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父亲离世

秋意渐浓，赤红的大丽花锁住了白日的阳光，挨到入夜时分尚自熠熠生辉，却依然在黑夜中死去，留给早上的只有枯萎朽败的褐色花球。

一天傍晚，我途经艾伯维奇邮局的门口，听到里面叫我。他们交给我一封信，是寄给母亲的。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让我心里隐隐生出些不安，就把它放在一边，置之脑后。到了晚上，我想找点东西让母亲开心一下，这才记起有这回事。她看了一眼笔迹，就立马仓促地拆开了信封，远远地放在灯光下眯着眼睛使劲瞧起来。我赶紧给她找来了眼镜，可她却连惯常的谢字都不讲，手一个劲地发抖。那是封短信，她很快就读完了，然后坐下来又读了一遍，目光时时在字里行间逡巡。

“怎么了妈妈？”我问道。

她不应，还是盯着信看。我走到她身边，把手放到她肩上，心中忐忑不定。她却根本没留意到我，口中开始喃喃自语，“可怜的弗兰克，可怜的弗兰克。”那是父亲的名字。

“到底怎么啦妈妈？你跟我讲嘛！”

她转身望着我，心神恍惚，仿佛根本不认识我，然后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之后就离开了房间。我听到她出门去了。

信掉在地板上，我拾起来读了。笔迹十分模糊，是从几英里外的一个村子寄来的，时间是三天前。上面写道：

我亲爱的莱缔丝，

给你说下，我快不行了，最多一两天吧，两个腰子差不多都坏死了。

前些天我过来了一下，没有看到你，不过见到了窗前的女儿，跟咱们的小子也说过两句话。不过他不知道我是谁，完全蒙在鼓里。女儿倒是可能看出了些苗头。我太孤独了，莱缔丝，我真是难受死了，要是你晓得的话，说不定会原谅我的。

我尽量存了点钱下来，算是给你赔罪了。日子太难熬了，莱缔丝，可也总算熬到头了。我算是受够了。

永别了，你的丈夫

弗兰克·比德萨尔

这是父亲的来信，我不禁目瞪口呆，搜肠刮肚地回想他的样子。印象里我老觉得他是个高大英俊的黑皮肤汉子，眼睛是淡灰色的。这都是母亲只言片语里透露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以前看过的一幅肖像画。

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父亲为人轻佻，性格极其粗俗，不过油嘴滑舌的，也有自己的一番魅力。他是个骗子，从来不知诚实为何物，一度瞒得母亲很厉害。到后来她逐一了解到他那套骗人的鬼把戏，心里极度生厌。对他的幻想破灭之后，她觉得自己想象中的浪漫原来不过是金玉其外，就成了个怨妇，对他冷淡疏远起来。在拉蒂三岁、我五岁的时候他离开她，到别处寻欢作乐去了。对此她又喜又悲。从别人那里她听到过一些他的消息，不过都没什么好事，除了他发财以外。可他从来没有来看过她，也没有写过信给她。这样子都已经十八年了。

没过多久母亲又回转来，坐在椅子上，把黑围裙的褶子卷皱，又重新拉平。

“跟你说吧，”她讲道，“他对孩子有自己的权利，可我一直把你们圈在我身边。”

“是他自己不来。”我说道。

“我教孩子恨他，离他远远的，而他其实是想要孩子的。他现在的情形，我本该在他身边的，很久之前就该把你们带到他身边的。”

“不可能，他音信全无，你根本做不到。”

“他本来是可以过来的，他想来，我感觉得到，不过我不让。是我不让他来的，我这么想，他也感觉得到。可怜的弗兰克，他已经追悔莫及了。我对他是狠了点，可能比他对我更狠心——”

“好了，妈妈，你是吓着了，所以才这么说。”

“这封信算是让我真正清楚了。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他在受苦。我在心里感觉得到他。我知道的，是的，我知道他想我，想你们，我感觉得到。这三个月以来尤其清楚，我知道他在想我们。我对他太狠心了。”

