没有钱，当不好孝子；父亲没有钱，当不好慈父；国家没有钱，就没有号召力和凝聚力。不过，要致富，先修路。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刘濞东开邗沟，凿通了茱萸湾（今扬州市湾头镇）向东经海陵仓（今泰州市海陵区）到蟠溪（今南通市如皋东陈家湾）的运河。这条运河是沟通江淮的邗沟支流，促进了当时的“官方工业”迅速发展——

一是铸钱。“汉有嘉铜出丹阳”（汉代铜镜铭文）。刘濞以丹阳之铜聚万人之众，铸钱富国。当时，另一个产铜中心是汉廷中央管辖的蜀郡严道，汉文帝刘恒特谕幸臣邓通以蜀郡严道之铜“铸钱财过王者”（《史记·平准书》）。其时，东南多吴钱，西北多邓钱，形成了“吴邓钱布天下”（同上）的局面。

二是煮盐。两淮盐场，两千多年来均属海内产量最丰富的盐场，食盐供应四方的经营之始，乃刘濞时期。盐是重要生活资料，汉初计不及此，煮盐无税。刘濞就地取材，大量开发盐业，使吴国大富。广陵在汉代迅速发展成为大城，也多半依赖盐业。

三是造船。刘濞王国财政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造船业。史载，“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汉书·五行志》），“上取江陵，木以为船”（《史记·淮南衡山传》）。可见吴王国原先就有一定的造船基础，而“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汉书·地理志》），由于长江之便，那里丰富的本木顺流到广陵，更加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据称，吴国所造之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史记·淮南衡山传》），这在当时水陆运输条件的改善中，是一项惊人的突破。吴国造船业的发展，为日后西汉帝国建立庞大的楼船军创造了条件。

由于铸钱、煮盐、造船、运输和渔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带动了民间漆器、竹器、纺织、建筑等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百业兴旺、举国繁荣的局面。当时吴王门客枚乘指出：“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转粟向西，陆行不绝，水利满河，不如海陵之仓。”（《汉书·贾邹枚路传》）南朝宋诗人鲍照在《芜城赋》里歌颂那时的广陵：“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财力雄福，士马精妍。”这种盛况当时为全国之首。因而，百姓无赋。可以说，刘濞是第一免除农业税的国家领导人！刘濞不但免除了农业税，而且拿钱抵消中央要求的劳役。逢年过节，刘濞亲自慰问茂材之士，还给“五保户”和“低保户”发放“红包”。

由于“富埒天子”（《史记·平准书》），刘濞招致中央最高统治者的猜忌。汉文帝刘恒下令吴王太子刘贤进京。刘贤名为“驻京办事处主任”，实为人质。“官二代”刘启邀请刘贤饮酒下棋。作为“富二代”的刘贤本来就很“轻悍”，酒后难免犯上。刘启恼羞成怒，竟然打死了刘贤。刘恒居然草菅人命，竟将刘贤遗体送还吴国。刘濞愠了：“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于是，又将刘贤遗体送回京师。从此，刘濞衔恨在心，称病不朝，分庭抗礼。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认为刘濞“于古法当诛”（《史记·吴王濞列传》）。刘恒于心不忍，赐以几杖，许其不朝。晁错不服，进而提出了削夺诸王、修改法令等主张。刘恒考虑当时诸侯国羽翼已丰，未敢轻举妄动。

刘启即位之后，晁错依旧主张削夺诸藩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理由莫须有：“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晁错《削藩策》）这个理由也是刘启的心声。既然你提议，那就把这任务交给你吧。

刘濞本来就恨刘启，加之削藩，终于拍案而起了：反了！看见吴军磨刀霍霍，吴王门客枚乘、邹阳和严忌等人先后上书谏阻。刘濞根本不听，遂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汉书·晁错传》）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发难之后，刘濞亲率二十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由于七国联军声势浩大，刘启慌忙命令太尉周亚夫统率三十六位将军镇压吴楚叛军，指令曲周侯郦寄抗击赵军，派遣将军栾布率兵去解齐之围，并命窦婴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于是，这场战争陷于胶着状态。

面对七国气势汹汹的进攻，刘启束手无策，只好“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汉书·景帝纪》）。尽管刘启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但是七国仍不罢兵。然而，刘濞理财胜过桑弘羊，打仗不如周亚夫，七国之乱很快就被镇压了。刘濞逃到东越，被杀。

开弓没有回头箭。可以说，刘濞之所以一条路走到黑，是被逼无奈，与其说是野心家的狂妄，不如说是绝望者的疯狂。我敢断言，即便刘濞死后重生，他也不会向刘启顶礼膜拜的。当年刘濞与朝廷的矛盾，是刘氏天下嫡系与其他支脉的矛盾，乃是非恩仇之争，不必以日后地方与中央关系类比。刘濞之后的西汉盛世，经济方面得益于铸钱、煮盐、冶炼三大支柱产业的官营，变地方利益为国家利益，借鉴的正是刘濞经济方面的举措。

“老濞宫妆传父祖，至今遗民悲故主。”（苏轼《於潜女》）长期以来，扬州尊大王庙为财神庙，尊刘濞为财神，乃地方人士对刘濞发展经济措施的肯定，对于有能力富民治业者的崇敬与怀念，不宜仅仅看作是一种迷信。否则，扬州人为什么不供奉刘邦、刘启、刘备，而要供奉刘濞呢？

夫差和刘濞，两个吴王，在同一块土地上演绎出两段与扬州有着千丝万缕的故事，这到底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天的安排？只有站在风景如画的茱萸湾，你才能够感觉到这里面似乎充满了玄机，这玄机仿佛就隐藏在我们的脚下，隐藏在某个我们视而不见的角落，它迫使我们不得不低下头去思考……

杨广：只博雷塘数亩田

又一次步入雷塘，又一次走近隋炀帝陵。究竟已经多少次来这里，我记不清了，只是觉得近二十年这里的环境维修得比过去越来越好了。

雷塘，俗称皇墓墩。隋大业十四年（618年），皇帝杨广在扬州被宇文化及等叛臣逼死，先葬在吴公台下，至唐贞观五年（631年）被移墓至雷塘。传说，当初移葬杨广采用了帝王安葬仪式，但是下葬的时候，天色陡然变化，电闪雷鸣，棺柩被击，尸体也被掀出棺外，墓地击成水塘。连葬三次，连击三次，最后改用平民葬仪草草殓埋，还建了一座铁佛寺，借铁佛来镇压，方才安然无事。因为水塘是由雷击而成，故名雷塘；又因连击三次，所以有上雷塘、下雷塘和小新塘的名称。上述传说荒诞不经，当然与历史上有关雷陂的记载不符，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昔日雷塘附近确实曾有一座铁佛寺，但据《扬州府志》记载，这座寺建于唐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铁佛的铸造，则在宋太祖建隆年间，其时距杨广移葬已有三百多年。明朝以后，杨广陵墓渐被世人遗忘。直到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著名扬州学者阮元发现杨广陵墓，便向当地农民买泥土八千石，加在墓上，又栽松树一百五十株，并立陵碑。今存青石墓碑仍为阮元修陵所立，碑心刻有“隋炀帝陵”四个大字，右侧为“大清嘉庆十二年在籍前浙江巡抚阮元建石”，左侧为“扬州知府伊秉绶题”。陵园占地3万平方米，墓冢坐北朝南，黄土封顶。除石坊、陵门外，园内均为历史遗留文物。面对隋炀帝陵，我记起唐代诗人罗隐《炀帝陵》诗：

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

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

扬州是杨广的葬身之地，也是杨广的龙兴之地。杨广初莅扬州，是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文帝杨坚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和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统帅九十总管，分东、西两路，西路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据金陵上游；东路贺若弼出吴州（今江苏扬州）渡江据京口（今江苏镇江）。两路合兵力五十一万八千人，皆受晋王杨广节度，大举伐陈。杨广由六合渡江迫近金陵。开皇九年（589年）正月，攻下陈都，陈后主叔宝被俘，陈朝灭亡，晋王杨广北返。二百七十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至此又获得统一。

尽管已是开皇十年（590年），尽管陈朝早已灭亡，但是江南各地仍然举兵抗隋，尤其婺州（今浙江金华）的汪文进、越州（今浙江绍兴）的高智慧、苏州的沈玄侩等，自称天子，署置百官。其他地区也有多人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陈朝所属地区大抵皆反，他们大都是地方豪强武装。隋文帝杨坚调杨素统兵平服江南各地叛乱，另调并州（今山西太原）总管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与平叛统帅杨素血腥镇压不同，杨广更注重招抚。与前年灭陈之役所采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相同，剿抚并重，攻心为上，其功劳实不在杨素之下。

除因国家有大典、大事朝京师外，杨广几乎长驻江都（今江苏扬州），直到开皇二十年（600年）被立为皇太子后才离开，将近十年之久。杨广广泛收纳江南人士，大大缓和了南方的敌对情绪。他还是江南宗教的保护者，他与天台宗创始人智顗的交往，表现出极高的文化素养与政治手腕。正因为如此，杨广在兄弟中间声誉与日俱增，父皇母后对他特别钟爱。可以说，他的政治基业是在扬州创下的。

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杨坚驾崩，杨广继位，次年改年号为大业。他一上台就下令分三期修建水利工程——

第一期工程，始于大业元年（605年），是开凿通济渠。通济渠以洛阳为起点，引谷水和洛水入黄河，在荥阳和开封之间改造汴渠，然后在开封东向挖一条新渠，与汴渠分道，在盱眙（今属江苏）直入淮河。经淮河，在山阳（今江苏淮安），通济渠与春秋吴王夫差所挖的邗沟相连。邗沟因年久多有淤塞，而加以疏浚。通济渠连通邗沟，直达江都，形成了大运河的南段，全长一千一百公里。

第二期工程，始于大业四年（608年），是开凿永济渠。永济渠也是以洛阳为起点，在疏浚三国魏所筑的旧渠的基础上，加上利用部分天然河道，南引沁水入黄河，北向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第三期工程，始于大业六年（610年），是开凿江南河。江南河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构成了大运河，全长二千五百公里。大运河的三大段，各有其开凿的具体目的——

通济渠加邗沟，能将洛阳与扬州联为一气，便于杨广下扬州。扬州是当年天下最繁华的所在，是杨广魂牵梦萦的地方。所以，这一段造得特别豪华，特别壮观。据《大业杂记》记载：“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之江都，离宫四十余所。”除了杨广的个人向往之外，还有在政治上控制南方、在经济上依靠南方的政府行为。

永济渠，是为了征高丽。据《隋书·阎毗传》记载：“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漕运。”

江南河，应当说是通济渠的延长，其流经的太湖流域，以及末端的杭嘉湖平原，乃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由此可以更深入地通向富庶的江南，使江南的财富和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向洛阳。当然，大运河也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使长江中下游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包括商业的开发、手工业的开发和城市的开发。

对大运河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往往贬者过于贬，褒者过于褒，较为客观且能调和的说法，当推唐代的皮日休和明代的于慎行。

前者《汴河怀古》（其二）诗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论禹功不较多。

后者在《谷山笔尘》中说：杨广“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

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不管杨广开凿大运河的初衷是不是为了他自己，但是除了导致人民受苦受难以外，这件事还是功大于过的，它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在此之前，历朝历代已经做了足够的铺垫：春秋战国时期开挖的邗沟和鸿沟就不去说了；汉代开挖的蒗荡渠和汴渠也不去说了；即使在魏晋南北朝那样大分裂时期，各方诸侯在忙于整武修文的同时也从来不曾停止过地方运河网络的建设。它们似乎都在等待，等待一个大一统的强大王朝，等待一个富于眼界和气魄的强有力的帝王把它们沟通起来，成为纵贯南北各大水系的大动脉。北魏孝文帝元宏在历史上可谓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当年他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后就曾雄心勃勃地表示：“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魏书·成淹传》）可以说，“移都伊洛”和“通运四方”的战略构想早在杨广一百多年前即已产生，只不过元宏当时还不具备开凿大运河的条件，特别是南北统一这一大前提，便只能把这盖世功业让给杨广了。可以说，如果杨广不开凿大运河，迟早也会有人去干的。

杨广在位也就是十四年的时间，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其他方面不谈，单就大运河这一项工程，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充分肯定杨广的历史功绩。如果我们大胆地设想一下，没有大运河，或许唐太宗李世民也会去开凿的。所以，贞观之治的功绩里面，是不是有一点大运河的因素呢？

诚然，杨广虽曾不惜靡费，造作龙舟，编制羽仪，制作礼乐，南国采风，抚慰南人，其实质是以文化联络来巩固政治统一，具有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他第二次巡行江都时，将江都的行政地位提高一级。大业六年（610年）六月，“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隋书·帝纪第三》）。这使江都具有陪都的地位，成为隋在南方统治的政治中心。应该说，没有杨广，就没有大运河，而没有大运河，就没有扬州垂诸史册的光荣与梦想，扬州梦更是无从做起。杨广之于扬州，可谓哥伦布之于美洲。杨广成就了扬州，缔造了一个辉炳历史天空的城市传奇。

简而言之，大业元年（605年）八月，杨广第一次南巡来扬州住了半年多，主要是为了安抚江南搞“统战”的，顺便也炫耀一下大隋功业。大业六年（610年）三月，杨广第二次南巡来住了一年多，主要是为了让外国使臣看看锦绣江南，抚慰南方少数民族，同时准备讨伐不老实的高句丽。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杨广第三次下扬州是来逃命的，也是送命的。大业十四年（618年），杨广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等叛臣杀害。

王朝代谢，人世沧桑，这些都是过眼烟云，只有大运河是不可磨灭的。就像《尼罗河》的作者埃米尔·路德维希说尼罗河那样：“朝代来了，使用了它，又过去了。但是河，那土地之父却留了下来。”大运河留给世人只是一段人文的沉积、一种文化的遗存，或是一种情感的归宿，但已成为历史了。大运河已成了中华大地上永远的风景，也成了历代文人墨客笔下永远的意象。当我们在歌颂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古代劳动人民时，当然也不能抹杀当时以极大魄力发动这一伟大工程的具有高瞻远瞩战略眼光的决策人杨广的功劳。

