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韦拔群

◎ 覃剑

就像面对一棵参天大树，大可去盛赞它入云的枝叶、茁壮的躯干以及虬结的根基，品读韦拔群，任何审视过后流露的美誉都不足为奇。

韦拔群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著名农民运动领袖，从1921年到1932年前后共12年的峥嵘岁月里，他带领身处水火的底层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救苦救难的革命圣火照亮了广西灰暗的天空，翻身解放的呐喊震撼了中国苍茫的大地。怎奈叛徒出卖，粉碎多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他最终还是倒在了血泊之中。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最后一统华夏江山，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他对韦拔群杰出的贡献一直念念不忘：“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很多东西还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东兰是革命根据地，过去韦拔群就在那里领导人民闹革命”。曾经与韦拔群并肩战斗的邓小平同志在日后的题词中也毫不吝啬地吐露了肺腑之言：“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 “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而东兰人民，近百年来，早已将韦拔群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植于骨髓。

一

从有“东兰州”的那一天算起，东兰已有近700年的历史。东兰的革命史诗得追溯到500年前的明朝，那时的东兰土司韦虎臣一家祖孙四代率领广西狼兵辗转江浙沿海抗击倭寇长达60年，谱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抵御外敌的壮丽篇章。1894年，东兰出了个韦拔群，因看不惯那个社会的腐朽与不平等，他带领与发动了一大批穷苦大众揭竿而起，从而在桂西大地刮起了一股股红色的旋风，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民革命运动的先河，使东兰成为中国农村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21年10月，韦拔群领导成立了“改造东兰同志会”和国民自卫军，在东凤一带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广西最早的农民革命团体由此产生——没有韦拔群，哪会有右江大地上那一声声惊雷？没有韦拔群，又哪会有广西现代历史上那一连串由东兰人创造出的“历史之最”？

1922年3月，韦拔群在北帝岩组织发起“三三同盟”，讨论并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敬告同胞书》，成为东兰早期农民运动的宣言书、动员令和战斗檄文，成为广西农民运动史上最早的纲领性文献。同年秋，韦拔群又组织发起“九九同盟”。这些组织与文件，有力推动了广西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吹响了反帝反封建及武装斗争的号角——《敬告同胞书》成为广西最早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3年初夏，韦拔群创建了广西最早的现代农民革命武装——东兰县农民自卫军，同年7月1日韦拔群发动和领导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运动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斗争——东兰农民武装起义（即“三打东兰城”），赶跑了反动县知事和六哨团总，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农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先河，东兰由此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三打东兰城”取得胜利后，韦拔群组织召开了2000多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这是现代中国农民运动中最早建立的县级革命政权之一，对右江农民运动和右江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探索引导作用。

1925年9月，韦拔群在东兰成立了广西最早的县级农民协会——东兰县农民协会，至1927年3月，东兰有13个区成立170个乡的农民协会，农民协会会员8.7万人，占广西省农会会员总数58%，占右江地区农会会员总数七成以上。

1925年11月，韦拔群在列宁岩创办第一届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此后又在武篆开办了第二、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右江地区11个县培养农运骨干596人——韦拔群创办的农讲所成了广西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学校。

1929年10月，韦拔群领导的农军一举解放东兰太平、武篆两个重镇，打响了百色起义第一枪。接着解放了东兰、凤山县城，巩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后方。随后，相继攻占凌云、向都、恩林、奉仪等县城，右江地区大股反动武装基本上被消灭和击溃，为百色起义扫清障碍。

1929年12月，在韦拔群的组织下，东兰县召开第一届工农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同年底，东兰全县9个区150多个乡相继成立苏维埃红色政权——东兰由此成为广西最早建立县区乡苏维埃政权的地方。

1930年，韦拔群在东里村创办了广西乃至全国最早的、具有初级农业合作社性质的生产组织——东里共耕社，为邓小平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标本。

