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黑白色调的童年
经历了战火的洗礼，陕北大地上满目疮痍，人民的生活也陷入了贫穷和饥饿的循环之中。就是在这一片晦暗之中，陕北大地上爆发了一束光芒，尽管是那么地微弱，那么地不起眼。但是就是在这样充满磨砺与考验的生活中，锻炼了这束光芒的力量，让他幼小的内心变得倔强而坚强，变得无坚不摧、势不可挡。
当饥饿将他困扰，当贫穷让他潦倒，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心中的信念，他要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现在单调到只剩黑与白、生与死的境况，他要让自己变得不一样。他同样知道面对自己的梦想，父母帮不了什么忙，一切都要靠自己，战胜饥饿与彷徨。
1.窑洞里开始的人生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月头上，全国上下一片新气象，即使陕北的条件还很落后，也处处洋溢着翻身做主人的兴奋劲儿。但是毕竟已经到了数九寒天的时令，陕北的土地上已经刮起了肃杀的风，到处都是一副萧条的景色。
陕北绥德专区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的沟渠里，农民王玉宽家却是一副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热闹景象。他家的窑洞门前挂着一把高粱秆做的弓，这是清涧县一带的风俗，也是陕北人的风俗，寄托了父母对孩子早日成人的希冀，也预示着黄土高坡的孩子要像高粱秆一样的直，既压不跨也要立得住。月子里的产妇和孩子是不见生人的，这个小小的弓也是在告诉邻人不要莽撞，不要冲撞了大人和孩子。
王玉宽是王家堡土生土长的农民，兄弟姐妹一共四个，他是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是一双弟妹。王玉宽的父亲王再朝在1940年的时候，响应边区政府号召，从王家堡“走南路”落户到了延安一带开荒谋活计，王玉宽的媳妇就是他在距离王家堡一百七八十里地的延川县给说下的亲事。
当时清涧王家堡一带是典型的地少人多，可耕地少得可怜，人们的生活也很贫苦，对于王再朝这一大家子六七口子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日后几个儿子成家立业，家里的几垧薄地恐怕是养活不了这么一大家子了。于是区政府的号召一下来，王再朝就积极响应，向榆林南边的延安地区“南迁”。但老头心里明白，王家堡的祖产不能丢啊，“南迁”之前就说好了“破窑不卖，薄地不退”给自己留好了后路，想着万一“南迁”寻不着好地方，还有个去处。就这样拖家带口的来到了延川县的郭家沟。
后来由于陕甘宁边区土改，王再朝惦记着老家的几间破窑和几垧薄地，虽说不要求分到多少地吧，却也担心自己的祖产被分了，于是就自己带着二儿子王玉宽一家回到了王家堡，留大儿子一家在郭家沟料理营生。说起来这个孩子还是王玉宽的头生子了。
生孩子放在哪家哪户都是大事，尤其是黄土高坡上。那里的条件要更苦一些，生养的孩子也更加不容易一些。所以陕北的人们都喜欢把出生叫“落草”——在这黄土高坡上，人可不就是被风吹来的草籽吗？找个合适的土壤扎下了根，就要努力地长，克服一切困难地长，在黄土高坡的怀抱里，人跟随风飘的草木，没有什么区别。当时的陕北农村，一家夫妇生养六七个孩子都是普遍现象，所以孩子一落地，就要使劲地长，努力地活。
受当时的医疗卫生水平限制，生产时，产妇的死亡率很高，所以陕北又有着“人生人，怕死人”的俗语。这一胎又是王玉宽的头一个孩子，所以他心里难免慌乱，早早地赶着驴车接来了丈母娘，又找了自认为最稳妥的接生婆，好让婆姨顺利生产。
虽然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但是真到了临盆的这一刻，王玉宽还是心里七上八下的，焦急地在窑洞外踱着步子，恨不能自己冲进去替婆姨使劲。就在王玉宽越来越着急的时候，窑洞里传出来了一阵清脆响亮的婴儿啼哭，王玉宽一家几乎提到嗓子眼的心才算踏实地落到了肚子里，紧接着就听见接生婆喊了一声：“母子平安，是个带把的！”王玉宽本不高大的身材似乎也挺拔了几分，整个人都精神了，是个男娃啊！
王玉宽没光顾着高兴，赶忙摸出早就准备好的票子，塞进了走出窑洞的接生婆的手里，道了声辛苦。接生婆先说了声“恭喜”，又接着说：“玉宽兄弟，赶紧去看看你的宝贝儿子和婆姨吧。”说完便走了。
王玉宽急匆匆地进了窑洞，就看见婆姨身旁多了一个粗布包袱，走近了才看清那是裹得严严实实的襁褓，里面是一个精致的粉娃娃——还没有吹过黄土高坡的风，还显得那么的娇嫩；小肚子一起一落的，已经睡着了。
这个熟睡着的小生命，就是路遥。按中国人的生肖，这一年是牛年，这个孩子生肖属牛。
路遥的父亲是个朴实的农村汉子，还曾经担任过农村的基层干部；路遥的母亲马芝兰则是村里有名的民歌手，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马氏一生勤俭持家，为人善良温和。在生下路遥后，除了早夭的几个，又先后养活了八个孩子，分别是路遥的四个胞弟：王卫军、王天云、王天乐、王天笑；两个胞妹：王平、王英。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陕北农村，这也属于正常情况。但是无节制的生育，也直接导致吃饭的嘴增加了，这也让陕北一带的贫困状况加剧。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持续两年多的战争，使得陕北一带民不聊生，农活也被一再耽误，而且当时边区政府“坚壁清野”，不给胡宗南部队任何可乘之机，各家各户仅靠余粮度日。加上国军的肆意抢掠，老百姓的余粮也保不住了。这样一来，尽管战争结束，新政府成立，但遗留下来的粮食短缺问题依旧严峻。
路遥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出生的。但因为是王家的长男，不仅父母疼爱有加，就连祖父王再朝也亲自出马，想尽一切办法让大人吃好，让孩子有奶吃，可以说在断奶以前，全家人都在围着路遥母子转。当然这种情况也只能维持一阵子，毕竟一大家子还要做农活，过日子，而且在路遥一岁之后他的弟妹们便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要养活这么多孩子，自然不能再只把心血倾注在一人身上了。
2.有一个孩子叫“卫儿”
1950年1月2日，农历己丑年十一月十四，路遥满月了。
那个时候的陕北，像路遥家这样高密度的生育方式，比比皆是。这就导致一大家子的兄弟姐妹年龄差距特别的小，所以陕北人一般都习惯以虚岁计算年龄。像路遥这样生在近年关的月份，在陕北都算作月份小，过完年就算是长了一岁，所以到了1950年的1月2日，路遥满月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两虚岁了。
1949年是中国生肖里的牛年，路遥这个属牛的小生命的降生，也给这个饱受贫穷之苦的家带了短暂的欢乐。
陕北在新生儿满月的时候，有闹满月的乡俗。到了这一天，一定要请路遥的外家人来主持剃头仪式，也叫“落胎发”，被剃去的胎发也不会就这样扔掉，而是被搓成密密的一团，缝在新生儿的枕头上，据说可以保佑孩子晚上睡觉不哭闹。就好像中原风俗出生不久的小儿夜里啼哭，要请人在黄表纸写“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之类的话，贴在宅前的路旁或者是树上。
当时人们的生活大多清苦，但无论怎样，总是不愿意亏欠了孩子的满月庆典，说起来这也是陕北穷苦人家难得的欢乐时光了。到了路遥过满月日的这一天，路遥的姥姥带来了特意用当时能吃到的顶好的面粉，蒸成的十二个面鱼及面篮、石榴各一对，并以十二股红线系起来的铜钱戴在了路遥的脖子上，这样的做法叫做锁钱，并且这种仪式要一直持续到路遥十二虚岁。
除了这些仪式，主人家免不了备下一些酒肉招待前来贺喜的亲友和邻里，也就是满月酒。满月酒一般分为三顿，第一顿是满月日之前，要吃臊子面，寓意就如同长寿面一样；第二顿是在满月日当天的上午，要吃炸糕和烩菜，这是对孩子高升成才的期盼；第三顿才是满月酒的正席，也叫满月席，是在满月当日的下午，有条件的是要吃“八碗席”的，红烧猪肉、炖猪肉、白条肉、清蒸羊肉、酥鸡、排骨、酥肉、丸子等一个菜一碗。
满月酒本来就是陕北人人生中的重要仪式，再加上路遥是王玉宽的头生子，更是要好好热闹一番，一点也马虎不得。王玉宽早早备下了酒肉，做好了油糕款待亲友，只是当时正处在困难时期，八碗席是肯定没有了，只是象征性地上了几个家常菜，里面掺着少许的肉丁。
正席之前，路遥的姥姥给路遥剃了胎发，经过了这个仪式，路遥母子俩也就可以走出窑洞见人了；又给他绑好了锁线，又在他身边摆好了带来的面食。做完这一切，姥姥在一旁絮絮地念“鱼鱼授起，石榴留起”。做完了这些，正席也就可以准备开始了。
