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定佛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敦煌艺术展来到香港，我去看展，走到一尊禅定佛前，瞬间被击中了。她的微笑，那么优雅、慈悲，又有母性的温暖，透露出放下世间万物的安静。人应该用那种状态活着。不，那种状态是人类达不到的。虽然只是一尊复制品，已足以令我震撼和感动。”图为莫高窟259窟的禅定佛，北魏，被称之为“东方微笑”（敦煌研究院提供）。
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悲哀，是几乎都是无神论者。见到神佛没有敬畏心，拜神拜佛不过是有所求。可是，当我们解决了物质问题，妄想就开始越来越重，开始在物欲面前迷失，开始不满足，不快乐。
一九九〇年代，我在香港从事出版业，拥有发起了香港金像奖的《电影双周刊》，同时也在投资改造中影下属杂志《中国银幕》。在当时的我看来，电影集合了戏剧、影像、音乐、舞美等等最好的艺术形式，天天与电影打交道等于圆了文学青年梦，应该高兴。可是彼时的香港电影市场，繁荣背后又有其黑道横行、过度娱乐化乃至庸俗化的阴暗面，与我的初衷不符，诸多无奈。有一天，敦煌艺术展来到香港，我去看展，走到一尊禅定佛前，瞬间被击中了。她的微笑，那么优雅、慈悲，又有母性的温暖，透露出放下世间万物的安静。人应该用那种状态活着。不，那种状态是人类达不到的。虽然只是一尊复制品，已足以令我震撼和感动。
这一面之缘对我的影响并不是醍醐灌顶的。在那之后，我并未动念去了解佛法，依然沉迷在自我的妄想中。少时的我对电影《少林寺》十分着迷，为此专门去学了武术。赚到一点钱后，我找到张鑫炎导演，请他出山拍《新少林寺》，幻想着能出演男主角。导演答应了，但建议拍成电视剧，主演要表现很多动作，他中意拿了十项全能冠军又与武术指导袁和平合作得很好的吴京。我心想自己十项里才练过几项，只得不吭声。就这样挨个角色否定，整个过程就像是导演在度我。到最后，导演说，所有人都换了，师傅就不换了，老演员于海身体还好。于是，我亮相银幕的最后希望破灭了。少林寺不接受拍摄，这部剧实际是在天台山的国清寺拍的。现在回想，当时的我们真的是毫无敬意，认为在寺庙拍片是在帮其做宣传，结果却被老方丈痛骂，说戏里让和尚吃狗肉、翻墙，玷污了佛门圣地。这部剧后来大卖，演员都成了明星，许多人捧着钱等续集。但与此同时，少林寺却成为愈发嘈杂的旅游、学武之地，我们也连带受到质疑。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因为原先我认为自己做成了一件好事，而事实上，我们获得那一点利益的代价却是让佛门不得安宁，与其宗门教义相背离。
我重又回想起那尊禅定佛。狂妄的少年梦在这里转折。我意识到许多事情不能只顾一时的痛快和荣耀。不是说有了力量就可以狂妄地做任何事，不计后果。我放弃了再拍续集和其他相关题材电视剧，转而投入于纪录片的拍摄。从《台北故宫》到《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从《敦煌》到《千年菩提路》，用影像来记录、整理历史。并通过两个基金会——良友文化基金会、敦煌文化弘扬基金会——致力于传统文化宝藏的保护，汇聚善缘，护持修行者。
如今，我每日读经，但自觉智慧不够，未有皈依任何山门。在敦煌，每当我静静端详禅定佛真身，仍常会不自觉地泪流满面。人在少年时代总有许多狂妄的梦想。如今我领悟到的是要把有限的力量用来做对的事，有所不为。
（口述：王胤|采访：严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