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梦

我的母亲

天下最伟大的爱是母爱，天下最无私的爱也是母爱。

唐代孟郊的《游子吟》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就是从我母亲的身上，深深体验、感受这种伟大的、无私的、寸草春晖般的爱的。

我的母亲姓顾。我们家，除了父亲以外，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所以至今我仍不知道她的名字，姨母和舅舅，都叫她大姐，因为她在姐妹兄弟中是老大。村里人都叫她某某妈，这某某就是我们弟兄三人的名字。

母亲非常能干，能做宴席，村上邻里有什么婚丧喜庆活动，都来请她去办宴席，她都乐于帮忙。母亲还善缝纫，我们兄弟三个和姐姐的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她还会纺织，家里有一架织布机，我小时常看她织布，我也曾学着织过几次，但她不让我学，说这不是男孩学的。母亲特别热心于邻里亲友的事情，乐于尽力，所以村里的人对她特别亲热。

我的家，是一个贫穷的家，全村四五十家人家，我们属于贫困户。但与一般的贫困户还不同，因为我的曾祖父是有功名的——不知是秀才还是举人。我家老屋的大厅柱子上贴满了纸条，是用官方的模子印的，老人说这都是报录，是考中功名的报单。我家老屋的大厅上还有两块匾额，其中一块是“馨德堂”，另一块是当时的无锡知县裴大中写的，是“谊笃桑梓”四个字，可见我家这个贫困户与一般的贫困户还不一样。

还有一点不一样，是我常听堂叔在酒后说：别看我现在这样，我堂上的匾是谁家也没有的！这无异于说，我现在虽然不如你们，可我的祖宗却比你们强。这种没落子弟的思想意识，也与一般的贫困户不一样。

从我有记忆起，头一件记得的是我母亲的啜泣声。

我小时，跟母亲一起睡。常常是半夜里被母亲的啜泣声惊醒。一般的小孩都是睡得很死的，我也一样，但母亲的啜泣声却常常把我惊醒。后来才知道，母亲有时竟是终夜啜泣！是什么原因呢？我初时不能理解，后来慢慢地知道了，母亲的啼哭，总是因为第二天断粮了，揭不开锅了，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肚子了，或者因为明天又有要债的来了，她无法躲避，也无法对付，所以只能独自啜泣了。

这种啜泣的声音并不高，但是母子连心，我虽然幼小，只要一听到母亲的哭声，我的心就像针刺的那样，非常难以禁受，更不用说睡觉了。后来，只要听到类似的声音，就会引起我强烈的心跳或别种痛苦的感觉。所以，从小我就多感多忧，我也很少有开心的时候，我从不记得我有过大笑。因为我的家只有忧愁，没有欢乐。而这忧愁的重量，却多半是由我母亲一人承担着！

我的父亲从来不管家事，他与我的曾祖父已隔了两代，我们家与曾祖父时的门庭早已大不一样了，但他却仍旧以世家子弟自居，抽鸦片，玩乐……

他与我家的一个亲戚华子远极为要好，华也是一位没落的世家子弟，通文墨，能吹箫、笛，能饮善酿，善看茧。每到春、秋季收蚕茧时，茧行请他看茧，他只要用手一抓，就能知道茧里边已经成蛹还是没有成蛹，然后以他的话来定茧的收价。如卖主不信，可以当场剪开来验看，总是百试不爽。他还善算，可以闭着眼睛打算盘，尽管数字极大，也不会错。他还会斗蟋蟀，他掌牵草，引导蟋蟀打斗，可以使败者转胜。所以每到秋天蟋蟀开斗时，人们下赌注总要下在华子远这一方，以保证能赢。

我小时曾到华伯伯家去过，记得他还特别称赞我，说我有慧心，将来能读书。他送给我不少古代的信笺，都是空白的，解放后我还保有一部分，后来我才稍稍懂得这都是极名贵的信笺；他还送给我好多个红泥白地的精美蟋蟀罐，内有描金盏，我一直珍藏着。解放初期还在我的老家，现在当然早已不存在了。华伯伯不幸早逝，我未能多向他请教。据说，他是酒痨死的，他喝的酒都是自己专酿的、隔了若干年的陈酒，所以他每年都酿酒，储存着，按着年代喝。因为他的酒特浓醇，他又是以酒为命，终于得了酒痨。我记忆中一位绝顶聪明风雅的父辈就这样消逝了。