这一系列“首创”、“最早”或“第一”，就像参天古木的无数枝条，它们伸展摇曳，投射成一地柔和的树荫，鸟兽欢愉，虫草悠吟。

二

历史没有如果，岁月没有假如。从对历史的回顾中我们不难看出，韦拔群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是右江革命的开拓者，是百色起义的领导人，是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是众多开国将军的引路人——没有韦拔群，就不会有轰轰烈烈的东兰农民革命运动。没有东兰的农民革命运动，就不会有永垂青史的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没有百色起义和红七军，张云逸大将、韦国清上将、李天佑上将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就不一定出现在共和国的史册上，也不一定会涌现韦杰、覃健、冼恒汉、莫文骅等开国中将以及韦祖珍、覃士冕、姜茂生、覃国翰、卢绍武少将等这样一大批驰骋沙场的风云人物。如果没有韦拔群、没有那一代英雄壮士打拼的春秋日月，中国现代革命注定会经历另外的风雨，另外的坎坷和悲壮。

有数据为证：韦拔群在东兰前后创办的三届农讲所师生中，后来有5人担任红七军师级干部，有31人担任团职和营职主官，而从红七军中走出的开国将军就达19人之多。如果说黄埔军校造就了一大批国共将帅，那么韦拔群创办的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参与创建的红七军，就为中国工农红军输送了一批将才、创造了一串历史的传奇，韦拔群甘为人梯的胸怀令人敬仰。难怪几乎所有从红七军中走出的开国将领，一旦回到广西、回到东兰，他们都会在韦拔群的墓前深深地鞠上一躬，因为他们都视拔哥为他们革命的引路人。

在韦拔群的身上，那些用生命和热泪浇灌的气息，总能让人振奋精神，震撼心灵。韦拔群虽然出身富贵，却有着劳动人民所特有的艰苦奋斗的品质。革命征途，险象环生，他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危险都能处之泰然。身为纵队司令，他吃南瓜，啃红薯，以岩洞栖身，以石板当床。党需要他搞农民运动，他就把农运干得如火如荼。党需要他搞土地改革，他就把“共耕社”办得有声有色。党需要他培养革命骨干力量，他就开办各类培训班，为地方和军队输送一大批优秀骨干。甚至，为了革命，他不顾家人反对，先后五次变卖田地、耕牛和其他家产，筹集经费外出考察、购买枪支弹药……韦拔群的人格魅力，在点点滴滴之中得以体现，升华。

三

有人说，韦拔群是全国人民的大恩人——因为有了韦拔群的忠诚与捍卫，邓小平当年在右江、在东兰的日子才多次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如果没有韦拔群的精心呵护，邓小平的生命将难以得到安全与保障；如果邓小平出现个三长两短，那么今天之中国，又何以能享受到邓小平理论所带来的甘甜？

1929年夏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邓小平初次来到广西。百色起义之后，他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是生活战斗在东兰。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邓小平来到东兰，犹如一位天外来客落入一个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其生命时时都面临着诸多威胁。他能在这种环境下顺利、安全、有序地开展艰巨复杂的革命工作，如鱼得水般地指导着右江及东兰的土地革命，无疑得益于他身边的忠诚战友韦拔群的支持和保卫。

1930年4月的一个晚上，邓小平在几名警卫人员的护送下第一次来到了红七军第三纵队所在地东兰武篆，与三纵队司令员韦拔群首次会合。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向红七军军部领导传达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当得知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等军部领导已率部北上河池，第二天，邓小平即启程北上河池寻找军部。为确保邓小平的安全，韦拔群从武篆亲自陪同邓小平走了一天山路到达东兰县城。次日清晨，韦拔群精心安排，挑选有经验的红军营长黄昉日率两个连兵力护送邓政委前往河池。队伍行至东兰与河池交界之侧山顶山腰时，突遭民团袭击，处境十分凶险。面对突如其来的敌情，黄昉日营长沉着冷静，指挥护送队伍抢占有利地形进行侦察，然后命令九连连长率队在正面射击吸引敌人，他自己和黄绍权排长各带10多名战士，分别绕道至敌两侧之制高点向敌包抄扫射。敌见势不妙，迅速撤退逃亡。韦拔群的部队继续护卫着邓小平向河池方向前进……

