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致非专业人士：现代世界中的国家福利和贸易

为便于阅读，我们将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篇着重讲述基础内容，给出我们试图传达的思想。我们希望，专业经济学家和所有对全球贸易政策、各国生产率状况以及对发达国家在与欠发达国家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往来时具有的比较利益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都能阅读本书的第一篇。

然而如果本书的第二篇只能引起经济学家的初步兴趣，我们也不会感到失望。第二篇探讨了第一篇未能涵盖的相关问题，我们在第一篇中没有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会使讨论复杂化并因而加大理解的难度。第二篇还着重处理了其他一些问题，如统计证据、与本书主题有关的早期经济学著作，以及因修改第一篇中用以简化论述的某些假设而导致的种种结果。

第一章　现代全球经济和固有的贸易冲突：导言

经济学家笃信的某些真理与非经济学专业人士的习惯看法截然不同。人们并不需要专业训练就能够认识到国外竞争会危及国内的就业机会，或者一度生机勃勃的国内产业有时要让位于外国的竞争对手，因为后者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或更好的方式生产产品。国际贸易有时会导致一些产业萎缩甚至亏损，即使像汽车或家用电器那样的重要产业也难以幸免，从而引发经营困境或失业等问题。但是经济学家通常坚信，国际贸易使广大消费者能够得到更好的汽车或CD（激光唱片）机，由此带来的收益足以弥补上述损失。

这一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悠久而简单的国际贸易模型。在这些模型勾勒的世界里，不受约束的商品交换总能带来收益。通过这种商品交换，各国最终只生产较之他国或其他产品具有自然优势的商品，而且所有参与贸易的国家都可以从那些被有效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中获益。尽管这些简化的模型经常受到批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研究大型经济活动的模型都不可能包罗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经济学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洞见，但其方式只能是关注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忽略那些确实存在但对主题并不非常重要的许多其他因素，只考虑关键因素。

然而，自这些基本国际贸易模型问世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卫·李嘉图时代科技发展缓慢、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化社会已经让位于一个工业制造品、快速演进的技术和大公司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那些古典模型，而这样的重新审视实际上已经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之中了。

我们将在本书中表明，已经卓有成效的古典贸易模型是极其灵活的，可以根据世界经济的新形势加以调整。我们可以在保留其必不可少的简单性的基础上，对这些模型加以修订，以反映大规模经济活动和科技迅速传播的双重影响。

不过，我们修订的理论显示：在国际贸易中确实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这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牺牲他国的总体福利为代价。允许贸易伙伴与本国产业进行有效竞争，并以此来提高生产能力有可能会使本国全面受损，而不是造福全体公众。这种损害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局部危害，或者受影响的产业马上出现就业下降，而是一种波及整个国家的负面效应。

那么，什么时候外国的发展是有利的，什么时候又是有害的呢？不精确地说，我们的观点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帮助相当不发达的国家提高生产能力而从国际贸易中受益。可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也决定了它不得不尽可能积极主动地与发展到可比阶段的其他国家展开竞争，以避免受益国家的进步损害自己的利益。

更精确地说，我们想要阐明，一个工业化国家将受益于非常落后的贸易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这一受益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其贸易伙伴达到在全球市场上占有更重要地位的发展水平为止。通常，这种发展水平仍然远远不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点之后，该新兴贸易伙伴更多的产业达到该点将不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将通过激烈的竞争来维持其相对于新兴对手的巨大优势，从而确保其最佳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发达国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的经济财富将受到抑制。因此，美国的利益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等贸易伙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保证，但是从生产率方面看，美国只有尽可能地保持相对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贸易伙伴的领先地位，其境况才会更佳。

对原始模型进行这些重要修正有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现代的自由贸易社会已经大大不同于古典自由贸易模型描述的情况。现在，不存在一个单纯基于国家自然优势之上的最优经济结果。今天的全球经济已经不再强调国际竞争带来的单一最优结果，该结果体现为每个国家都通过生产自然优势最大的产品来实现全球利益最大化。现在，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可能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取决于各国实际上决定做什么，以及它们想发展什么样的生产能力，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

这些结果对各贸易国的经济利益影响不同。其中的一些结果对某一国有利，而另一些结果对另一国有利，还有一些对两个国家都有利。但是，实际情况通常是对一国极为有利的结果往往对另一国极为不利。这一系列结果及其对相关国家截然不同的影响意味着，在现代自由贸易环境下，一国的福利主要取决于国际贸易产业的成功。贸易产业的成败事关整个国家的得失。