我只听过父亲吹过几次笙和箫，也听他偶尔吹过笛子。有一次，是一个月白风清的良夜，他忽然兴发，吹起笛子来了，一曲《梅花三弄》，穿过我家篱边的竹林，飘向远处，顿觉周围环境、境界特别清幽，月亮也仿佛格外亮了。这时我仿佛觉得父亲还是有两下子的。养蟋蟀是每年秋天看他养的。自华伯伯去世后，再也不见他有这些活动了，但鸦片烟却一直抽着。家里仅有的几亩薄田，都被他抽鸦片卖光了。有一年，我的老祖母领着我到地里去采桑叶，却碰到有人来说，这田已经卖给他了，我们不能再采桑叶了。这件事把我的老祖母几乎当场气倒，回到家里，祖母把父亲痛骂一场，她自己也伤心地哭了！

还有一次，父亲与母亲打架，目的是逼母亲给他钱。我母亲哪有钱，只得去向亲友邻里借贷，让他抽烟。而这一次次的债务，都要由我母亲来偿还。

所以，我母亲的终夜啜泣，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父亲。那时，我两个哥哥都在外当学徒工，一个姐姐在家里，上了几年学就无钱上了，后来她又患肺病，很重，又无钱吃药，只能耗着。面对着家里的这种状况，我母亲哪能不忧伤呢？

我九岁上小学，在镇上，离家约两华里，每天背着书包上学，中午还回家吃饭，饭后再去，傍晚回来。每到交学费的时候，也总是我母亲最为难的时候。我那时还不能尽知母亲的苦，所以每到学校催交学费的时候，我也回家催，母亲总是好言安慰我，说过不几天就能交了。但是母亲到哪里去找这两块银圆的学费呢？有一次，我看到母亲为拿不出学费而哭了，我幼小的心灵突然也悲痛起来，竟放声痛哭，母子俩竟哭在一起。但我不是为母亲不给我学费而哭，我是为母亲而哭。我觉得我的母亲太苦了，太没有人疼惜她了！我对母亲说，我就不上学吧，在家里多干点活，还可稍稍减轻家里的负担。我母亲坚决不答应，她说，再过几天就能想到办法了。其实，当时亲友家也都借过钱了，前债未还，不可能再借新债了。后来还是母亲回娘家找我外祖母弄到的钱，交了这次学费。所以，这次交学费的事，是我毕生难忘的事。

那时，家里实在穷，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就断粮。抗战刚开始的时候，两个哥哥都失业回家，那时，哥哥都已成家，所以家里凭空增加了四五个人口，已是十口之家了，生活更艰难了。

抗战爆发的一年，我刚上到小学五年级，学校就停办了，老师也逃散了，我也不再交两元钱的学费了，完全在家种地了。

到了秋天，我家真正的断粮了。记得有一天做早饭时，老祖母坐在灶前哭泣，因为锅里没有米，无法举火。而母亲还在张罗，最后只好用麸皮、青菜一起煮了一锅，还不能每人吃饱。我母亲总是先不吃，等孩子们吃饱了她再吃。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每到秋来经常如此。

为了渡过困难，我家自己种的几亩水稻地里，有一部分就是种的籼稻。什么叫籼稻呢？就是成熟得早的稻，也叫早稻，我家常常是连早稻都等不及，当它在八九成熟的时候，就把稻穗割下来，脱粒后放在灶上焙干，再脱壳煮成稀粥；或者大部分用南瓜，加几把米一起煮，这样的饭，已经是最好的饭了，根本不用菜，就可以吃得非常满意了。