杨广，我不赞同唐高祖李渊给你盖棺定论谥为“炀”。按照《谥法》，“炀”是个很坏很臭的谥号，本来是你最早发现，加之于亡国昏君陈后主陈叔宝的。我们知道，“好内远礼，去礼远众”是昏，“逆天虐民”是暴。所谓“好内”，即好色，显然是荒淫之主，加给陈叔宝那样贪图女色，唯知嬉戏，毫无建树的亡国之君，可谓恰如其分。但唐高祖李渊却不问青红皂白，鹦鹉学舌，借过来反扣到你头上，有失偏颇。所以，我只好直呼你的名讳了！杨广，你是何等热爱扬州，难道真是“人生只合扬州死”（张祜《纵游淮南》），广陵注定要成为你杨广之陵？杨广，你成就了扬州，扬州也成就了你，最终还收容了你，你就枕河而眠吧！

（原载2014年第6期《江河文学》，题为《大运河开拓者》，其中《夫差：遗利江淮合荐祠》曾在2016年9月1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题为《遗利江淮忆夫差》；《杨广：只博雷塘数亩田》曾在2013年第11期《华夏散文》发表，题为《雷塘的思考》）

钩沉古瓜洲

有朋自远方来，我去镇江迎迓。回扬州时，我们没有经过润扬大桥，而是乘船过江，回望瓜洲古渡。

瓜洲位于扬子江与大运河交汇处，是大运河入长江的重要通道之一，为“南北扼要之地”，“瓜洲虽弹丸，然瞰京口，接建康，际沧海，襟大江，实七省咽喉，全扬保障也。且每岁漕舟数百万，浮江而至，百州贸易迁徙之人，往返络绎，必停于是”（嘉庆《瓜洲志》），以致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帆樯林立，笙歌达旦。

瓜洲之形成最早是在汉代，在江中涨有沙碛，形如瓜，故曰瓜洲，与镇江隔江而望。另据《名胜志》记载：“瓜洲昔为瓜洲村，扬子江之沙碛也，或称瓜埠洲，亦称瓜洲步，沙渐长，连接扬州郡城，自开元后遂为南北襟喉之处，及唐末渐有城垒，宋乾道四年（1168年）始筑城，号簸箕城。”后来的瓜洲城是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为防御倭寇而筑的。清康熙末年（1722年），由于长江中在仪征、瓜洲之间涨出了北新洲，致使长江江流北移，镇江、扬州段长江开始出现南岸淤涨、北岸坍塌的情形，南岸的镇江附近涨出大片江滩、沙洲，北岸的瓜洲则成为顶冲点，江岸开始不断坍塌，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瓜洲全城最终全部坍入江中，昔日的繁华街市，连同众多的名园佳景，一同付诸江流。民国初年，兴建新镇，即今瓜洲。

的士七扭八拐，终于找到了在清代吴氏盐商锦春园遗址上建起的瓜洲古渡公园。进入到大门看到的是一林荫道，道旁一面诗墙，镌刻了历代诗人行吟扬州的诗词。这里几乎没有游人，走在石板路上，听到的只有自己的足音和鸟鸣，路边荒草及膝，不知哪年建设的宾馆坐落在运河边，破落不堪，空无一人。转过山脚，一方近3米高的古碑伫立在小山坡上，碑上刻有“瓜洲古渡”四个大字，字迹古朴苍劲，没有落款，不知何人所书。四周古树森森，荒草萋萋。碑前有座牌坊立在江岸，柱上有副楹联：

浊浪排空势吞吴楚

渡头纵目气贯江淮

横额上“含江口”三个字虽有些模糊，但仍依稀可辨。

顺着台级爬上观潮亭，向南远望，长江滚滚东流去，烟波浩瀚，不时传来扬子江中轮船的汽笛声，下边的运河边几艘轮船懒散地躺在河岸边，不见往日的繁忙兴盛。独坐渡口，任凭初夏的微风轻拂浮躁的思绪……迷颩没腾地，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历代诗人联翩而至——

张若虚来了。他是唐初扬州籍诗人。那宽阔的江面，那皎洁的月光，引发了诗人对人生哲理的思索，于是便有了“孤篇盖全唐”之誉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正是这样的意境，这样的感叹，使他的诗歌突发异彩，获得了不朽的艺术生命。在《春江花月夜》诗里，我们隐约地看到了“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的瓜洲。骆宾王来了。他是受徐敬业之邀而来的。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卒，中宗即位。次年，改元嗣圣，武瞾以太后临朝称制，不久即废中宗，虽立豫王李旦为睿宗，但是自己掌握全部权力。也就是嗣圣元年（684年），徐敬业因事被贬为柳州司马，赴任时途经扬州，便和同被贬官南方的唐之奇、杜求仁、徐敬猷以及前盩厔（今陕西周至）尉魏思温、奉使到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等人策划起兵反对武瞾。骆宾王代徐敬业作《讨武曌檄》：“……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檄文气吞山河。武瞾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便问左右：“这是谁写的？”左右回答：“是骆宾王。”武瞾扼腕感叹：“失此人才，宰相之过。”正因这篇檄文，他们短时间内召集了十万军队。这一年十一月，徐敬业兵败被杀。关于骆宾王的下落，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旧唐书·骆宾王传》和《资治通鉴》说他与徐敬业同时被杀；郄云卿《骆宾王文集序》和《新唐书·骆宾王传》都说兵败逃亡；张鷟《朝野金载》却说“宾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不过，检阅《骆宾王集》，我们发现其中《渡瓜步江》可以说明并未投江而死，而是渡江而逃：

捧檄辞幽径，鸣榔下贵洲。

惊涛疑跃马，积气似连牛。

月迥寒沙净，风急夜江秋。

不学浮云影，他乡空滞留。

李白来了。他曾多次经过瓜洲，畅游扬州。有史记载的就有三次：第一次是开元十四年（726年），第二次是天宝四年（745年），第三次是天宝十三年（754年）。李白从没有看到过如此繁华热闹的城市，每次都要逗留时间很长，乐不思蜀，成天与年轻人“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边。天边看绿水，海上见青山”。（《广陵赠别》）后来他回忆说：“襄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这固然是他豪爽仁侠，也说明扬州是一座消费城市。他在扬州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有首《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诗：

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

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

两桥对双阁，芳树有行列。

爱此如甘棠，谁云敢攀折。

吴关倚此固，天险自兹设。

海水落斗门，潮平见沙汭。

我行送季父，弭棹徒流悦。

杨花满江来，疑是龙山雪。

惜此林下兴，怆为山阳别。

瞻望清路尘，归来空寂蔑。

“齐公”是指齐浣。据《旧唐书·齐浣传》记载：“（开元）二十五年，迁润州刺史，充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润州北界隔吴江，至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之所漂损。浣乃移其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灾，岁减脚钱数十万。又立伊娄埭，官收其课，迄今利济焉。”李白热烈颂扬齐浣开凿伊娄河之功，反映了伊娄河对于唐王朝乃至后代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白居易来了。宝历元年（825年），白居易除苏州刺史，第二年秋以久患眼疾，免去郡事，回京述职。他写下了《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此词表达的是来自北国深闺的怨妇叹息声。上阕从眼前所见汴水写起，目送远波汇入泗水，想象这流水将流到瓜洲渡和长江汇合，再想到吴中（江南）的山也面带愁容，实则深切怀念远在江南的情人，希望情人能从吴地归来，过瓜洲古渡，溯流北上与自己相会。下阕直接抒写情怀，因所思之人没有回来，只得在这月明之夜，独倚高楼。瓜洲古渡的那片归帆，则成为那个时代女性心中无与伦比的惊喜。作者展开富有浪漫诗情的想象力，抒发悠悠不尽的“思”和“恨”，思考关于功名利禄与爱情的尴尬与无奈。

刘禹锡来了。他罢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赶回洛阳述职，途径瓜洲遇见了白居易。他们是互相倾慕的诗人，过去且在长安就相识，但是接触不多，现在邂逅，喜出望外。白居易在筵席上给他写了一首《醉题刘二十八使君》诗。刘禹锡也挥毫写下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白居易的赠诗中有“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样两句，意思是说同辈的人都升迁了，只有你在荒凉的地方寂寞地虚度了年华，颇为刘禹锡抱不平。而刘禹锡在酬诗中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以沉舟、病树比喻自己，固然感到惆怅，却又相当之达观。沉舟侧畔，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他从白诗中翻出这二句，反而劝慰白居易不必为他的寂寞、蹉跎而忧伤，对世事的变迁和仕宦的升沉，表现出豁达的襟怀。这两句诗意又和白诗“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相呼应，但其思想境界要比白诗高，意义也深刻得多了。

张祜来了。行至金陵津渡，他却停滞不前，写下了旅途的愁思和向往：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

（《题金陵渡》）

张祜为什么遥望瓜洲而不过江呢？传说，是因为白居易在扬州游玩。张祜瞧不起白居易，不想与其邂逅。相传，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张祜曾和徐凝去拜谒这位文坛领袖。白居易出题让他们进行了一场诗文竞赛。诗文写出来后，徐凝都自认远不如张祜，而白居易偏偏认定徐凝第一，却对张祜诗文横挑鼻子竖挑眼。原来是白居易发现张祜的才气远远地超过了自己，完全是出于嫉妒而有意贬损张祜。张祜少不更事，当场进行了辩驳。白居易无言以对。张祜“行歌而迈”，徐凝“亦鼓枻而归”（李昉《太平广记》）。不久，白居易进京任职，位居高官，张祜就更无出头之日了。白居易很清楚：在以官显贵的社会里，只要张祜进不了官场，名声就大不到哪里去，也就夺不去自己文坛霸主的地位。此后，张祜、徐凝“终身偃抑，不随乡试矣”（同上）。由此可见，徐凝亦非市侩小人。张祜终身布衣，浪迹天涯，晚年隐居于丹阳。杜牧获知张祜的遭遇后，对于白居易颇为不敬地微言了：“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登九峰楼寄张祜》）。白居易走后，张祜才来瓜洲，留下了一首《瓜洲闻晓角》：

寒耿稀星照碧霄，月楼吹角夜江遥。

五更人起烟霜静，一曲残声遍落潮。

高蟾来了。他“性倜傥离群，稍尚气节。人与千金无故，即身死亦不受。”（《唐才子传》）累举不第，历时十年，曾怨而作诗道：“曾和秋雨驱愁入，却向春风领恨回。”（《下第出春明门》）他从河朔来，漂泊瓜洲，写了一首《瓜洲夜泊》：

偶为芳草无情客，况是青山有事身。

一夕瓜洲渡头宿，天风吹尽广陵尘。

李煜来了。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十一月，宋军攻入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国亡，李煜被俘押赴汴京（今河南开封）。行至瓜洲，李煜遥望石城，潸然泪下，写下了《渡中江望石城泣下》：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后因作感怀故国的《虞美人》词而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李煜虽不懂政治，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尤以词作成就最高。李煜在政治上失败了，然而正是亡国之恨成就了他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沈雄《古今词话》）的地位。

王安石来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当宰相后，决心改革，推行新法，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坚决反对，没几年就被罢了官。熙宁九年（1076年）春天，王安石再度被招为相，进京路过瓜洲古渡，想起两年前自己推行变法失败，被迫辞官赋闲于南京钟山，而今朝廷再次任命自己为相，推行第二次变法，政治前途难卜，百感交集，写下了《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写完后，王安石觉得“春风又到江南岸”的“到”字太死，看不出春风一到江南是什么景象，缺乏诗意，想了一会，就提笔把“到”字圈去，改为“过”字。后来细想一下，又觉得“过”字不妥。“过”字虽比“到”字生动一些，写出了春风的一掠而过的动态，但要用来表达自己想回金陵的急切之情，仍嫌不足。于是又圈去“过”字，改为“入”字、“满”字。这样改了十多次，王安石仍未找到自己最满意的字。他觉得有些头疼，就走出船舱，观赏风景，让脑子休息一下。王安石走到船头上，眺望江南，春风拂过，青草摇舞，麦浪起伏，更显得生机勃勃，景色如画。他觉得精神一爽，忽见春草碧绿，这个“绿”字，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字吗？一个“绿”字把整个江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动人景象表达出来了。想到这里，王安石好不高兴，连忙奔进船舱，另外取出一张纸，把原诗中“春风又到江南岸”一句，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

苏轼来了。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出任扬州太守，得闲时喜与三五知己来瓜洲小雅，或写诗，或填词。苏轼与金山寺佛印禅师是好朋友。一天，他瓜洲写了一首五言诗：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表面上是赞颂菩萨，其实是自喻，意谓自己不为八风所动。文朋诗友看后无不叫好。苏轼遂遣了家仆过江送给佛印禅师。佛印禅师看了，却在上面写了一个“屁”字回送苏轼。苏轼看了，顿时怒不可遏，亲自到金山寺找佛印禅师理论，只见寺门上贴了一副对联：

八风吹不动

一屁打过江

结果，苏轼气冲冲地上金山，气怦怦地回瓜洲。为何？原来苏轼恍然大悟：佛印语言虽脏，却击中自己要害。我自诩“八风吹不动”，实际上一风就动摇了，过不了赞、讽、谤、名、利、衰、苦、乐八关。

陆游来了。陆游一生曾多次到过扬州瓜洲。建炎元年（1127年），陆游的父亲陆宰携全家从东京南归，由寿春入淮水通过运河回家乡山阴，中间经过瓜洲古渡，那时陆游才三岁，不会留下什么印象。此后陆游没有到扬州来过。但不能因此说陆游和瓜洲没有关系，从种种事实来看，陆游对扬州一直是关心的。他有一首《送七兄赴扬州帅幕》：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洲。