按照习俗，孩子满月的时候，得请长辈给起个名儿。当时那个时候，陕北的各项情况都还很落后，再加上缺衣少食，生下孩子就像在地里种下的庄稼，能不能养大还得看天。陕北人跟土地亲近，所以老辈人都觉得孩子取个贱名儿好养活，所以一般的小孩儿满月的时候大多会取个猫儿啊狗儿啊的小名，贱名贱养活，取这么个名儿也是想让孩子无论在多恶劣的情况下，也能使劲扑腾着活。
正席开始后，王玉宽就把孩子抱过来，让孩子爷爷给起个名儿。王再朝一把年纪还操持着这一大家子，俨然是一代大家长啊。他想了想就给这长孙起了个小名叫“wei”，还说孩子上学先这么叫着，大名等以后请先生取。由于年代久远，这个小名儿“wei”只留下了个读音，曾经有好事者问过路遥的兄弟，这个“wei”到底该怎么写，但同样没有得到确切答案，只知道传到后来，“wei”就变成了卫，上学之后路遥也就有了正式的名字“王卫国”。当然在这之前，家人和邻里都是“卫儿”、“卫儿”地叫着。
转眼到了1950年的4月2日，农历庚寅年的二月十六，路遥也就是卫儿，迎来了他的百天日。陕北穷是穷了点，苦是苦了些，但是民风习俗却保留得全得很，这一天家里要给他过百晬。
说起来这个百晬和闹满月大同小异，都是承载了爹娘对孩子的无限期盼，形式也不过是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惟一不同的是这百晬还多了一个抓周。
不止是陕北，中原许多地区也留有这样的习俗，只是到了今天大多演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游戏。抓周的时候，会在孩子身边，用书、笔、算盘、秤杆之类的物品围成一圈，任凭孩子自己去抓，抓着什么就寓意着孩子长大后会从事与之相关的职业。卫儿当时抓周的情况，已不得而知，但凭着极大的善意揣测，他当时多半抓的是笔或着是书吧。
卫儿的降生，给原本不堪重负的家庭，又增加了一份重量，却又同时给这个家庭注入了一丝希望。短暂的喜悦之后，卫儿的爹娘——王玉宽夫妇不得不埋下头来为一家人的生计忙碌。尽管在怀孕和坐月子的时候，王再朝一再帮衬偏袒二儿子家，兄弟妯娌之间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毕竟王玉宽已经是当了爹的人了，卫儿的出生让他腰杆挺直自立门户的同时，也催促着他开始为这个家奔忙。
3.过继延川郭家沟
卫儿要过头晬了。这是陕北人满周岁时过的第一个生日，此后一直到了十二虚岁完晬儿，摘了锁线，才叫长起来了，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孩子已经能帮爹娘顶上事了。
彼年新中国刚刚成立，被欺压奴役了近一百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经年肆虐的战火，只给新中国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大地和百废待兴的困局。
陕北这块西北红军早期的革命根据地，伟大领袖毛泽东生活战斗了十三年之久的革命圣地，即使曾经满载荣光与辉煌，可如今却依旧摆脱不了贫瘠的土地和困苦的生活。
尽管彼时的陕北条件落后，但革命老区的底子还在，县里传播着各种各样关于新中国的消息，王玉宽也弄清楚了他的儿子是出生在新中国的。
在陕北这片堪称穷山恶水的土地，清涧更是出了名的苦，这份苦深深掺杂进了再平凡不过的黄土里，被塑进了路遥家那再常见不过的一孔窑洞里，被卫儿嗅进了微弱的气息里。裹在襁褓中的路遥并不知道的是，在短暂的得子之乐之后，他的生身父母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苦中作乐的生活。
西北风从黄土高坡上吹过，卫儿就像一根野草一样，被风吹着渐渐长大了，他像根细弱的草，却尝过了最猛烈的风——就算碾压过他幼小的并不硬挺的脊梁，也不能把他连根吹倒，这是黄土高坡上的草，扎根最深的草。
因为这个世界，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把他当做弱小的孩子看待。
贫苦人家第一等的大事就是吃饭，而当时那个年代，从土里刨食的庄稼人，还是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明年有没有的吃，要看老天爷肯不肯赏脸；一年的收成是好是坏，更要看老天爷的脸色。
穷山恶水造就了陕北人吃苦耐劳的性格，更养育了他们轻易不向困难低头的脖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成为了陕北的基本生存法则。小子不吃十年闲饭，事实上，卫儿作为长子，并没有享受到父母更多的爱护，早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帮着爹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了。
在卫儿出生后不久，母亲马芝兰又怀上了一胎，转年弟弟妹妹们接二连三地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添丁进口本来是好事，但也更加加重了生活的负担。最困难的时候，全家人都只有一床被子，孩子们也渐渐长大，但却没有穿过一条囫囵裤子，不夸张的说，要不是还有一孔窑洞遮风挡雨，全家人早就可以出去乞讨当“叫花子”了。
正如前面说起过的，这样高密度的毫无节制的生育，在当时的陕北还属于普遍的生存状态。因为没有适合的节育措施，一旦怀孕就只能把孩子生出来。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困苦不止卫儿一家，更不止卫儿一个，可以说这一代的孩子面对生活只能被动地接受，苦难成为了他们人生的第一堂课，他们对生活的希冀仅限于能够吃上一顿饱饭，穿上适时得体的衣服。
但是面对苦难，卫儿没有怨天尤人。作为家里的老大，卫儿早早明白了爹娘的不容易，照看弟妹成为了他每天最基本的劳动。除此之外还要去割猪草喂猪，拾柴砍柴。村里人都知道卫儿的乖巧懂事，小小年纪就懂得把砍好的柴在自家院落里码成整整齐齐的一垛。
很多年后，变成了作家路遥的卫儿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无意中成为了对他童年的真实写照。卫儿就是属牛的，而且还是一头有着极强的耐力的，不知疲倦的，不愿意走捷径，相信通过艰苦努力能够获得成功的牛。尽管上山砍柴的时候，因为年纪太小，卫儿几次遇到了危险，有两次甚至威胁生命，但他知道砍柴是他能帮家人的最直接的办法，这就是他的目标，他必须坚持下来。这不仅是他，也是陕北山区孩子们的共识。
除了希望能这吃饱穿暖，卫儿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上学。只可惜家里太穷，吃饱穿暖都尚且做不到，更何况供他上学呢？可是孩子一天天长大，总不能让他长大了还窝在这小窑洞里吧，再不济也不能叫他做个睁眼瞎啊。赶巧那一年王家堡开办了一所小学，卫儿的爹娘本身不识字，但是又希望儿子能上学，能识文断字。父母本着哪怕再穷也不能耽误卫儿学文化、把孩子前程耽误了的想法把他送到了学校。
从卫儿算起往上追溯王家三代人，就没有一个正儿八经上过学的。卫儿可以说是老王家的第一人了。之前没有上过学也就罢了，这次上了两天学，卫儿满心里都想着读书识字，干活就开始分心了，常常是一边含着眼泪一边干活。王玉宽夫妇看了也是跟着着急，但是他们家现在的情况根本不能送孩子上学。再加上家里的拖累越来越大，王玉宽夫妇想到了让卫儿过继给大哥王玉德家，一来可以减轻家里的负累，二来王玉德家的条件要稍好一些，也有能力供卫儿上学。
王玉宽去大哥家商量这件事，王玉德夫妇欣然同意。原来在那个高密度生育的时代，王玉德膝下却是人丁稀薄，王玉德的婆姨李桂英也曾生下个男娃，但是没裹住——还没养出月子就夭折了。老话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陕北人更是看重这后嗣的事情，中国人对无后之事看得非常重，当然王玉德也不例外。
本来王玉德想把弟弟家的老四要过来，更何况陕北有老话：“光景行不行，长子不顶门。”过继历来是中国乡村维持谱系秩序的一种宗法。清涧县把抱养外姓男儿或女儿称作“抚义”，由兄弟的儿子过继，称作“顶门”。卫儿已经大了，要过来之后，等于拆了弟弟家的顶梁柱啊。但老二婆姨马芝兰却坚持要把长子卫儿送过来“顶门”，王玉德也明白他们其实是想要自己供孩子上学。
王玉德家虽说光景过得也不怎么好，但是毕竟强过王玉宽家里，再说王再朝在的时候一直叮嘱他们：老二家孩子多负累大，你们兄弟几个要帮衬帮衬老二。而且虽然卫儿是老大，但是不管怎样说，有子“顶门”，总比没有强，更何况是自己的嫡亲侄子呢！王玉德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兄弟两家“密谋”这件事的时候，有意没有让卫儿知道，怕孩子还小听了这话心里难受。但是卫儿人小鬼大，从爹娘的神情和只言片语中猜出了个大概。而且他对远在延川的郭家村的大伯一家并不陌生，在卫儿大约长到一岁的时候，母亲马芝兰又怀孕了，因为年龄尚小，爹娘又疏于照顾，所以就被送到了奶奶家抚养。后来到了卫儿四岁的时候，王再朝去世了，奶奶带着他投奔了住在延川的大儿子王玉德家。至于为什么舍近求远，宁肯带着小卫儿远去延川也不肯在王家堡帮衬着“负累大”的二儿子，好事者多有求证，却一直没有定论。