我有一位邻居叫邓季方，他早先也是较困难的，所以他的姐姐很早就出外打工，后来一直失去音讯。我80年代到台湾去，却得知他在台中已相当富裕，他看到报上的消息知道我到了台湾，特地约我见面。总算见了一次。真是“相对如梦寐”！——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季方家里后来渐渐好转，因为他家人口少，只有季方和他的母亲（一个弟弟在外），所以他们每天都能吃饱，用不着吃南瓜了。每到他看到我家断粮时，就抱着南瓜来救济我们，有时还送一两斗米来，共同支撑着渡过难关，人们说“患难见真情”，只有经过危难，饿过肚子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人情”之可贵！

我的生活中，春天也是一个难关，真是“年年春荒人人愁”。春天的缺粮比秋天还难过，因为秋天是收获季节，缺粮还可以找到南瓜等替代，况且地里的稻子也快熟了，总是有指望了。而春天却只是开花的季节，不是结果的季节，什么吃的都找不到。我家每到春荒时，只能吃地里种的和野生的“金花菜”，一种开黄色小花的菜，它属苜蓿科。还有与它同科的“荷花浪”，学名“紫云英”。那是农民种了沤肥用的，常常大片地种植。春天开形如荷花而特小的红色小花，远看如烟似浪，所以习惯叫它“荷花浪”。它的味道与金花菜稍有不同，但它却是遍地都能长的“菜”，所以，我家几乎每顿都吃金花菜，有时稍稍加点米一起煮，没有金花菜时就用荷花浪，因此，我一直管金花菜及荷花浪叫“救命菜”。前年，我侄儿从老家给我带来久违的金花菜，我吃着仍是当年的滋味，尽管它已作为一味野菜给人尝鲜了，但在当年靠它活命的人眼里，它仍是我们当年活命的菜，它比一般的野菜更加滋味无穷！

当时，母亲让我做的还有两件事，也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是上当铺当当。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可当的了，为了生活，只能勉强凑一些去换钱，当铺里的老人有的是认得我们的，所以母亲感到实在拿不出手，只好让我去了，因为人家不认识我。当铺的柜台高，我人小，站在柜台前还到不了柜台那么高，上面如不认真看的时候，还看不到我。所以只要我踮着脚递上去，上面喝多少钱，你说“可以”，就可以拿着钱走了。尽管这样，我每次去当铺时，这份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另一件事是母亲让我去买米。那时，人家买米总是几担（以百斤为“担”）一买的，而我家买米，最多也只能买一斗两斗，经常是几升，因为实在没有钱。有一回，好容易得了一点钱，足够买二斗了，母亲让我到街上去买，又怕我身体瘦小背不动，又怕背着二斗米（太少了）在街上走，熟人看见了太难为情了，母亲让我买了米，就从胡同里往街后走，她在街后的小道上等我，然后接了我由她背着回家。那时我太小，不能体会母亲的这一份苦心，尤其怕我瘦小背不动的怜子之心，还觉得我已背得动了，何必母亲自己背呢！现在想想，那时我如果再懂事一点，也许能给母亲增加一些希望和欢乐，减少一些痛苦和忧愁，只恨我当时太不懂事了！

记得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村时，我与母亲正在厨房里，从厨房的漏窗通过虚掩着的大门的门缝，可以看到门外的情景。那天，全村死静，一点别的声音都没有，气氛有点不对。我从漏窗中往外张时，刚好看到一个日本鬼子扛着上了刺刀的枪在走，前面是一个领路的翻译，后面好像还有什么人。我大吃一惊，告诉母亲鬼子进村了，现在正由东往西走。母亲急了，忙忙地给我两块面饼、一双鞋子，叫我赶快逃走。她说：你从村后走。我说家里没有人，你和祖母怎么办？她说你快走罢，别的管不得了，再晚就走不掉了。说着把我一下推出后门。我也不敢多想，真是慌不择路，我从后门外的小路直向西北面的荒地里走，一直钻进了一个大甘棵（一种像芦苇似的陆生植物）岗，躲在一个茂密幽深的甘棵丛里。稍稍喘过气来，却发现左边就是一条通行的大路，我的藏处离路太近，但要想换地方已经晚了，远处已有脚步声来了，我只好藏着一动不动，但心里却直惦记着母亲和祖母的安危，也弄不清父亲、哥哥、姐姐怎么不见？脚步声过去后，整个周围是一片死寂。一直躲到傍晚，忽然听到有人叫喊，说鬼子走了，躲着的人出来罢！一连听了几遍，像是村里人的声音。偷偷往外一望，原来其他甘棵丛里也躲着人，都纷纷出来了。我赶忙出来，匆匆往家里跑，仍从后门进去，看到我母亲、祖母平安无事，父亲、哥哥、姐姐也都回来了，心里石头落了下来。我母亲看我回到了家，那一份欢喜的心情更无法形容了！后来知道，我父亲和姐姐他们被隔在村东头，不敢再往家里走，总算这一次大家都平安。

