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

我一直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对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等经商办企业，党纪国法都有明确规定，问题是没有落实好。对领导干部，要求就是要严一些，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3月5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孟子这句名言，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2015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谆谆告诫，我一直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对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等经商办企业，党纪国法都有明确规定，问题是没有落实好。对领导干部，要求就是要严一些，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习近平不止一次表达这样的观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柘荣县考察时，就告诫领导干部“不要看到经商发财而感到怅然若失……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

2014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谆谆告诫学生：“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当官。”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座谈会上说，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的底线，决心从政就要耐得住清贫，坚定自己的人生选择。他叮嘱县委书记：“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清清爽爽、义无反顾地去当官。不要把当官作为一个满足无穷贪欲、获得无限私利的捷径，那样迟早要完蛋。”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古至今，这都是对为官者的基本职业要求。习近平的反复告诫，语言看似朴实直白，实际上蕴含着各级领导干部应有的操守、气节和荣辱观，揭示了现代社会权力治理的基本准则。

一、“做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受贿超过2.4亿！

2016年6月16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通报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开庭。庭审中，安阳检方指控白恩培直接或通过其妻非法收受财物超过2.4亿元。

云南是白恩培仕途履历中的重要一站。从2001年11月至2011年，白恩培曾任云南省委书记，主政云南10年。其上任时，云南省刚刚遭遇了原省长李嘉廷的腐败案。上任不久，白恩培表示，李嘉廷案造成影响十分恶劣，腐败不除，事业难兴，对反腐败斗争的态度一定要坚决。不过白恩培很快就重蹈李嘉廷的覆辙，不仅贪腐，还创下了超过2.4亿元的目前最高受贿纪录。

白恩培的涉案行为绝大多数都是为老板在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领域谋取利益，出手帮助老板一次，最多的收数千万元。白恩培还在“忏悔录”中说：“我是能拿的都拿，能要的全要。”

白恩培的家也是“权钱交易所”，他在前面办事，妻子在后面收钱。白恩培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在前边办事，她（妻子张慧清）在后边收钱。有时还有意创造条件让她打着我的旗号去搞权钱交易、接受贿赂。”为便于收钱、洗钱，张慧清还以表弟名义成立10余个皮包公司。

把家当成“权钱交易所”的还有苏荣。2014年6月14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作为十八大后中央纪委拿下的首个副国级高官，苏荣落马后，其妻子于丽芳也成为焦点。在2015年5月，中央纪委发布《卖官鬻爵巧取豪夺误党毁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件警示录》，苏荣忏悔道：“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

苏荣所称的“收款员”于丽芳，是其第二任妻子。此前，中央纪委公开通报苏荣案情时曾披露，苏荣案呈现出家族式腐败，全家几乎全部卷入其中。苏荣家人总计10余人涉案。其中，于丽芳卷入最深。

于丽芳年近60岁，人称“于姐”，与纵容家人的当家人苏荣同为吉林人，柳叶眉、桃花眼，她衣着素有品味，对外显得颇有素养，不过“官气”也不小。在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于丽芳频繁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索取收受巨额财物。她成天往来江西各地，结交各色人等，许多干部、商人竞相逢迎“于大姐”。不少江西省内的高级领导以贿赂“于大姐”的方式，变相贿赂苏荣，以此获得苏荣的信任和提拔机会。

于丽芳一方面让苏荣安排请托的干部，一方面依仗苏荣的影响，直接给省市领导打招呼提拔使用干部，对于办得不得力的，还向苏荣施加压力。于丽芳收受某领导干部钱款后，让苏荣提拔其职务，苏荣答应帮助解决，但未能如愿，于丽芳就和苏荣大吵大闹，苏荣只好辩解说“我已经尽力了，别再闹了”。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不少人认为，当官就有权，有权就有人求，有人求就有钱，因此，“当官”和“发财”两者互为一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更是许多人人生的极致追求。由此，当官发财这一思想在有些为官者脑海中就变得根深蒂固。

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曾尖锐地指出当官发财这种思想的危害：“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

然而，时至今日，在不少领导干部心中，当官、掌权、发财之间仍是一个等式。他们奉行的是拜金主义，受贿、索贿、侵占群众利益……这让不少为官者在金钱美色诱惑下丢掉了宗旨和信仰，突破了从政底线。

从最近几年纪检监察部门查处的一系列大案要案来看，尽管落马贪官生活经历和环境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想升官发财。比如福建政和县委原书记丁仰宁落马前就曾有这样一句惊天动地的“名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其实，这句话并非丁仰宁的原创，这也是千百年来不少贪官的为官理念。不过，这话从前的“父母官”也不敢公然地端上台面，口中多少要“仁义道德”一番，轮到丁仰宁却理直气壮地当作了自己的“从政宣言”。