无论如何幼年时跟随在奶奶身边，让卫儿体会到了少有的温暖呵护，一直到后来写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也塑造了一个能把世间的苦难转化成温暖的老奶奶的形象。这份感情也直接促使卫儿在过继给大伯王玉德时，少了些惶恐，多了些期盼，毕竟去了延川就能见到奶奶了，这在卫儿心里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4.新爸爸，新妈妈
王家堡村在清涧县出了名的穷，但却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样封闭，恰恰相反的是，村里有一条穿村而过的咸榆公路，是在陕北地区贯穿南北的、惟一的一条交通干道——而且它并不仅仅是个摆设，在那个时代，汽车就已经开始在那条路上驰骋了。
这条在现在看来极其简陋的简易公路，还是在中华民国时代修筑的。旧时代的事物却带给了卫儿对新世界的向往——这条路向南连接着延川，一路走去就可以找到奶奶，见到大伯，就可以接触到山外面的世界。
虽然这条路也意味着卫儿以后就要去大伯家，做别人家的儿子了，但只要去到延川就可以坐到学堂里听老师讲课，这对卫儿来说又是莫大的诱惑，所以这条路成了一根小小的引线，引出了小人儿心中的纠结。
说起延川，可谓是历史悠久，文化绵长。华夏民族的许多先民都曾在这里留下了有关他们那个时代的文明的印记。传说中，华夏先祖伏羲氏曾经在这里的黄河乾坤湾推演八卦；禹村则是史前治水英雄大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后来到了春秋时期，延川又变成了少数民族赤狄频繁活动的区域，而赤狄同时又是晋文公姬重耳的母邦属地。
在陕北民间自古有着“文出两川，武看三边”的俗语，“两川”其中的一川指的就是“延川”。可以说，延川的文化氛围由来已久，而这在今后的岁月里也将对卫儿的成长走向与路径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郭家沟村就位于延川县文安驿川一个距离县城有十华里的小山沟，它与阳面的刘家圪村隔河相望，村口面对文安驿川。它与刘家圪、马家店等自然村，共同组成了刘家圪大队。
那是1957年秋的一个清晨，太阳还在费力地从山坳里往上爬，早早起身收拾停当的王玉宽终于在这个时候把大儿子卫儿叫醒了。他告诉卫儿，今天要领他到延川去，找大伯玩几天。
刚刚生下弟弟“四锤”的母亲马芝兰，不顾身体的虚弱，强撑着起身，勉强给爷俩做了一顿少有的可口的早饭，一边叮嘱卫儿“慢点吃，多吃点，路上还远呢”，一边拿出专门给卫儿做好的一双新布鞋给卫儿穿上了。
饭后，王玉宽领着卫儿，踏上了咸榆公路，一路南下走上了去往延川的路程。
这一天是卫儿的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出清涧”更是在他只有短短的四十三年的精彩人生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从此以后，卫儿就不得不离开这个虽然贫穷困苦，但却熟悉充满温暖的窑洞，离开一起长大的玩伴，走向了一个崭新的并不熟悉的世界，尽管是去他的大伯家，但一切都要从陌生重新开始。最重要的是，卫儿没有选择，这是无法逃脱的命运。
就是在这样一个清冷的早晨，在咸榆公路由王家堡到清涧县城的公路上，来往并不紧密的车辆旁，走来了一大一小两个身影。个头大的自然是父亲王玉宽，事实上他也没有多大，二十出头的样子，放在现在也就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米五高的身材，更是很难给人一种顶门立户的感觉。可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养活着自己的婆姨和四个孩子，他不仅是一个年轻人，更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弯了他本就不挺拔的腰杆。跟在他身旁的，则是他的长子卫儿，年仅7岁的他，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身材要显得比他实际年龄小一些，而他们在王家堡的家里还有三个更小的孩子，最小的此时尚在襁褓之中。
眼下家里几垧贫瘠的土地已经无力供养家中这么多人口了，为了全家活命，父亲王玉宽只能将卫儿过继给他的大哥王玉德家做继子。临行前，他首先找到了村里的冯先生，请他为卫儿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先生沉吟了一会儿，就给卫儿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王卫国！而这个孩子就是在未来闻名中国的路遥。
行走在凛冽的秋风中，父子俩并肩走在十七年前祖父王再朝曾经为了寻活路，带着全家远走延川的路上。
从清涧县的王家堡南下到延川县的郭家沟，要走上将近二百华里，中间还要越过一座叫九里山的土山。这段路程对于仅有七岁的弱小的卫国来说，无异于万里长征。早上吃的饭早已经被常年饥渴的小肠胃消化得干干净净，肚里空空走起路来也脚步虚浮。但是小卫国没有说出一句怨言，只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动着。父亲王玉宽看在眼里，心里难受得像被刀子绞了一样。王玉宽很不愿意看着瘦小的儿子在离开自己的路上受折磨，但是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卫国又太大了，已经没办法坐进父亲背上的粪筐里了，更不能架在父亲的脖颈上了。
就这样一小步一小步的，父子俩拖着虚弱不堪的身子，终于来到郭家沟。一路上父子俩多么想这条路快点走完，又多么想这条路永远也不要走完。
进了郭家沟村已经是薄暮时分了，卫国和父亲脚上都磨出了血泡，已经筋疲力尽了。
大哥王玉德和大嫂李桂英见到二弟王玉宽领来了侄儿——以后的儿子王卫国，高兴都写在了脸上。大嫂更是忙不迭地取出家里省出的一点点稀罕的白面，为远道而来的父子俩擀了一碗面条。
王玉德家要比王玉宽家的情况好一点，有两孔窑洞。当天晚上，兄弟俩睡在一孔，说了大半宿的话，把这些年来生活的不容易都从肚子里掏了出来。大嫂则是带着卫国睡在了另一孔窑洞里，看着累得躺在炕上就睡着的卫国，李桂英发自内心的高兴，更是把平时不舍得用的麻油灯也点起来了，借着灯光，仔细地打量着沉沉入睡的卫国，看着看着李桂英很舒心地笑了。
他们有了儿子了，也就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王玉宽在大哥家歇了两天，无所事事的他，每天都认真地和卫国做着“走亲戚”的游戏。一直到第二天晚上，他才告诉卫国，明天上午要去延川县城赶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下午就能回来，父子俩再休息一晚上，转天就一起回清涧去。
王玉宽话是这么说，但是事实是怎样的，9岁的卫国却很清楚，明天一早爹就要自己回清涧去了。这对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明明知道自己要被父母过继给大伯家，却要装做若无其事，只能把眼泪咽到肚子里。
其实，如果那天早晨卫国趁着大家都不知道，偷偷跟在父亲身后他还是能够回去的。而事实上，卫国只是早早起床躲在村里一棵老树后面，偷偷看着父亲走上了公路。
王卫国留了下来，成为了王玉德夫妇的儿子。这不是他的选择，是一种早已定好的宿命。大伯家虽然也是赤贫如洗，但是相较于王家堡的家，还有一些余力能够供养他上学。这一点对于卫国来说，绝对是任何事情都替代不了的能够使他留下来的理由。
当时，大伯家中除了卫国只有三口人：奶奶、大伯、大妈。无论在哪里都只算是个小家庭，而且一家人除卫国之外，都是劳动力，只有他一个是孩子，这样的家庭对卫国来说应该是稍好一点的情况了——和老家相比就好了不少，在那边卫国是长子，他一定是也必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有照顾弟妹的责任；而在这里，他则是惟一的孩子，有什么好东西总要优先给他呀。
养父母是最难当的。因为孩子潜意识里的亲生父母亲的位置是不容替代的。尤其是像卫国这样已经长大懂事的孩子，一旦离开了父母，性格往往变得孤僻。
再加上从小经历的饥贫交加的生活屈辱，造就了少年王卫国的孤独、内向、压抑的性格。现如今，他又不得已远离了亲生父母，这对他和两个家庭来说，都是一场重大的人生考验。
好在大爸和大妈都是老实厚道的农民，性格又是非常的温和。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过继来了路遥，自然对他百般疼爱。奶奶又是在他小的时候就抚育过他，现在自然也不例外。所以说，即使卫国当时离开了生身父母，却不能断言，少年时代的卫国是缺少关爱和抚慰的。
越是贫困的农民家庭对子女的爱，越是会用一种极其简单质朴的形式表现出来。何况，在那样一个饥荒遍地的年代，一个瘦弱饥饿的孩子对于爱的需求，是要远远低于生存的需求的，而饥饿则是生命需要直接面对的威胁。
5.千辛万苦上学堂
