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群拔群，带出一群！
拔哥革命未竟而终，饮憾千古，但当年在家乡义无反顾地追随他闹革命的“弟子”——陆秀轩、黄举平、覃恩忠、谭庆荣、黄雨山、黄语扬等在缔造共和国的硝烟中一步步锤炼成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中的省、军级高级干部。他们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在各行各业各领风骚。
故此，有道是：拔群拔群，带出一群！
陆秀轩，“想不到你这个秀才还有一套指挥打仗的本领”
素有“秀才”之称的陆秀轩，1900年9月出生于三石区纳合村巴纳屯一个壮族贫苦农民家庭。他说过，他走上革命道路，追根溯源是受韦拔群的影响，是韦拔群那群众领袖的魅力感染了他，是韦拔群喊出了劳苦大众的心声，喊出了陆秀轩的心声。
陆秀轩自幼勤奋好学，可是家境贫寒，断断续续读了10年，高小毕业就中断学业，之后他一面教书一面读书。在东兰高等小学堂（今劳动小学）任教时，韦拔群自四川给他寄来《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从那时起他便接受五四运动的民主、进步、科学思想，并积极参加东兰高等小学开展的响应、声援五四运动的各种活动。1921年，他担任区、乡农协会委员，成为韦拔群领导早期农运的左膀右臂。
1929年9月，他和陆浩仁、黄家康指挥3个连农军攻打驻三石圩民团，该敌据点有一个坚固的堡垒，农军攻打了十几个小时才攻下。战斗结束后，黄家康对陆秀轩说：“想不到你这个秀才还有一套指挥打仗的本领。”陆秀轩说：“我是在打仗中学习打仗的。”打下武篆后，陆秀轩在县革命委员会当经济委员。
1929年10月下旬，陆秀轩和黄举平奉韦拔群之命率一个连队到百色领枪。韦拔群把介绍信递给陆秀轩后问道：“你们打算怎样把这批武器运回来？”他回答：“我们每人挑4支，背1支。子弹用10匹马驮回来。”韦拔群说：“10匹马不够，还有其他物资怎么办？”“那我再动员我的学生找20匹马来。请拔哥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如果半路遇上土匪，我们就是拼死也要把武器运回来。”到达百色军部办完领枪手续后，陆秀轩顺便抽空到政治部找一些宣传资料，袁任远给了他一大堆宣传资料和宣传品，其中就有党的十大政纲，还有一本《土地革命》小册子。陆秀轩高兴极了。回到东兰，他把这些资料交给韦拔群，说这次去百色大开眼界，收获太大了。
随后，陆秀轩组织农军骨干陆瑞灵及表弟覃应机等数十名前往平马参加红七军，被编入第二纵队，担任纵队政治部干事。1930年11月，红七军集结河池整编北上，陆秀轩被分配在红七军政治部任干事，随军远征，转战桂黔湘粤赣边，1931年2月在湘赣苏区，他经黄勉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4月，红七军第二次党代会在江西永新县召开，陆秀轩出席了会议。会后，他被调入湘赣军区教导队学习。毕业后被派到红二方面军在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警卫队当指导员，后任预审科科长，参加了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边苏区突围西征，经桂北转移湘黔边，会合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共同创建湘鄂川黔赣边革命根据地。陆秀轩担任军团保卫局科长，随军西征作战，积极协助军团首长做好指战员的思想工作。
同年秋，陆秀轩随红二军团政治部长征。部队经贵州、云南、西康边迂回前进，历尽艰难险阻，突破数省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终于于川康边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秀轩受命担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锄奸科科长，随部队由陕西东渡黄河，在晋西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久，他又奉命组建一二零师游击第三支队，挺进山西吕梁山区的汾阳、文水、交城等县发动抗日游击作战，宣传抗日救亡，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部队。第三支队整编为山西新军三十六团，他担任团政治处副主任。1938年12月，贺龙师长率一二〇师主力部队挺进冀中，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陆秀轩随师部转战冀中平原敌后，多次参加反扫荡作战。
1945年12月，陆秀轩在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委任为晋绥解放区吕梁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46年春又奉调到晋中军区卫生部任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在参加第三次围攻太原的战斗中，他作战英勇，头部因敌机轰炸受了重伤。1949年伤愈后担任山西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广西军区后勤部副政委、中共广西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和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等职务，他功高德重，克己奉公，深受人们敬重。1981年病逝。
黄举平，右江革命前赴后继的举旗人
黄举平是从东兰高等小学肄业的“高才生”。大革命时期，他先后参加韦拔群主办的广西第一届农讲所和国共合作在南宁举办的省党部农民部开办的广西农讲所学习，积极投身东兰农民运动，是韦拔群牺牲后坚持右江革命斗争确保红旗不倒的主要负责人。
1929年1月，韦拔群介绍黄举平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中共东兰县第一次党代会召开，他当选为副书记。年底，他参加百色起义加入红七军。
1930年9月，他当选东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冬，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主力转战中央苏区，他和韦拔群师长等一部分同志被留下来，坚持右江革命斗争。