“唉，我们就去看他吧，好不好？”我说道。

“明天——明天。”她答道，第一次真正留意到我的存在。“我一早就去。”

“我跟你一起去。”

“好，一早就去。拉蒂要去柴茨沃思参加派对，不要告诉她，以后也别跟她讲。”

“好，”我说道。

母亲很快上了楼。拉蒂很晚才从高关庄回来，来思力没进门。第二天早上他们要和一帮子摩托车手去马德楼克和柴茨沃思。她兴奋得很，别的东西都没有放在心上。

不管怎么说，只有到下午，天气暖和点，我跟母亲才能出发，所以也无所谓。我们在珍草镇下了火车，空气中弥漫着柔和的黄光。到村里有两英里远，母亲一定要走着去。我们沿着大路慢慢前行，时不时在山坡上高树篱下的小红花旁驻足，因为对要去的目的地心怀踌躇。终于，教堂小小的灰色塔楼映入眼帘，耳中传来刺耳的音乐，仿如嘶叫。只见眼前的田地里满满登登的是个热闹的集市。

木马欢快地一圈圈转个不停，秋千船在淡蓝的空中摇曳。我们坐在山路的石阶上，母亲和我两个人，出神地看着这一切。在这一小片田里，散着货摊、打椰子的游戏摊、旋转台，各式各样，不一而足。一群群小孩儿默不作声地从一个地儿转到另一个地儿。有个全身晒得黑黝黝的汉子提着水穿过，两个桶子晃来晃去，水滴滴答答直往下流。女人们透过漂亮的大篷车车门往外望，门前的台阶上，一条条瘦狗懒洋洋地起身又伏下。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缓缓流动。一个健妇大声招揽兴致盎然的小孩子去看她的西洋景，嗓音沙哑，宛若男声。另一个黑不溜秋的男人则岔开两条细腿站在旋转台上，身体后仰，嘴里鼓鼓囊囊地含着一排手指，一边随着台子转圈，一边吹着响亮的哨子。那手指组成的口琴虽然粗陋，然而哨音却着实清冽，犹如一头鸣雁自烟囱顶上高高飞过。一个臭烘烘的棚子前站着个小矮胖子，胸口肿起一大块，极为碍眼。他尖叫着怂恿面前的一堆顽童去跟个傻头傻脑的小伙子较量一番。那小伙子身材魁梧，叉着手，拳头攥动间，可以看见二头肌随之起伏。有人问他是否愿意跟他们比试比试，他只是点点头，尚没有说话的意思——没错，他可以一个打俩，那个胸前长着大瘤的小矮胖子指着畏缩不前的男女孩童大叫道。打椰子的游戏摊老板拼命地摇着拨浪鼓，发出刺耳的声响。在他间歇停下的时候，依稀能听到远处给力酒吧的喧嚣人声。这老板已经火冒三丈，因为小家伙们只是观瞧，却没有一个愿意掏上一便士试试手气。恼怒之下，那拨浪鼓摇得愈发歇斯底里，仿佛是个发疯的魔鬼。有个小女孩跑过来看我们，手里拿着块冰激凌夹心饼干，舔得那叫一个馋人。不过看我们如此无趣，她就走了开来，转去瞧大篷车去了。

我们总算聚起了足够的勇气，准备穿过集市了，结果教堂的那口破钟却响了起来，一下子盖过了周遭的嘈杂。

一声——两声——三声——响的真的是三声啊！然后另一口低沉的钟也敲了起来，一声——两声——三声。这是丧钟！我望着母亲——她把脸转了开去。

尖锐的口哨声还在继续，那个沙哑嗓门的妇人又再次上前揽客。之后却有了短暂的平静。胸口长瘤的男人走进破棚子里跟那个傻头傻脑的小伙子斗了起来。打椰子游戏摊的老板气冲冲地跑去三滕氏酒吧吃酒了，取而代之掌管椰子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厚脸皮女孩儿。木马还是一圈圈地转，不过上面多了两个噤若寒蝉的小子。

