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全球安全威胁与挑战

作为全球失序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各国智库对传统安全的关注热度明显上升。在关注议题上，地区冲突、社会动乱、恐怖主义等已然超越收入差距、经济危机、失业和就业不足、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公共卫生事件等成为综合性智库关注的重中之重。在应对手段上，“硬实力”（Hard Power）显然更受各国决策者和专家学者们的青睐；“软实力”（Soft Power）则似乎正日渐沦为众人有口无心的浮华说辞；至于美国独树一帜的“巧实力”（Smart Power），已经逐渐成为又一个尘封在故纸堆中的历史掌故，虽然其可能偶尔回光返照、再度出现在公众视线之内。

此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对“体制精英”的质疑成为潮流，民粹主义泛起，反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需求，专家学者们对此高度关注。

近年来，全球智库围绕全球风险、环境安全、粮食安全、城市安全等议题穷尽智慧，形成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

全球风险：

世界经济论坛的《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新的一年中，无论从环境、社会、经济、地缘政治还是技术方面看，各种风险的发生概率都在上升，并必将对未来全球议程产生重要影响。该年度调查报告汇集了近750位专家的意见，就全球29项风险在未来十年内发生的影响力和发生概率两方面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过去三年，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不力一直属于影响力最大的五大风险之列，今年该风险已升至首位，并被认为是未来数年影响力最大的风险，超过排在第二位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第三位的水资源危机。大规模非自愿式的移民和严重的能源价格波动（上涨或下跌）也进入了影响力最大的五大风险之列。发生概率最大的风险是大规模非自愿式移民，而去年排名第一的具有区域影响的国家间冲突排在第四位，让位于两大环境风险——极端天气事件、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的不力。重大自然灾害则排在第五位。无论是从影响力还是发生概率来看，经济风险仍然是严重的全球风险，比如关键经济体的财政危机和严重的结构性失业或就业不足，此外还有网络攻击和严重的社会动荡。报告的评估结果反映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并强调了保护未来利益的必要性。

台湾远景基金会（网址http://www.pf.org.tw/Pages/index.aspx）的《2016年全球十大风险评估》座谈报告认为，2016年国际局势趋于恶化、区域危机可能增加。全球面临的十大风险主要是：（一）全球恐怖主义持续蔓延。（二）网络间谍行动威胁全球信息安全。（三）难民危机与内部分歧使欧盟一致性立场松动。（四）油价探底增添国际政局变量。（五）中国大陆经济增长趋缓。（六）美国领导地位衰退牵动国际政治走向。（七）俄罗斯境外干预行动造成区域纷扰。（八）中东各地持续动荡冲突恐一触即发。（九）中国大陆与邻国存在海事争议。（十）朝鲜导弹试射使东北亚稳定遭威胁。

政治风险：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马特拉（Michael A. Matera），该项目研究助理、项目经理莫伊塞斯·伦登（Moises Rendon）的《委内瑞拉转型的教训：对委内瑞拉后危机局势的五个教训》评论指出，委内瑞拉今天的危机是美洲历史上一个民族国家缓慢崩溃的最严重案例之一。很难预测未来的转型将如何实施，但这无疑将是该地区所经历的最激烈和最具有挑战性的转型。尽管迄今为止现政权拒绝改变方向，但委内瑞拉未来的领导层和国际社会必须准备实施战略性的、可持续的、长期的改革。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的一次圆桌讨论审视了先前世界各地（包括非洲、俄罗斯、中东、拉丁美洲）的转型经验以及其对委内瑞拉的实用性。这次讨论为委内瑞拉和国际社会得出了五个重要教训。第一，由委内瑞拉人从国内领导。转型必须是由委内瑞拉人所领导的努力，并且由强有力的领导和政治意愿所指导。第二，转型正义与和解。委内瑞拉的未来将取决于其社会内部所展现的力量和团结的水平。下一届政府将不得不高度重视和解与团结包括查韦斯主义者（Chavistas）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短期内，推动一个在国际援助和国际法支持下的寻求对过去罪行的公正、平衡的问责的过渡司法体系将是一个关键的步骤。第三，创新性的社会与经济项目。全面、协调的经济改革对于刺激增长和阻止重蹈当前危机将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应对当前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社会改革将需要包括临时性的扶贫项目。第四，多元化经济。委内瑞拉除了石油之外几乎不出口别的东西，进口则除了石油以外几乎无所不包。多元化经济并减少进口以及对石油的依赖，将有助于重新平衡国家、限制开支并刺激增长。第五，来自国际社会的统一信息。包括美国与其他地区国家的联盟在内的国际社会，需要与委内瑞拉过渡政府和其他的当地、外国组织紧密合作，以创造和传递一个统一的信息。