大妈李桂英对这个“儿子”可以说是疼爱有加，甚至是无微不至——尽管在这样一个苦难的时代，贫穷的家庭，惟一能让这个“儿子”感到开心的，也许只是一顿饱饭而已。但无论如何，李桂英都在变着法地哄卫国开心。当时住在大爸家的奶奶，也是让卫国很快定下心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每天晚上躺在奶奶怀抱里入睡，让卫国从心底里想起了幼年的温馨，疼爱着孙子的奶奶，总是在晚上把卫国搂在怀里，任由他的小手抚摸着自己的乳房。
过继之后，卫国一直没有改口，管大伯叫大爸，管伯母叫大妈。根据陕北的农村，成了年的孩子给人家“顶门”为儿，继承香火是件天大的事情，过继的时候还有由家族中的长辈主持一场仪式，在这场仪式中，过继过来为他人“顶门”的人要向自己的养父母叩头行礼，然后就要改口称呼所顶门户的父母，从此成为别人家的儿子，全心全意承担做儿子的责任与义务；而被“顶门”的父母，也要在这个仪式之后，将养子视为己出，不论家中有没有孩子，都不能偏心眼儿，更不能虐待养子。这也是陕北农村的善良风俗，“顶门”的人舍弃自己的家庭，来侍奉毫无关系的养父母，这本来已是善行，若是养父母再心存歹意，实在是为陕北人所不齿——一旦事情败露，让同村的人知道了，都是要咒骂这家人绝户的。反过来，养子不孝顺养父母也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而且即便日后养子想要与养父母家解除关系，也要通过一个正式场合的仪式，讲出个说法来，说出为什么要解除关系，不然的话，养子在村里的名声也要臭了，会被人骂做是“白眼狼”，连畜生都不如。
像卫国这样年纪还小，或者更小的、不记事的孩子当“顶门人”的时候，双方父母还要立个契约，抱养一方还要付出一定的经济补偿，基本上孩子长大之后也不会记得自己的亲生父母了。但是卫国不同，他是在懂事之后过继给大伯家的，所以这没有任何仪式契约形式。大妈李桂英一开始也想让卫国改口，让他以后都管自己叫妈。但卫国说，我妈说我得叫你大妈，到了你家就会供我念书。孩子毕竟懂事了，虽然心里念着大妈的好，但还是忘不了王家堡的家。李桂英心里不舒服，为此生了好久的闷气。后来又偷偷告诉了丈夫王玉德，哪知道王玉德却并不意外，他知道顶门这件事肯定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卫国已经9岁了，想让他现在改口实在有些困难，但是只要自己家对卫国真心实意的好，孩子也对自己尽心，在自己身后有个料理的人就好了，叫什么并不重要。听丈夫这么一说，李桂英也就释然了。于是在王玉德的包容下，卫国一直管他们夫妇俩叫大爸、大妈，哪怕是成名之后也没有改口。
王玉德虽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是却心如明镜，不计较这些小事。卫国虽说没有改口，却一直尽着为人子的责任。农忙的时候，卫国只要看到大人在忙碌，就会主动地去给大爸大妈打下手，要不然就在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这一切，大妈李桂英都看在眼里，心里不住地夸儿子又懂事、又听话，对卫国也越来越好。
而年幼的儿子越是受到照顾，越懂得投桃报李、乌鸦反哺的道理，拦羊、扒草、背粪、掏地，在劳动中将嫩弱的肩膀和双手早早地磨出了棱角。其实卫国从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开始逐渐明白了他肩上的责任，来到了郭家沟更是明白了需要在这个家庭里担任什么角色。尽管有些农活会让他瘦小的身板有些吃不消，但是属牛的他最不缺乏的就是倔强、不示弱、不服输的劲头，所以无论多么苦他都自己承受了下来。
就是他这种不服输的劲，给那些在王卫国刚来到郭家沟时，对他有些冷落的小伙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们渐渐明白卫国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极强的自尊心，即使是与一些比自己大好多的男孩子打架，他也从不认输。
大爸大妈看在眼里，也知道这个过继来的儿子，日后准能做出点事来，因为他身上有着与这个贫穷的世界格格不入的气质。
卫国来到郭家沟就是为了上学，转眼间来到郭家沟也快半年了，已经临近年关了。过完年，村里的学校就要开始招收学生了。只是家里一贫如洗，一时间也拿不出钱来给他买纸笔课本，供他上学。要知道，王玉德家也就是因为吃饭的嘴少，才比王玉宽家好过一些，实际上也是过的穷苦日子。卫国不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知道家里的不容易，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已经开始高高兴兴地准备新书包，把羡慕深深地藏在心里。
一个寒冷的冬夜，大妈担心儿子晚上睡觉着凉，就把卫国冰冷的脚丫，拉进自己的被窝取暖。这时候卫国并没有睡着，而是在被窝里动来动去。大妈就问他：
“卫儿，你怎么不睡觉啊，在被窝里干什么呢？”
“大妈，我在练着写字呢。”卫国回答道。
大妈把被窝撩起一点，向里一看，发现卫国用手在小肚皮上写写画画，仔细看就像是先生在学堂的板子上写字的模样。大妈看着看着，眼眶就湿了，心里可不是个滋味。她不愿意儿子受委屈，“卫儿，赶过了年，妈就送你上学去！”一边说着，一边拍着卫国睡觉。卫国迷迷糊糊的听到了，喃喃地答应着。
转年开了春，眼瞅着到了开学的日子。这天早晨，大妈把卫国从被窝里叫醒，给他穿戴好衣裳，然后挂在他脖子上一个书包，“卫儿，你能上学了！”
卫国简直不敢相信，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只是“嗯”的一声，用力地点点头，眼睛里闪着光。
当时的郭家沟是隶属于刘家圪大队的一个自然村，而整个刘家圪大队就只有一所小学，坐落在自然村马家店。刘家圪大队的各个自然村，是一种散漫的排列形式，这个马家店小学就处在散漫的各个自然村中间。大队也没有能力新建一栋学堂，只好征用了一座废弃的庙宇，再改建成学校。学校总共建有三孔窑洞，其中一孔是教师办公室，剩下的两孔当做教室用，一共挤了四个年级——二年级复式班占一孔，另一孔则是三四年级复式班。原来庙宇的院子很小，改建成学校后只好长期借用河滩当做操场。
大妈领着卫国去学校报了名，拿到了低年级的课本。卫国一看，觉得自己都能看得明白，又想到自己家里没有那么多的钱来交学费，就想跳过第一、第二册，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学起。卫国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妈说了，大妈觉得也有道理，就让王玉德带着他去找学校的老师。
当时，马家店小学只有一位老师，叫刘正安。说明来意之后，刘老师想了想，给卫国出了几道题。他先是问了卫国几个笔画比较多、字形比较复杂的字怎么写，凭着在清涧县上学的那一点底子，卫国思考了一下，就能正确地写出来了。接着，刘老师又出了几道算术题，因为没学过，所以卫国一看到题就傻在那儿了。刘老师见状，耐心地给他解释，这就是咱们平时数数，加法就是添上，整着数数，减法就是去掉，倒着数数。刘老师了解卫国的知识情况，同意让他作为“插班生”，跟着一年级上第二学期的课程。当时延川县实行的是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制。初小是在秋季报名入学的，所以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正好是春季，也就是说卫国可以马上入学，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了。
6.比饥饿更饥饿的饥饿
王卫国正式成为了延川县马家店小学的一年级学生。
当时的马家店小学，由于师资力量和教学场所的不足，只能选择复式班的教学方式，低年级和高年级合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老师先给高年级的学生上课，再教低年级的学生，高年级的学生还要负责低年级的辅导。当时王卫国虽然是一年级的学生，但是由于复式教学的缘故，也能听到高年级的课，基本已经能跟得上二年级的课程了。他的学习成绩优秀，每学期结束，都能拿回一张奖状。
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能够与新环境相适应了。但一开始，因为自己是外来的而受到过小伙伴们的嘲笑。小孩子们的嘲笑方式很简单却又很尖酸：王卫国的清涧口音。他们会派一个孩子先来问他话，当听到他回答之后，所有的孩子都会大笑，然后夸张地模仿他的“清涧口音”；渐渐地就有粗鲁野蛮的孩子开始叫他“外路脑子”。
原先在王家堡的时候，王家算是村里的大户，而王卫国一直都是孩子王，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发起了反抗，只不过因为自己一家是外迁到郭家沟的，大爸平时待人的谦逊平和他也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他只是向孩子们提出了抗议。没想到当他提出抗议的时候，嘲笑他的小伙伴们竟然做出了大吃一惊的表情，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外路脑子”居然敢反抗他们。
