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各种失误（1915）
第一讲 引论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当中的有些人从阅读或从传闻中对精神分析了解了多少。不过，由于我预告的题目是精神分析基础引论，所以我有必要这样对待你们，仿佛你们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所以需要最初的指导。
当然，我至少可以假定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一种医治神经症患者的治疗方法，在这方面我可以立刻向你们举出一个例子，说明在这个领域中有某些做法不同于，甚至往往截然不同于一般医学里的做法。通常，当我们用一种新的医疗技术为患者治病的时候，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他的面前对这种医疗技术的不利之处轻描淡写地带过，以便使他对治疗的效果充满希望。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我们可以提高成功的概率。但是，当我们用精神分析治疗神经症患者的时候，我们的方法便不同了。我们告诫患者这种方法的种种困难，诸如它需要较长的时间，需要患者付出各种努力和牺牲；至于疗效如何，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能做肯定的保证，换句话说，疗效取决于患者的态度，取决于他的理解、他的依从性和他的坚韧性。当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采取这样似乎反常的态度，对于这些理由你们以后也许会明白的。
如果我一开始就把诸位和这些神经症患者同样看待，请诸位不要生气。我原本还要奉劝诸位下一次不要再来听我的讲座了。本着这个意图，我要向诸位阐明精神分析课中必然存在的不完整性，要想获得对精神分析的独立判断会遇到哪些困难。我会向诸位证明，你们先前所受教育的整个方向和你们的全部思维习惯必然会和精神分析格格不入，你们只有不断地克服内心的阻力，才能克服这种本能的敌对态度。我的报告究竟能使你们对精神分析获得多少了解，我当然无法预先告知你们，但是我至少可以向你们许诺，听了我的报告之后，你们不可能学会如何实施精神分析的诊断，也不可能实施精神分析的治疗。但是，在你们当中，如果竟然有人对粗略地了解精神分析感到不满足，而想和精神分析建立持久的关系，那么我不仅要加以劝阻，而且要直接告诫他不要走这条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要是选择了这样的职业，就会使他在大学里获得成功的可能性破灭，而且在他开业行医之后，他会发现公众并不理解他的志向，他会发现，公众以不信任的和充满敌意的眼光看待他，甚至唆使潜伏在社会里的一切邪恶势力去攻击他。看看今日肆虐欧洲的战争的伴随现象，或许就可以想象，他会遇到不可胜数的邪恶势力。
但是，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麻烦，某种可以成为新的知识的东西，对足够多的人仍保持着它的吸引力。如果你们当中有几位这样的人，他们不理睬我的忠告，下次还来这里听讲，我对他们当然表示欢迎。但是在座的各位有权知道我所列举的精神分析的困难是哪一些。
首先是精神分析指导和授课上的困难。你们在上医学课的时候习惯于用眼睛看。你们观看解剖的标本、化学反应的沉淀物、神经受到刺激引起的肌肉上的收缩。后来，你们接触了患者，使用感官感知他的症状，观察病程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观察被隔离的病菌就能分析致病的原因。在外科领域里，你们亲眼看见救助患者的手术，而且也被允许亲自尝试进行手术。甚至就精神病学而言，患者所显示出来的各种变化的表情、他的言谈方式和他的举止，都给你们提供了大量的观察机会，在你们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医学院的老师主要扮演向导和讲解者的角色，他陪伴你们游览博物馆，而你们则因此可以和那些陈列品发生直接的关系，并且相信自己能够通过亲身的感知而对新的事实的存在深信不疑。
遗憾的是，在精神分析领域中，情况完全不同了。在分析治疗时，只有被分析者和医生之间的语言交流。患者讲述他以往的经历和目前的感觉，诉苦，并表明他的愿望和感触。医生则洗耳恭听，设法引导患者的思路，督促和迫使他注意某些方面，给他一些解释，观察他在此情况下产生的理解或拒绝的反应。我们的患者的那些缺乏教育的家属——他们只敬佩看得见的和可理解的东西，最好是像在电影院里看到的情节——对“谈话可以治病”当然表示怀疑了。他们的这种想法当然是鼠目寸光和不合逻辑的。同样是这些人，他们相信患者们的症状“纯粹是想象出来的”。他们不知道，语言最初是符咒，而且语言至今仍保持了许多它原来的魔力。一个人用语言可以使另一个人快乐至极或使之绝望，老师通过语言把他的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演说者用话语感动集合起来的听众，决定他们的判断和抉择。话语可以引起情感，而且是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普遍的手段，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话语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我们若是能够倾听精神分析师和他的患者之间的交谈，我们是会感到满意的。