环境安全：

美国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网址http://www.stimson.org/）高级顾问约翰·伯格纳斯（Johan Bergenas）的《特朗普可以在首个100天内帮助弥合自然安全鸿沟》文章，呼吁特朗普政府重视自然安全（Natural Security），并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挑战。多年来，环境问题一直以气候变化和保护为中心。主要关注的是地球变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影响。然而，环境犯罪造成的持续、系统的威胁被忽视了。在世界范围内，环境犯罪每年产生2580亿美元，并且年增长5%-7%——这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2倍-3倍。环境犯罪紧随毒品贸易和造假之后，是第三大黑市。环境犯罪主要包括：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非法采矿业，野生动植物犯罪，非法采伐等。环境犯罪通常被认为威胁经济发展和生态活力。然而，环境犯罪也日益被认为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二、背景。环境犯罪的作恶者经常从事从走私武器到恐怖主义的一切活动。从东非的“青年党”（al-Shabaab）到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等团体，都使用自然资源资助其毁坏性活动。在其他情况下，犯罪企业利用合法的自然资源开采来掩盖其非法行为。例如，渔船经常牵涉毒品、武器和人口走私。环境犯罪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构成了复杂的国家、国际安全威胁。三、务实步骤。要通过全球和平与安全议程来应对环境犯罪，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深入、详细和基于事实的展示了对合作关系与以行动为导向的规划的需求和机遇的叙事。为了弥合环境与安全鸿沟，当选总统特朗普应该将这些自然安全议题纳入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并任命一位“自然安全沙皇”（Natural Security Czar）以协调美国对这些挑战的响应。未能适当地支持这些举措是美国对国家、国际稳定的责任的一个失败。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简称美国威尔逊中心。英文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简称Wilson Center。网址https://www.wilsoncenter.org/）2016年6月22日召开的《人权与环境：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研讨会摘要指出，2015年对环境保护行动主义（environmental activism）而言是致命的一年。185名活动分子被杀，较2014年增加了60%。一、走向“绿色2.0”（Green 2.0）。在美国，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是一个在种族问题上最常用的术语。致力于跟踪和鼓励美国环境保护运动中种族多样性的“绿色2.0”执行董事惠特尼·多美（Whitney Tome，女）指出，环境正义运动的大多数行为者都是有色人种，但主流环境保护运动的组成则是相反的。包容性不仅是一个伦理或道德问题，而且也关乎效能。在一项对私营和公共环境组织的调查中，“绿色2.0”发现平均而言有色人种不超过组织成员的16%。二、气候挑战。威尔逊中心公共政策研究员、夏威夷大学法律教授玛克辛·伯克特（Maxine Burkett）指出，因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的个体的权利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新的人权领域。当前，环境移民并不在诸如难民条约等更加传统的保护制度之内。对那些被气候变化所影响的人而言，法律框架的缺席正在加重着痛苦。为了实现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需要有迫使国家信守人权承诺的法律基础。

美国威尔逊中心2016年6月29日召开的《评估证据：计划生育作为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者》研讨会摘要指出，当前存在许多真正的全球规模的环境挑战，而人口与环境退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这些挑战中的一个。但是，有关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和环境之间的严肃的研究是十分稀少的。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网址http://www.worldwatch.org/）高级研究员、《计划生育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科学评估》报告的第一作者鲍伯·英格曼（Bob Engelman）指出，计划生育是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绝对关键的投资。