这样的领导干部，又何止丁仰宁？由于在位期间滥用权力、大肆贪腐，受贿金额高达4732万元，曾经的政坛明星——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最终沦为贪官，2012年年底被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缓。

据办案人员透露，在担任上述职务的9年时间内，吴志明疯狂敛财，其中在任青山湖区委书记期间，平均每年敛财近千万元。案发后，吴志明在悔过书中写道：“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是追求当官发财、大富大贵”，“只有自我、只顾自我、只为自我的思想深入到我骨髓里”。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严治党、强力反腐，一批领导干部相继落马，这一再警示为官者：如果一味怀揣当官发财的念头，就如同抱住一颗背离党纲的“定时炸弹”，这样下去必然会走向自我毁灭。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双规”后说过一句话：“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最后是死路一条。”

周永康、苏荣、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蒋洁敏、谷俊山、白恩培、李东生、郭有明、万庆良、谭力、武长顺等，其深刻教训均在于此。

二、与老板比富成为“官场病”

“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虞不足。”近年来，不少落马的“老虎”“苍蝇”，既想做官，又想发财，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就只有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这种官商结合的“红顶商人”导致的必然是违法乱纪。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秋灯丛话》里这样一则故事：

有齐女待嫁，东邻富而丑，西邻俊而穷，两人均来求婚。问她中意哪个，齐女害羞，不好意思开口。其父亲说，不言语也行，若想嫁西邻，就袒露左臂，若想嫁东邻，就袒露右臂。

齐女两臂皆袒，其父大惑不解。齐女说：我想食在东邻，宿在西邻。

如果把“当官”比作嫁西邻，“发财”就犹如跟东邻，二者本不可兼得。由此可见，腐败分子做官的风光与发财的实惠一个都不少，与齐女何曾相似！

这些领导干部渴求当官发财，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现实攀比导致心理失衡的因素。2008年3月，《人民论坛》杂志曾发布过一份调查报告。其中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导致领导干部落马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心态失衡。有研究结论表明，心态失衡已经成为一部分领导干部走向质变的催化剂。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心态失衡时，往往会通过某种方式寻求“补偿”，以求得心理安慰，达到心态平衡。而当领导干部以错误的思维、错误的方式获得错误的“补偿”时，就会出现违法违纪现象。

2015年4月7日上午10点，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季建业受贿案，认定被告人季建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

季建业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不但积极配合调查，还写出了洋洋洒洒万余字的《我的悔过书》，成为反腐败的“典型教材”。其中包括“羡慕一些企业家住豪宅，坐豪车，乘私人飞机，生活奢华，财富积累享用不尽……”；“过去比革命先烈的精神多，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多，比老百姓穷苦生活多，比出的是斗志，比出的是精神，比出的是作风。但渐渐看到周边的一些企业家住豪宅，坐豪车，乘私人飞机，生活奢华，财富积累享用不尽，产生了羡慕心理。”季建业“忏悔书”中的这些话，发人深省。因为羡慕老板而心态畸形，而逐渐忘记“当干部做什么”、“忘记当领导为了谁”、进而私心杂念滋生膨胀，一步步走上犯罪深渊的，季建业并非孤例。

李桂东落马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第一任市长。因为曾在广西钦州地委党校任教多年，且发表过不少学术成果，步入政界后，李桂东在当地有着“学者型官员”的美称。人们给他的评价是“很本分”、“很清高”。

1996年4月，李桂东当选为东兴市市长。在发表就职讲话时，为了阐明自己的权力观，他将秘书写的讲话稿扔到一边，讲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执政党的兴衰存亡，不在于它的队伍大小与组织松严，而在于它能否解放发展生产力，以及自身反腐抗蚀的能力；同样，一个当权者的成败得失，不在于他的位高权重，而在于他是否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然而，在做了八年市长后，2004年9月，原来那个“很本分”、“很清高”的李桂东却因受贿134万元人民币、3000美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李桂东人生轨迹的“拐点”在哪儿？据李桂东供述，1996年年底，他带队到深圳招商期间，一个客商请他吃饭，仅一顿饭就花了6000多元。客商见他一脸惊诧，便用一种揶揄的口气对他说：“你这个市长在你们那里也算不小了，但就是太穷。你讲的那套理论只能唬住那些穷人，在我们这里一文不值。你那点儿收入，在深圳只能过贫民生活……”李桂东闻言，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这件事对李桂东的刺激很大。在看到“外边的世界很精彩”的同时，他感到困惑、迷茫了——自己辛辛苦苦干工作，一个月才1000多元的工资，工作半年还不够老板们的一餐饭钱！他的心态严重失衡之后，人生观、价值观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向——不但热衷于和老板们“交朋友”，对送到手的“红包”也不再推辞，而且有了两个年轻貌美的情妇……

