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十年危难（1966—1976）(2)

信送走，没有得到答复。

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状况，邓家开始了一系列的节约开支：开荒种菜、饲养小鸡……节省到连碗馊了的菜汤也舍不得倒掉。

转眼到了夏天，省革委会不断催促黄文华督促邓小平写劳动学习的心得体会。这天，黄文华瞅着邓小平心情尚佳，在看报纸，他绕了个弯儿问：“老邓，毛主席语录你有没有？”卓琳回答说：“没有。”黄文华继续问：“我们要不要搞一本来？”邓小平丢开报纸，说：“毛主席著作我们学习过多少遍了，天天读。在北京组织上曾规定我改为天天听，语录本字小看不见，以后可以到工厂跟工人师傅一起学。”邓小平接着说，“毛主席有些著作还是我们集体讨论写成的。”

黄文华碰了一个软钉子。他最后想了个招，隔三岔五地送语录，每次两条，压在邓小平的饭桌上。

程惠远后来听了汇报，认为这事做得太过了，便吩咐黄文华停止再送语录。

为了邓小平的安全，陶端缙在车间的左边修了一个小便池，一方面是为了不让邓小平走太远的路，另一方面是防止造反派的纠缠。陶端缙每天都要提前20分钟来，晚20分钟走，在邓小平工作台的周围检查一遍。他说：“万一有人安放炸弹，就先炸死我。”快下班时，工人张瑞龙会主动给邓小平送来半桶热水和肥皂，泡泡手，解解疲乏。黄文华总跟着邓小平，劳动时也不离开。罗朋他们便想法子，开展“学习活动”，请黄文华搜集学习材料，谈学习心得，尽可能地将他从邓小平的身边支走。

监管着加起来超过二百岁的三位老人，由于各自身份的不同，压抑的气氛令黄文华感到沮丧。他鼓起勇气，与邓小平作了次交谈。邓小平严肃地告诉他：“我们下定了决心，在这里长期住下去。”黄文华表态：“我决不会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窃听器没有装，那台随时向省革委会汇报邓小平一切情况的电话，也用得不多。

这里给了邓小平一种安全感。邓小平主动提出，不再服用安眠药！

每天清晨，邓小平在开垦出的菜地施肥、浇水、除草。看着蔬菜在长，他喜在心头。一次，邓小平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卓琳呀，快来看，丝瓜又开花了！”正在厨房忙着的卓琳快步走来，看见他那高兴劲儿，问：“老头子，你高兴什么呀？”“你看，丝瓜开花了，结了小丝瓜啦！”

5月的一天，程世清在陈昌奉的陪同下，来到“将军楼”。这是他第一次来见邓小平，连邓小平的意见也没征求，就直接向楼上走去。邓小平扫了他一眼，坐在那没动，是黄文华圆场，邓小平才招手叫他坐了下来。程世清坐定后问：“你来江西劳动七八个月了，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体会？”邓小平回敬了一句：“我昨天给中办主任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主席，我的全部情况在信里讲得很清楚了。”

被一句话就挡了回来的程世清，马上改变话题，大吹起自己来江西工作三年的成绩。邓小平一声不吭，使得他很尴尬，便又转拉家常问道：“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解决，你尽管讲好了。”邓小平说：“我的意见在昨天的信中已经通过中办主任汪东兴向毛主席汇报了。”说罢，自顾凝思养神，不再搭理程世清。

邓小平一家人在江西迎来了第一个端午节。和卓琳一起劳动的程红杏大包大揽：你家过节的准备工作由我包了！买糯米、粽叶，包粽子，程红杏手把手教着卓琳。卓琳第二天用盛开的栀子花编了个花环，送给小程。邓小平的脸盆漏了，陶端缙给他焊好，油漆工人还给涂了点儿漆。诸如补脚盆、修剪刀、教邓家自己酿糯米酒……长期相处，工人们和邓小平一家感情更靠近了。

邓小平精心喂养的几只鸡，开始下蛋了。有一天晚上喂食时，发现有只母鸡还没进窝，邓小平、卓琳找了好久，黄文华也帮着满院找，直到深夜才在一棵树下找到了，原来被黄鼠狼吃得只剩下些鸡毛、骨头，全家觉得十分可惜。

邓小平还自己动手做豆瓣酱，闲时，就自己一个人玩桥牌。

除了劳动，邓小平还在院中散步，每天步行四十圈五千余步。他说：“先做第一个五年计划，改造五年，不行再加五年，估计我这条件坚持十年还是可以的。”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这年9月13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对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表了个态，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同时还另给汪东兴本人写了一封信，谈他在江西的情况，以及家人的事情。