突然，低沉的钟声再次响起，穿破喧嚣直刺耳鼓，令人心悸。我细细地听着，却无心再去数到底响了几次。一声，两声，三声，四声——那个壮小伙儿已经第三次下定决心要上旋转木马了，结果一只脚还没跨上去，木马已经开动了，功亏一篑啊——八声，九声，十声——那个吹哨儿的人喉结真大，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他这样子说话的时候脖子不疼吗，喉结这么尖——十九声，二十声——小女孩还在舔冰激凌，一小口一小口地，小心珍重得很——二十五声，二十六声——好奇怪，我居然心不在焉地数到了第二十六声钟响。我不再往下数了，只是看着旋转台边缘画着的头像，先转过来的是丁尼生爵士的光头，接着是红脸的罗伯兹爵士，再之后是满脸奸相的迪斯雷利（注：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罗伯兹（1832-1914），英国将领；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首相。）。

“五十一响，”母亲说道，“走吧，赶紧。”

我们匆匆穿过集市，朝着教堂的方向走去，那边有个花园，里面枝枝蜀葵挺立，红衣卫士在茎秆顶上守望，这是它们的最后一班岗。地上乱蓬蓬的，散满了颜色尽去的粉菊，仿佛因为弱视而圆睁大眼的紫苑，还有就是幽灵般的蜀葵秆。屏风似的紫杉后面伏着一幢低矮阴沉的房子，花园就是属于它的。我们穿过花园，来到房子前门。百叶窗都拉了下来，我们瞧见有个房间里燃着蜡烛，发出点点幽光。

“请问是紫杉别墅吗？”母亲问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子道。

“是梅太太家的房子。”那人答道。

“她一个人住吗？”我问道。

“本来还有法国佬卡林——不过他死啦——她正点了蜡烛给他守灵哪。”

我们走到房前叩起了门。

“你们啊是为他来的？”传来一个驼背老太婆沙哑的声音。她抬头向我们看来，眼睛很蓝，一边朝里屋点着头，老态龙钟的脸上还罩着丝绒网。

“对，”母亲答道，我们收到信了。

“可怜哪——他已经去啦，太太。”老太婆摇头道。她生出些好奇地望着我们，然后探身把遍布青筋的枯干老手搭在母亲臂上，悄声说道，“蜡烛灭过两次。他这人可怪啦，怪得很哪。”

“我这趟来是不得已，一定要把他的身后事给办了——我是他最近的亲属。”母亲哆嗦着说道。

“嗯，刚才我肯定是睡过去了，一抬眼一片漆黑。太太，接下来我就不给他守着啦。没了的人我见过多了，唉，可他这样难受的，太太——他太可怜了——唉，太太！”她又支起老迈的手臂，望向母亲，眼睛蓝得瘆人。

“你晓得他的文书都放在哪儿吗？”母亲问道。

“哦，我问过彭斯牧师了，他说我们得为他祈祷，所以我就自掏腰包买了蜡烛。他老是古里古怪的，真的！”说罢她又摇了摇头发花白的脑袋，满是唏嘘之意。母亲向前走了一步。

“你想见见他吗？”老太婆怯怯地问道。

“好，”母亲答道，用力点点头。她瞧出来了，老太婆是个聋子。

我们跟着老妇人来到厨房，这里狭长低矮，百叶窗都拉了下来，显得幽暗封闭。

“你们坐啊。”老太婆声音还是很低沉，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那你是他的姐妹喽？”

母亲摇摇头。

“哦，那就是他嫂子？”老太婆硬是要寻根究底。

我们摇了摇头。

“那就只是表亲啦？”她猜道，眼睛直勾勾地望向我们。我只好点头表示同意。

“你们坐一下。”她说着走了开去，砰的一声合上门，匆忙间还撞上了一把椅子。她回来的时候拿了一个瓶子和两个杯子，重重地搁在我们面前的桌上，细瘦的胳膊仿佛难以承受它们的重量。

