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近现代日本作家中，非以寿终者颇不在少数，芥川龙之介乃其一。芥川1892年生于东京。1915年就读于东京大学英文专业时以短篇小说《罗生门》步入文学创作之途。而在1927年三十五岁时便因“恍惚的不安”自行中止了生命的流程。日本近现代文学天空于是陨落了一颗光芒正劲的奇星，不知使多少人为之扼腕唏嘘，平添哲人其萎之叹。

芥川确是一颗奇星，一颗放射奇光异彩的哈雷彗星。或许这种比较有些滑稽——他总是使我不期然地想起我国唐代以“鬼才”著称的短命诗人李贺。芥川天资聪颖，博学强记，多愁善感。创作讨厌平庸，讨厌直露浮泛，讨厌隔靴搔痒式的含蓄和自然主义式的写实。行文精雕细刻，立意独辟蹊径，构思缜密严整。虽有“强说滋味”之嫌，却也入木三分。借用颇不客气的流行语来说，可谓喜欢“玩弄深刻”的作家，但不能不承认他玩弄得相当高明。同时他又是高产作家。短短十几年创作生涯中，写了一百四十九篇小说、六十六篇随笔、五十五篇小品文及诸多评论、札记、游记、汉诗、和歌、俳句等作品，译成中文都有厚厚五大本，洋洋二百八十万言。

以题材论，其作品可分历史与现实两大类，前期更以历史题材为主。

说来有趣，芥川大学时代专攻时髦的英文，但最为拿手的却是汉文。念小学时便读了《水浒传》、《西厢记》。中学时代读了《聊斋志异》、《金瓶梅》和《三国志》（《三国演义》），并喜欢汉诗。进入大学后仍在《琵琶行》等中国小说天地里流连忘返。有此汉文修养，对日本古典自然触类旁通，别有心会。书山稗海，文史苑囿，于中沉潜含玩，钩沉抉隐，一旦发而为文，自是信手拈来，随机生发，纵横捭阖，不可抑勒。从王侯衙役到市井小民，从寺院高僧到天主教徒，从紫宸之深到江湖之远，在其笔下无不呼之即来，腾跃纸上。例如《罗生门》、《鼻》、《地狱变》、《密林中》、《芋粥》、《开化的杀人》、《奉教人之死》、《枯野抄》、《阿富的贞操》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也有的取自中国古代文史作品，如《仙人》、《酒虫》、《黄粱梦》、《英雄之器》、《尾生的信》、《杜子春》、《秋山图》等。值得注意的是，芥川的历史题材小说并非为了演绎历史典故和翻拍历史人物，而是身披历史戏装的“现代小说”，目的在于借古喻今，针砭时弊，臧否人物，传达现代人的生命窘态和灵魂质地。如鲁迅在《罗生门》译者附记中所指出的，芥川的作品，“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用日本当代学者的话来说，“归根结蒂，‘中国’之于芥川乃是仅仅提供了作品素材的异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一如日本王朝的优雅世界”（伊东贵之语）。不妨认为，芥川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原典出入自如，布局浑然天成，主题独出机杼，笔致摇曳生姿。

另一类是现实题材。芥川生性敏感，纵然一件司空见惯的小事，也往往使其脆弱的神经震颤良久。一般说来，他不重描绘而意在发掘，疏于叙述而工于点化。少的是轻灵与潇洒，多的是沉郁与悲凉。此类作品主要有《手帕》、《橘》、《矿车》、《一块地》、《将军》、《玄鹤山房》、《海市蜃楼》、《河童》、《齿轮》、《某傻子的一生》等。或写村姑的纯朴，或写少年的孤独，或写乡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写军人的滑稽可笑，尤以描写知识分子苦闷和绝望的精神世界见长。其中《齿轮》和《某傻子的一生》叠印出作者本人一生的背影，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从中不难窥见作者自杀前的精神状态及自杀的原因。而这些又大多出以机警戏谑的语气，惟其如此，更让人痛切地感受到其灵魂的尴尬和迷惘。也正因为这样，《橘》中离家做工的小女孩从火车窗口抛给弟弟们的几个金黄色的橘子，才在芥川阴沉沉的文学天穹划出了格外美丽动人的抛物线。总的说来，现实题材的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较历史题材相形见绌，甚至不乏《保吉的手册》等“保吉”系列作品那样的较为平庸之作。