1.1　多种经济结果：大型产业和高启动成本

在未经修正的古典模型中，各贸易国家的经济结果往往是单一的。包括国际竞争在内的自由市场力量决定着商品在何处生产。从单一的结果中还可以推出各国确定的和理论上可预测的财富程度。产出很少的国家只有很少的东西可供国内消费和国际贸易，生活水平也很低。

经济学教授代代相传的一个著名且相当古老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英国和葡萄牙相互交换葡萄酒和布匹，根据各自的自然优势，葡萄牙最终将生产葡萄酒，而英国则生产布匹。这就是最终的唯一结果。日照不足的英国生产葡萄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无法使英国的葡萄酒生产商在价格和质量竞争中战胜葡萄牙的葡萄酒生产商。结果是英国的葡萄酒生产商将退出酿酒业，除非葡萄酒的需求超出葡萄牙的生产能力。但是英国的毛羊以及历史悠久的纺织能力使英国在纺织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这种比较优势又使英国可以在纺织业中获得成功。

正如上述例子表明的，在古典贸易经济模型中，一国生产什么产品完全是预先注定的。由于一国只有作为特定产品的最优供应商才能成为产业中的主要生产商，因此，上述结果总能符合所有贸易国普通大众的经济利益。所谓“最优”就是以最低成本生产固定质量的产品，或者在成本既定的条件下，生产较高质量的产品。

这一经济学理论最著名的结论就是，上述唯一的结果往往使各贸易国的消费者福利和生产效率达到最优水平。

但是今天的工业社会与过去非常典型的“羊毛—葡萄酒”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现在，在许多产业中，效率，甚至是单纯生产某种产品的能力，都要求厂商进行规模经营。

我们有过这样的历史，其中仅有十人的小公司就能进入汽车产业生产有竞争力的汽车。所有的汽车厂商曾经都是小型的、实验性的，今天的许多公司就是从那个时代发展存活下来的。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时至今日，一个有竞争力的汽车制造公司必须进行大规模生产，同时还必须拥有大型经销商和支持网络。其他国家的新进入者都必须在差不多的规模上起步，而且同已经建立起稳固地位的公司一争高下并不容易。

和汽车产业一样，许多现代科技要求经济活动具备足够的规模，以便获得经济合理性和竞争力。因此，如果完全听任市场力量的作用，那么进入一个产业与在位厂商展开竞争就像一场旷日持久、成本高昂而且非常艰难的战役。

在这些现代产业中，产业优势模式可能仅仅是历史事件变幻无常的结果。一场战争有可能迫使一些国家加大对飞机等军用产品的投入，或者由于传统供应渠道不畅而大力发展化学工业，或者是一位高瞻远瞩的企业家创建一家公司，由此开启了一个新产业。这样一些可能与自然优势毫不相干的历史事件，可以使一国在设备、知识和人员方面确立起优势，从而得以在一个产业中领先多年。

今天的许多产业都要求大规模的生产经营，而且进入壁垒高、后天优势而非自然优势在其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产业，这一情形完全不同于葡萄酒—羊毛的例子，唯一确定的自然结果不复存在。如果美国和日本开展半导体、汽车和飞机方面的贸易，我们很容易想到美国在飞机和半导体方面占有优势，而日本在汽车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如下情况显然也很有可能发生，即美国的优势逐渐转向汽车和半导体领域，而日本则转向飞机制造。就上述情况而言，几乎所有的其他组合都有可能出现。

领先地位一旦获得，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单纯的历史偶发事件使然，它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打破。由于新竞争者难以进入该产业，因此市场力量就会保持这样的状况。在葡萄酒—羊毛模式时代，由需求和自然优势推动的市场力量将世界导向一个单一的结果。而在当代，市场力量不会选择某一预定的结果，相反，它们倾向于维持既有模式，不管这种模式如何。

因此，现代国际贸易分析必须考虑很多可能的结果。如果各国之间已确立的多种产业格局是世界经济中可能的稳定结果——比如日本生产商品X而德国生产商品Y，但是相反的产业格局一旦确立也同样可行——那么，既然有成百上千的产业，就会有大量可能的生产分工组合，它们可以为自己确立在位者的地位。所有这些生产分工的排列组合都与市场力量的自由规则相一致。

进一步讲，如果这些全然不同的产业和国家组合在每个贸易国家都有不同的经济影响——对某一特定国家来说，有些是有利的影响，有些是不那么有利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一国应当满足现状呢？显然，这样的状况不是市场机制导致的必然和最优的结果。它实际上是由市场力量维系的历史事件。如果一国能够找到更好的出路，那么它何必维持现状呢？