“这瓶酒他才打开的，喝点提提神吧，喝吧，可怜人啊。”她说道，把瓶子推向母亲，又急着走开拿了糖和水壶来。

“他是再也喝不成啦，可怜啊——酒是好酒来着，太太，之前他老是喝个不停。唉，最后三天倒是一滴都没喝，可怜的人啊，真可怜，一滴都喝不进去了。来喝点儿吧，定定神，喝吧。”我们没听她的。

“他在那儿呢。”她悄声道，指向阴森森的厨房里一个黑暗的角落，那里有扇门关着。我打开门走过去，脚下被一级矮阶绊着了，结果撞上了一个摇摇晃晃的桌子。桌上本来摆着个高高的铜烛台，一撞之下，烛台上的蜡烛掉了下来，滚到地板上，烛台也乓的一声掉到地上。

“哎呀——哎呀！老天爷，天哪，天哪！”老太婆带着哭音叫道。她哆嗦着拿起熄灭的蜡烛，跑到床的另一侧，在一支燃着的细烛芯上点了，然后走了回来。蜡液稀稀拉拉地滴了一地，烛光照在她那褶皱的老脸上，暗色的红木床架上磨得溜光的把手也映得闪闪发亮。两支蜡烛闪烁的光晕下，我们瞧见床单下罩着的身体。她拉开床单，抽咽起来。我的心狠狠地跳着，感觉嗓子里噎着什么似的，不想去看然而却不得不去看。躺在那儿的正是我那天在林子里见到的老人，脸上的浮肿业已消减下去。我心里腾起揪心的怜悯，然后是惊骇和恐惧，感觉自己是那么渺小无依，灵魂仿佛出壳而去。天地浩茫，无边无际，而我就是一粒微尘，在黑暗中漂荡。接着我感到母亲的手臂抱住了我的肩膀，然后传来她令人心碎的叫声：“哎，我的儿啊，我的儿！”

我打了个激灵，清醒过来。母亲没有流泪，只是满脸求恳之色。

“没事儿，妈妈，没事儿。”我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道。

她站起来，把死者的脸重新遮上，又转身握住老太婆的双肩，安抚着她直到啜泣渐止。老妇人揩去双颊上的老泪，将丝绒网下的花白头发捋顺了。

“他的东西在哪里？”母亲问道。

“啥？”老妇人耳朵支了支，说道。

“他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吗？”母亲大声重复道。

“这儿？”老妇人挥手指向房间四处。这里只有一张硕大的红木床，架子上空荡荡的什么挂饰也没有，还有就是一张写字台，一口橡木箱，还有两三把红木椅。“他后来上不去楼了。在这里躺着总共也就只三个礼拜。”

“写字台的钥匙呢？”母亲在老妇人耳边大声道。

“噢，”她答道，“写字台是他的。”她犹疑不定地看向我们，生怕自己搞糊涂了。真是让人无言以对。

“钥匙！”我大叫，“钥匙在哪里？”

她摇了摇头，一脸懵懂之色，我觉得她的意思是不晓得。

“他衣服呢？衣服——”，我指着自己的衣服来回重复。她明白了过来，口里喃喃道：“给你去拿噢。”

她穿过床头的一扇门，匆匆跑上楼去。我们本来要跟着她的，结果厨房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一个声音说道：“老婆子啊，来跟咱老鬼喝上一杯吧？喂，梅老太，跟我喝一杯！”叮叮咚咚，烈酒倒进了杯子里，喝干净的平底杯搁在了桌子上。

“倒要看看老婆子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男人的声音自言自语道，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跟我一样在矮阶上绊了一下，还算好，没撞上桌子。