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

岂知今日淮南路，乱絮飞花送客舟。

七兄是陆游的仲兄陆濬，排行第七，诗写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前一年金主完颜亮率四路军南下，欲渡长江，因在采石渡江失败，次年转向瓜洲渡江。这时金朝内部发生变故，完颜亮被废，接着在瓜洲被部下所杀，金兵退出扬州，宋淮南东路制置使成闵方能过江赴任，陆濬也是来扬州成闵幕中任职的。这首送别诗写于战乱之后，充满对扬州和淮南人民的关切，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隆兴二年（1164年），陆游任镇江通判，这一年他经常巡视大江，眺望瓜洲。镇江焦山石壁上，至今仍完好保存着陆游题句石刻：“置酒上方，望风樯战舰，慨然尽醉。”可见当时的江上形势和陆游的心情。淳熙十三年（1186年），六十二岁的陆游写有《书愤》一诗，有句云：“楼船夜雪瓜洲渡”，这是他铭刻在心不可磨灭的印象。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陆游由山阴赴夔州通判任，写有《入蜀记》记行旅见闻。其记过瓜洲情形说：“（六月二十八日）午间，过瓜洲，江平如镜。舟中望金山，楼观重复，尤为巨丽。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气澄爽。南望京口月观、甘露寺、水府庙，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横决，放舟稍西，乃能达，故渡者皆迟回久之。”这不仅记下了当时瓜洲的美丽景色，也为我们提供了瓜洲地理的历史变迁的资料。

杨万里来了。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他在秘书监任为接伴使（负责接待和陪伴金朝派往南宋的使臣），曾路过扬州。这时已是金主完颜亮大举攻宋、被部下杀死于瓜洲的二十八九年后，他经过当年的战场，不禁感慨万端，留下了《过瓜洲镇》：

夜愁风浪不成眠，晓渡清平却晏然。

数棒金征到江步，一樯霜日上淮船。

佛狸马死无遗骨，阿亮台倾只野田。

南北休兵三十载，桑畴麦垄正连天。

诗中谈到完颜亮的死，谈到战争的痕迹已无处可寻，还谈到休兵后桑麦连天的田野风光，看上去好像杨万里在歌颂“和议”后的“太平景象”，言外之意：南宋朝廷在“隆兴和议”后满足偏安一隅，忘记了收复国土，早把人民的希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文天祥来了。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年），元兵长驱东下，他在家乡起兵抗元。次年，临安（今浙江杭州）被围，他奉命往敌营议和，因坚决抗争而被拘，后在渔人的帮助下弄条小船逃离瓜洲，写下了《渡瓜洲》二首：

跨江半壁阅千帆，虎在深山龙在潭。

当日本为南制北，如今翻被北持南。

眼前风景异山河，无奈诸君笑语何。

坐上有人正愁绝，胡儿便道是偻㑩。

此后，文天祥转战于赣、闽、岭等地，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就义于大都（今北京）。

李好古来了。这位南宋词人生平不详，自署乡贡免解进士。据清吟阁本《阳春白雪》记载：“好古字仲敏，原籍下郢（今陕西渭南县东北），可备一说。”他大约活动于南宋中后期。少年有大志，但无法获得报国的机会，大约三十岁时尚未求到功名，于是乘船千里，到扬州一带游览。李好古船过扬州，想起自己当年也曾以英雄自许，却无实现的可能，连想为朝廷献计献策也难以办到，只是徒生感慨：

瓜洲渡口，恰恰城如斗。乱絮飞钱迎马首，也学玉关榆柳。

面前直控金山，极知形胜东南。更愿诸公著意，休教忘了中原。

（《清平乐·瓜洲渡口》）

李好古故意把瓜洲比作玉门关，暗讽南宋朝廷依恃长江险阻，偏安江南，忘了中原。

萨都剌来了。元泰定四年（1327年），萨都剌进士及第，被任命为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上任途中经过瓜洲，拜会了当地一位名叫成居竹的隐士，诗酒流连，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过江后书寄成居竹》诗云：

扬州酒力四十里，睡到瓜洲始渡江。

忽被江风吹酒醒，海门飞雁不成行。

郑成功来了。其父郑芝龙原为海盗，后欲降清，郑成功力谏不从，便与父亲分道扬镳，勒兵抗清。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也就是清顺治十五年，郑成功结集了雄厚兵力，计有陆军十七万，水军五万，马军五千，还有铁人八千。铁人是军人周身披挂铁甲，甲上用朱、绿两色绘画出各种图形，行军时，位于最前列，以表示武勇。二十多万大军，使用了八千只巨舰，离开澎湖，北向进入长江，一路上无人敢阻，浩浩荡荡，一直驶抵焦山。郑成功与众将计议，要攻取金陵，必须先夺取瓜洲这一重要隘口。于是派遣大将马信、余新二人，先攻占了瓜洲邻近的谈家洲，作为据点。指派张煌言、罗蕴章进据瓜洲上游，攻打清兵据守的木城。又要张亮率领一批善于潜水的士兵，深入水底，斩断滚江龙，以便船只驶靠北岸。其中，清朝委派防守瓜洲的是操江御史朱衣祚、城守左云龙。防守力量薄弱，仅有一万人。刚交兵锋，张亮已率众斩断滚江龙，水军全部登陆。在震天的金鼓声中，郑成功的部属韩英直扑瓜洲，拼死夺门。朱衣祚见郑军声势浩大，无力支撑，仓皇逃走。城守左云龙阵亡。守木城的清兵见主力被挫败，也同时溃散。清朝视为重要港口的瓜洲，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被郑成功攻陷。郑成功有《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陵》诗云：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誓吞吴。

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信朱！

郑成功争夺瓜洲，其目的是为了扫清上驶南京的水行道路，所以在占领瓜洲以后，并没有乘船北上，向扬州进兵，只派了刘猷镇守，主要兵力仍然撤回焦山，继续向南京进发。然而大势已去的南明，决定了郑成功惨遭兵败。郑成功不复卷土重来，只得率残部回到厦门，以其余力收复台湾。

乾隆来了。他几乎每次南巡都驻跸瓜洲锦春园，屡有颁赏题赐：乾隆十二年（1747年）第一次南巡，亲赐园名并御题“锦春园”匾。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第二次南巡，御题“竹净松蕤”匾。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第三次南巡，御制《三月晦日锦春园即景》诗并御书以赐。乾隆三十年（1765年）第四次南巡回銮时御制《过瓜洲镇》诗。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1784年）南巡，途经瓜洲驻跸锦春园，御制《过瓜洲》和《自瓜洲放舟至金山》两首诗，又御书“镜水云岑标道趣，轻荑嫩葫绘春光”、“镜里林花舒艳裔，云边楼阁隐神仙”二联，御赐《兰亭墨榻》一卷。

魏源来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春，魏源畅游冀、豫、陕、川四省之后，顺长江东下，前往父亲魏邦鲁在江苏的任所，途经瓜洲，面对寥廓江天、隔岸河山，留下了《瓜洲归棹》二首绝唱：

去年风雪走燕关，今岁春明又报还。

见即有情横岸树，远来相迓隔江山。

涛吞北岸天无限。沙涨东头地有湾。

最是纤纤新月出，似知行客唱刀环。

霁色阴如欲晓天。乱峰青到酒樽前。

冰消淮水知家近，春入吴舠在客先。

柳岸倒翻千浪雨，鹭帆冲破一江烟。

船娃不识离人恨，但唱桃花锦浪篇。

不久，魏源又奉父命回邵阳接母亲及妻室过瓜洲，举家移居扬州，时而游山玩水，时而著书立说，时而经商，时而从政……一生目睹了近代中国的剧烈变革，而且参与其中，为救国救民而倾注了满腔热忱。鸦片战争爆发，魏源立即渡过瓜洲，赶赴浙江前线，直接参与抗敌。但是后来，林则徐被清廷撤职，充军新疆，魏源闻讯立即赶到镇江为林则徐送行。林则徐将他搜集的关于西方历史地理交给魏源，要他完成未竟的事业。魏源根据这些材料，加上自己后来收集的，编成《海国图志》。这部书在当时是唯一一部系统讲述西方历史地理的著作。它在国内开创了介绍西方先进文明的先河，旨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原叙》），影响了一大批想了解西方的中国人。

……

历史是一条长河，从来没有中断的那一刻。瓜洲是最能触动文人那根敏感的神经的。瓜洲几乎是历代文人游历的文化圣地，留下了大量赋吟瓜洲的诗篇。瓜洲古渡故有“诗洲”、“诗渡”之称。可以说，扬州因瓜洲而融入江南！

人到扬州老，船到瓜洲小。走近瓜洲，触摸历史沧桑，体味文化百态，我们不能忽略她的风花雪月——

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北京城南的教坊司名妓杜媺杜十娘爱上南京布政使大公子李甲，毅然决然托付终身。李甲在朋友柳遇春帮助下娶了杜媺。杜媺本想告别京城的风尘，沿着运河南下，进入一段全新的人生岁月，然而行至瓜洲，一条大江却成了她无法跨越的天堑。富贾孙富夜饮归舟，听到杜媺的歌声，心动不已。天亮以后，孙富从窗口向内视其容貌，更觉心旌摇荡，借故接近李甲，饮醇酒谈美女，渐渐扯到杜媺身上。李甲告知因父母反对娶妓而不敢回家，孙富叹道：“尊父位高，怎容你娶妓为妻！如此一来，岂不落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臭名？！”李甲进退两难，终于变心，遂把杜媺卖给了孙富。杜媺闻知，怒沉百宝箱，然后纵身跃入滚滚波涛之中（参见冯梦龙《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如今，矗立江边的那座“沉箱亭”铭记着那段悲情。

据余怀《板桥杂记》记载：“瓜洲萧伯梁，豪华任侠，倾财结客，好游狭斜，久住曲中，投辖轰饮，俾昼作夜，多拥名姬，簪花击鼓为乐。钱虞山诗所云‘天公要断烟花种，醉杀瓜洲萧伯梁’者是也。”我看凡夫俗子只有艳羡的份儿，因为风流场上的常客必须是有钱有权有闲之人。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到现代，瓜洲古渡先被汽渡取代，继而润扬长江大桥飞架“京口瓜洲一水间”，不复再见帆影，不复再闻欸乃，古渡最后一丝风韵也已褪去。“渡船”已为生僻词汇。徘徊在瓜洲古渡，眼望三两渔火，耳闻八九鸣榔，我却感到无端的寂寞，情不自禁地沉吟起宋代张缉那首《月上瓜洲·南徐多景楼作》：

江头又见新秋，几多愁。

塞草连天何处是神州。

英雄恨，古今泪，水东流。

唯有渔竿明月上瓜洲。

（原载2014年第2期《江苏地方志》）

风雅小秦淮

小秦淮河穿城而过，宛如一条玉带，串起了扬州人文历史、风土人情。我又花了半天时间，在她身畔游走了一个来回。

据王振世《扬州览胜录》记载：“自小东门至东水关一带所谓小秦淮者，昔为繁华胜地，歌楼舞榭，栉比鳞次；名士名妓，风流韵事，盛极一时。”李斗《扬州画舫录》亦有记载：“小秦淮妓馆常买棹湖上，妆掠与堂客船异。大抵梳头多双飞燕、到枕松之属。衣服不着长衫，夏多子儿纱，春秋多短衣，如翡翠织绒之属；冬多貂覆额、苏州勒子之属。船首无侍者，船尾仅一二仆妇。游人见之，或隔船作吴语，或就船拂须握手；倚栏索酒，倾卮无遗滴。甚至湖上市会日，妓舟齐出，罗帏翠幕，稠叠围绕。韦友山诗云：‘佳话湖山要美人’，谓此。”清代诗人韩日华在其《扬州画舫词》中赞道：

杏园西望景偏佳，云影波光净若揩。

春色满城留不住，落花飘出小秦淮。

在韩日华心目中，小秦淮是那样的优美纯净，犹如远离红尘的桃源仙境。由此可见，古代文人并不以冶游为不齿，而视为风流雅趣。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风采，还是文采，这里的妓女并不输给南京的“秦淮八艳”。譬如一个名叫苏殷的妓女自画兰竹帐额，自题绝句：

袅袅湘筠馥馥兰，画眉笔是返魂丹。

旁人慢拟图花谱，自写飘蓬与自看。

又如妓女梁桂林喜欢对客吟诗，仅凭《看菊》“纵数篱落添佳色，过尽春时不算花”诗句，便可流芳百世。时过境迁，小秦淮不再是销金窟，但是犹如半老徐娘，依然丰姿绰约，风情万种。

小秦淮长不过四里，竟有十座桥跨越其上，颇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意蕴。第一座是北水关桥，原为砖拱的水关，20世纪80年代改建为桥，设有汉白玉栏杆。桥北就是北城河，从桥南隔洞相望，隐约可见杨柳掩映的冶春茶社。

从北水关桥向南而行可达大东门桥，站在桥头西望可见建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四望亭，桥东则是彩衣街。彩衣街在清代是一条专卖女子服装和布料的商业街，长不过500米，一眼便可以望到头。可以想象，当年这条麻石铺就的街上美女如云，袅袅而行，步步沉香。

乾隆年间（1736—1795年），文学家沈复落魄之时曾携情侣芸娘寄居大东门桥卖画维生。据沈复《浮生六记》记载：“赁屋于邗江先春门外，隔河两椽。”“屋仅两椽，上下卧房，厨灶客座皆精绝，而绰然有余。”所谓先春门即大东门。沈复与芸娘当年住在小秦淮河畔，生活清贫，但是相亲相爱，自得其乐，在平淡中凝练出乐趣，在苦难中寻觅诗情画意的生活，因此沈复在《浮生六记》留下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感人肺腑，至今令人为之动容。

漫步在小秦淮，我总寻寻觅觅，总想找到盐商亢氏兴衰的蛛丝马迹。明末清初，小秦淮来了一个业盐的“亢百万”，“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士人呼为百房间”（李斗《扬州画舫录》）。亢氏来自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据《清稗类钞》记载：“亢氏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马国翰《竹如意》亦云：“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数千，人以‘百万’呼之，恃富骄悖，好为狂言。时晋省大旱，郡县祈祷，人心惶惶。亢独施施然，对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到康熙时，亢氏已成为两淮盐商中富可敌国者；到乾隆时，皇帝终于忍无可忍地发话了：“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许指严《象齿焚身录》）亢氏从明末到这时已传五代，这时亢家的主人即亢其宗。据《虞初广志》记载，乾隆为弥补征战和大兴土木带来的国库亏空，竟然故意任命亢其宗为负责河工、盐务的官员。亢其宗上任之后才发现前任留下了巨大的亏空，但也无可奈何。不久，乾隆下旨“籍没其家”。从此，亢家一蹶不振，空留一段繁华旧梦。