于是他们开始变着法子地孤立王卫国：在村里的时候，没有人和他一块儿玩耍，只要看见他走过来，大家就会大笑着散开，把他一个人晒在那里；上山砍柴的时候，总是有人早他一步“占山为王”，把所有可以砍到柴的地方，都分给自己人，但是惟独不让王卫国砍。
现在情况不同了，上学的时候他会和村里小伙伴们结伴；下课了，也有人和他一起打闹；放学了，也会有小伙伴和他一起打猪草、砍柴了。导致着翻天覆地变化的是因为王卫国身上不肯服输的劲头，自尊心极强的他，面对鼓励和嘲笑，没有变得越来越唯唯诺诺，而是抬头挺胸做人。有时受到比自己大的孩子欺负，他也会勇敢地反抗，打起架来也是一点不含糊，慢慢地小伙伴们发现，这个“外路脑子”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好欺负，孩子心性也是三分钟热度，王卫国的个性也让大家越来越喜欢他了。
王卫国在学校越来越适应，王玉德夫妇也正想着法子供小卫国念书。那时，社会上热闹非凡，今天要搞“大跃进”，明天要搞“反右倾”，这么整来整去反倒让农村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过好在他们家里不过是四口人，而且只有一个小孩，日子虽说过得紧，但是想想办法总能凑合过去。
1986年开学，王卫国在马家店四年制初级小学里升到了二年级。
与此同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人民群众拥有了土地，却在短时间内失去了目标，刚刚摆脱封建土地制度下的中国农村在前进的道路上举步维艰，而这种艰难在现实社会中具体表现为脱离客观规律的社会运动。
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热情有所不同，王卫国并没有为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取得的“成绩”所迷糊，这一切对于他来说最大的记忆就是“饥饿”，涵盖一整个时代的饥饿。这份饥饿并不只是肉体上的，还有心灵上的影响，同样也是巨大的——这个时代太残酷，但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他养成了忍耐、刚毅、倔强、自立的个性。
其实早在1957年，少年王卫国刚刚来到郭家沟的时候，反右斗争就已经在全国迅速展开了。当然，由于地理性因素，再加上庄稼人大多是靠土地吃饭的本分人，所以即使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也远远没有波及到王卫国的生活。
然而到了1958年，这场运动却很突然，无法避免地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地席卷了全国。
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之后，由于盲目的繁重的工作和劳动，造成了劳动力的大量消耗，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也为了更快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指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村人民公社紧随其后的诞生了，于是家家砸坏自家的饭锅，送到了冶铁厂，开始在公社大食堂吃大锅饭。
农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又是乡级政府机构。公社取消了自留地，这就等于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收了回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原本在土改时分到的土地，先是归了农业社，农业社又归了人民公社，打下的粮食反倒比过去单干和互助组时少了。王卫国家更是艰难，本来只要肯下苦力气，靠着大伯王玉德一个人的劳力，完全可以供得起一个四口之家，哪怕并不富裕，至少是可以满足一家人的温饱的。可现如今，加入了人民公社，哪怕再起早贪黑，流多少汗，受多少苦，一年挣下来的工分也是均等的，而且少得可怜，公社里分的粮食，也不够一家三口的口粮，也没有多余的哪怕一点点钱，更别说满足其他的花销了。
其实，这种情况要放在以前，王玉德一家也就凑合凑合，紧紧裤腰带挺过来了，可是现在王卫国不仅要长身体，还要上学，这可是他们一家子的支柱啊，说什么也不能委屈了儿子。可是每当到要给儿子添置上学所必须的东西时，王玉德就不住的犯愁，这些花费付出放在20世纪40年代，虽然也是一时拿不出手，但是当时只要肯卖力气，总能凭着一分辛苦得到一分收获，哪怕是前几年，也能做到满足温饱，更不会为儿子上学的纸笔费用着急啊。
王玉德的难处，王卫国也是看在眼里的。他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眼下更是能体谅家里的困难，也不愿意让老人跟着他着急，所以只要学习用具能用，哪怕将就一些也没有一句怨言，从来没有提过过多的要求。
上学的用具能省就省，但是王卫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俗话说的好，“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总是吃不饱饭，确实让他苦不堪言。但是他又知道家里眼下的光景不好，拿不出那么多粮食来，所以他平时在吃上也没有跟大爸大妈嚷过。
平时是能忍得住，可是一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在吃东西，自己的眼睛就不受控制地盯着人家。这也没有什么丢人的，他毕竟是个孩子，毕竟没有怎么吃过饱饭。有一次大妈看见了这情况，就问他：“卫儿啊，你看到别人家的娃娃吃好吃的，你想吃不？”
儿子回答：“想吃，有时看到人家吃我都想流口水，可要是看不见人家吃，我也就不觉得想吃了。”。
儿子的回答，让夫妇俩心疼不已。王卫国太懂事了，懂事的让人心疼，所以夫妇俩暗下决心，无论如何，哪怕日子再不好过，宁可自己多受些苦，也得供儿子念书，也得把孩子养成材。朴实的父母在王卫国的成长道路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明白不念书的孩子成不了事，正是他们这样无私的付出，才使得王卫国有机会成为日后享誉中国的路遥。
7.他是“半灶生”
王卫国从小聪明又淘气，顺利地在马家店小学读完了四年的初级小学。转眼到了1961年的夏天，王卫国从初级小学毕业，顺利考上了高级小学。高小并不是设在马家店小学，而是需要进入延川县城关小学读书。
当时延川县小学的设置是这样的：县里的各个公社都有属于当地大队的初级小学，负责各地的初小教学任务。学生从初小毕业，如果要上高小五六年级的话，就只能通过统考到县里，也就是公社办的高级小学里学习。王卫国所在的郭家沟是属于刘家圪大队的，而刘家圪大队又是属于城关公社，对于打小就机灵的王卫国来说，初小的毕业考试自然不在话下，所以他在1961年顺利地通过统考考到了城关小学高小部。王卫国能考到城关小学高小部，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并不是小聪明小机灵可以做到的，这也就说明他的学习成绩已经相当优秀了，至少在农村孩子中属于出类拔萃者。
当年8月，王卫国来到了延川县城关小学。
城关小学位于延川县城的唐坡上，当时也设有初级小学，而且四年级以下的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县城干部和城镇市民子弟，无论当时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怎么样，城市孩子的吃穿用度都远远不是农村学生可比的。而高小部的五六年级，则全部是由经过全县统考的学生组成，所以也就包括了城关公社范围内的一小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这些学生，因为离家较远，平时来往不便，所以需要住校，再加上当时的社会情况，学校也没办法供给这么多学生的饮食，所以就需要这些农村来的孩子上灶，也就是要从家里带来小米、白面、杂面等，交给学校的食堂，由学校食堂统一做成熟饭。而一些家庭情况比较困难的学生，由于交不起米面，就只好在家里蒸好了菜叶加麸糠做成的干粮，带到学校里，在吃饭的时候让食堂热一下，这类学生被称为“半灶生”。
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县城的王卫国，很快就迎来最大的困难——吃饭。因为他也是个半灶生，这还不是最困难的，最主要的是他家虽然不是最穷的农家，但他却成为了城关小学最穷的学生。