气候安全：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战略远见倡议常驻高级研究员彼得·恩戈尔克（Peter Engelke），该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副主任、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与部队发展的前副助理部长丹尼尔·邱（Daniel Chiu）的《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过去、现在与未来》报告，审视了美国“气候安全”（climate security）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报告指出，气候安全这一术语意味着，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气候变化都应该被视为一种对核心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气候变化是一种环境压力，将会对物理系统（地球）和（包括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在内的）人类系统有潜在的严重影响。在气候安全的框架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国家安全理由去为减缓与适应战略进行辩护：减缓战略是去减轻气候变化的威胁，而适应战略则是提高美国社会在面对该威胁时的恢复力（resilience）。在一个有50多年历史的将环境变化与国家、全球安全联系起来的领域中，气候安全已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未来的问题是，气候安全是将继续局限在学术界、民间社会以及美国政府内部一些专门地方的讨论中，还是将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中获得更重要的角色。具体建议：第一，创建一组情境，以阐明不寻常的未来气候的安全后果。这些情境将描述、分析和突出未来不同气候的国家安全后果，并为美国及其盟友、合作伙伴处理这些安全后果。美军改变其在世界各地的许多设施以适应每种情境所描述的变化的条件是否是可能的？美国政府应该如何为每种情境下国内外的举国性的灾难做计划？通过情境预测的气候的影响，美国是否会被迫重新思考其对世界各地区的战略？第二，使气候安全概念成为将气候不安全与美国核心的国家利益联系起来的综合叙事的一部分。气候安全仍是一个只是部分地融入了美国的更大的对气候变化的公众辩论的叙事。有时，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闯入了主流对话，但这样的时刻是短暂的而不是持续的。将气候变化牢牢地置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主流辩论中是很困难的。事实上，不安全的更具体、更活跃的形式会一直存在（例如，恐怖分子将会杀害无辜者，流氓国家将会威胁到他们的邻居），它们将要求得到优先的响应。将气候安全更牢固地纳入主流的美国国家安全议程，要求将气候变化表述为一种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长期威胁，其需要持续的关注以应对一个坚定的、日益强大的敌人。“威胁倍增器”（threat multiplier）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指气候提高了威胁的风险或强度）现在已经使用了多年，在表述气候对美国全球利益的威胁时仍然是合适的（例如，干旱是导致一些对美国而言至关重要的地区不稳定的一种间接原因）。但是，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呼吁，应该强调气候变化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美洲大陆、生态系统、海岸、农场、城市和基础设施。虽然飓风“卡特丽娜”和“桑迪”仅对美国人如何思考和辩论气候变化有暂时的影响，但这些飓风使人们的内心对气候不安全产生了触动，这是任何有关威胁倍增器的修辞所无法做到的。

美国威尔逊中心2016年6月23日召开的《处于风暴之眼：妇女与气候变化》研讨会摘要，探讨了妇女在气候变化中可以发挥的作用。美国威尔逊中心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前众议员简·哈曼（Jane Harman，女）指出，妇女通常是我们家庭的支持系统，在灾难发生时妇女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这也是妇女和家庭在气候灾难中不相称地受到伤害的原因。妇女拥有最好的经验和足够的训练，因此，妇女应该在气候变化的政策辩论中担当领导者的角色。威尔逊中心公共政策研究员雪莉·古德曼（Sherri Goodman，女）指出，气候变化是一个威胁倍增器（threat multiplier），而恢复力（resilience）则是应对气候挑战的答案。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星球。计划生育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很明显，但国际人口行动组织（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简称PAI。网址http://pai.org/）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苏珊娜·埃勒斯（Suzanne Ehlers，女）指出，气候变化需要包容性、全面性的社区行动，而计划生育可以使全世界一半的人口能够高效、有意义地参与到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中。二、危机中的妇女。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研究科学家斯瓦提·维拉瓦丽（Swathi Veeravalli，女）指出，当正常的社会规则被打破时——有时发生在灾难或暴力冲突期间，妇女面临独特的风险。妇女和女孩经常受到恐吓、基于性别的暴力、性骚扰和强奸。创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性别化响应，实际上为增强恢复力和降低脆弱性提供了最大的机遇。

