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不要不择手段往上爬

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让他们从进入干部队伍起就知道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明白在党内不守纪律、不讲规矩，跟组织玩小聪明，权欲膨胀、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往上爬，为了自己什么事都敢干，总有一天是会自己毁了自己的。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3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让他们从进入干部队伍起就知道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明白在党内不守纪律、不讲规矩，跟组织玩小聪明，权欲膨胀、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往上爬，为了自己什么事都敢干，总有一天是会自己毁了自己的。

习近平这段话引人深思、令人警醒，尤其一句“不择手段往上爬”，更是形象地描绘出官场上一些人处心积虑谋高位的面目。

所谓“执志不绝群，则不能臻成功铭弘勋”，一些人“上爬”的目的俨然上不得厅堂，古时“升官发财”一说，如今颇显世俗功利，但偏就有人挤破头、耗尽心机，想方设法往上爬，以至于成了不择手段的那类人。

一、“除了性别，其他都是假的”

2015年12月3日上午，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犯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

据公开资料显示，沈培平系云南保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专科毕业，其后就读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在职研究生班。2004年至2007年，沈培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自然地理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5个月后获聘该校兼职教授，其学历和职称的“速成”颇为人关注。

从博士毕业到成为教授，沈培平仅花5个月时间。难怪全国政协委员孟学农说：“有些人（指的是政府官员）读什么博士？图虚名，招实祸。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考一下。好几个贪官都是博士。”

近年来，不少领导干部为升迁积累资本，不惜学历造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反腐风暴中有超过百名以上的省部（军）级领导干部因腐败或涉嫌腐败被查处。2016年6月，有媒体选取了其中的30名落马省部级干部学历进行了盘点发现，落马省部级高官许多都是“边工作，边学习”，有的甚至基础学历都没有，最后成了博士，成了教授，成了研究员。

按理说，追求进步是每一名领导干部的共同心愿，成长为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需要以正确的进步观为指导。然而，现实中有一些领导干部从个人私利上盘算进步，甚至有的领导干部官迷心窍，为了升迁不择手段，由于行为失控，最终倒在了成功前的“百米线”上。

从近年情况来看，领导干部不择手段往上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手段之一：档案造假。在领导干部升迁造假手段中，档案造假比较常见，已落马的有省部级大老虎，也有科级干部；造假情形多种多样，有的11次篡改年龄，有的假造公章，有的除了性别，其余信息均为假造。

有些为了争取提拔或延长任期篡改年龄，出现一个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神童干部”；有些拔高学历，挤进干部选任提拔的候选队伍；还有伪造身份者，通过借调、交流等方式进入政府机关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公务员。

最为典型的是，河北省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档案中除了性别是真的，其余信息全是假的，档案中的90多枚公章，假的占三分之一以上。

王亚丽原名丁增欣，初中未毕业退学后，结识当地富商王破盘。后来王破盘与时任河北石家庄市交通局局长王志峰在开发项目时“相互帮助”，王亚丽以王破盘“干女儿”的身份被调入市交通局；作为回报，王破盘的公司将王志峰之子王印江列为股东。

此后，王亚丽通过伪造正科级干部资格，到鹿泉市开发区挂职任副主任。之后，历任西柏坡纪念馆馆长助理、鹿泉市开发区党委书记、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

据媒体报道，就因拟任的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年龄30岁以下”的规定，不得已就将原本已改小4岁的年龄再改小4岁。根据其简历显示，王亚丽12岁就成为一家大型军医院药剂师。

2008年8月，王破盘突发心脏病去世，留巨额遗产。王亚丽以“亲生”女儿身份，与王破盘的亲生子女争夺遗产。随后，王亚丽利用虚假身份伪造干部档案、履历，被违规录用等问题曝光。2009年5月27日，王亚丽被免职，次年1月12日，王亚丽被双规。

此外，栗智也是档案造假的一个典型。2015年3月两会期间，已退休两年的新疆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落马，成为新疆首虎。4个月后，中央纪委发布对栗智的通报中显示，栗智档案造假，隐瞒本人真实年龄，索取、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等。其中，在中央纪委的通报中，“档案造假、隐瞒本人真实年龄”等违纪问题为首次涉及。中央纪委通告将栗智“档案造假，向组织隐瞒本人真实年龄”列为违纪问题第一条，这在以前不多见。