在现实中，与老板攀比而心理失衡滑向深渊的领导干部不在少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就曾交代说：“上上下下都接触一些有钱人，看到他们生活得很自在……穿的是名牌，喝的是洋酒，身边还带着陪伴小姐，心里有几分羡慕。”

可以说，与老板比富，已沦为当下一种危险的“官场病”。

领导干部要发财，最大的优势就是手中的权力，而权力交易的对象，往往就是金钱和美色。领导干部与老板一旦“亲密无间”，必然难逃官商沆瀣一气、相互依附的局面。由此不难看到，一个领导干部的落马，往往会抖出一堆老板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几个老板违法犯罪的败露，也常常牵扯出一些腐败的领导干部。

与老板相比，领导干部的生活确实够“寒碜”，但与普通公众相比，领导干部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生活足以堪称“小康”。从一年一度的“国考热”，就不难看出公务员这个职业的“含金量”。领导干部只和老板比，不和公众比，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也容易让自己误入歧途。

领导干部在物质和金钱的诱惑下“心理失衡”，根本原因在于党性修养不高，理想信念不坚定，难以拒绝和忍耐，于是就容易被花花世界的糖衣炮弹击中。尤其是“心理失衡”发生在某些“精神缺钙”、意志薄弱，又不善于自我调节，不严于律己的领导干部身上，堕入贪腐的深渊只是时间问题。

凡事没有绝对的公平，领导干部“心理失衡”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心理失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领导干部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权力进行所谓“调适”，一旦把“心理失衡”作为满足贪欲的借口，把手中权力作为一种发泄情绪的工具，于个人、社会、国家都将是一种灾难。

领导干部存在“心理失衡”这样一种“心理疾病”，从医学角度是无法根治的，在花花世界面前，每个人面临的诱惑是无限的，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该怎样面对欲望时“心不为所动”呢？归结到底，还是看领导干部怎样正确看待得与失，能否做到以警惕之心对待诱惑，以淡泊之心对待名利，以谨慎之心对待权力。

但愿落马的领导干部能够成为“反面教材”，能够阻止更多领导干部悬崖勒马，并将党纪法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做到廉政为民。

三、当官不发财是基本的从政底线

“无病不怕瘦，当官莫嫌贫。”清廉是中国吏治文化的核心，历来为人所推崇。唐代武则天告诫官员：“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恭廉守节，则地与之财。”南宋吕本中在《官箴》中写道：“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古往今来，都有一些“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的先进典型。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在越国崛起称霸后，越王表示要与范蠡平分越国，但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

范蠡乘船漂海到了齐国，更名改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耕作经商，父子合力治理产业。住了不久，积累财产达几十万。齐王听说“鸱夷子皮”贤能，请他出任宰相。范蠡再次出任高官，但做了一段时间，他又想：“住在家里就积累千金财产，做官就达到卿相高位，这是平民百姓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了。长久享受尊贵的名号，不吉祥。”他清醒地意识到，做官和赚钱不能兼而有之。他当机立断，再次辞去了齐国宰相的职务，把家产全部送给知音好友同乡邻里。

范蠡不当齐国的宰相后，带着一点财产，秘密离去，迁徙到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最佳经商之地，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因交易买卖的道路通畅，经营生意可以发财致富。没几年时间，范蠡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成为那个年代的马云。

范蠡做官，能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终使国富民强；理家，能辛苦劳作、惨淡经营终使家产累积数十万。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范蠡能意识到当官又发财是“不吉祥”的道理，被传为佳话。

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大门口曾经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一大批热血青年心怀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不为钱财，不为仕途，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诗篇。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极为鲜明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持秉公用权、保持清正廉洁，这是底线，也是基本要求。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是共产党员、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一首气吞山河的就义诗。

诗如其人。在吉鸿昌将军短暂的一生中，不仅以其铁骨铮铮、英勇善战让敌人闻风丧胆，还以其体恤民情、正直清廉令人敬仰。

1920年5月，吉鸿昌的父亲得了重病。吉鸿昌回家探望，看到父亲那依依不舍的眼神，他知道父亲有话要讲，便说：“爹，您有啥话尽管说，孩儿一定铭记照办。”他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会死而瞑目。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安眠啊！”吉鸿昌强忍悲痛，答道：“孩儿记下了，请父亲放心！”