但是，连这点我们也不可能做到，这是因为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谈话不允许他人旁听，而且也没有办法演示。当然，在讲解精神病学的时候，也可以向学生们介绍一位神经衰弱患者或癔症患者，他只讲述自己的病情和症状，而不言及其他。只有在和医生有特殊的情感关系的条件下，他才肯说出分析所需要的心里话；一旦他发觉一个与他根本无关的旁观者在场，他就缄口不言了，因为这些心里话涉及他最内在的精神生活，而这一切是作为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的他必须对其他人隐瞒的，是作为具有完整人格的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
所以你们不能实地旁听精神分析治疗。你们只能间接听到，严格地讲，你们只能通过转述了解精神分析。由于这种仿佛来自第二手的指导，你们要想形成自己的判断，就必须具备完全不寻常的条件。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对提供消息者的信任程度。
请你们设想一下，你们不是来听精神病学的讲座，而是来听历史学的讲座，做报告的人向你们讲述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平和战功。你们凭什么相信他的报告的真实性呢？首先，这种情形似乎比精神分析的情况更为不利，因为历史教授和你们一样，也未曾参加过亚历山大的出征；而精神分析师向你们报告的至少是他本人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接着要问，历史学家用什么证明他的报告的真实性呢？他可以指点你们参阅那些古代作家的报告，这些古代作家要么本身是同时代人，要么与上述有疑问的事件更接近，例如狄奥多尔
、普鲁塔克、阿里安等人的著作；他可以向你们展示保存下来的钱币和国王雕像的复制品，让你们传阅在庞贝出土的伊苏斯战役镶嵌画的照片。但是，严格地说，所有这些文献只是证明，以往的几代人已相信亚历山大的存在和他的战功的真实性，而你们的批评将会在这里重新开始。你们会发现，并非所有关于亚历山大的报道都是可信的，有些细节需要加以确证，然而我不认为，你们会因此怀疑亚历山大大帝的真实性并离开课堂。你们的决断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做报告的人没有理由用他本人认为不真实的东西冒充真实的东西兜售给你们；另一方面，所有可供使用的历史著作都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描述这些事件。你们在考察这些古老的原始资料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即权威人士的可能的动机和他们的证据间的一致性。考察的结果对于亚历山大的情况来说无疑是令人安慰的，至于说到摩西或宁录这两个人，得出的结论也许就不同了。但是，你们以后有机会清楚地认识到，你们会对精神分析的报告人的可信性提出哪些怀疑。
你们现在有权利提出下面的问题：如果精神分析既没有客观的认证，又没有可能示范讲解，那么怎样才能学会它，怎样才能相信它论断的真实性呢？要学会精神分析，的确不易，认真学习了精神分析的人也寥寥可数，但是毕竟有一种可行的办法。首先是通过亲身的经历，即通过研究自身的人格学会精神分析。这不完全是人们所说的自我观察，但是，万不得已时，我们可以把它归入自我观察。有一连串很常见的和众所周知的心理现象，经过技术上的某些指导之后，本身可以成为分析的对象。与此同时，通过这一方法，人们对精神分析所描述的过程的真实性以及对其观点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当然，用这种方法取得的进步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如果你亲自接受一个内行的分析家的分析，亲身体验分析的效果，抓住机会细听而得知分析家的更加细致的操作技术，你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当然，这种杰出的方法始终只能用于个人，而不能用于全班学生。
对于你们同精神分析的关系中出现的第二种困难，我认为不应该由精神分析承担责任，而必须由你们自己，即我的听众们承担责任，至少因为你们迄今在大学里攻读了医学。你们先前的教育赋予你们的思维活动某种与精神分析大相径庭的方向。你们所受的训练是把有机体的功能和紊乱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用化学和物理加以说明，用生物学的观点加以理解，但是很少关注精神生活，而恰恰在精神生活中，这种难以想象的复杂的有机体的功能达到了顶点。所以你们对心理学的思维方式是陌生的，你们习惯于用怀疑的目光看待它，否认它的科学性，把它托付给门外汉、诗人、自然哲学家和玄学家。这种限制对于你们的医疗活动无疑是有害的，因为正如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通常发生的那样，患者首先向你们表达他的精神的外貌，我担心，你们会由此得到惩罚，即你们把所谋求的疗效的一部分转让给被你们瞧不起的江湖术士、自然疗法高手和神秘主义者。
我当然知道，你们先前所受教育的这个缺点是情有可原的。缺少对你们的医疗志向可能有用的哲学的辅助学科。你们在学校里所学的思辨哲学、描述心理学，或与感官生理学衔接的实验心理学，都不能帮助你们了解身心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帮助你们找到了解心理功能的可能紊乱的诀窍。在医学领域里，精神病学虽然负责描述被观察到的精神紊乱，并把它们汇编成临床的病象，但是，就连精神科医生们在状态好的时候也怀疑他们的这些纯粹描述性的假设。这些病象所构成的症状，其起源、机制和彼此的联系都是未知数；它们要么与心灵的解剖器官的可证明的变化不相符，要么与之相符，却无法解释。这些精神上的紊乱，只有当它们被断定是通常的机体疾病的副作用的时候，方可加以治疗。