手段之二：攀附权贵。除了档案造假，有的领导干部为往上爬，便想方设法攀附权贵。2015年1月6日，南京下起了小雪，南方冬季的湿冷带着沁骨的寒意。但这并没有影响媒体对一条新闻的关注热度——两天前，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调查，成为2015年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老虎”。杨卫泽的落马，也使南京成为十八大后市委书记、市长双双落马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引发江苏官场震荡。一位交通厅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杨卫泽没有太深厚的背景，仕途能一路平顺，主要是因为他勤奋能干，懂得“借力”爬升。1996年，杨卫泽任交通厅副厅长，不到两年又升任“一把手”。

据说，杨卫泽这次提拔得到上级领导的关照。为了上位，杨的老婆还认了这位领导当“干爹”。另据报道称：在无锡任职期间，杨卫泽利用职务之便为周家修缮老屋，得到周永康的赏识，甚至曝出他主动拜望周永康在无锡的兄弟等。“他能在江苏政坛这么多年，与其背后的人息息相关。”

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的升迁之路，也从攀附权贵起步。

2011年，刘志军爆炸性地落马。他能从一介布衣敏捷跃升至铁道部部长的高位，可以说是中国政坛奇观。刘志军父母都是农民，刘志军在年轻的时候，和其余农夫后辈一样，农忙时得在家干农活，农闲的时候还得和别人一起到处去做任务工，在鄂州的许多水利工程上都留下过刘志军的脚印。

从一介平民迅速升至铁道部部长，主要靠当上了权贵的乘龙女婿。刘志军起初连铁路上的养路工都不是，由于头脑灵光，能说会道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得到了一些铁道干部的赏识，基层负责人便让他帮忙做些宣传工作。

有一次，武铁分局的黄局长下去视察，刘志军被安排参与接待活动。刘有几分才气，又会媚上讨好领导，便博得了黄局长的好感，正好黄局长有一个待嫁的闺女，刘志军表示希望结识。见到黄局长的女儿后，刘虽感觉其貌不扬，但还是与其成婚。成了黄局长的乘龙快婿后，他便很快从武昌工务段的团委书记做到了党委副书记，并最终取代了岳父的位置，成为武铁分局局长、党委书记。岳父退休回家后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刘志军便毅然决然地向黄女提出离婚。尽管黄氏表示不计较刘在外面拈花惹草，对刘志军说：“你在外面怎么玩都可以，只要不离婚。”但刘志军最终还是与黄氏分道扬镳。

刘志军第二任婚姻是某军区孔司令员的千金。他觉得孔司令员在官场上人脉好，有利用价值，便主动和其女儿谈情说爱。孔司令也对他十分赏识，刘志军如愿以偿又成了孔司令的乘龙快婿，顺利地成为了沈阳铁路局局长。等孔姓高干退休时，刘志军和很多高官都有直接的往来，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于是，心生休妻之念。虽然孔姓岳父对此十分恼火，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官场关系压制刘志军，但刘志军仍在官场上叱咤风云。

刘志军第一、二任妻子虽然都是干部的女儿，但都其貌不扬，和仪表堂堂的刘志军比确实是太不般配，刘志军对她们也谈不上真情感，只是把她们当作垫脚石罢了。在刘志军和孔氏离婚前，又在一次生病住院的时候意识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护士，两人最终喜结连理。

手段之三：买官。有些领导干部为往上爬，为获得更大的权力，在更高的位置上获取更大的利益，甚至不择手段地通过借钱、贷款、拉赞助、挪用公款等方式，不断加大自己的赌注买官，以求捞得更多私利。

“500元钱挂个号，1000元钱报个到，10000元钱拿顶帽”——数年前，某地一县委书记大肆卖官鬻爵，于是当地流传开了这样一句顺口溜。

如今斯人已入狱，后来者仍难以绝迹。这类案件的一大特点就是，买官卖官者拉帮结派，形成派性裙带关系，买官者与卖官者已是“一条麻绳上的蚂蚱”，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利益共同体博弈中，“卖官”市场规模越大，利益共同体越稳固，相互掩护的可能性越大。

手段之四：性贿赂。近年来，一些女性领导干部为了提拔和仕途，不能洁身自好，甚至委以身体。2014年11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4名山西领导干部被“双开”的消息，其中山西省晋中市委原副书记张秀萍（女），山西高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晓波（女），还与他人通奸。

