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本书的基本构成

（1）系统梳理涵化研究文献，明晰涵化研究的脉络和体系。涵化研究在长达30年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对电视观看和受众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电视涵化也由此成为一种媒介效果理论、一种媒介研究方法、一种媒介关系模式。作为一种媒介效果理论，涵化理论经过了从简单暴力描述到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化过程。通过十多年的持续分析，研究者发现电视暴力并非像人们预设的那样自然导致受众对暴力的模仿，相反电视暴力对于受众认知具有稳定和同化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涵化理论开始关注电视观看如何在不同群体特征的观众中造成了主流化的趋势。涵化理论由此进一步对主流化背后隐藏的政治经济权力和文化思想控制进行了挖掘和批判，成为一种具有综合视角和自我更新能力的“中层理论”。

作为一种媒介研究方法，涵化研究已经成为仅次于框架和议程设置的传播研究方法，揭示了深入渗透的电视文化符号系统的结构、轮廓和影响。一般来说，涵化研究包括三个部分的分析：制度过程分析，主要用于测量媒体信息如何被选择、生产和传播；信息系统分析，主要对媒体内容中具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行动模式、生活面向以及反复出现的形象进行量化分析和跟踪；涵化分析，主要研究观看电视如何影响观众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而第三个部分是涵化研究的核心，通过涵化分析，研究者最终确定电视观看和受众认知之间的相关性。

作为一种媒介关系模式，涵化模式经过了从单一线性模式到多元认知模式的演变。随着复杂多样的因素加入并影响电视观看与受众认知之间的涵化关系，研究者开始对早期涵化的线性模式进行反思。最为重要的表现是，涵化模式开始探寻观众在电视涵化过程中的认知心理，而建构涵化认知模式也成为修正和弥补传统涵化模式的必要前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者相继提出涵化生态认知模式和涵化多元认知模式，这些模式使得涵化理论面对新的媒体形势更具阐释力和宽容度。

（2）采用全新的后设分析方法，对1996年至今的涵化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如果研究走向范式，我们认为，涵化范式已经确立而且可行，但是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所有单独的研究以一个更客观的方式总结，以减少主观性，后设分析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方法。”后设分析是运用特定的设计和统计学方法对同一问题跨研究的不同结果进行整体的和系统的定量分析。作为一种量化的文献综合方法，后设分析可以揭示和分析多个同类研究的分歧，解决研究结果的矛盾，定量估计研究效应的平均水平，提高统计分析的功效，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传统文献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后设分析的文献选择以1996年为起点，是因为这一年对于涵化研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在宏观体制上，美国电信法的通过，对于电视市场准入的限制被前所未有的突破，电视所有权日益出现集中趋势，这使得涵化研究者开始更加关注电视文化环境的自由和多样性问题。在涵化研究方面，以格伯纳为代表的涵化研究者将研究直指政治领域，认为文化资源和自然环境一样需要被保护，一场“文化环境运动”就此发起，研究者Tapper提出的涵化生态认知模式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标志。在实践决策上，研究者团结了其他关注媒体社会影响的组织，以寻找获取更自由文化环境的最佳策略，并最终共同签署了“人民传播宪章”，对电视传播的权利和责任进行规定，充分体现了涵化研究的批判精神。诸多证据表明，以1996年为标志，涵化研究在研究环境、研究内涵和研究目的方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向。

因此，本书中将对1996年至今的SSCI传播类期刊中所有关于涵化研究的文献进行后设分析，以考察在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观看对受众社会认知的培养发生了哪些变化，呈现出哪些特征。通过对这些涵化研究文献的后设分析，我们希望发现：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涵化效果的变化趋势，这包括电视涵化效果的显著程度、作用方向等多方面的变化；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涵化关系的调节因素，既要研究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调节变量的影响，也要研究电视观看种类和涵化涉及的认知培养种类对涵化关系的调节作用；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涵化机制的控制方式，主要对当代电视涵化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上所表现出的主流化作用进行分析。

（3）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当代电视涵化模式。1996年以来的十多年，涵化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诸多涵化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电视观看和受众社会认知之间时强、时弱，有时甚至根本不存在关系的种种结果。通过后设分析，我们将得到关于当代电视涵化效果的累积性、整合性结论。在此结论基础上，我们将尝试建立当代电视涵化模式。这个模式包含影响当代涵化关系的多层次因素，并将涵化关系放入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在影响因素和关系建构上，我们提出的当代电视涵化模式都将突破早期的电视涵化模式。我们认为，在新媒体时代，涵化模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的塑造模式。

（4）探索电视涵化的意识形态整合机制。首先，研究电视涵化的权力宰制，以考察各种权力和利益主体如何控制了电视涵化10的性质和方向。这包括分析当代社会权力的电视传播诉求，这种诉求在新媒体环境下越来越具有隐蔽性和持久性；分析意识形态为了实现这些诉求而进行的电视控制，这种控制在全球化时代是多层次的、跨越时空的。其次，研究电视涵化的符号选择，以考察各种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如何渗透到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层面。电视涵化的符号编码是一种选择的结果，通过描述性选择呈现“事物是什么”，通过解释性选择关注“事物如何运作”，通过价值性选择结构“事物之间的关联”。最后，研究电视涵化的认知整合，以考察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如何将微观层面观众解读的多元性建构为宏观层面社会价值观的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