过务本桥，拾级而上，便到百年老校——北柳巷小学，旧为正谊书院，校园内有明正德间丞相董仲舒的董子祠。据《汉书》记载，在江都为王的刘非称易王，骄横跋扈，并有非分之想。董仲舒在江都为相，坚持礼谊匡正，正心正己，威重自己，受到刘非敬重。刘非曾要他像管仲辅佐齐桓公那样，辅佐自己谋取霸业。他从“大一统”的全局出发，规劝易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暗示易王不可称霸。刘非听后，放弃了争夺皇权的野心，取得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功大利。董仲舒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关心农业生产，实行种植制度改革，帮助农民致富。据《广陵区志》记载，他见这一带气候温暖湿润，建议农民每年只种一熟改为二熟，粮食果然增产，江都经济逐渐繁荣，百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一时江都上下，人心向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此外，他在江都首开尊师重教之风。扬州后来建正谊书院、董子仪学都与此有关。扬州人贾而好儒，也都与“知尚董子”（杨士奇《董子祠记》）和“正谊明道”（即“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的熏陶分不开。乾隆年间（1736—1795年），扬州盐商取《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之义在北柳巷建务本堂，作为办公议事之所，堂侧为务本巷，巷西为务本桥，因堂而名。堂已湮没。

出董子祠，回务本桥，继续沿河南行，很快就到三元路了。该桥已成扬州城区的通衢大道，整天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过桥东行数步，便可看到20世纪20年代由美籍传教士毕尔士创建的基督教堂。

从三元路桥沿河向南便是萃园桥。萃园桥建于20世纪30年代，因为邻近萃园，故名。萃园桥西是老城区人最钟情的萃园桥农贸市场。这里的盆菜（即杂烩）至今仍然很有名气，可以买回家吃，顾客颇多。桥旁一户人家养了几十羽鸽子，成天咕咕，充满了市井气息。

萃园桥南不远便是小虹桥。小虹桥真是漂亮，俨然美眉的小蛮腰。由桥向东南方向拾级而上通南柳巷，向西北上斜坡分两岔道，一通旧城五巷，一通萃园桥农贸市场。

过小虹桥，东行，穿过益人巷就到教场了。教场，顾名思义当是演兵操练或比武的场所，但到乾隆年间，已经成为市肆集中之地。明代扬州设有卫所，清在扬州建扬州营，今教场南有辕门桥，北有古旗亭，东有东营，西有西营，这些都是兵营在地名上留下的遗迹，也是教场确为当年演兵操练或比武的场所的实证。据《扬州营志》记载，扬州营营盘占地一百零八亩，北界贤良街（今萃园路），南界新盛街，东界永胜街，西界南柳巷，分中、左二军和前后、左右四哨，统马、步、守兵一千名，置统兵游击官一员，参军、守备各一员，千总四员，把总四员。康熙四年（1665年）分兵驻防高邮，继而分兵驻防宝应，驻扬兵额减少，教场四周的土地被官民逐渐侵占，最初仅是搭建一些草棚，过后又造起了瓦屋，形成兵民杂处的状况。营地北面的新圈门虽有通往运司的路，但长期堵闭，以至车骑不通。后因康熙南巡，徽商汪简臣捐修教场街道，打通了南北通道，军营就此被一分为二，隔为东营、西营。乾隆二年（1737年），徽商汪承炳又捐资修缮了东西通道，教场的东西南北皆被打通，民房的搭建也日渐加剧。教场的演武厅前也只能走走马了。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教场只好迁至西门外的蜀冈之下，空地租给商人。从此，教场成为扬州主要的商业场所，名字仍旧沿用。据邗上蒙人《风月梦》记载，陆书一到扬州就想纳妾，“带着跟来的小厮小喜子到校场闲玩。看来几处戏法、洋画、西洋景，又听了一段淮书，又听了那些男扮女装花戳扭扭捏捏唱了几个小曲”。浦琳《皮五辣子》说皮五辣子到城隍庙收地租，除了木偶戏，那城隍庙还有“唱淮书的，买狗皮膏药的，唱道情的，敲小盘子唱小调的；那边是推拉西洋景的，滚灯的，唱北方打鼓的，玩隔壁戏的——江湖上五花八门的玩意儿应有尽有”。晚清“桃潭旧主”汪有泰《扬州竹枝词》中有一首词云：

校场四面茶坊启，把戏淮书杂色多。

更有下茶诸小吃，提篮叫卖似穿梭。

严廷中也曾“调寄望江南”，写过一组《扬州好词》，其中一首词云：

扬州好，午倦教场行。

三尺布棚谈命理，四周洋镜觑春情。

笼鸟赛新声。

以上诗文记载差不多是晚清扬州校场的写照。

到了民国，教场风光依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传说，柳村书社聘约了评话大师康国华做“年档”。教场其他五家书场则分别约定说《水浒》的王少堂、说《西游》的戴善章、说《八窍珠》的朱德春、说《绿牡丹》的朗照明、说《施公案》的樊紫章。教场同时集中这么多的名家竞技献艺，非常罕见。海报上墙立即吸引了城里城外、四乡八镇的听客，纷纷前来一饱耳福。每家书场天天客满，门庭若市。当时听众把这五位艺人比作“五虎”，而这次盛会被人戏称“五虎大战康国华”。尽管当时战乱频繁，教场热闹非凡。有吴索园《扬州竹枝词》诗为证：

比户茶寮认市招，昼长人语自喧嚣。

夕阳未下朝曦上，顾客多于早晚潮。

教场商业区是“蚕食”营盘逐渐形成的，所以它不可能是专业的经营之地，只能是各行各业的集中之所，也就因为芜杂，形成了特色。教场的店面以茶楼、酒肆为最多，茶客中的大多数并非为品茗遣兴或果腹充饥而来，而是另有主题，宾朋酬酢、江湖盘道、买田卖地、典房租屋、说事打合、提亲说媒、排难解纷，生意人买卖成交、交流行情，手艺人拜师学艺，读书人谈诗论文，办案的侦事缉凶……几乎无一事不去茶馆，无一日不去茶馆。在这里，我们还能找到民国年间创造社成员洪为法笔下扬州文人的雅集之地——惜余春茶社的旧址。教场中间的空地，摊贩云集，鳞次栉比。固定摊贩，长年累月盘踞一隅；流动摊贩形形色色，提篮、背篓、负筐、挑担，有常年性的生意，有季节性的买卖，种类繁多，不胜枚举。教场不但商贩云集，也是百技杂陈的所在。评话艺人在此开书场说书，“把戏班子”在此圈地献艺，江湖术士也在此算命、测字、看相、打卦，还有掮客、捏像的、代写书信诉状的……无所不有，以至行人塞路，市声喧耳，其热闹程度绝不亚于苏州玄妙观、南京夫子庙、上海城隍庙和北京天桥。

走过小虹桥，南行不远，即抵新桥。此桥建于民国十年（1921年），下半部为砖拱结构，上半部果然叫“新”，白石栏杆，桥面有将近4米宽，是小秦淮河上最为宽绰的桥形了。新桥西现为天和娱乐城，此地历史上曾诞生扬州城最早的图书馆——阅书社。

跨过新桥，东行，经参府街到得胜桥可找到百年老店——富春茶社。富春茶社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精心经营，逐步形成了花、茶、点、菜结合，色、香、味、形俱佳，闲、静、雅、适取胜的特色，被公认为淮扬菜点的正宗代表，先后荣获“国家特级酒家”、“中华餐饮名店”、“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老字号”和“中国驰名商标”等称号，其三丁包、千层油糕获得“中华名小吃”称号；其清炖蟹粉狮子头、拆烩鲢鱼头、大煮干丝、三丁包获得“中国名菜”、“中国名点”称号。朱自清、巴金、郁达夫、冰心、林散之、吴作人、梅兰芳、赵丹、汪曾祺、黄裳、余光中、刘墉等大家先后留下了墨宝和赞语。

新桥往南便是公园桥。过公园桥往东行经南柳巷便到新胜街，街中亦有一家百年老店——绿杨旅社。这家旅社建于清末民初，取名于清代文学家王士祯《浣溪沙·虹桥怀古》著名词句“绿杨城郭是扬州”。由于位居闹市，建筑富丽，设施豪华，交通方便，宾客云集，生意兴隆，时有扬州国际饭店之誉，恽代英、陈毅、孙科、郁达夫、易君左、梅兰芳、言慧珠、尚小云、尚长云、肖长麟、叶灵凤、聂绀弩等许多社会名流曾经投宿于此。绿杨旅社就像一位女子，有过光彩照人的青春期，也有过风韵犹存的更年期，如今显得苍老了。

公园桥往南便是名闻遐迩的小东门。小东门是连接明清新旧两城的隘口。清代，大概是小秦淮最繁华的时期，民间有“小东门，人挤人”之谚。盐商亢氏临河构园，房屋多达百余，人称“百间房”，可见其阔气、大气和扬气。据《何有轩文集·柘园记》记载：“吾扬新旧两城，四方所称繁华地。而小东门外，又甲两城，寸土拟于金玉。”柘园不仅“有堂、有楼、有台、有廊”，又“有轩、有别室、有池、有山”，其中“山尤突兀，起伏作势”，又有“梅、杏、竹、松、辛夷、木樨之属，难以悉数”，进入园中，“自朝及夕，神爽朗而耳目清明”。这等规模的园林，河两岸可以列数的还有：柘园之东的春晖园，小东门东南隅的城南草堂，小东门外北河沿的小东园，七巷东首的翠园，西营九巷的珍园，大东门外的吴园，大东门北河沿的大涤草堂等等。

有清一代，小东门是商业闹市，尤以美食出名。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小东门有炒田鸡、酒醋蹄、红白油鸡鸭、炸虾、板鸭、五香野鸭、鸡鸭杂、火腿片等；还有“不经烟火”的“小八珍”；“春夏则燕笋、牙笋、香椿、早韮、雷菌、莴苣；秋冬则毛豆、芹菜、茭瓜、萝菔、冬笋、腌菜。水族则鲜虾、螺蛳、熏鱼；牲畜则冻蹄、板鸭、鸡炸、熏鸡。”李斗还饶有兴味地介绍了一爿熟羊肉店，这爿店在小东门口，“前屋临桥，后为河房，其下为小东门码头。”“就食者鸡鸣而起，茸裘毡帽，耸肩扑鼻，雪往霜来，窥食膎，探庋阁，以金啖庖丁。迟之又久，先以羊杂碎饲客，谓之小吃；然后进羊肉羹饭，人一碗，食余重汇，谓之走锅；漉去浮油，谓之剪尾。狃以成习，亦觉此嚼不恶，惟不能与贪眠者会食。一失其时，残杯冷炙，绝无风味。”

过小东门桥向南十步之遥，曾有一座亚仙桥。桥边曾有名妓李亚仙的梳妆楼。关于亚仙桥，还流传着一段哀怨缠绵的故事。其内容与白行简传奇小说《李娃传》虽有些相似，但是结尾不同。传说，富家公子郑元和经常去青楼潇洒走一回，金尽被逐，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后来，李亚仙不忘旧情，救他回家，灯下伴读，红袖添香。再后来，郑元和赶考，果然金榜题名。他想去扬州与李亚仙团聚，风雪旅途，偶感风寒，仍然带病赶路，当小轿飞抵梳妆楼前时，已经气息奄奄。李亚仙见状，顿时柔肠寸断，垂泪问道：“有何遗愿？”郑元和说：“想听一段‘莲花落’。”李亚仙正迟疑，侍女春桃已敲响绕线板儿，抽泣着唱道：“打竹板，莲花残，老天昏暗露愁颜。”李亚仙哭着接唱：“三年相思两行泪。”郑元和凄哀地接道：“万里风雪一指寒。”随即气绝身亡。汪有泰有多首《扬州竹枝词》，其中有首吟道：

亚仙楼址渺无痕，流水桥边墓不存。

昔日风流何处去，水声凄断月黄昏。

至此，小秦淮已渐趋冷落。岸边高大的泡桐在夕阳余晖中寂寂地绽放着淡紫的花束。不远处便是如意桥，桥右是大舞台旧址。宣统三年（1911年），大舞台傍河而建，是个设有一千三百多座位的剧场，也是当年扬州人的文娱中心，直到“文革”才废除。走近大舞台旧址，我看到墙上有一块牌子，它告诉我们这座略带西洋风格的建筑里，曾经流淌过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等京剧名角的水袖。如果你的目光与岸边老槐相遇，定然看见无数枝叶从深宅大院里探出头来，在风中颤动，你会依稀感到那是久违的生旦净末丑的唱腔在婉转低回，至今仍在枝叶间缭绕。

过如意桥，南行没有多远，便是龙头关。一个石雕的龙头兀立在河边，石座上有“龙头关”三个鲜红的行书特别醒目，这里便是小秦淮河的尽头。

小秦淮早已没有画舫笙歌。金碧辉煌的画舫曾经作为身份和情趣的象征，自然倾倒了无数文人墨客和官僚商贾。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乘客就从四面八方涌入船舱，依红偎翠，花天酒地，直到纸醉金迷，他们才会闭目养神，一觉醒来，各奔前程。它像酒肆、茶坊和客栈一样，三教九流汇集在一起，演绎一幕幕人间戏剧。

走在小秦淮河畔，我总感觉时间也呈双向度潜行着，有些事物逐渐显影了，而有些事物逐渐消逝了。若说历史是凝固的时间，那小秦淮就是时间的化石。两岸人家枕河而居，多为单门独院，粉墙黛瓦，马头山墙，灰白墙脚线，偶有新建楼房则飞檐翘角，槅扇花窗，古色古香的建筑和小秦淮河相映成趣。河道石栏围岸，河边桃柳交错，一个飞红，一个吐絮，争奇斗艳。游人沿河行走萋萋芳草地上，如度画屏。

如今，扬州市政府忙于开发新城区、古运河、东关街和东圈门，小秦淮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但这倒也是一件好事，这样反而能够避免过度开发和人为破坏，这对于小秦淮而言实乃大幸也！每当我一次次漫步在小秦淮河畔的时候，总会从心底升起一种感觉：那河水中仿佛还残留着淡淡的脂粉和隐隐的惆怅，让每一个经过这里的游客唏嘘不已。藏污纳垢也罢，藏珠埋玉也罢，小秦淮仍然静静流淌着……