邓小平曾先后四次来到东兰，五渡红水河。每次进入东兰或每次渡过红水河，韦拔群都派出精干部队，精心地保卫着邓小平的安全。曾多次护送过邓小平的红七军三纵队特务连指导员牙美元，曾有过如此温馨的回忆——

“寒暄片刻，拔群牵来一匹大黑马，请邓政委上马出发。路上，我们四人和邓政委走在前头，短枪警卫班在后，当天下午到达长江那耀圩住宿。第二天翻山越岭到达金谷的拉圩。第三天早上，我们来到了红水河边准备渡河，可是，邓政委骑着的黑马望着滔滔的河水，怎么也不肯上船，我们只好找来一块黑布蒙住马眼，把它牵上木船。快到南丹边境的拉谭村时，我考虑这个村地处偏僻，是土匪出没无常的地方，便对邓政委说：‘邓政委，这个地方情况复杂，请政委叫警卫班注意，握枪在手，以防万一。’邓政委微笑着说：‘老牙呀，不要紧的，一旦发现敌情，用不了一两秒钟，枪就拿出来了。’说完又驱马向前，踏上了崎岖的山路。”

“行至中午，烈日当空，人马饥渴。不久，我们走到一个冷水潭边，邓政委下马，要喝冷水。我忙劝说：‘邓政委，山泉水冷，喝生水容易生病。’邓政委说：‘我喝惯了，不要紧的。’休息了一下，我们又继续赶路。”

回顾拔哥与东兰人民曾经给予的呵护，邓小平曾对他的女儿毛毛（邓榕）动情地说：“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东兰是当时全国农民革命运动基础最牢固、最活跃的地方。没有东兰，我难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开广西工作的新局面；没有东兰人民的呵护，我当年驰骋疆场也难以有人身安全。”

不仅邓小平的体会如此，张云逸大将和红七军老战士叶季壮也感同身受。张云逸大将直言不讳：如果没有韦拔群，他不会到右江来，邓小平也不会到东兰来，如果没有韦拔群的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红七军也不会在右江诞生。

叶季壮说：“红七军如果不能够和右江地区的革命群众结合起来，并且以已有的根据地为依靠，部队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巩固和发展，更难以在这个地区坚持较长时间的革命斗争。韦拔群和他的战友们多年艰苦奋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胜利成果，对红七军的建立、巩固、发展，和对人民的解放事业，确有不可磨灭的功勋。”

韦拔群对邓小平的信赖与支持，说来还不仅仅这些。1930年11月，红七军在河池整编后奉命北上，韦拔群服从军前委的决定，把自己精心组建出来的红七军第三纵队的2000多名将士和装备全部交给了邓小平、交给了张云逸，而拔哥自己则只带不到80个残弱士兵及军部颁发的21师番号回到东兰，承担起艰难的历史任务……

纵观历史，韦拔群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全国人民都应感谢他——因为邓小平在右江、在东兰期间，随其左右的韦拔群总是他最贴身的“保镖”、最忠诚的战士。是韦拔群确保了邓小平的人身安全，让邓小平得以安然无恙，得以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掀开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亿万中华儿女，由此跨过贫困交加的关隘，开始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品读韦拔群，还有很多种可以切入的脉络，比如家室，比如子女，比如亲属，比如财富，比如人生的快乐与追求……作为后来人，我们更希望品读到的是一种精神，尤其是这种精神迸发的能量。

有专家学者把“拔群精神”解读为“对党忠诚、一心为民、追求真理、百折不挠、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东兰人民则乐意浓缩为“敢为人先、勇于奉献”，两种见地，一样精华。近百年来，东兰各族同胞正是以这种精神武装头脑，激励前行，共同造就了东兰这片山清水秀，美丽和谐，自然天成，为世人所敬仰的生态家园。

品读韦拔群，其实也是品读东兰。韦拔群的气节便是东兰的气节，韦拔群的精神便是东兰的精神。这种高尚的精神与气节，足以令荒漠的种子发芽生根，足以令悬崖峭壁的幼苗承受风雨，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

 

【作者简介】覃剑，男，壮族，1963年12月出生，广西东兰县花香乡人。现任东兰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