抗战大约进行到第三四年的时候，我家里连续死了三个人，先是我姐姐的去世，她一直患严重的肺病。那一年日本鬼子清乡，到村里来抓女人，久病在床的姐姐，受到极大的惊骇，顿时就昏过去了，后来病势愈来愈重，终于不治。我母亲既无比地伤心，又要尽力筹措殡葬，最大的问题是买不起棺材，好容易买了一口薄皮棺材把姐姐埋葬了，这对我的母亲无异于雪上加霜，既伤痛姐姐，又愁生活，我看她一天天地消瘦，除了心里着急以外，没有一点办法！

这时，幸亏我的大哥能做些小买卖，帮助母亲解决些困难。当时唯一可做的就是到苏北去挑一担花生回来卖，算能赚几个钱，但对我的家来说，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久，二哥又弄了一台缝纫机，能做些活，这样也略略有些收入。

不幸就在此时，我的祖母又去世了。祖母终年八十三岁，她是全村最受尊敬的老人，一辈子从未与人发生过争执，她总是教我们做人要能吃亏，千万不要占人便宜，这好像是她的格言。她小时还见过“长毛”，即太平军。祖母的去世，无异于又给母亲加了重压，我不知道她当时怎么张罗过去的，只是觉得自祖母去世后，家境更加堕入困顿了。

哪里想到，第二年的夏天，我的伯母又因精神病发作，乘人不防时半夜里投水死了。我的伯父是很早就去世的，我没有见过。他留下一个女儿，在上海家里。大哥是过嗣给伯父的，所以伯母和她的女儿一直和我们亲如一家，伯母的女儿出嫁后，伯母就完全与我们一起住，有时也到上海女婿家住。这次犯病，就是从上海回来犯的，她硬说她的外甥女被她毒死了，她不小心误把毒药当调料做菜，所以闯了祸。她说与其等着来抓，不如自己死罢。我们给她百般解释，她总是说她说的是事实，我们的解释是骗她。有一天她竟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幸亏我母亲发现得早，请医生来抢救，总算抢救过来了。养了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了，为了防止意外，母亲就与她同睡。不料有一天夜里，她竟用剪刀企图剪断喉管自杀，剪刀把颈部剪开后，弄得满地是血。母亲听到声音起来点灯看时，发现她还在剪，母亲大惊，连忙夺下了她的剪刀，叫醒我们连夜请医生来抢救，把伤口堵住，总算又一次抢救了过来。不想隔了些时，正是大伏天，下半夜人们正熟睡的时候，她却走出了大门，跳到后门外的河里自杀了。我母亲一觉醒来发现她不见了，连忙叫醒我们，我们便四出寻找，都找不着。那时我已大了，就独自一人跑到后边的河边去看，却发现她在河里半浮着。我吓得心头乱跳，连忙大声呼叫，父亲听到立即赶来，毫不犹豫地跳到河里，把她驮上岸来，但已经气绝了，再也救不过来了。于是我家又遭到一次意外的灾祸。只好把剩下的田地卖了一些，稍稍从优地殡葬了伯母，我上海的姐姐也赶了回来，一起料理了丧事。