（原载2014年第2期《江苏地方志》）

风雨龙头关

走过小秦淮，就到龙头关了。

龙头关，即扬州钞关。何谓钞关？据顾公燮《丹午笔记·钞关》记载：“元末钱多银少，议行纸钞。明太祖设立天下各关隘，命以钞纳税，渐次收尽，故名钞关。”《明史·食货志》亦云：“宣德四年，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是于京省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两京蔬果园不论官私种而鬻者，塌房、库房、店舍居商货者，骡驴车受僱装载者，悉令纳钞。委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各一，于城门察收。舟船受僱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钞关隶属于户部，税收多用以支付军事抚赏费用。龙头关就曾设有户部分司署。“扬州关原额一万三千，天启元年增加二千六百，五年增一万，共二万五千六百两。”（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清沿旧制，钞关改称常关。常关因隶属户部管辖，亦称户关，另有旧关、老关、大关等俗称。在常关行文中，“钞关”和“常关”名称往往混淆。顺治十三年（1656年），朝廷下“禁海令”以防东南郑成功反清复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解除海禁，遂设江、浙、闽、粤四海关，海关之名始于此。“海关”一词源在于“关”字而不在于“海”字。据嘉庆《扬州府志·关税》记载：“钞关原额征银四万四千八百八十四两。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加增银五千两。自雍正元年为始，无额征之数，凡关税尽收尽解。”也就是说从雍正年间（1723—1735年）开始，钞关收税已无指标，能收多少就收多少。但是，龙头关税收额一直位居全国前八名之内。

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各产粮省份的皇粮国税由京杭大运河运输到北京，必经扬州北上，加之又是食盐集散地，日过千帆，税源滚滚。扬州运河两岸架桥以通两岸，码头逐步形成，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随着人口的增加、物流的畅达和商业的繁荣，龙头关在康乾时是扬州最热闹的地方。风月场所就是一个例子。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知道如何找到扬州的秦楼楚馆：“渡钞关，横亘半里许，为巷者九条。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陶庵梦忆》）钞关街旧称埂子上，故称埂子街。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北抵天宁门，南抵关口，地脉隆起。”且起伏较大，由南至北，将钞关、埂子街、大儒坊、南柳巷、北柳巷和天宁门街贯串一线，连绵长达三里许，酷似一条蜿蜒的“游龙”，“龙头”就是钞关，“龙背”在北柳巷尽头，“龙尾”则在城北的“龙尾田”。因此，埂子街曾被称为“龙地”。明清时期，埂子街是由钞关码头进入扬州城的主要干道，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商家多选择此地开店，市井盛极一时。当时，埂子街两旁店铺连片，既有始建于明代的戴春林香粉店和伍少西毡铺，又有创业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的何公盛酱园、开业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的江所宜香干店，还有体仁斋膏药店、王万兴锅罐店、杨文竹斋笔庄、长乐园客栈、丰乐园酒楼、朱长龄当典和小山园浴池等老字号名铺。临街之西数十步就是小秦淮河，画舫荡漾，笙歌沸天，几乎通宵达旦，再现了“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李绅《宿扬州》）的盛况。“红豆词人”吴绮曾经作《望江南》词赞叹：

扬州夜，花月拥邗关。

锦瑟两行倾玉碗，红楼千影照珠鬟。

春漏不曾寒。

不过，清代扬州的浮华只是回光返照而已。龙头关作为朝廷设立的派出税务衙门，其权力不受地方政府约束，朝廷往往也鞭长莫及。龙头关渐渐地蜕变成了肥官殃民的事业，尤其是厘金，喊明就是教官员发财的。许多官员不惜重金去买一个厘金的差使，便一生享用不完，甚至子孙也享用不尽。于是，扬州人有了这样的口头禅：“琼花无二，钞关第一。”“一关二盐务。”意思是说，朝廷驻扬州机构中以钞关官员最富，盐务还在其次。当权力不受限制时，就会产生腐败现象，所以龙头关吏作威作福，历来口碑甚坏。据清代高僧来果《自行录》记载：“‘由关’在迩，办事人员，藉此名目，任何人来寺，常住必恭而敬之，热心招待。间有弄花果，耍竹木，请问：‘你是哪里？’彼答：‘我是关上。’寺执一闻‘关上’二字，赶快与其办好，率以为常。我思之，该处非法律机关，亦非治安地位，殊无保障性质。每至六月，荷花开时，预先持帖，上下请到。客来招待后，执事陪同玩赏荷花毕，回厅吃斋，共约十席左右。最感困难者，择定日期，筵席办好，只等人吃，天稍凉时，十席不够，天稍热时，三席不足，所剩蔬菜，过时则馊。再感麻烦者，后三五日，天复稍凉，不请而至，一阵半阵，赶至客厅，招待稍疏，出言不逊。似此视僧人为佣人者，不符大雅。由是，事前报知：今年荷花斋，敝寺无能为力，一候稍长，再为补报。至是，如期未办，亦未稍争。”钞关官吏对待僧人尚且如此盛气凌人，何况商人船夫？

尽管如此，但是扬州关吏最怕骂关的。何为骂关？就是穷苦的无赖泼妇撑条小船闯关，船上只装一些豆饼。有时新到任的关吏不知此俗，照常索税，那小船上的泼妇便褪去裤子，一屁股坐在关上破口大骂，什么话都骂出来了。因为泼妇有碍观瞻，又怕关署来人督查，其结果不但收不到税，而且还要贴钱，甚至闹出人命来了。因而，关吏最怕发生骂关事件。

道光年间（1821—1850年），林则徐以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江苏巡抚的高官身份兼管龙头关。当时民间流传一个顺口溜：

一到三坝两口，商人为税发抖。

白天盘算翻坝，夜里巧妙偷渡。

有鉴于此，林则徐也特立《扬关奉宪禁滕鲍各坝越漏南北货税告示》碑，警告商民：贩运货物须至扬关缴税，不得避重就轻，私自绕越，否则一经查出，从重治罪。这样，不仅震慑了商贾，而且警示了世人。

大运河流淌到了民国，已成强弩之末。伴随着漕运的衰微，运河钞关也渐渐徒有虚名了，唯独龙头关一枝独秀。龙头关裁去了厘金，财务制度逐渐健全，关吏的不法行为有所遏制。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初年，周竺君任镇江海关兼龙头关监督，当时镇江关吏月薪只有一千元，而扬州关吏多达十万。得悉龙头关中饱私囊之后，周竺君拒绝领取薪水，要求下属秉公执法。然而，关吏与上下游的税局勾结，禁不胜禁，防不胜防。周竺君便向财政部提出自己只任镇江海关监督，请财政部另派龙头关监督。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竟然派人问周竺君：“何以辞十万而就千？”周竺君毫不领情，反而上书诘问：“你当部长怎么可以对部属说这种话？你是公开劝部属中饱吗？”同时拟订了几十条严禁中饱的奖惩办法寄给了梁启超。梁启超置之不理。周竺君只好继续代为管理。不久，运河罢漕，钞关也一并废止，一种沿袭千年的漕税机制已然伴着运河的流水而去。

历史的风雨早就摧毁了威严堂皇的龙头关，如今只有几株垂杨袅袅而摇，无言默对消逝如风的时光。昔日繁华的埂子街只剩下700米长了。龙头关原址现已成为古运河风光带龙头观景点。龙头关见证着扬州的盛衰，也见证着大运河曾经的经济地位。

（原载2014年第6期《钟山风雨》）

扬州：清官故居看家风

朋友下扬州时送我一部民国年间出版的《清代吏治丛谈》。我如获至宝。他说：“书中有篇《江都令之贪污》。”因为读过这书新版本，我就笑道：“其中还有《甘泉令之贤明》《阮云台之政治事功》等篇。”继而，他埋怨道：“扬州到处都有盐商豪宅，就是没有清官宅第。”我说：“扬州人文丰富多彩，这里流传着许多清官廉吏的千古佳话。譬如宋代苏东坡曾任扬州太守，体恤民艰，罢开万花会；再如清代张伯行止饮江南一杯水，廉洁奉公，民爱之如父母；又如郑板桥爱民如父母，‘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尽管仕途蹭蹬，仍然矫然自拔于污浊，带着‘一肩明月，两袖清风’和‘二十年前旧板桥’两枚闲章，骑着一头毛驴回到扬州，潜心于书画以明志……扬州还有许多清官故居及其遗踪……”

于是，我们怀着类似祭祖的虔敬，叩访扬州清官故居——

一

扬州有一条毓贤街，其实是一条狭窄的陋巷，“九省疆臣、三朝阁老、一代文宗”阮元宅第及其家庙就在那里。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阮元素有“贤相兼大师”之称。称谓贤相，是因为他久任督、抚，晚年进京任大学士，勤政廉政，有守有为，德高望重；称谓大师，是因为他研究广泛，知识渊博，著述宏富，是凡经史、文学、哲学、天算、舆地、金石、文字、音韵、训诂、目录、校勘等无不涉及，穷极隐微，多所阐发，“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清史稿·阮元传》）。他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重臣、封疆大吏，道光皇帝在祭文中称其“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

跨进“太傅文达公家庙”，映入眼帘的是古朴的楹联：“万古流芳昭祖德，千秋垂泽纪宗功。”走到第二道门，除了楹联“睦族敦亲尊祖训，尊贤敬老葆宗风”外，还可看到墙壁上有阮元手书并尊崇的四个字：忠、孝、节、义。至此，您还可看到道光御制楹联“敭历宣勤嘉茂绩，优游养福锡蕃釐”。照壁“出门见喜”四字亦是道光宸翰。

阮元是扬州有史以来官阶最高的名臣，没有父荫，走的是科举之路，靠的是勤政廉政。阮元每任职一地，必先兴修水利、剿灭匪乱，然后力倡办学，保护搜求地方旧籍，主持修志，指导后学著述。值得一提的是，阮元禁烟之举比林则徐还早。得知英国商人凭借坚船利炮走私鸦片，疾恶如仇的阮元毫不畏惧地予以打击，狠狠打击了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与此同时，阮元严惩了十三行总商伍绍荣等内鬼，收到了很好的禁烟实效。

阮元虽然官高位尊，但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一生没受到过六科给事中的弹劾问罪，没有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记录。生辰避客即是突出一例。每逢正月二十日生日，阮元就会避客煮茶于竹林，不受部下、门生一缣一烛之贺，称为“竹林茶隐”。年年如此，成为常例。当然也有所得，收到寿文、寿诗颇多，一时称为美谈。

阮元无时无刻不以民生疾苦为意。他在《冬日昭通道中》诗中写道：“一年农事最关心，较雨量晴直到今。”他登山临水，感风叹雨，每每念及民生。在他的诗歌中，常常反映民众的苦难，表现出对民众疾苦的深厚同情与关心。阮元善于体察民情，施行德政，现略举数例：

浙江金华民间生女孩多溺死于水，相沿成为风俗。为此，阮元首倡捐清体若干两使编户。是凡有生女者报郡学教授注册，奖给喜银一两，作为哺乳之资。然后按籍稽查，违者按故意杀害子孙罪论处。从此，百姓不敢溺死其女，活者甚众。

任两广总督期间，阮元得悉英德、清远两县原纤道已经三百余年未修，纤夫行走艰难，乃实地察看，用银五万余两，修筑纤道，建桥一百四十五座。纤夫有口皆碑，称颂其德。

当时广东粮食不足，西洋稻米便宜，只有国内平价的一半。以前允许西洋稻米进口，但是不准载货出口。洋商因回返时无货压舱，难御风浪，而且没有多利可图，因此米船来粤甚少。为此，阮元下令免征西洋米船进口税，准其稻米卖完，原船载货出口。于是西洋稻米源源不断进粤。此后，凡遇旱涝之灾米价昂贵时，西洋米船就会鳞集，米价大平。由于米多，广西亦受其利。粤民无不感恩戴德，称为最大之德政。

阮元疾恶如仇，最恨贪官污吏营私舞弊，每至一地，必肃清吏治，革除弊端。嘉庆初年，浙江官场贪污、挪用、浪费公款成风，全省各属仓库共亏缺白银一百八十八万两。阮元到任之后，立即明察暗访，参革贪官污吏，责成各州县官痛改前非，摒除浮费，节省开支。经过阮元整饬，贪官畏服，上下肃清，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云南盐政久积多弊。阮元调任云贵总督后，严加稽查，参劾贪官污吏，杜绝走私之弊。原来，云南盐课每年无不缺课十余万两。阮元到任以后，盐课奏销不仅正额完成，且有溢余之银一千五百两，翌年溢余之银又数倍于上年之数，遂将溢余之银一半造收报部，一半存于藩库，以备边境防务之用。以前，云南办理边防急务无闲款可支，往往延误时机。自有溢余之银，边防得到很大加强，边民安居乐业。

检阅地方志，我发现阮元的父亲阮承信是个乐善好施之人。每遇贫民有难，阮承信都会慷慨解囊。尽管儿子阮元身居高位，他仍经常教子清廉从政，而且严于律己。有年生日，朋友送来两张银票：“契值千金，为先生寿。”阮承信怒斥道：“吾生平耻苟得财，故贫耳，君奈何无故而为我寿，不恤千金。若有乞于吾子，吾子受朝廷重恩，清廉犹不足报万一，而以此污之乎！君以礼来，吾以礼相待；君以贿来，若非欲受国法制裁？”那人无地自容，羞愧而去。

阮元之子均无纷华声色之好，服浣濯之衣，甘淡泊之食，尤其长子阮常生在户部任职，前后有十五六年，除了薪水外，从不妄取一丝一粟，尤其任永平府知府时悬瓦示警，秉承了阮元清廉风范。

二

该去延禧堂看看。

延禧堂位于广陵路218号，是清代广西巡抚张联桂故居。张联桂（1838—1897年），字丹叔，又字弢叔，扬州江都人。乡举不中，协助当知县伯父管理县政，后以捐资得太常博士。同治年间（1862—1874年），京官考察得一等，补外取分发广西任庆远府同知，累转迁灵川县、贺县知州、全州知县，此后历任广东高州、惠州、潮州等地知府。因陈《海防十二策》，受到朝廷赏识，被赐二品顶戴，调任湖北荆宜昌施道，继而升迁广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所在均有政声。