美国兰德公司弗雷德里克·帕迪长期全球政策及未来人类处境中心主任、高级科学家、帕地兰德研究生院教授罗伯特·兰柏特（Robert J. Lempert）的《基础设施的设计必须随着气候而改变》评论指出，在设计基础设施时，工程师们总是要考虑气候问题。直到最近，工程师们还可以自信地使用过去的天气数据来预测未来的气候。但这不再是真的。越来越多地，工程师们必须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对于任何指定的基础设施系统而言，已经无法根据过去的气候来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气候。由于全球变暖，在面对我们开始体验的更加极端的气候力量时，过去的标准已经不再能够提供适当的指导以设计和建造安全、具恢复力的结构。工程师们需要一个新的蓝图来为一个很难预知的未来做准备。考虑气候变化可以使基础设施设计产生巨大的差异。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合作将有助于使国家未来的基础设施更加安全。但是，工程师们在哪里可以得到关于未来气候的可操作信息？他们应该如何将这些信息吸收进自己的设计？与历史性的气候记录相反，科学家们对未来气候产生了许多不同的预测。对此，工程师应该与科学家、风险分析师紧密合作，以理解在什么情况下何种类型的气候信息是最有用的。

水安全：

美国威尔逊中心2016年10月19日召开的《一个不确定世界中的水与安全》研讨会摘要指出，随着气候变化，水的可利用性和获取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水对人类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多重影响。同时，围绕水也有许多合作和建设和平的机会。一、广泛的意义。美国陆军退役中将杰夫瑞·塔利（Jeffrey Talley）指出，全世界最大的37处地下蓄水层中的大约21处正在被过度开采，并且取水的速度要快于补充水的速度。同时，由于人口增长和发展，需求不断增加。国家情报委员会环境与自然资源主任罗德·斯库诺弗（Rod Schoonover）指出，许多农业依赖不可持续的地下水开采，这对于粮食安全固然是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但对于自然资源管理而言却是一个长期挑战。海水淡化厂可以扮演许多社会的“生命线”的角色，但也创造了“单点故障”（single points of failure）和安全事故的诱人目标。杰夫瑞·塔利指出，如果被拖延到足够长的时间，水问题关系和推动社会不稳定，并将最终推动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然后它将绝对成为一个安全问题。二、从恒河到湄公河。尽管在供给上存在着严峻的挑战，但美国马里兰大学工程学教授、美国陆军退役准将杰拉尔德·加洛韦（Gerald Galloway）认为，危机较少地关乎量，而更多地关乎我们如何管理它。威尔逊中心研究员、美利坚大学教授肯·康克（Ken Conca）指出，世界上有276条共享水道，但只有不到一半的水道拥有任何形式的国际协议、条约或某种法律安排。更重要的是，现有的协议往往是静态、缺乏弹性的。1996年，孟加拉国和印度签署的恒河协议显然不是一种有弹性的能够监测和适应我们将如何应对干旱年的协议。威尔逊中心公共政策研究员雪莉·古德曼（Sherri Goodman，女）指出，这样的问题已经在国家安全机构内上升为全球性的优先事项。美国情报界对此日益关注。当被稀缺的自然资源恶化时，区域问题可以构建一个“风险熔炉”（cauldron of risks），而且我们并不知道引爆点在哪里。斯德哥尔摩国际水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Water Institute，简称SIWI。网址http://www.siwi.org/）负责东南亚的高级区域顾问科罗吉·钱德拉潘亚（Klomjit Chandrapanya，女）指出，由于中国打算建设更多的上游大坝，湄公河沿岸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都在经受越界压力。2016年3月启动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为更密切的合作提供了机遇。三、风险管理。千年水联盟（Millennium Water Alliance，简称MWA。网址http://www.mwawater.org/）肯尼亚项目主任多丽丝·坎贝拉（Doris Kaberia，女）指出，人们认识到，水是一个连接器（connector）。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共享水文数据是建设协作性的一种方法。杰夫瑞·塔利指出，有丰富的关于水的数据、知识、案例研究和解决方案可用，但大部分信息缺乏标准化。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数据能够被整合、认知分析能够被应用，这一平台还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共享的见解。肯·康克指出，在政策领域的进一步响应是建立更具弹性的协议，应该更多地考虑通过理性、合作性的管理来扩大可用于分配的水资源，并建立更加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此外，还要重视对大坝和其他重大水利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不仅要考虑其对直接环境的影响，还要考虑其对下游社会的健康与生计的影响。可以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作为推动各个国家在水管理上做出改变的起点。