当时的高小部一共只有两个年级四个班，大约有180名学生。而这些学生又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家住在县城里的，来自机关、事业、企业的干部、职工家庭的孩子和城关大队农民的子女；另一类是城关公社下辖的四十个村子里的农民子女。前者因为离家比较近，可以在家里吃饭、住宿，被称为走读生；后者因为离家远的缘故，在学校里住宿、吃饭，被称为住校生。按照当时的情况来分析，住校生的人数是要远远小于走读生的，可以肯定基本不会超过二十人。因为那时农村的小孩能考得上高小的人很少，具体到王卫国他们这一年级，平均两个村子有一个上高小的孩子就已经烧高香了。
吃饭对于住校生来说可是天大的事情，由于远离父母，每次来上学都要带上足量的米面，也因此又在住校生中分出了两种类别：全灶生和半灶生。全灶生里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指的是学生能够给学校食堂交纳足以维持学生日常饮食的米面和菜金，这一类学生就可以根据粮食库存情况报饭吃，甚至于吃什么吃多少都可以自己定；第二类就是没有办法交足伙食费，但是可以从自家带来满足自己饮食的米、面、菜的学生，这样的学生一般也能自给自足；剩下的就是半灶生了，顾名思义就是只能用半个灶头，说白了，就是自己从家带来用菜叶加麸糠的团子，带到学校的灶房加热了。王卫国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他在城关小学上高小期间，正赶上我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只靠着几垧薄地维生的陕北农民，已经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地步了，再加上家底本来就薄，已经拿不出足够的粮食了，所以只能吃加了麸糠才蒸出的团子。
对于城关小学的住校生，尤其是半灶生来说，吃饭绝对是一场考验。每天早中晚的饭钟一响，第一个冲进灶房的一定是“半灶生”，因为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灶房，抢先取出自己的团子。
团子大多是用麸糠蒸的，没有什么团力，如果半灶生不早些把自己的团子抢出来，要是被别的学生一翻搅，这些“团粒结构”的干粮立马就会散架，根本没办法捧在手里，更不用说吃了。学校有规定，“半灶生”在每周的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上完主课后就可以离校，回家取干粮，以保证一个星期的食物维持量。到了炎热的夏季，糠菜团子放不住，会很快发霉变质，所以学校才会让半灶生每周回去两次，一次不要取太多的团子。可是即便如此，他们的团子也还是会坏掉，但是他们也绝不会轻易扔掉，因为没有了这个发霉了的团子，就要饿肚子了，当时的人没有不了解饥饿的感觉的，即使变质了也要硬着头皮吃下去。
每到这时，这些“半灶生”就会悄悄地躲到墙角，不看不想的把团子几大口吃完，再紧接着喝一碗“熬锅水”，大口吞咽几次就算吃完了一顿饭。可以说，吃干粮，喝“熬锅水”，在“半灶生”的生活中已经常态化了。
然而王卫国带去的团子，一定是所有团子里“团力”最差的一个，因为他的团子麸糠少苦菜多，几乎不能上灶加热，因为只要一上灶，没有黏力的团子肯定会散架。所以每到吃饭时，王卫国就和其他的半灶生一样，躲在墙角旮旯，就着酸菜大口地吃冷糠团子，尽管冷硬的糠团子难以下咽，但总比饿肚子要强。
在王卫国的记忆里，他的童年几乎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即使是在学校当半灶生他也很知足了，这一定比大爸大妈吃的要好多了——老人吃的东西里糠更多，“团力”也更差，因为他们把为数不多的菜都和在了王卫国的团子里。
大妈很想念一个人在外求学的王卫国，怕他吃不饱，怕他不习惯，毕竟他是这个家的粘合剂，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只要城里有了集，大妈一定会挎上一篮子红薯、洋芋之类的去赶集。这些瓜果顶多也就只卖得出几毛钱，远不如自己留着改善伙食，但是大妈却宁愿把这些换成钱，赶上十五里路，给在县城读书的孩子送去。她也知道，这些钱并不能让王卫国吃饱穿暖，但是哪怕有一点好东西，她都愿意奉献给儿子，即使是在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的时候，哪怕蒸了来年的红薯苗种，也不舍得儿子在学校里断了粮。
甚至在家里穷得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为了不让儿子中断学业，大妈宁可拄着打狗棍跑到延长县一带的村庄去讨饭，再把讨来的食物卖掉，换成零钱供孩子上学。虽然在苦难时期，讨饭已经成为了陕北农民的一种普遍行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大妈对王卫国无私付出所彰显出的母爱。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王卫国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跟饥饿作斗争，饥饿曾经使他无限地接近死亡。在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关于“饥饿”的描写和由于饥饿所带来的影响都那么令人印象深刻，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到那个时代与“饥饿”奋力抗争的人那种超强的毅力。惟有亲身经历过什么叫做饥饿，才能对那种情感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吧！
8.用知识填补饥饿
当时王卫国在城关小学就学的班级是出了名的尖子班，班上没有几个同学的情况是和他相近的，相反，大部分都是县城干部与职工的子弟，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虽然不会说过得多么多么好，但是在衣着上还是和王卫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处在一群衣着干净整洁的同学中，王卫国一身补丁摞补丁的衣着更是显得寒碜。
相比之下，对王卫国威胁的饥饿的压迫，反倒显得不是那么急迫了，毕竟吃饭似的窘迫只是在灶房才能看到，衣着确实朝夕相处都能看到眼里的。这对从小就自尊心极强，内向而又倔强的王卫国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
可是在不久之后，王卫国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种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灾难。因为城关小学的住校生数量激增，学校为了方便管理，在住校生的管理制度上取消了“半灶生”这个尴尬的存在，要求住校生必须是“上灶生”，这一改变使得像王卫国这样的贫苦家庭的孩子连惟一的临时救急措施都没有了。这也意味着变为“上灶生”的他们要每月按时缴粮缴菜金，以王卫国家当时的生活水平，这几乎是做不到的。
“上灶生”由伙房统一安排伙食。那时，学校一天安排两顿饭，根据每个住校生交纳的菜金和粮食的多少，分配每个人的伙食。于是每顿饭的饭菜又因为缴粮的多少分为了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级的菜自然是最好的：有洋芋、白菜、粉条，里面还会时不时的掺杂进几片让人流口水的猪肉片子，主食主要以白面馍为主，这样“丰盛”的一顿饭，每份要三毛钱；乙等级和甲等级从伙食上说没什么差别，只是没有肉，油水也相对要少，主食方面也掺杂进了玉米面的馍，总的来说吃得也算不错，所以这样的饭每份要一毛五分钱；丙等级自然是最差的，一般只能吃清水煮萝卜或者清水白菜，主食也只有高粱面的馍，因为简单所以每份只要五分钱。
当时学校没有设置学生的餐厅，一到饭钟响起的时候，学生灶房里就会排起十几路取饭的“上灶生”纵队，队尾能一直排到墙根。取到饭的学生，就在院子里自行围成一圈，三下五除二就能打发完一顿，周围同学吃什么，大伙都一清二楚。
王卫国毫无例外地成为了吃丙等级菜的“上灶生”，事实上他连每个月只有四五块钱的伙食费都交不起（尽管当时的四五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即使是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不是顿顿能吃得起的，而他之所以能勉强维持每天的伙食，还是靠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凑起来的。