1932年，国民党派廖磊一个军的兵力，加上黔军及地方民团，“围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东(兰)、凤(山)地区，许多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那年冬天，右江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韦拔群被叛徒杀害，陈洪涛也壮烈牺牲了，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创。时任中共黔桂边委书记的黄举平，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即带病率领一支小队伍从贵州省的罗甸县蛮瓦村出发，日夜疾走，赶回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西山，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当时分散在个人手中的枪支及从贵州带回的武器总共才有三十多支，他们用这些武器，镇压了一些反动乡长、局董和周边的反动势力，从而扩大了部队，稳定了民心。同时，他着手恢复和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重建了9个党支部，并在西山水峒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重建了中共东兰县委。同年5月经上级同意改为中共东兰中心县委，他任书记。1936年5月16日根据上级的指示，在西山召开了右江上游各县革命代表大会，成立了广西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黄世新任大队长，他任政治委员，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反复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叫嚷连“石头都要过刀”。敌人到处搜捕黄举平，出重赏通缉，派奸细打入革命根据地，派重兵包围等。他处境极为艰难，时而改名换姓隐蔽于瑶胞家中，时而化装成小商贩，有时是乡村教师，有时又打扮成瑶族同胞与人民群众一起挖山薯、吃野菜、编草鞋、讲瑶话。当地群众把他当作亲人，用生命来支持和保护他。
1939年中共广西省工委派孔克同志到东兰县指导工作，他在返回南宁途中不幸遇难，随身携带的党内机密文件及党员名单也落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派以此为线索，立即调集东兰、凤山、万冈等县千余人的反动武装，大举“围剿”革命根据地西山，革命斗争再次遭到严重挫折。在这腥风血雨的残酷斗争中，许多同志壮烈牺牲了，也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向敌人投降、叛变革命。为此，根据地曾一度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在这危急关头，黄举平对同志们说，我们要坚定革命意志，无论遭到什么艰难险阻，决不背叛革命。并要同志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自己则率领一支革命队伍迂回于右江上游和黔桂边地区，坚持不懈地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艰苦的斗争。直到1945年2月才与中共广西省工委恢复了联系。
1947年秋，国民党反动派纠集百色保安团和各县民团8500多人，对革命根据地西山进行疯狂的反扑，敌人共进行了13次大扫荡。黄举平临危不惧，始终坚守在西山，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组织了西山、中山、东山等地的反扫荡斗争，沉着机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保卫了西山革命根据地。1949年初黄举平率领游击队主动出击东兰、万冈、都安县一带的敌人，解放了一批乡、镇，建立了一批乡人民政府，筹集粮食40多万斤和大批柴草，支援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
新中国成立后，黄举平任中共东兰县委第一任书记兼县长，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运动。1961年9月，国务院任命他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离休后享受副省级待遇。1977年7月病逝，享年73岁。1983年8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红色御医”覃恩忠
“半路出家”的覃恩忠，1913年出生于东兰县纳合村一个贫困农家。17岁时，红七军第二纵队第二营转战在他家乡，他悄悄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要求当红军，营长冯达飞当即收下了他。从此，他成为第二纵队第二营的一名炊事兵。不久，他又被调到营长冯达飞身边当通讯员。
1931年7月，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后，覃恩忠调军部卫生处当卫生员，从此，开始了他的军医生涯。同年4月，覃恩忠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任中央军委卫生所司药。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覃恩忠所在的中央军委卫生所被编入军委“红星”纵队，随中央机关一道长征。军委卫生所担负着为中央和军委领导保健的任务。覃恩忠是司药，负责全所药品的携带和保管使用。同年底，中央红军血战湘江，损失惨重，我军负伤达数千人。为了救治伤员，覃恩忠穿行于队伍之中，安置伤员，组织担架，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在他的救护下，不少伤员脱离了险境。红军突破湘江后，进入天然屏障越城岭，他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和所里的同志一边行军一边采药。
1935年5月，覃恩忠调任红军总医院司药主任。这时，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出黔入川，向陕北挺进。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覃恩忠又被调回中央军委卫生所做卫生员，负责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期间，覃恩忠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打过针、送过药，还为刘伯承同志洗过眼伤。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省会宁城会师后，覃恩忠被编入徐向前指挥的西路军，任三十军卫生部司药长。在行军途中，覃恩忠和几十个战士被敌军俘虏，凶残的敌人在他们的脸上用红药水画上两道杠，说什么画了红杠的人死了才能升天。正当要将他们活埋的时候，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覃恩忠才免于一死，但却被关进了敌人的“新兵营”。