美国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负责南亚和东南亚的高级项目顾问迈克尔·库格尔曼（Michael Kugelman）的《为什么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水“战争”是如此危险》文章指出，2016年9月22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暗示，印度可能废除《印度河用水条约》（Indus Waters Treaty，简称IWT）。《印度河用水条约》是一个已经有着56年历史的条约。然而，该条约当前正承受着严峻的压力。9月26日，印度政府开会审查该条约，并决定目前还不会废除该条约。但印度政府围绕该条约也做出了一些令巴基斯坦惊恐的举动。巴基斯坦总理的一位外交事务顾问表示，废除《印度河用水条约》可以被视为一种“战争行为”，他还暗示巴基斯坦可能向联合国或国际法院寻求帮助。如果印度废除《印度河用水条约》，其后果很可能是远比有限战争有害和影响深远的人道主义灾难。废除《印度河用水条约》能够对普通巴基斯坦人产生直接、巨大和有害的影响。《印度河用水条约》对于巴基斯坦而言是一笔很好的交易，在该条约下，巴基斯坦被赋予了印度河盆地最大的三条西部河流——印度河、杰赫勒姆河、杰纳布河——的控制权，而这三条河流占到了整个盆地中80%的水。巴基斯坦深深地依赖这三条河流特别是印度河。如果巴基斯坦从印度河盆地获得水的途径被切断或减少，对该国水安全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由于这个原因，使用水作为武器要比发动某些形式的战争对巴基斯坦造成的伤害多得多。巴基斯坦经济的水密集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其拥有的水却达到了危险的低水平。此外，巴基斯坦的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对于印度而言，还有一些不能废除《印度河用水条约》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第一，废除该条约将招致强烈的国际反对。第二，如果印度决定通过切断或减少注入其下游邻国的水来最大化向巴基斯坦施加的压力，这可能会将大量的水强留在印度北部——这是一个可能导致克什米尔和旁遮普的大城市发生严重洪灾的危险举动。第三，如果印度抛弃《印度河用水条约》以惩罚其下游邻国，它可能设置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并给巴基斯坦的盟友中国提供了主意。北京从未签署任何跨界水资源管理协议，而新德里一直担心其上游竞争对手修建大坝的行为。第四，印度退出《印度河用水条约》可能会触怒曾于2008年实施了孟买袭击的巴基斯坦恐怖组织“虔诚军”（Lashkar-e-Taiba）。这一切都意味着印度废除《印度河用水条约》并不会产生新德里所希望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印度有很好的理由来对《印度河用水条约》感到不满。印度拥有一个要求重新谈判该条约的强有力的理由，这将是一个比单方面废除条约更为谨慎的战略。

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分析师贝丝·拉奇曼（Beth E. Lachman，女），兼职研究分析师苏珊·雷塞塔（Susan A. Resetar，女），兰德不确定型决策中心副主任、高级信息学家、帕地兰德研究生院教授尼迪·卡尔拉（Nidhi Kalra，女）等的《水管理，合作关系，权利，市场趋势》报告，评估了陆军基地可能用来改善基地水项目以及在水、废水系统上的投资的现有的水市场机制和合作机遇。一、水管理挑战。第一，今天，水管理面临许多挑战，包括基础设施老化、水质问题、正在枯竭的地下水蓄水层、气候变化对水的可用性的影响、不确定的水供应、对低成本水的公共需求。第二，解决水问题的传统方法——通过增加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供应途径——通常不再可行。二、水管理、合作关系和市场趋势。第一，今天，社区和水管理机构寻求更有效地保护和管理现有的水资源。第二，水管理者正使用更加非传统的来源，包括再生水、雨水径流和海水淡化水。废水正成为宝贵的资产。第三，水的规划和共享上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在区域、国家和地方的水规划和管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可能越来越重要。第四，许多水市场实验被用来重新分配现有的供应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但它们都处于起步阶段。三、对陆军基地的影响和机遇。第一，水市场将为陆军基地提供未来的机遇。第二，水权正变得日益重要。一些基地正处于失去某些水权的危险之中；水权需要被积极管理并考虑到所有的水源，包括地表水、地下水、污水和雨水径流。第三，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规划和管理水资源、水权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对陆军基地而言是一个合作机遇。第四，传统的基地水合作关系，例如“节能成效担保契约”（Energy Savings PerformanceContracts，简称ESPCs）和“事业能源服务合同”（Utility Energy Service Contracts，简称UESCs），可以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粮食安全：