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每天清汤寡水还常常吃不饱饭的王卫国，经常会饿得发晕，甚至饿得发疯，饿得绝望，仿佛已经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若干年后，成为了路遥的王卫国曾经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真实地刻画了他当年忍饥挨饿时的情形：
“饥饿迫使我凭着本能向山野里走去。县城周围这一带是偏过一两场小雨的，因此大地上还不像我们家乡那般荒凉，远远近近可见些绿颜色。我在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巧找到儿个野雀蛋，那对我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我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火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就扒出来几口吞掉了。
节气已经到了秋天。虽然不很景气的大地上，看来总还有些收获的：瓜呀、果呀、庄稼呀，有的已经成熟，有的正接近于成熟。这些东西对一个饿汉的诱惑力量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总是拼命地咽着口水，远远地绕开这些叫人嘴馋的东西。我只寻找那些野生的植物充饥——而这些东西如水和空气一样，不专属于任何人。除此之外，我绝不跨越雷池一步的！不，不会的！我现在已经被人瞧不起，除过自己的清白，我还再有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呢？假如真的因为饥饿做些什么不道德的行为来，那不光别人，连我自己都要鄙视自己了。”
在王卫国以后的日子里，这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一直如影随形。在上中学期间，王卫国难得回了一趟清涧老家，多年未曾见面的母亲欣喜不已，知道王卫国从小就爱吃，所以用家里仅剩下的高粱面和土豆丝包了一大锅“扁食”。独特的“扁食”是经不起沸腾的开水的，全都烂在了锅里。站在灶台旁，原本兴冲冲的母亲，在揭开锅盖的一刹那就愣在了那里，紧接着就趴在灶台上痛哭起来。王卫国看着这四分五裂的“扁食”，心里五味杂陈，他没有说话，只是狠狠地操起筷子，一口一口地狠命地强咽着滚烫的、破碎的扁食。
这种来源于饥饿感的屈辱，并没有使王卫国屈服，而是给了他更大的动力——学习的动力。早在学校还没有取消“半灶生”制度的时候，每周三和周六，回家取干粮的时候，王卫国总是第一个匆匆忙忙地离开学校，但他并不是马上回到郭家沟，而是直接跑到了县文化馆的阅览室。
延川县的文化馆设有一个小小的阅览室，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因为受到物质的影响，也不得不萎缩。阅览室不仅小，而且在仅有的几张黄油漆桌子上只摆放着几份可供人们阅览的书报。但是这对王卫国来说已经够了，他一本一本、一份一份地阅读过。每个周三和周六，王卫国都要等到阅览室下班关门，才会依依不舍地离开。
有时，被前来阅读的老师撞上，老师奇怪王卫国怎么还没有回家去取干粮，王卫国就搪塞老师，他是要和村里伙伴约好了一块儿回家的，人家让他在这里等着了。
因为忘我地投入到了阅读书报当中，王卫国总是很晚才能回到郭家沟的家里，大爸、大妈担心他，也总是抱怨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呀？王卫国总是编谎说，学校有规定，必须到规定的时间，“半灶生”才可以离校回家取干粮。
就是这间小小的图书馆和简陋的阅览室，让少年时代的王卫国逐渐领略到了延川外面的世界的风采，增长了见识。
城关小学毕竟设在延川县城，在教学质量上到底是要比马家店小学好了不少，开设了许多马家店小学没有的课程，比如美术课、音乐课。其中美术课是最让王卫国头疼的，他已经没有钱去解决吃饭问题了，更别说去准备绘画用的纸和水彩笔了。所以每到美术课，王卫国就很是苦恼，他只能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同学们画画；要不然就随便找个借口跟老师请假，等到下课了再回来。教美术的老师也是明白人，渐渐发现了王卫国这逃课是有原因的，于是每次上课就会主动送给他几张教案纸，再帮他向其他同学借几支笔，好让他完成作业，老师这么做也是为了维护王卫国小小的自尊心。所以每到这个时候，王卫国就会很快地在纸上画画，然后交给善解人意的老师。老师理解也愿意照顾这个家里困难的孩子，每个学期结束时，也总是会给他一个能够顺利及格的分数，并不会为难他。
相比美术课，上音乐课却是令王卫国很开心的一件事。因为唱歌是王卫国的强项。生母马芝兰虽然识字不多，却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好嗓子，而且很有艺术天分，陕北民歌张嘴就能唱出来。童年时的王卫国，就是在母亲吟唱的民歌声里成长起来的。不仅如此，王卫国的本家五叔，也是位能歌能唱能说的民间能人，弹三弦、说链子嘴，样样信手拈来。
正是在身边这些多才多艺的亲人的耳濡目染下，王卫国深深地迷恋上了陕北那富有人情味又生动活泼的信天游。所以，在音乐课上，王卫国一扫之前的自卑与怯懦，不仅兴奋地用高门大嗓吼出了信天游，而且新的歌曲也学得非常快，常常是在别的学生还没有学会的时候，他已经能够把新歌唱得如行云流水了。
虽然在吃的穿的物质上，王卫国都比不了县城的同学，但是他依旧凭着自己不屈不挠的劲头，逐渐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9.中学生王卫国
随着王卫国知识面的不断扩充，和在音乐方面获得的自信的力量，他已经逐渐在精神层面上获得自身的超越，那是一种彻底地超越物质生活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他很快地完全融入城关小学那个县城干部子女占大多数的班级，并开始有同学主动地“紧密团结”在他身边。
可以说在城关小学上“完小”的后半程，这个在饥饿中不断成长、在饥饿中完成精神层面超越的男生王卫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来一片笑声。而且王卫国读的书比起他所在的班级中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多，所以当其他的孩子还不知道《三国演义》是本讲什么故事的书的时候，王卫国已经能够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给同学们讲述其中的精彩片段了。凭借着拥有着丰富的知识信息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的王卫国，俨然已经成为了全班同学的核心，并开始担任起班长的职务。
转眼间到了1963年，彼时我们的国家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挺过来。在这困难的时代，陕北大地也是陷入了极端贫困的境地。当时14岁的王卫国就在这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难中完成了高小的学业，迎来了初中的升学考试。
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没钱、没粮，已经成为了陕北农村普通人家最真实的生活状况了，王卫国大爸家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不仅仅是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煎熬，最让王玉德头疼的是，家里已经没有能力再供王卫国上学了。这一残酷的现实，让王玉德整日里唉声叹气，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只好对王卫国说，卫儿，中学就不要念了吧！
王卫国不是不清楚家里饥贫交迫的窘困处境，也不是不能理解大爸的无可奈何与力不从心，但是从小就生性好强倔强的王卫国不愿意就这样回到家里受苦，他看惯了亲生父母和大爸大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不愿意就这样再次面对饥饿的威胁，尤其是在通过学习增长了视野之后。于是王卫国还是毅然决然的上了考场，他并不是任性，当时的他只是简单地想证明自己：“哪怕没有机会再让我继续读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