张联桂十九岁时即咸丰六年（1856年）考中秀才，时因太平军占江宁（今江苏南京），江南乡试停止，其以附贡生的身份到北京参加直隶省顺天府的乡试，其“为文高古，不合俗尚，五应顺天试不售”。张联桂其时在京入赀为太常寺博士而步入官场。同治八年（1869年），张联桂被选授为广西庆远府理苗同知而外放，尚未到任，又改任桂林府盐运、水利同知。而此时的张联桂是“薄宦十年何所有，半肩行李半诗囊”（《自嘲》）。离京前夕，时任直隶知州的伯父张镕一再告诫：“汝此去必作州县，须为好官，勿贻祖宗羞。”路过扬州告别父母，其父张薰更是千叮咛万嘱咐，最后总而言之：“官不易，荣辱全在汝。”对伯父、父亲的诫勉之言，张联桂牢记在心。他曾写一首《励志》诗，诗云：“人生希富贵，庶免寒与饥。岂知富贵来，时时蹈危机。任大责必重，利害形影随。素餐固可耻，偾事尤足讥。何以恤民隐，何以化民私？鉴空而衡平，此理谁能知！片念苟不正，众嫉指其疵。所期与古人，戒惧以防微。”

张联桂洁身自好，还常捐出自己的养廉银，用于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在灵川任知县时，张联桂闻知常有百姓来被虎噬死，立即发出了《捕虎示》，号召乡民猎户参与捕虎，并拿出养廉银以矜其功。在贺县任知县时，张联桂带头捐修桂岭沿江桥路、养济院和书院。在惠州知府任上，张联桂带头捐款修浚惠州府城沟渠、甘公堤和育婴堂。

也正因为如此，张联桂经常入不敷出。同治十二年（1873年）四月，张联桂接到朝廷补授庆远府知府的调令，还未到任，父亲谢世。噩耗传来，张联桂立即启程回乡丁忧。好友许其光闻讯送来赙仪，张联桂坚辞不受，并说父亲遗言辞赙。有感于此，许其光送来挽联：“有子擢专城，喜丹诏飞来，犹及桑榆承爱日；遗言辞众赙，叹素冠归去，依然藜藿旧家风。”张联桂将这副挽联悬挂于灵堂之上，可见未收同僚及其部下的赙仪。张联桂丁忧在家不久，其母吴氏相继谢世，又办丧事。苦于娶亲要在热孝里，否则就要等三年，儿子张心泰要结婚，弟弟张联庆要续弦，全要他花钱操办，只好四处举债，结果年底债主上门讨要。丁忧期满，光绪二年（1876年），张联桂复任广东高州府知府，翌年改任惠州府知府，债主竟然跑到惠州找张联桂讨要。张联桂在惠州作诗慨叹：“归耕空有愿，避债竟无台。”（《早起》）

据《清实录》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年），永淳县遭受洪涝灾害。张联桂专门向朝廷上了免缓征受灾地区钱粮的奏折，而其时永淳县知县潘天秋却“亏款延缴，潜回原籍”。张联桂查清情况后，奏请朝廷革除潘天秋知县职，以其“籍产备抵”。

张联桂在广西巡抚任内，正值中法勘定广西与安南（今越南）边界。由于清政府妥协退让，中法最初绘图，部分中国领土成为失地。其中金龙洞长六十余里、宽十六余里，四周皆山，为广西边境险要之地，已划归越南。张使用较先进的“西法”，对一千九百余里的边界线进行勘测，在谈判过程中据理力争。在谈及我国龙州屏障金龙洞时，法方代表拔出手枪进行威胁，他当即拍案而起说：“张某人是不怕死的！”致使法国人改变旧图，金龙洞最终重归中国版图。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张联桂反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力争不得，愤懑致疾，遂辞职归里。行前乃上疏《遵旨筹议开源节流》奏折，提出铸银圆、加洋税、兴商务、节靡费等十项切中时弊的措施，多为清廷所采纳。

延禧堂是张联桂在任广西巡抚后购置的。辞职以后，他一直在这里养病，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九岁。观其一生“廉明笃实”，居官无愧，确为“疆吏中矫矫者”（刘坤一《奏以现在旗藉大员当堪起用折》）！

三

有朋自远方来扬州，几乎都要我带他们去叩访高邮西后街王安国故居。究竟已经多少次来这里，我已记不清了。

王家世代书香。王安国（1694—1757年）字平甫，号春圃。祖父王式耜为副榜贡生，精通五经。父亲王曾禄为拔贡生，终生以讲学授徒为业，所教百人皆成江南名儒。王安国秉承家训，从小熟读经书，雍正二年（1724年）以殿试一甲二名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广东学政，左佥都御史，都察院左都御史，直至兵部、礼部、吏部尚书，为官清正廉洁，为人刚直不阿。据《清史稿·王安国传》记载：“（他）由巡抚入为尚书，衣食器用不改于旧。”中年丧偶，不续弦、不纳妾；饭后公余，不理杂事，潜心学习，深研经籍。其子孙就是著名的“高邮王氏父子”。

“高邮王氏父子”这一名词是清代学术界定下来的。其子王念孙（1744—1832年），字怀祖，号石臞，乾隆进士，官至给事中，性喜俭约，素以秉公持正著称，业余探究古书文义，是著名的音韵训诂学家，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古韵谱》等。其孙王引之（1766—1834年），字伯申，号曼卿，嘉庆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任中勤政廉洁，敢于秉公直言，继承其父念孙音韵训诂之学，著有《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阮元撰《王石臞先生墓志铭》云：“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曾国藩也曾推崇王氏父子：“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炎武）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曾国藩全集·家书·谕纪泽》）

王氏故居现已修扩成为纪念馆，坐西朝东，门口悬挂着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手书的馆牌：高邮王氏纪念馆。跨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迎面照壁上“戩穀”两个砖刻阳文。“戩穀”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天保定尔，律尔戩穀。”“戩穀”是除恶灭凶以致“尽善”的意思，这里自然也包括除尽自己心中的一切贪欲邪念，这是王氏的家训和为人的规范。除了王氏著作，纪念馆还陈列着王念孙弹劾和珅的奏疏《敬陈剿贼事宜折》。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之心、惩罚之意是绝对一致的，贪官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投鼠忌器。和珅是乾隆的宠臣，长期担任军机处大臣和内阁大学士，执掌军政大权，权倾朝野，炙手可热，贪赃枉法，其家产“照当时美国货币推算，要值十亿美元以上，这大概是空前绝后的最高纪录了”（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御史谢振定、曹锡宝和礼部侍郎尹壮图等曾经进行弹劾，但是苦于和珅大权在握，加之党羽盘根错节，最终都是蚍蜉撼大树，不但没有撂倒和珅，反而摔倒自己了，差点丢掉脑袋。因而，文武大臣大都对和珅既不敢怒亦不敢言。

乾隆八十五岁时为帝已经六十年，遵守诺言（即自己在位决不超过祖父康熙六十一年之限），决定退位，传位于子颙琰，是为嘉庆。和珅事前就给嘉庆送去金玉如意以示拥戴之功。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清除政敌，却掉老臣，起用新人，这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嘉庆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嘉庆接手的是一个已被乾隆“风光”的赤字政府，而和珅却盗窃国家财产，疯狂搜刮民脂民膏，竟然富可敌国。嘉庆定然要吃和珅。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驾崩，嘉庆命令和珅守灵（实为“双规”）。时任给事中的王念孙责无旁贷，着手参劾和珅。当王念孙决意写奏文时，因为不知嘉庆态度，左右为难。和珅是乾隆的宠臣、权臣，现在乾隆尸骨未寒，就查办其宠臣，嘉庆怕不怕沾上不孝之名？嘉庆会不会固执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里仁》）？王念孙既想参倒和珅，又不能得罪嘉庆，实在难以两全。时任翰林院编修的王引之在一旁提醒王念孙说：“不妨加上——‘臣闻帝尧之世，亦有共，及至虞舜在位，咸就诛殛。由此言之，太行太上皇在天之灵，固有恃于皇上之睿断也。’”王念孙听后连声叫好。这几句话好在何处呢？它好就好在把和珅及其党羽比作尧舜时代的奸臣共工和兜。这一来，就顺理成章地把乾隆比作尧，把嘉庆比作舜。既然如此，打倒和珅，就既不影响乾隆的威望，也显示了嘉庆的英明，可谓两全其美。打倒和珅，嘉庆只不过是按既定方针办，完成乾隆的未竟之志罢了。这一来，和珅还有活命吗？由此可见，高邮王氏父子在这次“倒和”运动中的作用了。

平心而论，高邮王氏父子不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以其智商完全可以潇洒打政治牌，但是他们撂倒和珅之后就激流勇退回书斋，致力于训诂学和校勘学的研究，让中国远古文化在历史的河床上永远清澈流畅。如果高邮王氏父子不虔诚地膜拜历史与自然，善于把握人生，就不可能甘于寂寞，进入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学术境界！

叩访王氏故居，我还得到了一个启示：官场一时红，文章千古在。

（原载2016年2月2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扬州，有多少记忆可以重来

扬州曾经鹤立鸡群！“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一千五百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它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曹聚仁《万里行记》）我认为，如果没有扬州，中国历史就像弱不禁风的男子一样令人失望！

扬州之名，始见于《尚书·禹贡》。六朝以前的扬州，作为九州之一，几乎包括了今天的苏、浙、沪、徽、赣和闽，一直与现代意义的扬州无关。而今的扬州，在春秋时期称作邗国，后又相继称为江都、广陵、吴州。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吴州为扬州，设总管府，杨广出任扬州总管，从此，扬州开始享有了她的专名。

扬州襟江带淮，地处南北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扬州是富庶之区，也是远离中央，在政治、经济上容易独立的地方，所以古代分封之王、守土之官，一旦有了资本，便会反叛，而这种反叛必然会遭到中央大军的镇压，扬州人难免惨遭杀戮。每当战争爆发，特别是南北对峙时，扬州就成了南方政权最后的屏障，这道屏障一旦失守，南方政权便会很快土崩瓦解。也正因为地处中国历史拐弯的地方，扬州这块土地上经常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所以，扬州还有几个充满血泪的别名——

南北朝时战争频繁，扬州几乎荒芜。南朝诗人鲍照曾在其《芜城赋》中称之为“芜城”；

金兵南下，宋高宗从扬州“行在”南逃，金兵破城烧杀抢掠。南宋词人姜夔在《扬州慢》词中称之为“空城”；

明末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扬州，坚持抗清，清兵破城以后连续烧杀长达十日之久，数十万人死于屠刀之下。明末文人王秀楚在其《扬州十日》中称之为“屠城”。

扬州是一座神奇的城市，每一次大灾难后，经济尚未复苏，文化却奇迹般地得到再生，并迎来更大的繁华。可以说，扬州的魅力与其政治地位、经济作用、历史影响有关，与其地理环境、风景名胜、建筑特色有关，甚至与其市民有关。诚然，历史遗迹在当今商品社会绝对不会再产生巨大物质，但是永远打动着越来越多关心人类昨天和明天的人神经。每一个历史遗迹都是静默而富有意味的。扬州历史积淀深厚，除了尘封在史册典籍中的片段和凋敝在生活习俗、语言记忆中的种种外，遍布扬州的古迹遗存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随手抓一把脚下的尘土，便能看见闪闪发光的历史颗粒；顺手捞一把身边的空气，就能呼吸悠悠飘逝的人文气息……

文明的曙光

晨过龙虬庄，我便驱车直奔扬州。

大约一万年前，今天的扬州已经成陆于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气候温润，物产富饶。龙虬庄、周邱墩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苏北水网地区无古文化遗址的空白，也表明六七千年前这里的先民已经种植水稻，产生了原始的稻作文化。

西周时期，周武王灭了商朝之后分封天下，把小儿子分封到邗，是为邗国。当时的邗国都城就在今天扬州蜀岗之上。邗国虽小，但是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相当的发展。此地人以国为氏，是为姬姓邗氏，后来去邑姓干。著名的铸剑大师干将就是扬州人氏。

春秋初期，吴国吞并了的邗国。夫差十年（公元前486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丘明《左传》）。夫差开凿邗沟绝非信口开河，更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而有他全盘的战略考虑，是为了实现他的称霸的雄心。从长远来看，他的这些措施，把吴文化引入了长江以北，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同时，也促使吴文化和中原文化进一步结合。不过，“夫差耗竭民力，经营霸业，因而亡国，但南北水上交通却从此创出新局面”（范文澜《中国通史》）。检阅史书，我们发现历史学家写这一段历史时都一致称之是中国“交通史上的新纪元”（白寿彝《中国通史》）。

吴国称霸未成，为越所灭，越灭又为楚所败。据《史记·六国表》记载，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年）“楚怀王城广陵”，这是在吴邗城的基础上再次筑城，自此有广陵之称。广陵意即广被丘陵。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广陵属九江郡，为广陵县。检阅《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我们可知项羽曾都扬州，核其时势，推见割据之迹，始成楚汉诸侯疆域。

西汉初年，刘邦兄刘仲之子刘濞被封吴王，更荆国为吴国，辖五郡五十三城，以广陵为都城。吴国南有铜山，东临大海，刘濞采铜铸钱、煮海为盐，迅速扩张壮大自己的实力。而为了方便运盐，吴国从扬州城东北处，东通海陵仓（今江苏泰州）开挖了茱萸沟，一名邗沟，又名运盐河，后称通扬运河，也成为古运河上最大的一条支流。从此，盐业与运河联系到了一起，成为扬州的支柱产业。由于铸钱、煮盐、造船和渔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带动了民间漆器、竹器、纺织、建筑等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百业兴旺、百姓无赋的局面。南朝宋文学家鲍照的名篇《芜城赋》具体描绘了这种繁盛：“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财力雄福，士马精妍。”近年扬州出土大量汉代的文物，铜器中有星云镜、月光镜、昭明镜、鎏金嵌玉铜带板等，制作技巧及造型均极精巧，反映了当时扬州手工业生产的水平。