“没见过这么蠢的台阶，”他破口大骂。原来是医生，一个膀大腰圆的红脸大汉，帽子都没摘，就在屋里乱转。

“不好意思，打扰了。”他望着母亲道。母亲颔了颔首。

“比德萨尔太太？”他问道，一边把帽子摘了下来。

母亲的头垂了垂。

“他有封信是我给您发去的。您是——可怜老头卡林的亲眷？”他歪着脑袋冲床那里点了点。

“最近的亲戚了，”母亲答道。

“唉，可怜人，平时闷声不响的，说是个单身汉，太太。”

“收到他的消息我也是没想到。”

“嗯，我觉着他也不像是个愿意跟亲友联络的人。不过晚景凄凉啊，这就是报应，自找的哪，我们这些蠢蛋都是这样子。跟您讲这些，不好意思啦。”

下一刻大家沉默了下来，只听得医生唉声叹气，然后又轻声吹起了口哨。

“来，我们还是把百叶窗拉上去，这样子好一点。”他说道，拉起百叶，让日光洒进屋里，和闪烁的烛光混在一起。

“话说回来，”他说道，“他的身后事倒不难料理，没欠债啥的，我感觉应该还有钱留下来，所以还不算赖。这家伙够可怜的，走的时候难受得要死，不过之前图快活，后面总得有这么一出。这老婆子到底是在搞什么啊？”他问道，望向头顶的椽子。楼上老太太还在乒呤乓啷地来回折腾。

“我们说要写字台的钥匙。”母亲问道。

“这个，我找给你吧，还有遗嘱。他给我说过放在哪儿了，还说等你来了交给你。他好像一直念着你来着。应该是自己都安排好了吧——”

刚说到这儿，耳听得老太太哐啷啷地走下楼来，赶紧跑去楼梯那儿。

“哎哟，你看着点！”他吼道，好像未卜先知似的，老太太步履不稳，一下踩在自己裤脚上，倒下来刚好给他接着了。他轻轻扶她站定，嘴里道：“没伤着吧，没有噢？那就好！”他冲她笑笑，无奈地摇了摇头。

“哎呀，医生啊，医生，老天保佑，你总算来了，这就好，你跟他们说说吧，好吗？”

“行啊，”他大不龇咧地点点头，紧着去厨房给她调了杯威士忌，又给自己也弄了一杯，然后对她道：“喝一杯吧，这事儿可把你折腾得够呛。”

可怜的老太太坐在楼梯门口的椅子上，一堆衣服摞在脚边，无助地看向我们，目光空洞地落在混杂着烛光的焦灼日光上。床上的僵直身躯一动不动，在惨淡的光线下尤其骇人。她的手抖得厉害，杯子都拿不太住。

我们从医生手里拿到了钥匙，在抽屉里翻了一通，把所有的文件都整理了出来。医生就在一旁吮着酒，嘴里说个不停。

“他啊，”医生说道，“到这里不过两年左右，应该是感觉自己快不行了吧。之前一直是待在国外的，所以大家都叫他法国佬。”医生一边喝酒一边回顾往事，喝一口说一句。“身子已经糟践坏了，老是做噩梦，还好老太太听不见。挺可怕的，睡着的时候把自己的秘密都说了个遍。跟他打过牌，所以这些都了解。”啧啧啧，医生吮了口酒，神飞天外间又给自己满上。

“不过他人蛮有意思的，出手也大方，绝不拖泥带水。这里的人不喜欢他，因为摸不清他的底细，他们要是弄不懂什么，就一准儿怀恨在心。他总是守口如瓶，从不往外传什么东西，只有睡着了有时候管不住自己。”医生看着杯子叹了口气。

“不管怎么说，我们会想他的，对吧，梅老太？”他突然提高了嗓音，吓了我们一跳，都抬眼去看床上。

他点着了烟斗，深深地吸了几口，好让自己逃离酒杯的诱惑。我们就在一旁看那些文件。信很少，只有一两封，是写给巴黎的。有不少账单，还有收据，一些生意往来的记录，全是商务上的。