值得关注的是，“与他人通奸”虽然已多次出现在中央纪委的官方通报中，但涉及的均为男性领导干部。对女性违纪领导干部采用“与他人通奸”表述，杨晓波、张秀萍还是“首批”。

这些女性领导干部涉及与人通奸，基本是与上司通奸。这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官位或利益，用色相买官，与金钱买官卖官无异，只是形式不同。女性领导干部与上司通奸，不由会让人联想其中的男当事人是谁，其中有三条线索可寻：比他们官职更高的，与他们交往密切的，对他们官职升迁影响大的。其中，张秀萍与原山西纪委书记金道铭多有交集，在金道铭案发后，曾报道有一名晋中市委某女领导干部涉案，这位女领导干部在2014年4月16日午饭后在太原某机关被带走。报道还提到，这名女领导干部与金道铭一起处理过“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中的一起案件，涉及一笔千万元量级的“案件摆平款”。公开信息显示，“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系列案2008年开始展开，金道铭出任领导组常务副组长，时任山西省纪委副书记的杨森林出任领导组副组长，张秀萍则担任反腐败办公室副主任兼案件管理组组长。2013年4月，金道铭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期间，张秀萍调任晋中市委副书记。在金道铭被调查三个月后，山西监察厅原副厅长谢克敏和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杨森林被调查，同样出身纪委系统的张秀萍，名字也悄然从晋中市领导名单中被撤下。

2014年刚满43岁的杨晓波三年前出任高平市长，而此前的市长正是秦建孝，市委书记正是谢克敏，谢克敏在出任高平市委书记之前是高平市长，三任市长同年落马让高平成为腐败高地。在杨晓波担任市长的3年时间里，她与市委书记谢克敏的关系势同水火，谢克敏的强势人所共知，但“美女市长”“遇强则强”的行事风格也出乎所有人预料。可见，杨晓波的背后站着让谢克敏惧怕的人，也正因此，她有了从区委宣传部长擢升高平市市长的破例，杨晓波被调查后，“与多名上下级长期保持情人关系”成了许多高平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与杨晓波、张秀萍相比，被称为“三湘第一女巨贪”的原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蒋艳萍（副厅级），更是将自己的身体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2001年，蒋艳萍因受贿、贪污、介绍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湖南被一、二审判处死刑；2003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改判为死缓。蒋艳萍出生在湘东山区，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一朵艳丽的山茶花”。让乡亲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朵美丽的“山茶花”正是利用了自己的姿色步步高升，然后走向无底的深渊。

蒋艳萍曾总结出一套屡试不爽的怪论：“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女人，才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这一怪论的“精髓”就是利用女人的“资本”，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权力，亦即权色交易。

从给湘潭市某领导当“二奶”，到与原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张秀发勾搭成奸，40多名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被蒋艳萍“玩”得团团转，甘愿为她效犬马之劳，成了她步步攀升和大肆敛财的阶梯与保护伞。

其实，领导干部有心“上爬”，原则上并非什么坏事，公平合理的上升渠道也是公职所需。然而事实却是，有些领导干部口是心非，乐于包装自己的“志向”，原本为功名利益摇身一变成了为公为民，求不了钱便一心为权，甚至将其作为职业生涯唯一目的，在个人“德能勤绩廉”与升迁要求尚不对等前提下，所作所为自然就显得弊病丛生。

二、让干事的“老实人”得到重用

“把重视老老实实的干部、起用老老实实的干部作为干部工作的一种理念来倡导、一种导向来落实，真正使那些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实绩突出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推动全党全社会形成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良好氛围。”

2008年5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2008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师资班开学典礼时强调，“老实做人、做老实人，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是领导干部‘官德’的外在表现，也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

近年来，习近平更是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强调，要重用“老实人”，一次又一次在全党传递“不让老实人吃亏”的明确信号。

何谓官场“老实人”？大概可以用这10个标准来衡量：不和你套近乎但又能积极配合你工作的人、不和你多走动但又能体谅你良苦用心的人、不经常往你家里跑但却常常往基层跑的人、不关心你生活私事却帮下层排忧解难的人、不当面恭维你但又能自觉树立你威信的人、不向你表态但能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的人、不爱多邀功多表功但又能创造性工作的人、不爱向组织提个人要求但又积极表现的人、不爱看你脸色行事但却又能公事公办的人、不喜欢给在岗烧香又能给离任送温暖的人。这种官场“老实人”，才是群众真正的主心骨，是党的事业的脊梁，是这个社会奋发有为的奉献者。