美国史汀生中心高级顾问、粮食安全项目主任约翰娜·门德尔松·福尔曼（Johanna Mendelson Forman，女），该中心研究分析师乐芙莉·乌马雅姆（Lovely Umayam，女）的《将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优先事项》文章，呼吁特朗普政府重视粮食安全，并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挑战。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今天的冲突，无论它们是在叙利亚、南苏丹、也门或尼日利亚，都被粮食不安全和当前的战斗所导致的日益严重的饥饿所激化。预防冲突要求向脆弱国家或需要重建的国家提供足够的人道主义援助。除了提供援助，专注于作为长期目标的粮食安全，将帮助确保饥饿不会引发新的战斗。更紧迫的是，实施一项政府、公民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参与的广泛的战略以对抗饥饿。在上任后的头100天之内，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必须通过成立一个由粮食安全协调员（Food Security Coordinator）领导的专责小组以展示对粮食安全的新的承诺。该专责小组的目标将是，通过专注于对粮食不安全高度脆弱的需优先关注的国家，并与美国政府机构在不同国家实地共同工作以确定那些能够帮助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具有恢复力的、对当地需求迅即反应的粮食基础设施的合作伙伴，从而领导《全球粮食安全法案》（Global Food Security Act）的执行。鉴于国家情报委员会得出结论称粮食与冲突的联系将会影响我们自己在国内的安全，该专责小组应该提供一个利用《全球粮食安全法案》中所展望的整体政府（whole of government）方法以应对一些缺乏粮食、人类受苦的直接的危机的战略，此外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依赖性必须在我们总体的全球粮食援助计划中考虑到。二、务实步骤。第一，打造一个类似于“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简称PEPFAR）的“白宫粮食安全计划”（White House Food Security Program）。第二，聚焦科技界。促进在粮食创新上的更大投资。第三，将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纳入到有关粮食安全的对话中来。全球粮食安全战略（Glob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列举出了11个对法律的实施有直接责任的政府机构，但却遗漏了国防部。军队应在确保粮食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第四，弥合人道主义发展鸿沟。

城市安全：

随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之中，并且据预测这一数字在2050年前还将上升至75%，创建安全的城市变得至关重要。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瑞典议会和斯德哥尔摩市共同主办的第一届“斯德哥尔摩安全会议”（Stockholm Security Conference）于2016年9月15-1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安全城市”（Secure Cities），旨在识别和管理最迫切的城市安全议题，包括帮派暴力、激进化和食品安全。超过200名专家和从业者与会。瑞典议会议长乌尔班·阿林（Urban Ahlin）指出，当前高度的城市化对社会组织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斯德哥尔摩市市长卡琳·芬克莱尔（Karin Wanngård）认为，许多城市具有国际化特征，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是国际舞台的映射，“安全城市”议题也是全球安全的议题之一。芝加哥市市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al）强调，城市正面临不断变化的安全方面的挑战图景，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威胁首先袭击城市，打击也最重。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咨询小组前主席丹·史密斯（Dan Smith）断言，尽管有其弱点，城市也有着解决安全问题的巨大潜力；人们需要在安全威胁与城市所拥有的巨大活力、创造力之间保持平衡；尤其是在构建恢复力（resilience）上，城市作为安全议题的一方行为者的重要性只会增加。美国驻瑞典大使馆高级官员马克·埃文斯（Mark Evans）主张，虽然暴力极端主义是一种超越边界的挑战，但最务实的解决办法却是那些立足于城市实施的办法；当我们考虑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时，战场并不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而是在我们的民众之中，校园之中，社区组织之中，以及家庭之中。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城市议题组的《十大城市创新》报告认为，随着世界各国城镇化节奏的加快，预计到2050年，全球将有20亿新增人口涌入城市。面临这一趋势，全球各大城市亟须寻求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科技创新措施，以改善城市环境，推动经济增长，增强社会包容性与凝聚力。最有影响力与创新性的十大城市治理案例是：1.（用数字化手段）重新设计空间。2．水联网：管道组成的互联网。3．在社交网络上领养一棵树。4．人类增强技术。5．热电冷三联产。6．共享式城市。7.个性化的按需交通模式。8.（哥伦比亚的）麦德林焕发新生。9．智能灯柱成为城市感知平台。10．可垂直种菜的城市农场。