从伯母去世后，我们家真正已到了山穷水尽了，我不知母亲如何张罗的，仍旧保持着以瓜菜代饭的生活。父亲眼看家里已贫无立锥了，也就下决心戒了鸦片，事实上不戒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我们的生活，就靠我们弟兄三个拼命种田，苦苦干活，有时也靠大哥二哥做点小买卖以帮助糊口，勉强过着风雨飘摇的日子。中间又碰到一件大事：我的三舅父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了。

三舅父是个小学教师，自己也种田。那年，日本鬼子扫荡，洗劫了我外祖父的村子——浮舟村。大腊月，把村民都投入河里摸枪，鬼子说游击队的枪都藏在河底下了，但哪里摸得着什么枪，村民们在冰冷的水里耽不住，浮出水面，鬼子就用竹竿把他们顶下去，所以不少村民很快就被淹死冻死在水里了。三舅父是个知识分子，日本鬼子就说老百姓都是与游击队一气的，知识分子都是暗通游击队的，怎么会不知道游击队的行踪？怎么会不知道他们把枪藏在什么地方？于是就把三舅父吊起来毒打，三舅父就是不开口，鬼子就在他嘴里塞了两个煮熟的鸡蛋，又用一把毛竹筷子插进他的嘴里，再继续打，很快三舅父就被噎死打死了。

正在毒打三舅父的时候，就有人送信来了，我母亲急得不得了，不顾危险，拉着我就往舅父家走。浮舟村离我家约十几华里，快走也要一个来小时，到我们赶到时，鬼子已不在了，村民有的出来了，母亲赶着与村民一起把三舅父放下来，拔出了嘴里的筷子，抠出了嘴里的鸡蛋，但人早已死了。正在这时，听说鬼子又来了，母亲连忙拉着我钻到一个大草堆里，叫我尽力往里钻，她在外面把草堆弄好，看不出一点痕迹，就嘱咐说不是她来叫就别答应，说完，她也就走了。不多一会儿，我听到鬼子的皮鞋声来了，我一动都不敢动，听到他们说里头有人罢？有人说没有人。一个鬼子用刺刀直往里捅，我屏住气一动也不敢动，鬼子捅了两下，见没有动静，也就走了。我仍不敢动，怕他们走原路回来，直到傍晚我母亲来叫我时，才从草堆里出来，总算又一次逃过了灾难。母亲知道我躲过了鬼子的刺刀时，也为我捏一把汗。

这整整八年在日本鬼子刺刀下的生活，实在是惊涛骇浪、惊心动魄的生活。这血与火的生活，一时是写不完的，日本鬼子犯下的滔天大罪，虽罄南山之竹，也是写不完的。

抗战胜利后，我就离开了母亲，上了无锡国专。毕业后几个月，无锡就解放了，我也入了伍。不久又被留在无锡第一女中工作，这时我还常常能回家看母亲，我还把母亲接到无锡城里住过一段时间。1954年8月，我被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这一下，我就与母亲离得远了。初到北京，人生地疏，我很不习惯，往往为了搭校车进城上课，早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那时月亮还在天上，秋末冬初的风已经刺骨的冷了，况且我只身一人远离家乡，举目无亲，更加增加我思念母亲、思念亲友的思绪。我有一首《远别》的诗，就是抒发我的这种情绪的，诗云：

 