由于“富埒天子”（《史记·平准书》），刘濞招致中央最高统治者的猜忌。汉景帝刘启即位之后，晁错依旧主张削夺诸藩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于是，刘濞发动了一场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中央政府派遣太尉周亚夫率大军迎击。然而，刘濞理财胜过桑弘羊，打仗不如周亚夫，“七国之乱”很快就被镇压了。刘濞逃到东越，被杀。汉景帝刘启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并且裁减王国官吏，降黜他们的爵位，王国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和中央直辖的郡县没有多大差别了。

在平定七国之乱时，汉景帝刘启答应了他十五岁的儿子、汝南王刘非的请求，赐他将军印，参与对吴作战。破吴之后，刘启更吴国为江都国，迁刘非为江都王，并以军功赐天子旗。鉴于刘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汉书·景十三王传》），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特地派董仲舒为江都相。刘非知道董仲舒是个大儒，并能用儒家大礼匡正他的过错，不但没有为难董仲舒，而且对董仲舒非常敬重。刘非采纳江都相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等一系列治国方略，不仅一改过去王室成员狂妄骄奢、不轨图谋，而且尽守臣职，忠君效祖。后来，刘非之子刘建被继承爵位，竟然私刻称帝玉玺，并联络其他诸侯王谋反。东窗事发，刘建自知罪不可赦，遂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以衣带自缢身亡。江都国被废除，改置为广陵郡。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朝廷又置广陵囯，封皇子刘胥为广陵王，都广陵。此时诸王的封地更小，广陵国领广陵、江都、高邮、平安（今宝应县西兼安徽天长县之半）四县。刘胥力能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好倡乐逸游。汉昭帝时，刘胥觊觎帝位，找来女巫装神弄鬼，假托已死的武帝附身，扬言“吾必令胥为太子”（《汉书·武五子传》），又到巫山去祝祷昭帝早死。宣帝即位，刘胥复与楚王延寿私通书信，后来谋叛暴露，又药杀当事人二十余人以灭口，为汉中央追究治罪，自杀，国除。他死后谥为“厉王”，安葬于高邮神居山。

三国时期扬州处于魏、吴两国边境，成为双方角逐的军事重镇，战火不断，城郭毁坏，人丁逃亡。曾经富甲天下的广陵，成了三不管的地方。

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司马炎鉴于淮南地区经济富饶，漕运便利，复立广陵郡。永嘉之乱以后，北人大批南渡江、淮，扼邗沟入江之口的广陵，成为北人侨居集中之地。据《宋书》记载：“荆、扬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以扬州为重，根本所寄，委荆州以阃外。”“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诚然，《宋书》作者沈约所云，是指大江南北的整个扬州而言，广陵自然也在其中，但是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谈及六朝以前的扬州文化，首先要说的大抵应该是汉代著名赋家枚乘了。枚乘做过吴王刘濞的郎中。他曾作《谏吴王书》，劝阻刘濞不可造反。而他的名篇《七发》是以他在扬州的所见所闻，譬如音乐、饮食、车船、飞禽、走兽、花木、宫苑、观涛等作参照物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其中许多描述建筑的语句，如“洞房清宫”、“曲房隐间”、“虞怀之宫”、“连廊四注，台城层构”等，则从另一个角度透视出汉代扬州建筑的宏丰。《七发》标志着汉赋的正式形成。后代许多赋家模仿《七发》，称为“七体”，但是未有超过《七发》者。另一位赋家邹阳，也曾做过刘濞的门客，写有《上吴王书》，劝阻刘濞造反。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提出了“正谊明道”（语出《汉书·董仲舒传》，即“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导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天人三策》），为此后千百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调。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远嫁乌孙，成为史册上记载姓名的第一位“和亲公主”。她擅写诗，其《悲秋歌》是扬州历史上第一首诗歌，影响深远。曹魏时代“建安七子”之一陈琳是广陵人。南朝诗人鲍照曾在南兖州治所广陵，为刺史临川王刘义庆做事。他的名篇《芜城赋》作于大明三年（459年），是一篇抚今追昔的作品。据杜佑《通典》记载：“永嘉之难，帝室东迁，衣冠萃止，艺文儒术，于斯（即扬州）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呤咏不辍。”六朝时期，扬州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名城。

上午的辉煌

上午，我去雷塘参观了隋炀帝陵。

史载，开皇七年（587年）四月，隋文帝杨坚为伐南陈，曾“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隋书·高祖纪上》）。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杨广开通济渠，征集河南、淮北一百多万民众；疏浚邗沟，征集淮南十多万民工；挖永济渠，征集河北一百多万民众，“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隋书·食货志》）；通江南河，又征集了数量庞大的民役。民工在工程中的生活及其命运，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据《开河记》记载，杨广以酷吏麻叔谋主管开河工程，而他动用彪形大汉，手执鞭杖督促役夫役妇无休止地干活，结果不到一年，三百六十万民工竟然死了二百五十万，白骨积盈如山。你可以说它是一项惨无人道的工程，也可以说它是一项好大喜功的工程，甚至可以说它是一项澎湃着黎民之怨和苍生之血的工程，却绝对不能说它是一项愚蠢的工程，因为它恰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大智大慧，“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于慎行《谷山笔尘》）。大业元年（605年）八月，杨广巡幸扬州，其龙舟合现制高12多米，长546米，规模惊人。“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日野”（《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扬州因杨广三次巡幸，城池转而广，商市转而盛，别宫离苑遍布，贾客藩宾纷至。

匆匆离开了雷塘，我们赶到了古色古香的东关街。回眸扬州，我们发现唐时已有了发达的手工业。因为水运枢纽的特殊地位，造船业十分发达。造船在扬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汉朝这里就已经成为造船的基地。隋朝，扬州的船业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自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始，设有类似市舶使的转运使，负责港口转运。天宝二年（743年），高僧鉴真东渡日本，航海所需的高标准要求的大船，也是在扬州的东河造船厂制造的。至于漕运所用船只更有不少是在扬州打造的。大历年间（766—779年），转运使刘宴在扬子置十场造船，共造二千余艘船，每艘船可载重一千石，这一盛况延续到咸通末年（873年），兴盛了百年之久。唐代的扬州，其情形近似我们现在的上海所处的位置。虽然它仅次于广州，但就国内市场论，可算得上是东南第一商埠了。其实，早在唐朝初年，李袭誉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扬州留给他的印象是“俗好商贾，不事农桑”（《旧唐书·李袭誉传》）。“扬州地当要冲，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旧唐书·苏瑰传》）。“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地区陷入战争的旋涡，大批流民避乱南下，涌入了扬州，人口骤增，市场内需扩大，商业更加昌盛。“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言扬州居一，益州为次也”（《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九）。

不过，扬州商界，最活跃的要数盐商。扬州既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产盐区，也是盐的集散地。唐肃宗至德年间（756—758年），任命第五琦为度支使，定榷盐法，盐产地设立盐院，统一收购、统一税收。乾元三年（760年），刘晏为盐铁使，在产盐地设盐官，统一收购成盐，转由商人远销全国各地。因海盐产量大、销售广、利润高，盐业税收逐渐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而作为海盐集散地的扬州，自然成为当时国内极富饶的城市。其次是茶叶的集散地。茶成为仅次于盐的大宗商品，也是唐朝仅次于盐税的一大收入。贞元九年（793年）九月，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茶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缗。”（《新唐书·食货志》）穆宗时盐铁使王播又“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同上），可见茶利之丰。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自邹、鲁、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扬州作为江淮茶叶主产区产品集散地，其茶叶多经由扬州销往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其三是药材的集散地。据《太平广记》记载：“（裴）谌曰：‘……吾与山中之友市药于广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园桥东有数里樱桃园，园北车门，即吾宅也。’”这是在扬州卖药的。同书卷第二十三引《原仙记·冯俊》说：“唐贞元初，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尝遇一道士，于市买药，置一囊，重百余斤，募能独负者，当倍酬其值。俊乃请行。至六合，约酬一千文，至彼取资。”这是来扬州买药的。卖的是从别处贩来扬州，买的是从扬州贩往别处，这里是大批药材的交易市场。其四是木材的集散地。据《太平广记》记载：“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由于扬州城市建设需要，木材商人采集各地良材纷纷运至扬州销售。其五是蜀锦的集散地。杜牧有幸目睹了蜀船运锦来扬州的状况，有诗记云：“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沉堆。”（《扬州三首》）

也正因为扬州是诸多商品的集散地，“商胡离别下扬州”（杜甫《解闷》）。许多外国商人涌入扬州，他们大都来自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新罗（韩国、朝鲜）和日本。他们带来了玛瑙、玻璃和红石头、绿石头、猫眼等，象牙、犀角、羚羊角等珍贵工艺原料，而将我国药材、茶叶和珍珠输出，促进了中外商品的交流和扬州工艺行业的发展。唐朝政府对外资贸易经营也给予了种种保护与照顾，尤其太和八年（834年）颁布诏令：“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收舶脚进奉外，任其往来通航，自为贸易。”（李昂《病愈德音》）其时的扬州，已经具备了国际化都市的规模。

“维扬右都，东南奥壤。包淮海之形胜，当吴越之要冲。”（蒋伸《授李珏扬州节度使制》）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当时扬州成为首富之地，所以，“扬州唐时为盛，有‘扬一益二’之语。十里珠帘、二十四桥风月，其气象何如！”（张存绅《雅俗稽言·扬州》）“阛阓星繁，舟车露委。”（蒋伸《授李珏扬州节度使制》）“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旧唐书·秦彦传》）。由此可见，唐代扬州的经济地位绝不亚于当今的上海。那时，私家营造园林的风气极盛，姚合有“园林多是宅”（《扬州春词》）诗句，足见当时私人花园之多。此外，赞扬者则极尽夸扬之辞，甚至于认为普天之下就连月亮也以扬州的最圆最亮。

有唐一代，扬州经济一直发达。与之相匹的扬州文化更是如日中天，十分辉煌。扬州学者曹宪、李善二人专攻《文选》，开创了中国文选学之先河。中国第一部记录典章制度的专书《通典》是杜佑在扬州编纂而成。五代的扬州人徐铉、徐锴兄弟校对《说文解字》，为清代扬州学人精研《说文》学奠定了基础。“安史之乱”以后，扬州政治地位上升，经济随之振兴，朝廷派驻扬州的淮南节度使多为元老重臣或名儒才士，他们施政之暇，或著书立说，或赋诗抒怀，促使扬州形成浓厚的崇文风气，文人雅士慕名而至。据清代学者统计，唐代诗人中到过扬州并有作品传世的多达六十余人，歌咏扬州的诗篇数以千计。骆宾王、孟浩然、祖咏、李颀、王昌龄、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王播、李德裕、杜牧、徐凝、张祜等都在扬州留下名篇佳作。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直是扬州的“旅游广告”；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和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忆扬州》）一直是扬州的“城市名片”；扬州籍诗人张若虚赞美家乡的诗篇《春江花月夜》却被闻一多誉为“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而扬州籍词人冯延巳“鼓吹南唐，上翼二主，下启欧晏”（冯煦《〈唐五代词选〉序》），“开北宋一代风气”（王国维《人间词话》）。他们在扬州的活动及其歌咏扬州的诗篇，早就化成扬州文化肌体的有机血肉。可以说，人文影响方面，唐代的扬州已经具备了江南的一切因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江南该有的扬州都有了，江南没有的扬州也有了。

下午的风光

午餐过后，我驱车赶往了宋大城东门双瓮城遗址。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建立起统一的政权。淳化四年（993年），宋太宗赵光义分道治国，扬州为淮南道；至道三年（997年），又分全国为十五路，扬州为淮南路；皇祐三年（1051年），宋仁宗赵祯又改扬州为淮南东路。国家的基本统一，政权的相对稳定，有利于扬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北宋期间，扬州的生产水平比五代时期有较大的提高，在农业上，北宋初年占城稻种由福建大量传入长江流域和淮水流域，扬州地区开始推行种植占城稻，促使这里的种稻面积和谷物产量得到扩大和增长。经济作物有茶树的栽培种植，当时禅智寺后面就有大片茶园，另外的名产有芍药、菟丝、河藕等。当时扬州的手工业品，最著名的有铜器、白布、莞席等，销售量很大，扬州附近真州的朴席远销海外。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扬州的商市和都城开封仿佛，随处都有销铺邸店和酒楼饭馆，晚上还有热闹的夜市。商业交易突破坊和市的界限，也突破了白昼和夜晚的界限。北宋神宗赵顼熙宁以前的商务机构，扬州七务（徐州七务，楚州八务，真州五务，高邮八务，苏州五务），商税额在全国三十五个城市中占第三位，所收近八万贯。曾任扬州太守的韩琦有《望江南·维扬好》，其中有“二十四桥千步柳，春风十里上珠帘”诗句。司马光在《送杨秘丞通判扬州》盛赞扬州“万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风酒并垆”。词人姜夔有《扬州慢》追忆扬州往昔，称之“淮左名都，竹西佳处”，都反映了北宋时期扬州的繁荣。

两宋时期，扬州与中国文化仍有着不解之缘，扬州也仍然是文学家歌咏乐道的所在。至道元年（995年）五月，王禹偁被贬知滁州，次年移知扬州，写下了他的政论名篇《应诏言事疏》，并作有《芍药诗》《海仙花诗》。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也由滁州知府转至扬州，梅尧臣等诗人曾经慕名而来，煮酒论文。欧阳修离开扬州后，梅尧臣又数度来游。元祐七年（1092年），苏东坡为扬州知府，秦观常去拜访，他们都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词。

南宋偏安时期，扬州成为两淮抗金侵略的军事中心。在扬州保卫战中，李庭芝和姜才率领扬州人民奋勇拼搏，坚守不屈，谱写出一曲可歌可泣的战歌。辛弃疾、文天祥也都到过扬州，并留下了传世佳作。除了姜夔《扬州慢》，《全宋词》中还有许多作品是反映南宋扬州盛衰变化的，譬如刘克庄《沁园春·维扬作》、李好古《八声甘州·扬州》和赵希迈《八声甘州·竹西怀古》等词中所写扬州的荒凉、破败，却在字里行间处处闪现着昔日的繁华。值得一提的是，两宋扬州文人非常关注农业，并且著书立说，高邮秦观著有《蚕书》，总结宋代以前兖州地区的养蚕和缫丝的经验，尤其对缫丝工艺技术和缫车的结构型制进行了论述；仪征陈旉著有《农书》，对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体系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实际的生产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高邮王观著有《扬州芍药谱》，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