父亲病逝后，吉鸿昌即把“做官即不许发财”7个字写在细瓷茶杯上，交给陶瓷厂烧制。茶杯烧好后，他用卡车拉到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行了严肃的发放仪式。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接着，他亲手把茶杯发给全体官兵，勉励大家廉洁奉公。当时吉鸿昌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下任营长，只有25岁。自此，吉鸿昌将那只写有“做官即不许发财”的茶杯一直带在身边，用它作为一面镜子，时刻提醒自己应如何为人做事。这只茶杯随吉鸿昌走南闯北，直到他39岁牺牲。

《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一书，回忆了彭德怀在1965年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之后，奔赴三线建设重镇攀枝花，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日日夜夜。彭德怀在看到当地老乡连裤子都穿不上时，对公社干部厉声地说：“老百姓穷得连裤子都没有穿的了，你却在镇上住大瓦房，你能住得安心？公社里还有这样穷苦的老百姓，你这个当官的倒先富起来了，过上好日子了。升官发财，这是过去的国民党。当官不发财，一心为人民谋利益，这才是共产党。”让“连裤子都穿不上”的群众听着亲切，听着舒心，加深了党群干群鱼水情深的关系。让住着大瓦房的干部羞愧难当，听在耳里却刺在心里，从批评中受到了教育。

有一次，彭德怀南下检查战备和国防工程回京途中路过南京，在老战友许世友家做客。许世友在饭厅里招待彭老总，桌上只摆了炒豆芽、土豆丝等四样菜。见此，彭德怀高兴地说：“我们都是‘出家人’，都应该爱国家之财，爱人民之财。管‘公’的人要牢守三条：第一自己不贪，第二不给人家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有这三条，才能保得住个‘公’！”彭老总笑比“出家人”并恪守“不爱财”的信条，道出了执政的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道德标准。

“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因为当官不是发财的岗位。为官者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所以应清醒地认识到，用好手中的权力，来为人民谋福利、谋幸福，既是义务，又是责任，而不是用来为自己及亲朋好友谋取利益。如果公职人员徇私枉法，必定会损害人民群众和国家利益，辜负人民的信任。

领导干部只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时，人生的价值才更加宝贵。担任云南省保山地委领导近20年的杨善洲，在位时没让家人沾他一点光，去世后把上亿元的林产无偿捐赠给国家；从村官到组织部长的李林森，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在每一个岗位履职尽责，去世后只留给家人一笔欠账。他们一辈子没有发财，但却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再比如，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等，他们时刻把人民的需求放在心上，时刻为人民办实事，受到广大人民的尊重和敬仰。

反腐经验表明，断掉当官发财的念想，靠自律更靠他律。关键要从制度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给权力套上“制度的笼子”。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全面深入实施，在反“四风”行动不断深化和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不仅让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感受到了中央整治“四风”顽疾不是“一阵风”和反腐败工作的鲜明态度和坚定意志，还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中央动真碰硬惩治腐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特别是一系列“干部禁令”的有效实施，不仅断了部分领导干部“升官发财”的欲望，更是让一些领导干部感叹“官不聊生”。不少人能感到公权力越来越受到党纪法规和各界的监管，而且“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已成贪污腐败者的必然结果。而事实上，“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无论涉及到谁、职务多高，只要违反党纪国法必然受到惩处”已成为中央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查处的腐败案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的情况，有的一家两制，有的挂名吃空响，有的借家属亲友大搞利益输送，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其实，中央对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问题有相应规定。早在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就要求：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

198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情，包括清理整顿公司，制止高干子女经商等。其后，中共中央也曾多次颁发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的一些具体规定，但效果甚微。

执行是制度最根本的生命力。2013年10月19日，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意见》下发后，共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40700多人次。清理工作中，对省部级干部在企业兼职更加从严把握，共清理229人次。

2015年5月4日，上海市委公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堪称“史上最严”。比如，对省部级领导干部，正局级以及关键岗位的正职领导、公检法系统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偶，几乎是“一刀切”：严禁经商办企业。以前，相关规定只是领导配偶不能在管辖范围经商办企业。上海的《规定》对领导干部的子女以及子女的配偶，也严格禁止在其管辖地区或业务范围经商办企业。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于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必须严格约束自身，起到良好的带头表率作用。抓“关键少数”重点在抓“关键问题”，领导干部家属经商是现存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这一问题不在扬汤止沸，关键是釜底抽薪。

“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习近平的反复告诫，已明白无误地在当官与发财之间划出了一条底线。但愿每一个党员干部能以此作为从政警钟，深长思之，引为鉴戒，既要做官，就彻底绝了发财的念头，拒绝一切不义之财，在各种诱惑面前站稳脚跟，清清爽爽、堂堂正正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