这堆东西里看不出什么情感的痕迹。母亲把自己认为重要的都理了出来，其他的信啊和别的都只粗粗地瞧过就放在了一边，之后拿到厨房里烧掉了，似乎生怕会发现什么似的。

医生继续喷云吐雾，时不时插上一两句话，好像对这些已经思考了很久。

“我看，”他说道，“这人啊有两种活法。就像是油灯，要么来点风，着得旺旺的，不过油很快就烧没了，然后臭烘烘的，熄了的时候还有不少烟。要么就捂在厨房里，时不时去剪下灯芯，手指头呢有时候也会因为这个活儿给弄脏了，不过着得久，油要过一阵子才慢慢烧光。”说到这儿他又拿起杯子，结果发现里面是空的，这才清醒过来。

“有啥需要我做的吗，太太？”他问道。

“没有，谢谢你啦。”

“嗯，应该没什么太多事情要处理的。也不用掉什么眼泪，像卡林这样的，早早离家，人生中最美好的光阴都不知道用来跟谁鬼混去了，以前认识他的人还有啥心好伤的呢。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心过了，是不是，太太？我瞧他可富贵过。就是那种满足感长久不了，老是觉得不够，还想要别的。结婚就不一样了，就像眼前的一盆菜，看得见摸得着，还必须得吃了才行。”他又有些神思不属，想起了心事。我们把写字台锁上，把没用的文件烧掉，剩下的放在我衣服口袋和黑包里，站在一旁准备告辞了，他才突然抬头说道：“可葬礼怎么办呢？”

然后他瞥见母亲脸上的疲惫，就跳起来，抓起自己的帽子道：

“来我家跟我太太坐坐吧，一起喝杯茶。在这种窝憋的小地方待久了，什么礼数都忘记掉了。来吧，我太太可闷着呢，来看看她吧。”

母亲笑了笑，向他道谢。我们于是起身去医生家，离开时母亲踌躇了下，在门槛边转头望了眼床上，但最后还是走了。

外面日头渐低，空气鲜朗，让我感觉恍如隔世。昏黄烛光下那模模糊糊的一切，那悲戚惨白的面容，稀疏灰白的胡子，都是那么的不真实。这都是假的吧，那木头床架，耳背的老太太，都是谎言的一部分，让人越想越不能相信。眼前这小小的向日葵黄色的光彩才是真的。老旧却温暖的救济院上竖着个日冕，它的影子才是真的。残阳照在身上，让人暖洋洋的活力渐起。我们不由打了个颤，那不真实的感觉从血管里驱除了出去，身上的冷意一下子没有了。

医生的住所坐落在一片山毛榉中，看上去幽静亲切。小小的草坪前是一排铁篱笆，有头漂亮的泽西乳牛从旁边的田地里把黑黑的鼻子探过篱笆来，一个女人正在那儿对着它自言自语。这是个深色皮肤的小个子妇人，看上去生气勃勃的。她揉了揉小牛的鼻子，眼睛盯着它黑黑的眸子，好像妈妈对孩子一般温声说着些什么，爱尔兰口音很是好听。

听到我们过来，她有些吃惊地转身过来招呼，可眼里的那种柔情却依旧还在。她给我们上了茶，司康，苹果冻。她的声音真是动听，有如酸橙树间蜜蜂的吟唱。所以尽管她没说什么要紧话，我们却都洗耳恭听。

她丈夫快活好客，可她却从不跟他眼神交接，只时不时投去关注的一瞥。而他呢，性子乐呵直爽，老是拿她打趣，一面把她夸到天上去，一面又来损她，看见她不接茬，心里逐渐有点忐忑。我觉得她是害怕他又去喝酒了。一旦他酒意上头她就心生恐惧，而要是醉醺醺的那她就更是惶惑难安。他们没有孩子。我注意到她拘谨起来的样子让他不再乱开玩笑。他老是看她的脸色，发现她并不和自己对视，神情变得有些可怜巴巴的，人也越来越不自在。看得出来他也不想这样待着了。