与“老实人”相反的，就是那种缺乏党性、不重品行、作风漂浮、拉帮结派，为了升官发财和个人私利捞资本，热衷于面子工程、制造虚假政绩，以及大搞奉迎的投机钻营者，其主要心思和精力大都用在“造势”和“谋官”上。

令人不可想象的是，当那些兢兢业业的老实人认识到自己可能晋升的机会，总被那些领导“身边人”以及跑官、要官、买官的人占据了会怎么想？他们还会愿意继续老实下去吗？如果他们失望了、绝望了，又该怎么去做？如果形成以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为耻，以投机钻营、坑蒙拐骗、贪污腐化为荣之势，这就不能不说是当前社会转型中的一大悲哀。

“老实人”之所以常常吃亏，因为他们只是“注重埋头做事，不善声张‘造势’，辛苦和业绩往往不易广为人知；他们清正自守，不好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往往‘人脉’不广；他们不跑不送，不找不要，不善奉迎，往往引不起别人的关注。这些干部专注干事不会来事，讲原则不懂圆滑，往往还会得罪人。”这从心理学上讲，这些“老实人”又可以称之为“个性强”或“个性官员”。“个性强”不是罪过，问题在于“个性官员”有主见、有本事，又不大容易迎合有些领导的喜怒哀乐，自然“不讨喜”、“吃不开”，更难以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与重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早就有不让老实人吃亏的传统。张思德是我们熟悉的英雄模范，在平凡中默默奉献，是名副其实的老实人。为了纪念他“重于泰山”的不幸牺牲，毛泽东不仅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还发表了著名的文章《为人民服务》，不计得失的张思德由此成为全党同志永远学习的榜样。当代雷锋传人郭明义，也是乐于助人不计报酬的老实人，他最终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和道德模范，成了举国上下家喻户晓的“当代雷锋”。可见，那些甘于奉献、勇于吃亏的老实人是不会被忘记的，只要看清了、认准了，就会给予公认和褒奖。当前，有必要对“不择手段”往上爬的领导干部说“不”，同时不让“老实人”吃亏。如此，前提是需要制度建设，尤其是科学的领导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完善领导干部“正淘汰”机制，让潜规则不灵，让显规则盛行。

其一，加大四项监督制度的执行力度，确保取得实效。此前，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央组织部配套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公布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试行）》。这四项监督制度，针对干部选拔任用过程，形成了事前报告、事后评议、离任检查、违规失职追究的监督链条。

这套“组合拳”，既突出了干部选拔任用中需要监督的重点对象和特殊情况，又强化了总体监督。但制度的效果如何，关键还在执行。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要带头遵守四项监督制度。尤其要对选人用人法规制度和监督制度真正落实，做到有章必依、执行必严、违章必究。

其二，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严格责任追究。严肃查处是整治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有效手段。对公众反映强烈的违规违纪用人问题，要坚持有案必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让那些违规者心生畏惧。

同时，提高监督手段的有效性也是关键，目前对一把手的监督缺乏足够有效的机制，公众对于选人用人的程序办法不是很熟悉，选人用人缺乏多方监督的有效体制，因此造就了这样一种局面：民不举，官不知；不出事，就没事。要继续完善监督机制，提高其有效性，综合运用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两种手段，切实加大问责力度，严格进行责任追究。

其三，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根本出路在改革。通过深入贯彻落实《2010年—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选人用人方面的突出问题。

当前，迫切需要改变“少数人选人”的局面，以达到对“一把手”用人行为的有效约束。应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经过实践经验的成功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把主要靠领导者个人选人，逐步转到主要靠制度选人方面来；把由上级部门对干部的制约，逐步转到由民意和社会舆论来加以监督。逐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让干部的选拔、任用、评估制度在阳光下运行。

习近平始终关注那些埋头苦干的“老实人”。2009年12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全国组织部长会议时指出，要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特别关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基层和生产一线，特别关注环境艰苦、工作困难、矛盾复杂、长期默默奉献的岗位，特别关注那些心系群众、埋头苦干、不拉关系、不走门子的老实人、正派人，使选出来的干部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

“慧者心辨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这是历史给“老实人”的画像。在今天，“老实人”是党和国家最需要的人，他们犹如那最顽强最坚固的夯，筑起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