1937年4月，陈云、滕代远代表党中央，从苏联绕道来到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将这些被软禁在敌营中的幸存者接回延安。到延安后，覃恩忠任抗大卫生所长。1939年被选送入晋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学习。194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晋察冀北方局医院任卫生处长兼主治医生。抗战胜利后，覃恩忠被调往华北地区，先后任张北军分区卫生处长、察北野战医院院长、平北军分区卫生处长等职。
1947年，覃恩忠调任察冀军区独立第七师卫生处长。
新中国成立后，覃恩忠先后担任长沙军分区卫生处长、中南地区工程兵卫生部长、广州军区罗浮山医院院长、广州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务，享受副军职待遇。1985年12月在桂林逝世。
“技术书记”黄雨山
1925年9月，年仅15岁面黄肌瘦的黄雨山进入由韦拔群在武篆北帝岩开办的广西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成为年纪最小的学员。震撼南疆的百色起义胜利后，为了充实后备力量，加强部队建设，红七军第三纵队在武篆组建了一支训练队，迫切追求革命又表现积极的黄雨山进入训练队学习。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第三纵队机关枪连任文书。
1930年11月，黄雨山随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编入十九师五十五团机关枪连任文书。次年1月中旬，红七军经过2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和数次大小战斗，部队损伤严重，由从河池出发时的7000多人锐减到3500多人，为此，部队在贺县桂岭进行整编，将三个团缩编为两个团，黄雨山编入五十五团特务连任宣传员、文书，在李天佑连长的指挥下，参加血战梅花圩和乐昌河等战斗，打得勇猛顽强。到达中央苏区后，先后进红七军训练队、红三军团教导营学习。结业后任红七军第五十五团一连指导员，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三营七连指导员，参加中央苏区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黄雨山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政治连文书。遵义会议后，黄雨山所在的教导营随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贵州土城和两河口与川军郭勋祺等部队激战，双方损失惨重。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黄雨山先后在西北红军大学、中央红军步兵学校、中央红军教导师学习。1937年7月，为了在国统区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救亡运动，巩固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决定成立中共陇东特区委员会，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时任中央红军教导师政委的袁国平任书记，黄雨山任技术书记。他积极主动协助袁书记，卓有成效地开展对敌统战工作。1940年5月，调任陇东特委机关报——《救亡日报》社编辑，及时宣传党的政策和特委的工作，极大地凝聚了抗日力量。
1945年元月，他被调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雷经天院长的秘书。同年9月，调任辽西保安司令部组织科长。1946年后，任热辽军分区医院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热辽军分区供应部政治处主任、热辽军分区政治部秘书科长。
新中国成立后，黄雨山历任东北军区炮四师直二科长、东北军区防空卫生部政委（正师级）、东北军区后勤八三部疗养院院长等职务。曾荣获三级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88年又荣获一级红星勋章，享受副军级待遇。
谭庆荣，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团长
1908年出生于东院镇伦界村的谭庆荣，19岁参加东兰农民自卫军，并担任农军分队队长。1929年12月11日，他与农军战友们一道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被编入红七军第一纵队三营八连七班任副班长。
1930年11月，谭庆荣随红七军主力北上转战中央苏区。1931年5月，他在湘赣边苏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参加了湘赣边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后，他被编入红三军团，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战功突出，他连升为排长、连长、营长。
1934年10月，他带着累累身伤踏上了艰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率领的三营，是红八军团的主力之一，一路斩关夺隘，杀敌除恶，护卫着中央纵队前进。在湘南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他再次负重伤，手、脚两处中弹，被抬上担架随军前进。医务人员原想将他留在老乡家养伤，后被军团长彭德怀发现后，亲自给他派担架，让他继续随军前进。他是卧着担架通过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拄着拐杖翻过五岭最高峰——老山界的。部队进入贵州时，红五、红八军团合编为五军团，谭庆荣担任五军团侦察参谋。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谭庆荣与战友们为主力部队攻打娄山关，四渡赤水河，突破乌江天险，过雪山草地……进行出生入死的侦察，建立了功勋。1936年10月，红军之三大主力到达甘肃会宁会师时，谭庆荣奉命率部队在会宁城外的花家岭阻击敌人，掩护部队会师。