其他重要的研究成果有：

美国威尔逊中心2016年4月12日召开的《“寨卡”是如何塑造性、生殖健康和权利议程的》研讨会摘要指出，鉴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寨卡”（Zika）病毒与出生缺陷有联系，解决向所有妇女——无论其怀孕与否——提供其所需的卫生保健的不平等势在必行。“寨卡”病毒已经导致了一个无法忽视的公共健康危机。各国政府和全球卫生界应在“寨卡”病毒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之前，通过支持病毒媒介控制努力、普遍的性与生殖健康保健、有针对性地将服务范围扩大至被边缘化的群体和青年来对抗该疾病。

世界经济论坛的《201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指出，女性目前薪酬水平仅相当于十年前的男性收入。过去十年，世界各国在健康、教育、经济机会和政治四方面的总体性别差距仅缩小了4%，经济差距仅缩小了3%，这意味着要全面消除性别差距，还需118年。自2006年以来，男女教育差距扩大的国家占被调查国家的22%。受教育女性人数的增长并未明显提升女性工作职位与收入。在全球145个经济体性别差距指数排名中，北欧国家持续领先。

世界经济论坛的《未来就业报告》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将会引发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变革。在未来十五年内，传统职业的消失与新兴职业的产生将会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要应对的真正挑战。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其他社会经济以及人口变革的结合，将会在未来五年内促成各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变；15个主要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巴西、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墨西哥、南非、土耳其、英国和美国，以及东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总计将净减少500万个就业岗位。技能与工作流失将会影响到各个行业和地区，但关键领域的工作增长将会弥补就业机会的损失。绝大多数工商企业都认为，应对未来劳动力市场长期震荡的关键行动，不应是增加短期雇员或虚拟雇员的数量，而应是在技能培训上增加投资。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繁荣与发展项目主任丹尼尔·若迪（Daniel F. Runde），该项目研究助理查尔斯·赖斯（Charles Rice）的《将影响力投资用于全球发展？》评论指出，“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一词于2007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网址https://www.rockefellerfoundation.org/）主办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它是指向公司、组织或基金注入的除了考虑财务回报还意图产生社会或环境影响力的投资。该“领域”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在影响力投资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流工具之前，必须克服许多挑战，但影响力投资具有改变世界的潜力。一、一个正在成长的领域。影响力投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早期开始成名的“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简称SRI）运动。通常，社会责任投资基金通过避免或剔除那些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企业或行业（例如酒精、烟草、军事和武器生产、化石燃料）的投资以实现社会公益。在这方面，社会责任投资的实践代表了较早的和不太积极的形式的影响力投资。现代形式的影响力投资作为传统的社会责任投资运动的一种雄心勃勃的产物出现，其不仅仅寻求避免伤害，投资者们还希望通过他们的投资提供积极的社会成果。在许多方面，这种扩大的社会雄心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双重焦虑的产物。金融功能失调削弱了公众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同时人们开始置疑政府应对社会挑战的功效。驱动对影响力投资的兴趣的其中一个趋势是世代性的——30%的千禧一代认为企业的第一要务应该是改善社会。传统上，有关利润与社会公益的想法是各行其道的，但这一代人对社会和企业利益有着不同的看法。针对这些趋势，最近许多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机构投资者收购或建立了专门的影响力投资团队。二、更广泛的影响力投资的挑战。也许影响力投资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是建立清晰、一致的同时衡量财务绩效和社会影响的指标的困难。影响力投资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在于市场流动性。最后，有必要在公共行为者、慈善事业和私人投资者之间建立更大的合作以为扩张影响力投资创造更具流动性的市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英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的《国际移民展望2015》专著，分析了经合组织国家和一些非成员国经济体的移民运动与政策的最新发展，以及经合组织国家的移民劳动力市场的成果的演变。