一国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它在全球均势中的地位。将外来竞争者拒之国内市场之外，是保护一个产业，并使之具备合理规模的传统方法。如果国内市场中有一些国内厂商可以利用的特殊条件，或者政府为培育民族产业而有意识地进行干预，那么封锁就是这样的市场很自然的结果。每种情形都能将几乎不可逾越的进入障碍转化成彻头彻尾的困难，而且还有许多手段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尽管对英国来说，生产葡萄酒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进入汽车或其他产业并在全球均势中确立一个由市场力量维系的、更有利的新地位，可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需要有人明确哪些结果是更优的。在本书中，我们将要研究哪些可能的结果对一个有既定地位的国家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同时我们也会描述这些结果对该国贸易伙伴的影响。

分析所有这些不同的结果，以及它们对各国及其贸易伙伴的影响，看起来是个艰巨的任务。经济中有众多产业，而且可以进入这些产业的国家也不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能够想到的所有产业和国家呢？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不必处理如此众多的可能性，因为所有结果都遵循某些简单的规则。在后面的各章中，我们将阐述这些规则及其影响。

这些规则将告诉我们，在众多稳定结果中，对一国来说最优结果往往对它的贸易伙伴不利。我们所谓的对贸易伙伴不利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而言的。它不仅考虑到对单个产业的局部影响，而且还考虑到对全体国民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国际贸易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产业进入困难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稳定结果。但是，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也会导致多种结果。这一因素就是一国生产能力的变化。

1.2　多种经济结果：通过提高生产率获得领先地位

在当代世界，各国可以相当迅速地改变它们的生产能力。我们要考虑一国学会如何擅长生产某种商品——也许是一条简单的生产线，比如缝制衬衣或者制作人造圣诞树——的可能性。和我们先前的讨论相反，我们现在要考虑既可以小规模生产也可以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因此生产这种产品的进入成本不高。然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有关国际贸易的结论和我们在高进入成本假设下得出的结论一样。我们将再次看到国际贸易中固有的利益冲突。

在古典贸易模型的世界中，由于它强调源自气候或自然资源的自然优势，因此，比如英国很难成为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国。然而在现代世界中，许多国家都有可能学会制造某种产品的技能，并运用这些技能直至它们达到世界生产率的领先者水平为止。

大型跨国公司的技能和诀窍使其可以在世界各地建造工厂，例如制造运动鞋的工厂。公司现有的员工，包括管理者和普通工人，都知道迅速有效地生产运动鞋的技能，而且他们可以向其他国家的新工人传授迅速有效地生产运动鞋所需的生产技能和其他技能。如果新工人学会像全球领先者那样高效地运用这些技能，同时他们的工资低于其他国家的工人，那么新工厂生产运动鞋的单位成本就会低于其他地方。以低成本进行竞争的能力可以改变该产业的世界贸易格局。

除了跨国公司的激励外，通过其他的方式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任何学习方式都有可能起作用。一个企业可以从已经掌握了技能的公司中招聘工人和经理，或者人们可以走出国门参与到领先产业中并向领先厂商学习。唯一重要的是，技能是可以学习或培养的，单位生产成本将因此降低。如果新工厂借助以上任何一种方式成为世界上的低成本生产商，那么市场力量将使这种低成本优势得以持续，而我们也将拥有新的国际贸易模式，各国也将有新的经济结果。

简而言之，各国现在可以改变环境，并且在没有高进入成本的产业内迅速改变生产能力，从而发展（或失去）一些产业。这可以导致全新的国际贸易结果。这种变化和新结果的可能性是导致多种结果的另一个原因所在。

显而易见，上述不同结果遵循的规则与那些主导高进入成本和大规模生产产业的简单规则如出一辙。我们将再次发现贸易伙伴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国家利益冲突。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一国来说最有利的结果往往不利于另一国。我们再次表明，多种可能的结果是国际贸易冲突的潜在来源。

1.3　结论

本章的核心结论就是两种情形的强烈对比：一种情形是单一的确定性结果，它往往产生于以小型工业为特征的古典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优势来源于固定的自然能力；另一种情形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结果，它源于进入一个大规模生产的产业需要高启动成本。如果技能是可以后天习得的，那么，即使在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也存在同样多的可能结果，在现代社会中，这的确是有可能的。一个英国的葡萄种植园确实不可能像葡萄牙的葡萄种植园那样欣欣向荣，但是一个收音机的组装工人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都可以学到同样娴熟的组装技术。

在古典贸易模型中，市场力量——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只能导向一种结果。与此相反，无论是高启动成本还是学习都能赋予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大量的选择。这就为我们通过私人行动或公共政策修正这一结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历史把我们带到今天，但是我们可以在现在采取行动以改变偶然的历史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