汪东兴把前封信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批示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阅。

10月初，邓小平接到通知，决定由护理人员送邓朴方来南昌，同他们一起生活。

儿子病情是否好转？三位老人如何有能力照顾？最重要的是，如果朴方出院来昌，唯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便将丧失！

邓小平用写信的方式维持着和中央的联系，但又保持着节制和分寸，一般是没什么事发生，半年才会考虑写一封。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在刚送出上两封信后的10月17日，不得不又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信送走了，三位老人只有每日焦急地等待回音。

不久，上面通知，送邓朴方来江西一事暂作罢，三位老人才松了一口气。

秋天又来临了，农闲的时节到了。插队的毛毛和飞飞，回到江西的家。过了新年，又是春节，二女儿邓楠带着张勤也回来了。

在这种年月，还有人敢爱他的女儿，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安慰。

邓家为邓楠举办了简朴的婚礼，把厂里的工人请来了。黄文华也吃了喜糖。他给小夫妇送了两本毛主席的“老五篇”，还在扉页上写了行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在北京，离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时，邓朴方被人从三〇一医院弄出，丢进清河社会救济院。

大年初一，邓朴方的小姑和姑父到三〇一医院看望他，才知道朴方已被转走。赶到清河，那惨状令人目不忍睹，于是急忙给江西的哥嫂写信。

邓小平接到信后毫不犹豫，当天便提笔给汪东兴写信。他决定自己照顾残疾的儿子。

信送走了，等来的答复却让他们失望了。江西的人让邓小平以后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不让再写信，意味着什么？是中央的意思，还是江西的意思？他们不知道，也没人可问。

6月，北京终于决定把邓朴方送到江西。

三位老人开始了艰难的护理。毛毛也从陕西回来帮忙。

一家人想尽了办法护理和激励着邓朴方顽强地生活下去！读书、玩哑铃、练拉力器，毛毛还发明了和坐在轮椅上的哥哥打乒乓球的绝招……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国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之后，“文化大革命”也开始有所降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着手进行各条战线的整顿，落实党的政策，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和全体职工一起，再一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报告的传达。算来，这次已是第四次听这样的传达了。听完传达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的愿望。由于周恩来的关心，这封信很快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信后做了如下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过，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批示，给邓小平的复出带来了很大希望。周恩来看到了这个希望。他立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在毛泽东做出批示的第二天，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来信的批示。同时，周恩来还以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督，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安排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

接到中央的通知后，恢复工作不久的老同志、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时各省实行省委第一书记和省委书记制）黄知真亲自到新建县看望邓小平，并当面向邓小平传达了中央的通知。

邓小平向江西省委提出：请示一下中央，我能否在江西省内，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及赣南等地老区看一看、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邓小平这一请求。中共江西省委遂对邓小平的行程进行安排。首先安排邓小平去的是井冈山，然后又去了赣南。

1973年，周恩来病倒了。毛泽东做出让邓小平复出的最后决定！

在“将军楼”，邓家度过了在江西的最后一个春节。

经中办同意，邓小平见到了自己的老秘书王瑞林，并把他接到“将军楼”住了两天。

要走了，要离开待了三年多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了，邓小平叫卓琳代表他和全家人去看望一下工人们。卓琳买了些糖果和点心分别去陶端缙、程红杏、缪发香等工人家道别。

1973年2月19日，邓小平带领家人，告别了工厂的工人们，告别了居住三年的小楼，登上列车，向北京进发。

阐述“三个世界”理论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而采取石油提价措施后召开的，它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高涨，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完成政治独立后，争取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这届联大，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这届联大，并在会上详尽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

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的将。

1974年，联合国总部决定于这年的4月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派出在外交和国际活动经验方面卓有声望的人率团参加。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当时，周恩来总理身染重病，不宜远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但他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正是抓住这一点，极力反对邓小平率团出席。197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江青公开表示反对，并以种种理由加以阻挠。由于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第一次讨论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不顾江青的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到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

毛泽东知道后，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政治局其他成员，并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在3月26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在会上的表现，大为不满。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邓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毛泽东还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四人帮”：到联合国开会还是小平去，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们不同意就拉倒！毛泽东的决策，打破了“四人帮”企图阻挠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图谋，迫使江青收敛了气焰。邓小平说：“既然主席决定了，我还是去，聋子办外交嘛。”3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诉毛泽东，“小平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仪式，以壮行色。”

对于这届联大，中央非常重视。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高层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如何亮相，关系到新中国外交的形象。邓小平受命后，立即全力投入了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