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盘庚中兴换一块风水宝地

本章提要 盘庚是商朝帝王。“九世之乱”上百年，国势衰落，外敌威胁严重。盘庚要迁都，贵族强烈反对。盘庚软硬兼施，终于迁成。从此，国都200余年未变，国家安定兴盛。

 

是否真有一个大一统的商政权，近100年来虽有殷墟大量甲骨文出土，有些学者仍然持疑。美国学者麦克尼的《世界史》是一部经典著作，该书写道：

我们从刻写在甲骨文上的简短记录无法对商朝社会和政府进行太多的推测。其他考古材料无非也只能告诉我们，商朝社会是尚勇的、贵族制的……商“帝国”可能在武士酋长之间分封，这些酋长只受遥远的更高的中央权威节制。但是由于实在缺乏证据，所以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英国历史学家塞缪尔·E·芬纳，专注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所著《统治史》被认为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中有重大影响的巨著。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如果政治科学领域存在诺贝尔奖的话，芬纳一定会因为这部超乎寻常的三卷本《统治史》而获此殊荣。”然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在其中文版译序中说：“我个人认为这一评价仍然低估了芬纳的卓越工作。”

这部学术著作写道：

在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方面，中国是一个相对的迟到者——商王朝（这个原始帝国是模糊不清的）开始政治活动之时，苏美尔和埃及的政治体系已经存在了1500年之久。

所以，我们仍然只能模糊而论。

积弊：九世之乱

自古以来，就有些人会做不会说，而有些人则会说不会做。夏朝末代帝王桀是后者代表。他说：“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意思说天上有太阳，就像我有人民一样。太阳不会灭亡，拥有人民的我也不会灭亡。他做的却是“赋敛无度，万民甚苦”，人民咒骂“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意思说这个日头何时亡啊，我们情愿与你同归于尽，可见人民之恨到何等地步！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商部落迅速发展壮大。前1766年，商部落首领汤正式兴兵伐夏，战前隆重誓师，控诉夏桀盘剥压迫人民的罪行，声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商人士气大振，一举推翻夏王朝。然后在西亳（今河南偃师）召开“景亳之命”大会，取得3000诸侯拥戴，汤成为天下新主。

坐天下比打天下难多了！据说汤长命百岁，长子太丁比他早死，只好选太丁的儿子太甲继位。太甲不争气，把朝政弄得乱七八糟。顾命大臣伊尹看不过去，将他幽禁三年，闭门思过。等他认识到过错，这才恢复王位。为此，中国有条成语“伊霍之事”，伊指的就是伊尹，霍指西汉的霍光。他们辅政摄政，虽然没篡位，但是权倾朝野，让很多大臣不安。不过效果不错，太甲脱胎换骨，推行德政，“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有点盛世的样子。可是，太甲死后，其子沃丁继位，伊尹去世，国力中衰。沃丁去世，其弟太庚继位，国势没起色。太庚之子太戊，任用一批能臣，国家恢复元气。他在位75年，其子仲丁继位。这时，东南方的夷族兴起，并向商朝发起挑战。仲丁虽然将外敌击退，自身也被重创。仲丁死后，他的兄弟们争夺王位，谁势力大谁即位，一乱百余年。

首先发难是仲丁的弟弟外壬，导致国力衰落，两个部落发生叛乱。外壬死后，他的弟弟河亶甲继位，多次发动对外战争，更加衰落。河亶甲死后，他的儿子祖乙继位。祖乙重用贤臣，国运有所恢复。可他之后几任，又持续衰弱。《史记》写道：“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诸侯公然不到中央朝贡，意味着国家趋于瓦解，春秋等后来的历史也如此。同时，西北部落如土方、鬼方、羌方等趁机发展，对商朝威胁日益严重。而商朝贵族内部矛盾更加激化，王室贵族或倨傲放肆，或淫逸奢侈，离心力日增。

不过，有的专家学者对九世乱之说持疑。如清时梁玉绳《史记质疑》认为：“九世之乱”期间祖乙有所恢复，而中丁、外壬、河亶甲三代符合商朝兄终弟及的传统，中丁之前的雍己、大戊，以及阳甲之后的盘庚、小辛、小乙也如此，所以“九世之乱”的说法欠妥。

新政：迁都

据说，现代生意人称“商人”，就由远古的商民族演化而来。他们最早的祖先外出洗澡时看到一枚玄鸟蛋，吞食后怀孕生子。“玄鸟”古人称之为燕子。燕子春来冬去，居无定所，或树洞树缝营巢，或沙岸钻穴，或衔泥黏在楼道、房顶、屋檐为巢，年复一年忙碌不休。他们以鸟为图腾，殊不料成为他们命运的征兆。

商朝国都，最早在亳邑（今山东曹县）。后来，由于九王乱，不得不多次迁都。仲丁时迁于傲（今河南郑州），河禀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祖乙迁于庇（今山东鱼台），此外还有专家学者说曾迁都于嚣（今河南郑州西北）、邢（今河北邢台）、奄（今山东曲阜）等地。商朝400余年，有记载的迁都多达14次。《古中国简史》分析：

我们若在地图上把仲丁到盘庚间的几次迁都路线描绘出来，就很容易看出，商人这几次迁徙，是从西逐渐向东转移的。这与成汤由东向西的迁徙却正好是方向相反，这实际上是商人势力从西方向东方后退。后退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商王朝内部正处在“比九世乱”的争权斗争中，因而引起国力的削弱。