无论得于史料之作，还是拾于现实之篇，其一以贯之者，大约是以下两条主线。

一是对人性中“恶”的暴露、揶揄和鞭挞。《罗生门》以令人窒息的紧凑布局将人推向生死抉择的极限，从而展示了“恶”的无可回避，展示了善恶之念转换的轻而易举，展示了人之自私本质的丑陋，第一次传递出作者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无奈与绝望。《鼻》则把犀利的笔锋直接刺向人的深层心理，自卑与自尊，虚伪与丑恶，软弱与做作，同情之心与幸灾乐祸，种种微妙复杂的心理天衣无缝地聚敛于一部短篇之内，委实令人惊叹，使人感慨，发人深省。此篇受到夏目漱石的极大赞赏，成为其进入文学殿堂的叩门之作。《密林中》以几个人对同一案件的不同证词或告白，于扑朔迷离之中凸现人性的机微、人的无可信赖和无可救药。手法新颖，寓意深刻，虚实相生，玄机四伏，“乃出色的‘物语’产出装置”（高桥修语）。此篇前些年曾改编成电影剧本以《罗生门》为名由黑泽明搬上银幕，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蛛丝》屡屡入选日本语文教材，是广为人知的短篇之一。主人公在捋着蛛丝向天堂攀援过程中只因动了利己之心便重新堕入地狱中无明的苦海。构思精巧，刻画入微，对比鲜明，而主题依然是诠释人之私欲的根深蒂固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人性的无奈与绝望。其他如《手帕》、《阿富的贞操》和《一篇爱情小说》等亦属此线的延伸。芥川有时倒也善于渲染人物的心境涟漪，但极少折射晶莹璀璨的光点，而大多泛起无可疏浚的沉渣。唯见凄风苦雨，不闻鸟语花香。至于《侏儒警语》，虽广涉人生、道德、艺术、政治，林林总总，笔法或冷嘲热讽或含沙射影或单刀直入，但追根溯源，大多离不开对人性恶的赤裸裸的揭示和冰冷冷的剖析，至今读来灵魂亦不禁为之缩瑟。而其文学才情纵使在这种随想录或札记式文体中亦如万泉自涌，顷刻万里。试举一段：“我是穿五彩衣、献筋斗戏的侏儒，唯以享受太平为乐的侏儒，敬祈满足我的心愿：不要让我穷得粒米皆无，不要使我富得熊掌食厌。不要让采桑农妇都对我嗤之以鼻，不要使后宫佳丽亦对我秋波频传。不要让我愚昧得麦菽不分，不要使我聪明得明察云天。……我是醉春日之酒诵金缕之歌的侏儒，唯求日日如此天天这般。”（《侏儒警语·侏儒的祈祷》）

第二条主线便是对人对人生的幻灭感亦即厌世主义倾向所导致的对艺术的执著与痴迷，这或许也是出于对前者的一种补偿心理。这点在《戏作三昧》初露端倪，而在《地狱变》中天崩地裂，一发不可遏止。“那被烟呛得白惨惨的面庞，那随火乱舞的长飘飘的黑发，那转瞬化为火焰的美艳艳的樱花盛装……尤其每当夜风向下盘旋而烟随风披靡之时，金星乱坠的红通通的火焰中便闪现出少女咬着堵嘴物而几欲挣断铁链痛苦扭动的惨状……”而作为少女父亲的良秀面对这惨状竟浮现出“一种近乎恍惚状态的由衷喜悦之情”。也就是说，良秀为了成就艺术而放弃了亲情、放弃了道德、放弃了人性，宁愿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女儿被活生生烧死，而他自己也在画完地狱变相图的第二天夜里自缢身亡——父女双亡的悲惨代价促成了一部艺术作品的诞生。这无疑是对作者本人信奉的艺术至上主义惊心动魄的诠释。芥川也在写完这部作品不出十年自杀而死。“他的死因，一多半或可归于使其心力交瘁的神经衰弱，但剩下的大约一半似乎在于他对人生及艺术的过于真诚、过于神经过敏”（菊池宽语）。事实上芥川也对作品的艺术性采取了极其严肃和虔诚的态度，苦心孤诣，一丝不苟。无论所用语言的洗炼典雅还是心理刻画的细腻入微抑或情节设计的无懈可击，都显示出这位作家高超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尤为可贵的是，“他有意识地创造了文体——不是陈陈相因的文体，而是一扫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中村真一郎语），堪称典型的艺术至上主义者。

当然，有争议的作品并非没有，特别是《支那游记》中流露的“中国认识”，里面不难找见国人读起来可能心生不快的词句。芥川于1921年3月中旬开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特派员来华旅行，先后到了上海、杭州、苏州、扬州、南京、芜湖、庐山、汉口、北京和天津等地，历时四个月，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上海见了章太炎和李汉俊，在北京见了胡适等人，但他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中出现的积极动向，更多时候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态度，而对杭州和长沙青年学生的排日行为亦未深入思考其根本原因和加以反省，而仅仅为之反感。他所津津乐道的大多是“支那”和“支那人”落后、颓废、粗俗、脏污、贫穷等“丑陋”的一面——尽管亦是事实——以致在当时就引起了巴金等人的反感和批驳。可以说，对中国古典的向往和对中国现实的鄙视是芥川“中国认识”的一对矛盾。前者使之怀有文化上的自卑，后者催生其现实中的傲慢（“日本优越论”）。这其实也是日本近现代主流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共同的基本倾向，纵令夏目漱石亦不例外。愈到后来，自卑愈见其轻而傲慢愈见其烈，在结果上成为日本对外扩张和侵华战争所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思想舆论资源和社会基础。不过相对说来，芥川在日本近现代作家中对中国的态度还算是比较好的，对日本的穷兵黩武政策也间接地有所批评，甚至在例如《将军》这部作品中表示过反战态度，可以说是较为清醒和有良知的作家。

芥川在他短促的文学生涯中，未留下堪称黄钟大吕的鸿篇巨制，但他无疑是睥睨东瀛近现代文坛的少数几位大家之一，尤其短篇小说几乎无人可出其右，日本每两年颁发一次的著名的“芥川文学奖”就是为纪念他而设立的。

最后想顺便说几句或许题外的话。我是二十五年前在吉林大学研究生院苦读的时候最初接触芥川的。恩师王长新教授曾在文选课上重点讲过芥川作品。执笔时间里，眼前每每浮现出先生授课时专注而和善的神情，耳畔传来其抑扬有致的声调，如果拙译中尚有一二处传神之笔，实乃先生精辟的讲解和气氛的感化所使然。令人沉痛的是，恩师已于1994年4月乘鹤西去，尔来十余年矣！胶东夜雨，灯火阑珊，四顾苍茫，音容宛在。倘恩师得知生前钟爱的作品经弟子之手而为更多的人所欣赏，学术研究得以薪火相传，一定露出慈祥的微笑。

林少华

（2005年5月3日于窥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