元代，扬州仍是东南的重镇。当时，“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元史·食货志》）。尤其是粮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南方供给，因而南粮北运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元代重视运河的开挖和治理，基本构成了现今京杭大运河的走向。期间几次对扬州段的运河进行了整治。长期中断的运河漕运恢复以后，“东南重镇是扬州，分野星辰近斗牛”（王冕《过扬州》），“商贾辐辏，财货堆积”（郑晓《郑端简公全集·瓜洲筑城疏》）。

元代扬州吸引着世人眼球，有不少外国侨民寄居扬州，其中以波斯和阿拉伯人为多。民国十三年（1924年），扬州出土了四通分别用汉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刻成的墓碑，碑文为《古兰经》的章节和死者的身份、姓名、死亡年月等。其中有在元朝做官的阿拉伯人，有伊斯兰传教士，在扬州生活的波斯妇女，他们和扬州人民有深厚的友谊。此外，还有不少欧洲人在扬州活动过，最著名的是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重重记上一笔。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会士鄂多立克也在扬州逗留过，有《鄂多力克行记》为证。

在元朝文人中，萨都剌与扬州有比较深的情缘。泰定四年（1327年），萨都剌进士及第，被任命为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上任途中经过扬州，拜会了当地一位名叫成居竹的隐士，诗酒流连。元统二年（1334年），萨都剌再过扬州，作有《同御史王伯循济扬子江时除广东佥事余除燕南照磨》《题扬子驿》。至正六年（1346年），萨都剌又过扬州，作《过广陵驿》。值得一提的还有扬州散曲作家睢景臣和他的套曲《高祖还乡》。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将其名列在“方今己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之列，还“为之作传”。钟嗣成在《睢景臣传》中写道：“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皆出其下。”

明代的扬州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以手工业发展最快。人口进一步增加，市场与作坊已经拓展到原来旧城的东郭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之生产关系的萌芽。明代扬州的商业，主要是两淮盐业专卖和南北货交易。两淮产盐运往湘、鄂、赣、豫诸省，销售量大，获利甚丰。明朝在扬州设有巡盐御史，督理淮浙盐务。盐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几乎与粮赋收入相等。南北货交易方面，由于政府容许漕船携带二成货物，并允许搭载客商，促进土特产的流通。当时古运河上，装载南北货的船只往来如织，扬州成为长江下游南北货的中心交易市场。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滨海千里，同时告警，倭寇先后攻掠上海、苏州以及南通、泰州等地。这时的扬州，由于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商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市场作坊已扩展至原旧城的东郭外。倭寇对东郭外的商业区和手工业进行洗劫。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又深入到徽州和南京，沿路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为了防止倭寇对扬州的再次入侵，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扬州于东郭外筑一新城，把商业区和手工业区包入城内。在新城建筑的过程中，倭寇曾逼近城下，遥见正在兴筑的新城岸高池深，城楼巍然，不敢再向前逼近了。在抗击侵犯江北的倭寇期间，著名的古文家、理学家唐顺之以佥督御史巡抚淮扬，在巡视海防时卒于广陵舟中。这是值得扬州人民纪念的。到了嘉靖末年（1566年），倭寇猖獗，富庶又交通便利的扬州，也成了饱受倭患的重灾区。为了防倭，时任扬州知府吴桂芳及其继任石茂华修造了长约十里的新城，对防范倭寇侵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明清之际，史可法在扬州领导了抗清斗争，终因朝廷的腐败，外无援兵，弹尽粮绝，城破就义。清兵在扬州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日屠杀，有数十万人遭到屠戮，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我俯身抓起一把泥土，这泥土浸淫着多少扬州人血泪？

在明代，扬州仍然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地方。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著名戏剧家、诗人汤显祖辞去浙江遂昌知县，返回故里临川的时候流连扬州，写下了《戊戌上巳扬州钞关别遂昌吏民》《广陵夜》等诗篇；“公安三袁”之一袁宏道诗集中就有《广陵集》一卷，其中绝大部分写于扬州，记载了他在扬州的生活；晚明著名性灵作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翔实地介绍了扬州的地理风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瑰丽的晚霞

披着夕阳的余晖，我进入了蜀冈、瘦西湖风景区。

瘦西湖最鼎盛时期为清乾隆年间（1736—1796年）。由于康熙、乾隆多次南巡，扬州官员与盐商为助皇帝游兴，不惜重金，沿湖构园，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刘春池语，参见袁枚《随园诗话》）的胜概。

毋庸讳言，清朝的建立，加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关系的发展。这种政治上的统一，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康熙年间（1662—1722年），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恢复，到乾隆时出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当时的扬州，富渔盐之利，居交通冲要，是我国中部各省食盐供应的基地和清朝南漕北运的咽喉，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盐业的发展，扬州成为全国著名的重要商业城市。清代产盐地区共有十一区，有官督商办。盐商销盐各有专卖地区，故称引地。淮扬地区的“引盐”发售区为安徽、河南、湖北等长江中下游各地。多雇佣私商船帮或通过官方船只运往各地销售。由于两淮一带“其煮盐之场较多，食盐之口较重，销盐之界较广，故曰利最多也”，因而扬州的盐税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关系至大，“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乾隆年间，两淮每年的赋税占全国商业总税收的一半，其中主要是盐税。清政府对扬州盐务十分重视，清初即在这里设两淮盐运使，派要员充任，以控制食盐的产销和盐税的征收，住在扬州的，除了垄断两淮盐业的八大商总外，“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麋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乾隆《淮安府志》）。他们以手中的商业资本，在这里进行着各种活动。两淮的盐税直接关涉到清政权的经济命脉，盐商们的大量财富是清政府特殊用项的来源，而盐商的垄断利益又靠清政府的庇护，形成了上至皇帝、下至臣僚和扬州盐商在政治上、经济上支持的微妙关系。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徐学乾把十万两银子交给大盐商项景元从事投机贸易活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南巡扬州，项景元还破格受到接见。另一个扬州大盐商安麓村是大学士明珠家仆的儿子。盐商对清政府的支持是很大的，台湾林爽文的起义，扬州盐商江广达主动捐银二百万两，以备犒赏。嘉庆年间（1796—1820年），白莲教起义，清政府军饷匮乏，扬州盐商鲍漱芳积极向清政府输饷，清政府为此赏给盐运使的头衔。清政府治河经费不足，他又“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铁保《两淮盐法志·借币》）。乾隆十八年（1753年）南巡，扬州盐商捐银二十万两修建行宫。乾隆几次南巡，扬州盐商各竟巧思，广造园林，“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歌酣舞。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银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乾隆赞叹：“扬州盐商……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无不华丽崇焕。”（《皇朝文献通考》）

明清时期，在全国盐业中，两淮盐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明代宋应星估计，明朝万历时扬州的盐业资本约为三千万两，而清代汪喜孙的估计则为七八千万两。根据有关记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中央户部库存银为七千八百余万两，如此看来，扬州盐商手中的商业资本几乎与之相等。运河中漕运的冲要，扬州很自然地成为南北货的集散地。随着外地商为在扬州的日益增多，南北货交易的日益频繁，为了互通声气、联络乡谊和进行商业竞争，各地纷纷在扬州建立起会馆。如湖南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安徽会馆、绍兴会馆、山西会馆等，都是比较著名的，这些会馆各有其商业特色和经营范围，譬如浙绍的经营绸布，湖南的经营湘绣，湖北的经营木材，江西的经营瓷器，岭南的经营糖业，安徽的经营盐业，山西的则为钱业。由于南北货商活跃于扬州，加强了南北商品的交流，而南北货又与人民的日常食用关系密切，许多有名的商业街道就这样形成了。

在盐业巨额资本利益的驱动下，手工业和服务业也得到发展。手工艺品中的漆器业发展到鼎盛时期。乾隆年间，不仅雕漆工艺与镶嵌工艺相结合，技艺大进，而且使观赏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漆器制品进入富裕人家的厅堂，销路大开。扬州玉雕也颇负盛名，既有精细的小品，又能制作壮观的大件。宫廷中迎十件大型玉雕，多半出自扬州艺人之手。如今北京故宫中珍藏的《会昌九老图》《关山行旅图》等，尤其珍宝馆的《大禹治水图》重近万斤，有“中国玉器之王”之称。服装鞋帽业十分兴隆。服装、衣料业多集中多子（缎子）街、彩衣街一带，鞋帽、首饰多集中于翠花街、埂子街附近。化妆品中以香粉业最负盛名，素有“苏州胭脂扬州粉”之说。以戴春林、蒋天锡、谢馥春三大香粉为标志的扬州香粉业先后饮誉三百余年。南北货业也相当活跃，各地商人聚居扬州，经营各地特产，设立商务会馆，其时有主营绸布的浙绍会馆，有主营湘绣的湖南会馆，有主营木材、江米的湖北会馆，有主营瓷器、茶叶的江西会馆，有主营钱业的山西会馆以及主营盐业的安徽会馆等等。此外还有粮行、药行、布行、木材行、柴炭行等等。饮食服务业生意兴隆，酒楼、茶馆、浴室遍布城内，故扬州有“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说。

经济的发达自然促进文化的发展。孔尚任曾说：“广陵为天下文士之大逆旅。”（《孔尚任诗文集·与李畹佩》）“广陵据南北之胜，文人寄迹，半于海内。”（孔尚任《〈广陵听雨诗〉序》）文士逆旅的主人其一自然便是扬州的盐商。据姜泣群《虞初广志》卷三记载：“扬郡以清高宗巡游之后，繁富甲东南，鹾商拥巨金者，每好延接知名士，博爱才名。”清人沈起凤《谐铎》卷三中也说：“适虹桥荷花盛开，鹾贾设宴园亭，招名士之客于扬者。”他们中一些人喜欢延接文士，主持文化沙龙，应该说对于扬州文化的发展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的。具体地讲如雍正、乾隆时期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可以说便是当时的一个文学中心，集结了一群极具实力的文人。杭世骏在《马母陈氏墓志铭》里说：“曰琯、曰璐不以俗学缮性，而志不求时名，清思窈渺，超绝尘埃。亲贤乐善，唯恐不及，方闻有道之士，过邗沟者，以不踏其户限为阙事”，“勾甬全吉士祖望、吴兴姚文学世钰、钱唐厉征君鹗、陈布衣章、仁和张孝廉增，皆天下士也，恒主其家”。其丛书楼藏书颇富，号江北第一，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他家的进书就有七百六十种。而厉鹗纂《宋诗纪事》就是利用了这里的藏书。还有盐商江春亦喜接纳文士，为人称道。其二则是达官显贵，如曾任扬州盐运使的卢见曾“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酬咏，一时文讌盛于江南”（李斗《扬州画舫录》），还曾主持修禊虹桥，“其时和修禊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同上）。

清代扬州的文化繁荣与盐商对文化的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扬州作为清代全国戏曲中心之一，各地戏曲班社纷纷来这里演出，南北曲剧名流也多聚于此。而扬州盐商为了迎接乾隆南巡，也从各地征集诸腔名班来到扬州，遴选剧目。应该说，没有盐商的推动也就不会有清代扬州戏剧的特殊繁荣，盐商对于清代扬州戏剧事业功不可没。此外，清代扬州的曲艺艺术也极发达。评话、弹词、清曲等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尤以说书各街巷皆有之，且不乏大家名家。明清之际有柳敬亭，清代有邹必显说《飞砣传》、浦琳说《清风闸》、叶霜林说《靖康南渡录》、徐广如说《东汉》、吴天绪说《三国》以及多面手龚午亭等。近世以来，李国辉、蓝玉春、王少堂、康又华、马凤章等，更将扬州的说书艺术发扬光大。

清代扬州文化是值得骄傲的，这同样与盐商对于文化的扶持直接相关。修建和资助书院是扬州盐商的一大贡献。譬如，乾隆初汪应庚捐资五万金，重修扬州府学；又如，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二人慷慨解囊，重金修建梅花书院。还有三元坊的安定书院、府东的资政书院、府西的维扬书院和仪征的乐仪书院均靠盐商的财力支撑。书院的发达、学术空气的浓厚为产生学术史上彪炳千秋、被后世学人赞叹不止的扬州学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声名最为卓著，江都汪中、仪征刘文淇和阮元、甘泉焦循、宝应王懋竑和刘宝楠等也都建树卓绝，至今仍为学者津津乐道。

扬州盐商还助长了一个扬州画派，“扬州八怪”横空出世，以其高岸构成了清代画坛一道最为夺目的风景线。

此外，王士祯、孔尚任、吴敬梓、施耐庵、曹雪芹、袁枚、蒲松龄、魏源、龚自珍、姚鼐、沈复、朱自清、李涵秋、毕倚虹、洪为法、汪曾祺等文学大家所取得的成就，无不与扬州的人文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日出日落，耗去了多少流光逝水；月圆月缺，消散了多少梦花幻浪。

“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潘什梅尔《法国》）扬州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初荣于西汉，鼎盛于隋唐，后显于明清。没有哪一个城市像扬州在文字中让我如此熟悉。不过，曾被誉为“东南第一都市”的扬州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诚如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所言：“扬州是一个人为结构的获益者，这个结构的存在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只有善治才能确保其效率。”（《说扬州》）我们可为昨日的辉煌感到自豪，但那毕竟是前人创造的，没有任何理由成为今人骄傲的资本。我们现在讨论扬州历史文化的地位和价值，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狭隘的乡土文化情结，更不是为了增添茶余饭后的谈资。鉴古知今，征往训来，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今天和明天。

历史的迷失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不能重复历史的悲剧。毋庸讳言，悠久的历史带给扬州的是时间的惰性，它曾使扬州人丧失“扬气”，拥有一种谦卑的犹豫……每每翻阅厚重的《扬州史志》，总是热泪盈眶，我常叩问——

扬州，有多少记忆可以重来？

（原载2014年第2期《江苏地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