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的灭亡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经过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实力被大大削弱，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则加强了在长江上游的攻势。1858年5月，九江陷落，清军再次组建起包围天京的大营，太平天国面临着存亡危机。

此时，天王洪秀全通过从青年军官中提拔人才，以图重建天京事变中毁掉的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年仅十四岁就参加太平军、在战场上屡屡冲在最前方带兵的广西藤县人陈玉成，骁勇善战，令敌军闻风丧胆，因其双目下有黑痣，被清军称为“四眼狗”。另外，比陈玉成年长的同乡李秀成、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也从普通士兵一跃被提拔为前线将领。洪秀全在提拔这些身经百战的勇士的同时，自己也亲自担任曾经被杨秀清占据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之职。

在这些措施之下，太平天国又可以进行统一的作战活动，陈玉成和李秀成合力于1858年击溃了天京北岸的清军大营。另外，他们在安徽省三河镇与湘军作战，消灭了曾国藩胞弟在内的七百名湘军最精锐部队。接到三河镇战败消息的曾国藩叹道：“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败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通过这次胜利，太平天国摆脱了眼前困境，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到达天京。洪仁玕是拜上帝会的早期信徒，金田起义之时未能与太平军汇合。1852年，他到广东策划武装起义，失败后潜伏在新安县（现在的深圳市）。后结识传教士韩山文（又译韩山明），正式受洗入基督教，在香港的伦敦会担任助手。

最近的研究表明，洪仁玕在香港期间，一边凭借传统的中学根底担任教师和医生，同时也热心致力于传教活动。1854年，他试图经由上海进入天京，但未能成功。1858年他再度决心进入天京。有传教士证实洪仁玕曾说过“须尽快劝说南京方面与洋人合作，否则迟矣”。这也是他执意要去天京的原因。当时，第二鸦片战争进入尾声，传教士中间有不少人认为太平天国是异端。洪仁玕对太平天国的未来深具危机感。

洪秀全对洪仁玕的到来惊喜万分，不到一个月就封洪仁玕为干王。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开始着手近代化的制度改革，于1860年颁布了改革纲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是洪仁玕根据其在香港期间积累的与欧洲各国相关的知识而写成，虽然主张政府与民众之间进行对话沟通，但最终目的是建立以天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

洪仁玕提出一系列新事物。比如，禁止太平天国在与外国交涉时使用“夷狄”等带侮辱性文字；建议太平天国与外国建立通商关系，允许传教士到中国内陆活动；主张建设铁路、公路、轮船等基础设施；提倡学习近代欧洲设立银行，开发矿藏等地下资源用于充实国库收入。另外，为了获得民心，洪仁玕还提出了发行报纸、设置邮亭和书信馆、改善社会福祉、禁止滥用死刑、废除八股等改革措施。

从洪仁玕的一系列主张中，19世纪欧洲近代化波及亚洲的时代特征显而易见。太平天国的这次改革也是其后的洋务运动改革的预演。另外，这种对追求个体利益的鼓励，通过发展交通、工业等实现经济振兴的现代化路线与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亦有相通之处。《资政新篇》中介绍日本说：“日本邦近与花旗邦（即美国——译者）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对日本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对于《资政新篇》的出版，洪秀全对其中多数建议表示同意。他在广州期间接触过欧洲文化，对近代文明是持肯定态度的。不过，对部分内容，如发行报纸一条，他以报纸有被清军利用之危险为由表示反对。对禁止滥用死刑一条，他说：“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坚持把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最终，《资政新篇》仅仅成为一纸空谈，除外交和文字改革以外的方案都未能实施。《资政新篇》的内容超出了当时疲于应战的将官们的理解范围，而且洪仁玕由于没有立过军功，在天国政权内始终无法确立起威信。

太平天国的灭亡与常胜军

另一方面，洪秀全在继两位兄长之后又重用族弟洪仁玕，引起了太平天国内部的不满。为了取得平衡，洪秀全封陈玉成为英王，封李秀成为忠王。但是，恢复了自信的洪秀全将国名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并假托神秘之梦的启示来强化自己的权威。此举招致李秀成和李世贤兄弟的反感，造成了李氏军阀与洪氏家族的对立。

太平天国后期的代表人物忠王李秀成与干王洪仁玕的矛盾开始于1860年李秀成进攻上海。6月，攻入苏州的李秀成向上海的英法美三国领事表示希望就缔结友好关系开展协商。8月，李秀成又通知诸外国，太平军不会威胁上海租界的外国人居住区。但是，太平军却受到英法联军攻击，损失数百人，李自成本人也负伤撤退。

据近年台湾发现的洪仁玕供词中所述，原本洪秀全派洪仁玕去苏州与洋人交涉签订通商和好章程。但李秀成不依所议，认为“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因此“众洋人知不能和乃去”。洪仁玕指责李秀成擅自采取行动破坏了他与洋人的交涉。