在红军三大主力向延安进发时，谭庆荣被编入西路军，任红五军营长兼教导员，随红五军西渡黄河，踏上了那艰苦卓绝的西征之路。在徐向前、李先念的指挥下，他先后率部在白湾、红柳园等地与敌浴血拼杀，多处受伤。
1938年，党派他到新疆国民党军阀盛世才部做统战工作，先后任少校连长、作战参谋、中校处长等职务。1943年盛世才翻了脸，公开反对共产党，谭庆荣被当“共匪”投进了监狱。这一关就是三四年，当我党派人将他们营救出狱时，已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了。谭庆荣等被党从新疆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亲切接见，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未等结业，他又奉命进军东北，先后任南满军区骑兵纵队参谋处副处长，教导大队大队长，东北军区骑兵团副团长、团长，安乐第三军分区团长等职务，率部在林海雪原与大大小小的“座山雕”进行殊死的斗争。1948年9月我军发起了辽沈战役，谭庆荣率部打本溪、援沈阳，与蒋经国的青年军展开决战，切断了青年军驰援沈阳之敌的通道，为确保辽沈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谭庆荣还来不及拍掉身上的征尘，便于1950年10月首批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团长，在定州、花林里等地狠狠地打击了敌军。1951年6月4日，回国休整几个月后，他又第二次赴朝，参加了保卫新岛，解放水银岛等战斗。直到1952年底才回国。
回国后，他先后任辽东军区参谋科科长、沈阳市兵役局局长、沈阳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务，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红星荣誉勋章。享受副军级待遇。
接过父辈旗帜的革命后代黄语扬
黄语扬系右江革命举旗人黄举平的儿子。1932年11月出生时，正值红军独立第三师（亦称右江独立师）韦拔群师长、陈洪涛政委相继牺牲，右江革命处在最危急的关头。
他8岁开始进村里私塾读书，随后又辗转江平小学、中和中心小学就读，途中多次暂停学业。上中学后，为躲避敌人抓捕，他首先在田阳就读，后又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关系转学到巴马万岗中学。他一面读书，一面进行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并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
1947年9月，他参加震惊广西的万冈（今巴马）起义，历时13天，解放了万冈县城和14个区，攻占12个乡公所，击毙击伤敌人30余人，俘虏40余人，起义投诚近50人，缴获武器一批。自此他走上革命道路，经受了一次次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1948年7月，他被任命为中山游击队政治工作员和西山县人民政府秘书，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桂西第一指挥所四中队在东兰、万冈交界处进行的游击战争。
1949年9月，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右江支队（桂西区指挥部）第二十二大队政治工作员，参加了凌云县逻楼战役。随后又参加了解放凤山、凌云县城的战斗。
1950年1月，他受任新生的乐业县县人民政府民运工作队队长、政治指导员。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任命为中共乐业县委组织部干事。5月，他担任武工队副政委兼第一直属武工队政治指导员，负责镇压反革命暴动和凌云、乐业两县的剿匪工作，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保卫了新生红色政权。
1955年5月，他参加广西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京“五一”节观礼，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66年5月，黄语扬被组织调到东兰县工作，任中共东兰县委副书记，东兰县人民政府县长。同年秋天，东兰遇到历史罕见的大旱。为此，全县掀起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黄语扬以身作则，深入造田造地现场，与群众同住、同吃、同劳动。还与群众一起搞砌墙保土，修建家庭地头水柜，解决农村长期存在水土流失和人畜饮水困难等问题。
1973年8月，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工作，担任民族处副处长。之后历任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财经处处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等职务，系自治区政协第五、六、七届副主席。
1998年8月，他卸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重担离职休养。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了广西的经济发展，他依然在贡献晚年余热。2002年5月，根据自治区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座谈会精神，他与自治区原领导及离休老干部黄荣、韦纯束、李殷丹、张声震、覃波一道联名给中央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写了《关于在西部大开发中加大对东巴凤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建议》信，促成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做出开展东巴凤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决策。经过东、巴、凤三县70多万人民艰苦奋斗，夺取了大会战全面胜利，使东巴凤老区旧貌换新颜，造福人民，告慰先烈，老区人民对他交口称赞。
【作者简介】黄好业，男，壮族，东兰三石镇人，现供职于东兰县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