该系列包括了劳动力移民政策的国别研究。每一卷分析了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在不对本国劳动力市场造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有效地使用移民政策帮助满足自身的劳动力需求。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人权倡议主任、高级研究员香农·格林（Shannon N. Green，女）等的《在世界难民日的盘点》评论指出，今天，全球有6500万人流离失所——这是史无前例的数字，其中有2130万人是难民。这场危机的规模和紧迫性前所未有，但现有的国际基础设施远远不能应对这种规模的流离失所者。除了向难民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和保护，现有的范式是建立在三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基础上的：自愿遣返，融入所在国，重新安置到第三国。叙利亚危机以及在阿富汗和非洲许多地方的不断恶化的局势，暴露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首先，尽管难民往往要流离失所很长时间，但对难民危机的回应仍是反应性的，并专注于提供临时性的紧急援助。其次，该系统严重依赖前线国家，而这些国家往往无力应对大规模的、持续的流离失所人口的洪流。最后，重新安置进程十分缓慢，并陷入了政治困境，此外与现有需求相比范围也过于狭窄。世界需要一个应对难民的新的范式。必须呼吁各国增加难民配额；加快他们的筛选进程；投入更多的时间、人力和资源来帮助那些别无选择而只能把一切抛在身后逃跑的人们。在这一新范式之下，难民必须拥有包括就业、教育等的机会，以支持自己并为其新社会作出贡献。新的任务还必须建立基于预先约定的配额的责任分担的公平制度，以缓解前线国家的压力。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部非常驻高级研究员、美国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助理伊丽莎白·费里斯（Elizabeth Ferris，女），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土耳其项目主任凯末尔·基里什（Kemal Kirişci）的《混乱的后果：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和保护行动的失败》专著，分析了叙利亚大规模的人民迁徙的长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专著指出，容留了数千甚至数百万计的难民的周边国家，呼吁向难民提供财政援助甚至新的家园的西方政府，努力应对食物和住所需求的区域和国际组织，都发现叙利亚危机的挑战是十分巨大的。同时，为这些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者寻求解决方案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叙利亚难民危机提出了有关解决冲突的行动与援助受害者的人道主义援助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性问题，也展示了人道主义响应的局限。危机日益持久的性质也表明了国际社会需要考虑超越救灾援助并采取开发政策以帮助难民成为其东道国的生产性成员的必要性。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亚太保护责任中心（Asia-Pacific Centre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简称APR2P。网址https://r2pasiapacific.org/）主任、该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教授亚历克斯·贝拉米（Alex Bellamy），昆士兰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执行院长、国际关系教授蒂姆·邓恩（Tim Dunne）主编的《牛津保护责任手册》，包含了重要理论家和从业者（包括前外交部部长和特别顾问们）在“保护责任”（又译国家保护责任。英文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简称R2P）领域的贡献，审视了过去10年间取得的进展，并展望了未来10年的可能发展。

对全球安全威胁与挑战的相关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址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和总部位于英国的咨询公司维里斯科枫园（Verisk Maplecroft。网址https://maplecroft.com/）。世界报业辛迪加致力于汇聚、提供世界顶尖的思想，经常有知名专家在其网站发表文章，部分文章有中文版本。咨询公司维里斯科枫园自2001年创立以来，在国家风险分析、全球风险、政治风险、人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冲突与安全、恐怖主义、风险量化等专业领域一直享有盛誉，其推出的恐怖主义指数（Terrorism Index）、政治风险指数（Political Risk Index）、治理指数（Governance Index）、法治指数（Rule of Law Index）、腐败指数（Corruption Index）、政府稳定指数（Government Stability Index）、水安全指数（Water Security Index）、粮食安全指数（Food Security Index）、资源安全指数（Resource Security Index）等经常被智库和媒体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