确实，当时英法联军正与清军在天津交战，决定两国转为支持清政府的《北京条约》尚未签订。但是，英国方面拒绝了洪仁玕的请求。7月，美国人华尔率领的雇佣军洋枪队（欧美人任军官，中国人当兵，后改名为常胜军）开始与太平军交战。至此，太平天国与列强签订通商和好章程已基本没有可能性。洪仁玕依仗在香港接触欧洲文明的经验，试图与列强进行交涉的希望，被残酷的历史现实背叛了。

李秀成对江南地区发起进攻后，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图守住江南财源重地。因湘军无法从长江上游战线脱身，曾国藩派弟子李鸿章赴安徽仿照湘军编练军队，李鸿章军招募的兵员将领主要来自江淮一带，故称淮军。另一方面，英王陈玉成率兵往武汉，准备与李秀成军汇合进攻湘军。但李秀成却不顾洪秀全西进的命令，热衷于在江南地区扩大势力范围。未能与李军汇合、陷于孤军的陈玉成转寄希望于与捻军首领苗沛霖合作。但由于苗沛霖的出卖，陈玉成为清军所杀害。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起义时的严格军规已然涣散，投降太平军的清军士兵的行为尤为恶劣。将领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也渐行渐远，粮草不足导致太平军陷入争夺粮食的作战。太平军士兵留下的日记中还记载着，为了驱逐恐惧，不少人甚至沉迷男色，收养美少年为养子以供玩乐。

另一方面，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也日趋削弱。捻军、广西天地会、贵州苗族等纷纷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全国各地爆发叛乱。但是，由于平素深受压迫，起义军当中，为发泄不满而进行掠夺等负面行为的也大有人在。另外，太平军以天朝官军自居，蔑视其他起义军为贼匪，因此两者也未能团结合作。

1862年，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在英国援助下加入上海战线，常胜军也由现役英国军官戈登担任统领。列强对这些军队加以近代化武装，开始了对太平天国的军事镇压。加入李秀成军的英国青年呤唎揭露英国对太平天国的干涉是为了维护其在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呤唎强烈指责戈登对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的屠杀，他说：“我的国家对他们（太平天国）的态度，让我每思及此，便以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羞耻。”而常胜军与淮军则倚仗现代化武器连续发动进攻，1864年5月，太平军最后的要塞常州失守。

1863年，太平天国形势十分危急。李秀成返回天京，劝说洪秀全“让城别去”，即舍弃天京，暂避西北，日后再图东山再起。洪秀全不听，断然拒绝说：“朕铁桶江山……何惧曾妖者乎”，并与包围天京的湘军交战。1864年5月，洪秀全病倒。6月，于弥留中下达了最后一道天王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宣告历经十四年的太平天国灭亡。李秀成在护送洪秀全之子（幼天王）逃亡途中被俘，在狱中写下数万言关于太平天国的供状，但在完成供状当天被曾国藩处死。洪仁玕也在江西被清军俘虏遇害。

太平天国运动的遗产

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经历的第一股“南来之风”。这一运动源于遭受歧视的客家人为寻求出路，流落边地，这些底层移民以他们的力量尝试建设理想的乌托邦，希图借此复兴疲敝的中国社会。他们接受异国宗教这一周边世界所带来的冲击，并吸纳之，从而对经历鸦片战争却仍然顽固的清王朝统治予以沉重打击。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吸收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后衍生为毛泽东思想，那么拜上帝会同样是耶和华和耶稣降临这一超自然主义的中国化产物。拜上帝会的理念中蕴含了中国固有的复古主义内容，即恢复正统的传统王朝。但太平天国刚刚步入正轨便发生内部分裂，这决定了该运动的必然失败，而其后的国民革命和国共两党内战中的种种权力斗争亦与这段历史惊人地相似。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作为两个乌托邦理想，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者“大同”的乌托邦理想先由清末维新变法派所继承，后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中得到实践。而后者的近代化路线，是之后中国人一直追求的理想，不仅为洋务运动所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也是这一理想的体现。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太平天国对列强的抵抗，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之下最终失败，但太平天国的抵抗揭开了其后中国抵抗列强入侵的序幕。太平天国的战乱与清政府和列强的血腥镇压造成了无以计数的牺牲者，但这不过才是近代中国所经历之苦难的序曲而已。

在太平天国余波未尽的1866年，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在广东出生。他在同为客家人的洪秀全身上找到了共鸣，立志于革命事业。而据说共产党将领朱德、彭德怀也在童年时代就受到过太平天国传说的影响。后来共产党军队在各地转战时，被迎接他们的农民称为“天兵”，农民认为是太平军又回来了。虽然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其所传播的种子已然在之后的历史中牢牢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