“我还是陪你们去见下牧师吧。”他对我说道。于是我们起身离开。这间屋子坐北向南，外面是一片草地，里面装饰着精致的小幅水彩画和漂亮的刺绣，然而那空荡荡的花瓶，镇图书馆里借来的两本脏旧图书，合拢的钢琴，数目奇怪的杯子，还有茶壶摔碎的壶嘴和因此留在桌布上的茶渍都只讲述着一个故事。

我们到木匠那里定了棺材，医生在那儿喝了一杯威士忌。付墓地费用的时候，订单上留下了医生的一滴白兰地。而牧师的波尔图葡萄酒让医生的快活达到了顶点。我们也总算办完了事情，回到他家里。

到了这步田地，小个儿妇人深色眸子中的不安已经无法压抑丈夫的酒劲。他一个劲地喋喋不休，而她只是焦虑地扭着自己的结婚戒指。他坚持一定要开车送我们去车站，我们为此受宠若惊，连连辞谢却也无济于事。

“他送你们去安全一点。”妻子说道，高地口音让人心头舒展。握手告别的时候我注意到她那小手坚硬有力——黑色旧羊驼毛裙子却让我心生厌烦。

从艾伯维奇车站回家的路可真远。我们坐了一段巴士，然后是步行。母亲步履蹒跚，对她来说这段路很艰难。到家的时候丽贝卡已经出了门，在杜鹃花丛旁四处找我们了。她跑向我们，一脸关切，连声问母亲是否已经用过了茶点。

“喝过也可以再来一杯啊。”她说道，径自跑回屋里准备去了。

接着她到餐厅来，接过母亲的帽子和外套。她想让我们说说白天发生的事情，因为看到母亲眼下青黑，不由为她感到难过。她就这样坐立不安，不愿开口问询，却又急着想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了。

“拉蒂回来过。”她说道。

“然后又出去了？”母亲问。

“回来就是换一下衣服，换了那件绿色府绸的。她还奇怪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说你们出去走走。她说不错。她那样子快活得像只小松鼠。”

丽贝卡一脸期盼地望着母亲。最终母亲还是说道：“他死了，丽贝卡，我见过他了。”

“感谢上帝，不用再担心他的事了。”

“唉！他死的时候孤零零一个人啊，丽贝卡，一个人。”

“他死的时候一个人，你现在活着不也是一个人吗。”丽贝卡有些怨气冲冲地说道。

“可是我身边有孩子啊，孩子们都在呢。我们不打算告诉拉蒂，丽贝卡。”

“我不会说的。”丽贝卡出去了。

“他留下来的钱是你跟拉蒂的。”母亲对我说。那笔钱总共有四千磅左右，是给母亲的，或者说是默认给拉蒂跟我的。

“妈妈啊，是我们的也就是你的。”

她有几分钟没说话，然后道：“你们其实本可以有这个爸爸的。”

“还好我们没有，妈妈，还好你没让我们遭这份罪。”

“你又怎么知道是遭罪呢？”

“我就是知道，”我答道。“所以要感谢你，妈妈。”

“下回可别用这么刻薄的话去说身边的人，尽量大度点吧，孩子。”

“好吧。”我说道。

“那好，”她答道，“我们再不谈这事了。不过瞅时机你还是要告诉拉蒂的，你来告诉她。”

我的确告诉了拉蒂，约莫一个星期以后。

“还有谁知道？”她问道，脸色沉了下来。

“妈妈，贝吉（注：丽贝卡的昵称。”）还有我们俩。

“没别人了！”

“没了。”

“既然妈妈那么讨厌他，他这样走了倒是件好事。妈妈人呢？”

“在楼上。”

拉蒂跑去楼上找母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