当时与王卫国同台竞技的学生一共有1000多名，而延川县的县立中学却只录取100名左右的新生。就是在这样十进一的残酷竞争下，王卫国凭借着扎实的知识功底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地最高学府——延川中学。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就在王卫国为自己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满意和自豪的时候，一个消息仿佛一道晴天霹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的头上——家里实在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了。
其实，大爸王玉德也并不愿意就此中断儿子的学业，但是家里的情况又不由得他不这样想。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去找人商量，是让儿子继续上学读书，还是尽早回到家里跟自己务农受苦？
俗话说穷帮穷富帮富，王玉德请教的人们也大多是穷人，少有几个日子能比他过得舒坦的，相同的贫乏的物质基础使得这些人的看法自然也大致相同：“穷不供书，富不教学，吃饭穿衣得看家当。”家里本来就已经揭不开锅了，没有必要再穷尽心力让一家人忍饥挨饿去供王卫国上学了。
听了邻人的建议，王玉德心里敲定了主意。虽然他觉得这样做很对不起儿子，但是能够供他小学毕业就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家里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巴了。心里拿定了主意，王玉德也不再跟儿子商量了，但凡儿子问起上中学的事，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打着哈哈糊弄过去。
眼看着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王卫国几次询问大爸上学的事情，满心期待着大爸能像以前一样，再把自己送进学校。但是等来的却是大爸递来的一把锄头和一句如同晴天霹雳的话语：“卫儿，跟我锄地去。”
王卫国愣住了，回过神来的时候，猛地把锄头扔到了地上，一边大声哭，一边喊道：“我想上学！”。大爸看着眼前像一头小牛犊一样发怒的儿子，没有说话，心却好像被锄头狠狠地锄了一下，因为他面对这一切是那样的无能为力。
眼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背起书包去上学，王卫国心中苦不堪言。一时情急的他，猛地想到了大爸的拜识（陕北人管结拜兄弟叫拜识）——大队书记刘俊宽。为了能上学，王卫国不顾自己的倔强与自尊，哭着去找刘俊宽：“干爹，我想上学，我想上学，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王玉德早年跟着父亲王再朝在郭家沟落了根，因为是外乡人，多少年来一直为人低调谨慎，谁家有了红白喜事，总是一家子主动地去帮忙，再加上他本来为人就老实，在乡邻之间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于是渐渐的王玉德也就在郭家沟站稳了脚跟，还结交了自己的拜识。有了拜识，王家在郭家沟也就算真正有了底气，不再是外乡人了。这个拜识刘俊宽也是个老实巴交的汉子，王卫国过继过来之后，也真心的为王玉德高兴，当下就认了王卫国当干儿子，后来看王卫国聪明机灵，十分支持他上学。这也是王卫国为什么会在这时候想到他的原因。
干儿子哭着来向自己求救，而且是为了上学哭得这么伤心，作为干爹的刘俊宽心里别提多难过了。可是他现在也是自身难保，就算想要帮干儿子，也是力不从心。毕竟能和王玉德做拜识，总归也不会是什么富裕的大户人家。不仅不富裕，眼下这个时候也是要靠糠菜充饥的，这样怎么才能帮到干儿子呢？
刘俊宽沉默了半晌，缓缓地站起身，像是做出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对干儿子说，走，卫儿，干爹给你借粮去。
前面也说过了，那个年月陕北刚刚挺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家家户户的情况都差不了多少，都是一样的穷，要想从朝不保夕的陕北农人家里借到粮食，本身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好在刘俊宽在平日里为人仗义，作为大队书记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在那一带的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总算在他奔波了几天、跑过了许多家之后，借到了两斗黑豆。
在那个时候，有了粮食也就等于有了上学的希望。这让王卫国一下子兴奋不已，他二话不说立即收拾好铺盖卷，扛起两斗黑豆，匆忙向县城赶去。谁知道出发的当天下午，王卫国就一脸失望沮丧地回到了郭家沟村干爹刘俊宽的窑洞里。
“干爹，延川中学不要我了！”
刘俊宽惊讶地问：“为啥啊？”
王卫国一边哭一边跟刘俊宽解释着。刘俊宽这才知道原来学校有规定，超过一个礼拜不去报到的新生就算自动退学，不再予以接收。刘俊宽听完了王卫国的话，犯起了难，如果说是家里没法供王卫国上学，他还能帮衬帮衬，可现在是学校方面不收学生了，自己又能怎么办呢？
王卫国并不知道此时干爹的心中所想，只是一个劲地哭。刘俊宽想了想，起身替王卫国把满脸的泪水擦干净，带着他匆忙地向延川县城赶去。
原来刘俊宽早些年曾经在延川县城工作过几年，并且与时任延川中学校长的杜永福关系处的很不错。这次刘俊宽就是要去拜托杜永福来接收自己的干儿子。父子俩紧赶慢赶赶到了延川县城，拔腿就直奔着延川中学去了，并且很快找到了校长杜永福，把王卫国的学习情况和家庭的情况详细地向杜永福作了介绍。
杜永福校长也没有想到多年的老友，会为了干儿子上学的事来找自己。在了解了王卫国的学习情况和考试成绩之后，觉得有必要给王卫国一个机会。虽然杜永福是感动于刘俊宽的仗义，但毕竟王卫国也是一个人才，而杜永福也是十分爱惜人才的，所以他当即召开校委会研究讨论，并且很快就在学校通过了决定，破例接收王卫国入校学习。
通过争取到延川中学上学这件事的经历，王卫国充分认识到了把握自己命运的重要因素——能力。这既包括自己的实力与努力，也包括人事关系。可以说这一步的成长在很多年后成为作家路遥的王卫国的人生中，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步。
1963年9月，路遥终于成功地进入了延川中学初中六六级乙班进行学习。延川中学位于延川县城的南山坡上，虽然是延川县城的最高学府，校舍却非常简陋，只有几排古老的平房与窑洞分别作为教室与宿舍。
初六六乙班还是延川中学的一个尖子班，学生们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大都很有个性，也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初六六乙班成为了当时整个延川中学最难管理的一个班级，先后换过四任班主任，都难以把这群学生驯服。
王卫国上学时，六六级乙班的班主任正好是一位刚从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老师常有润，而语文老师则是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程国祥。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王卫国就读于数学老师任班主任的班级，却偏偏不擅长数理化，反而更喜欢文学。所以他在上课时的状态一般都是，要么就认真地听，要么就干脆不听，自己偷偷看小说。
这样的状态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上课的大忌。好在班主任常有润老师的教学态度很开放，对待学生也很宽容，他对王卫国说：“你可以不喜欢数学，我知道你喜欢文学，但是如果你感兴趣就要多下功夫。”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宽容的班主任，才使王卫国有机会成为路遥。因为他在初中阶段有条件去广泛地接触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当时的延川中学已经修建了一座不错的图书馆，王卫国毫无疑问地成为了那里的常客，还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到了已经有很多年头的文学杂志。他就是这样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一切他所能触及到的精神能量。因为王卫国抓住了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来读书看报，所以他的语文成绩在整个年级都是相当出色的，写出的作文甚至被当做范文在各个年级间传阅。可以说，在延川中学的经历，让王卫国演变成路遥成为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