一别故乡三万里，归心常逐白云飞。

酒酣始觉旧朋少，梦冷正怜骨肉微。

月上高城添瘦影，风来塞北薄秋衣。

茫茫南国秋风起，日暮高堂望子归。

记得1958年，我曾回去过一次，那时母亲还很健康。

1963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家乡饿死了人，家里来信，说母亲病了，我连忙请了假，带了些大米、面粉（当时在农村有钱都买不到），特别是知道农村闹蛔虫，我特意买了不少杀蛔虫的药，准备送给村里人用的。到家后，看到母亲骨瘦如柴，我不禁失声痛哭，原来医生说她的病弄不清楚，不敢用药，哪知我到家的前一天，母亲嘴里忽然吐出来几条大蛔虫，因此确知母亲的病也是闹蛔虫，于是把我带回去的“驱蛔灵”先给母亲服下。很快，母亲就一连几天，腹泻出来的都是蛔虫。这一下，病情明白了，就是因为饥荒，吃青菜萝卜，吃一切勉强可吃的东西。况且有一段时期，农村刮共产风，把家家户户自己的锅灶都砸了，全村吃大锅饭，我家也不例外，母亲每天到食堂排长队吃饭，食堂又不卫生，所以不少人肚子里长了蛔虫，有些人就是被蛔虫穿破肠胃而死的。我母亲总算还没有被穿破肠胃，因而得救了。蛔虫杀尽后，又到医院诊治。开了点药，一边吃药，一边吃米汤、稀粥。过了几天，母亲就渐渐好起来了，脸色也转过来了，也能下地走动了。这时我已在家耽了半个月了，母亲知道我快走了，就对我说，我嘱咐你两件事：

一是我为了抚养你们，解放前借了一些高利贷的债，现在政府是不许放高利贷了，可这是现在，不是当初。当初如果没有这些高利贷我是养不活你们的，你们就只有饿死。我是借高利贷把你们养活的，现在长大了就不认账了，这样的事我不能做。你仍要依当时言明的高利贷连本带利给我还清，否则我没有面目见人。何况借钱给我们的都是村上的劳苦人，她们在上海工厂做工，积了点钱，借给了我们，能不还吗？你只要给我把全部债还清了，我就死也瞑目了，这就是你对我的真正的孝！到我死的时候，你不回来也不要紧，我仍旧会很高兴的！

二是你不能看着你嫂子、侄儿、侄女饿死。你们搞运动，说你大哥参加国民党、二哥参加三青团，你们要划清界限。但我一辈子种地，一辈子与他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他们又没有参加国民党、三青团，他们也是种地人，他们有什么罪？划清了界限就让他们饿死吗？总之你寄钱养活我，我只能与他们一起吃饭，我不能自己吃饱了让他们饿死！

母亲的话，深深刺进了我的心里。我就是因为每月给母亲寄生活费，母亲一直是与大嫂和侄儿、侄女一起生活，于是每逢政治运动或支部会就要批判我，说我划不清界线，说我包庇“反革命分子”家属。事实上，大哥于50年代初去香港经商，后又到了台湾，大概在60年代初死在台湾，由台湾同乡会为他殡葬。这是我前几年去台湾时由我同村旅台六十多年的乡友告诉我的，而且他离开大陆后一直是经商，没有任何别的活动。但这些情况，50年代到60年代的我们怎么能得知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政治是越“左”越革命，所以面对着这样的批判，我只有作检讨，但检讨并不能解决真正悬在我心里的问题，这就是我母亲提出来的：难道要让他们饿死吗！

当时我面对着垂暮之年的母亲、毕生在苦难中的母亲，她的这两点嘱咐，我是从心底里谨记的，所以我就对母亲说我一定记住你的嘱咐，遵你的嘱咐办。

到1965年末，我终于把母亲借的全部高利贷还清了，为此，她老人家高兴得特地让大嫂给我来了封信，说她从此心里舒坦了，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我本想请几天假，回去再与她老人家过几天心情舒坦的日子的，谁知还没有等我安排好，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是最早被打入“刘少奇、陆定一、周扬”这一所谓的“黑线”的，从此我被投入了黑暗和灾难的深渊！

1966年的秋天，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红卫兵正在声嘶力竭地批判我的时候，却飞来了我母亲去世的电报，我几乎为此晕倒，我向红卫兵请假奔丧，他们是铁石心肠，断然拒绝了我的请求，只准我发电报回去，而且还要经审查！

长夜难眠，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怎样去世的，又怎样成殓安葬的。那时，“文革”风暴正在席卷天下，一切正常的、正当的人间关系都被破坏了，我却正当此风暴的前端，我一辈子所有的痛苦加起来，也没有这一次的痛苦深，没有这一次的痛苦剧！

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2002年6月6日于京东且住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