商王朝的统治者当时很可能不是这样认为，但他们无疑认识到这样迁都的危害。因此，阳甲的弟弟盘庚上台后，决心扭转这种情况。据《史记》记载，盘庚是商朝第20任帝王，而从甲骨文卜辞“周祭谱”看应是第18位。

盘庚认为，商王朝经过九王百来年的折腾，处于如同“颠木”，即倒地行将腐烂的大树的危险境地。为此，他提出的对策仍然是迁都，只是方向要从奄迁到“殷”，即今河南安阳西面的小屯村，目的是“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他说迁殷有三大好处：一是殷地肥沃，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二是一切从头做起，抑制王室、贵族的既得利益，缓和社会矛盾；三是距东部叛乱势力远些，有利于国家稳定。正因为迁都要影响王室、贵族的切身利益，他们不愿迁，有的甚至煽动平民闹事。

想想两三千年之后，当朱棣要将明都从南京迁往北京的时候，不也遭到许多大臣反对吗？为此，朱棣杀过人。也许朱棣学的正是盘庚。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盘庚撰文三篇，大讲“天命”和先王遗命，并将反对迁都的贵族找来，苦口婆心劝说：“迁都是为了国家安定。你们不理解我的苦心，导致朝野恐慌，这是大错！你们休想改变我的主意！”同时，盘庚发出严厉警告：“对那些奸诈邪恶的人，我要斩尽杀绝，绝不让他们在新都蔓延滋长！”

由于盘庚强硬坚持，反对势力只得让步。迁都之后，有些百姓不适应，纷纷想回老家，有些贵族趁机煽动迁回。盘庚又及时发表一篇训话，重申“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与商王血缘远近，犯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这样软硬兼施，迁都大业总算完成，国家也逐渐安定下来。《史记》描述盘庚迁都之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从此，商都稳定在殷城，以后200多年没再迁都。因此，商朝又称“殷商”，或“殷朝”。近代在安阳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文物，证明那曾是商都遗址，称“殷墟”。

后续：人亡政息

盘庚死后，他的弟弟小辛继位。小辛放弃盘庚的治国之策，商朝国运又衰落。他在位时间有的说是3年，有的说是21年，还有的说是50年，详情几如空白。

反思：三思之余

“盘庚中兴”确如盘庚所说，是枯木逢春，也如“少康中兴”死里逃生。

迁都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迁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最大的阻力不是敌人，不是百姓，而是贵族。在一个地方几十年上百年，家族越来越大，盘根错节，利益无所不在。一旦迁都，虽然他们的身份还在，特权还有，但有形无形的损失不小。他们会站出来反对，完全可以理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反对的强烈程度，居然会煽动平民闹事，上上下下一起反对，大有不收回迁都令不罢休的态势。

盘庚态度非常坚定，非迁不可。对于那些贵族，要杀几个也不难，而且效果可能很明显，但从长远看绝不是上策。于是，他更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一边连写三篇文章，一边亲自找部分贵族面谈，大讲“天命”和先王遗命，表明自己坚定不移的立场，并公然威胁要杀那些顽固分子。事后，有些贵族故技重演，煽动往回迁，盘庚又发表一篇训话重申他的态度，迫使他们丢掉幻想。就这样软硬兼施，迁都大业如愿完成，进而使国家出现复兴局面。

西晋司马炎开创了“太康盛世”。可他一死，八王争权夺利，相互厮杀，史称“八王之乱”，一乱16年。同时，还有“五胡乱华”，到处发生民变。司马炽继位后，很想收拾这个烂摊子，心有余而力不足。京城地区的形势日益恶化，司马炽发出紧急命令，派出使者前往全国各地，征召军队救援。行前，司马炽心急如焚地对这些使者发表重要讲话：“请你们务必替我在各地说清楚，今日京城尚可救，再迟就来不及了！”结果，只有镇南将军山简派兵前来救驾，却被刚起事的民军打得落花流水。大将军荀晞有韩信之誉，鉴于当时洛阳饥荒，四周又有叛乱，建议将都城东迁至仓垣（今河南开封北），并表示派船数十艘，兵500人和1000斛谷粮护送。司马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一口答应。可是首都“市长”潘滔不同意，大臣们不敢支持。再说大臣和太监们贪恋宫中财宝，不愿离开。司马炽优柔寡断，迁就利益集团，放弃迁都之策，错过时机。等到司马炽终于下决心迁都时，洛阳的守军已逃得差不多，他出宫没几步就被盗贼洗劫，只得返回。司马炽不果断，随波逐流。东海王司马越是动乱八王中的最终胜利者，司马炽既不能制伏他，也不能说服他，却又越来越难以容忍。刚好荀晞与司马越的矛盾公开化，荀晞向各州发布檄文，公布司马越的罪状。司马炽便想借刀杀人，秘密下诏，委派荀晞讨伐司马越。司马越也发布檄文，派兵进剿荀晞。荀晞早有防备，派骑兵杀了司马越的党羽。司马越急血攻心，一病不起。反叛势力趁势追击，晋军最后主力被歼，荀晞被俘叛变，司马炽自己也被俘以至被杀。如果司马炽能像盘庚，及时迁都，避开敌人锋芒，则获得地理上的空间。而如果能像盘庚一样说服司马越等，那么荀晞非常可能不至于被俘叛变，上下左右团结一心，何至于自己也随即成为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