这是精神分析力求填补的一个空白。精神分析可以为精神病学提供不可或缺的心理学基础，它希望发现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希望从这个基础出发去理解身体的紊乱和精神的紊乱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此，精神分析必须避免任何对它来说是陌生的假设，不管这假设是解剖学性质的、化学性质的，还是生理性质的，它必须完全采用纯粹心理学的辅助概念，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担心，你们一开始会觉得精神分析是奇特的。
对接下来的困难，我不想让你们和你们先前的教育或态度共同承担责任。精神分析有两个立论冒犯了全世界，招致世人的嫌恶。第一个立论违反知识分子的偏见，第二个立论违反道德与美学的偏见。我们不要低估这些偏见，它们是很有力量的东西，是人类有益的，甚至是必然的发展的反映。它们系于情感的力量，因此必须同它们进行艰苦的斗争。
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论断是：心理过程本身是无意识的，而有意识的心理过程仅仅是整个精神生活的个别行为和部分。你们想想看，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习惯于把心理和意识等同起来。我们直接把意识看作是心理的决定性特征，把心理学看作是有关意识的这些内容的学说。是啊，我们觉得这种等同是天经地义的，谁要是反对它，便是荒谬的，但是，精神分析不得不反对这种等同，它不会把意识和心理看作一个东西。它对心理的定义是：心理的过程是感觉（Fühlen）、思维（Denken）、意愿（Wollen）等性质的过程，此外，它还须持有这种看法，即存在着无意识的思维和无意识的意愿。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所有具有清醒的科学头脑的朋友的同情，而被怀疑为一种想掩盖真相和想浑水摸鱼的异想天开的神秘学说。但是，你们，我的听众们，当然还不可能理解，我凭什么把“心理即是意识”这样一个非常抽象的定理看作一种偏见，你们也不可能猜出，如果确有如无意识这样的东西存在的话，哪种发展会导致对无意识的否认，又会从这种否认中产生哪些好处。至于心理是否和意识同时发生，心理是否超出意识的范围，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场空洞的舌战。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存在无意识的心理过程这种假设将会在世界和科学中开辟一种决定性的新方向。
同样，你们很少能够猜想，精神分析的第一个大胆命题同第二个现在有待提及的大胆命题之间紧密的相互关系。精神分析作为其成果之一宣布的另一个命题是：性欲冲动，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性欲冲动，在引起神经和精神疾病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和迄今从未被充分评价的作用。更有甚者，我们认为，这些性欲冲动对人类精神的那些最高的文化、艺术和社会的创造作出了不容低估的贡献。
根据我的经验，人们对精神分析研究这一成果的反感，正是精神分析研究遭到抵制的最为重要的根源。你们想知道，我们是如何理解这一现象的吗？我们认为，文化是在生活困苦的推动下以牺牲本能的满足而被创造出来的，而文化之所以大部分一再地被重新创造出来，原因在于重新进入人类共同体的每一个人，为了有利于集体而一再地牺牲本能的满足。在被如此运用的本能力量中，性欲冲动的内驱力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性欲冲动被升华了，也就是说，性欲冲动偏离了它们的性的目标，而转向较高尚的社会的目标，换句话说，它们的目标已不再是性的目标了。但是，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性欲是不易控制的，对于每一个应该参与文化事业的人来说，都存在这样的危险，即他的性欲拒绝这种转向。我们的社会相信，性欲的解放和性欲回复到它原始的目标，是对社会文化的最大威胁。所以我们的社会不喜欢有人提醒它性欲是社会的基础这个棘手的事实，它压根儿不愿意承认性欲的力量，也不想阐明性生活对每一个人的意义，更确切地说，我们的社会出于教育的目的，选取了把注意力从整个性的领域移开去的道路。因此，我们的社会无法忍受前面已提到的那个精神分析研究成果，想把它看作丑恶的、不道德的或危险的东西而加以抵制和批判。但是，这样一些谴责丝毫无损于科学工作堪称客观的结果。如果要让这种异议变得鲜明起来，就必须触及理性的领域。原因在于人的本性，即人喜欢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视为错误的，然后轻而易举地找些理由来反对它。因此，社会把令人不快的东西变为错误的东西，并用一些逻辑的和客观的理由来否认精神分析的真实性，但这纯粹是感情用事，社会的这些反对意见不过是用以反对任何反驳尝试的偏见罢了。
但是，女士们和先生们，我们可以断言，我们在提出那个遭到指摘的命题的时候，并没有谋求倾向性。我们只想表达我们在辛苦的工作中相信已经认识到的事实。现在我们也有权提出要求：坚决拒绝把这样一些实际的顾忌纳入科学研究之中，尽管我们尚未研究，想要强加给我们这些顾忌的忧虑是否合理。
这些就是你们研究精神分析时面对的困难。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也许讲得太多了。如果你们能克服这些困难的影响，我们愿意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