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天国的现实与湘军的登场

太平天国北伐及失败

定都南京后的太平天国为了巩固政权，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1853年5月，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两万精锐部队以进攻北京为目标出发，即开始了其后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被反复尝试的北伐。

太平天国北伐军没有选择沿大运河北上的最短路线，而是向西北进军，试图寻机渡过黄河。途中遇到清军抵抗后进入山西，从山西迂回向北京所在的直隶地区（河北）挺进。随后太平军大败清军逼近保定，致使北京城内陷入一片混乱。官僚与商人纷纷出逃，北京一度成为被遗弃的城市。

清政府急忙派蒙古族猛将僧格林沁巩固北京防守，而北伐军则向东进军，于10月占领了距北京仅一百余公里的天津郊外。但是，疲于远征的北伐军无力攻下天津城，又遭遇严冬。出身南方的太平军，甚至未经历过下雪，不堪受冻，且苦于小麦产地的北方没有南方人习惯的米食。

无奈北伐军开始退兵，却被困于河北山东交界之地。1854年2月，在终于得知北伐军苦战的情况后，天京当局派出了援军。但援军在山东临清败于清军，未能与北伐军汇合便溃散了。结果，至1855年5月，林凤祥与李开芳皆被俘，被处以死刑。北伐军被全面歼灭。

北伐军的失败，致使太平天国丧失了大批有作战经验的勇将，从而失去了统一全国的可能。但另一方面，由于清廷全力投入北京防卫，包围太平天国的清军的力量减弱了，因此太平天国也减轻了被围的压力。另外，在北伐军途经过后的华北，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结社和捻军等流民组织逐渐盛行，对清政府统治形成了威胁。上海也于1853年9月爆发了以水手、船员和走私商人为中心的小刀会起义。上海小刀会属于天地会支派结社，起义后向天京派出使者，试图与太平天国合作。

天京的建设与《天朝田亩制度》

此时，天京正在进行着新国家体制的建设。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由清朝地方官府衙门改造而成的天王府。天王府内城被称为金龙城，外墙为金色的豪华宫殿群。洪秀全自搬进宫殿后便深居简出，不再直接与外界社会接触。代替他主持政务的是东王杨秀清。杨秀清在天京城西修建了足以匹敌天王府的规模宏大的东王府。其他诸王必须时常到东王府拜会杨秀清，听从东王的指示。

在东王的专权下，天京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被彻底重构。居民财产被没收，纳入圣库。除老人和病人外所有男女必须男居男馆，女居女馆。这种隔离男女和废除家庭的政策是太平天国的一大特征，它即源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与儒教的“男女七岁不同席”思想，也是出于作战上的需要。

壮年男子大多数要作为士兵从军，有木工、印刷、烹饪等专门技艺者则被分别编入百工衙或工匠营，各行其责。十五岁以下少年或进入被称为童子军的少年军队，或在名为育才馆的学校读书。也有少年做了太平军将领的义子或童仆。

太平天国还下达放脚令，废止女性裹小脚的缠足习惯。妇女们在作战时，或在后方摇旗呐喊、充当疑兵，或承担物资运输和修建战壕的工作。因为按照客家的风俗，女性没有缠足习惯，而是与男性一起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对于习惯在家织布绣花的江南女子来说，缠足的禁止与野外劳作则是非常痛苦之事。

以往研究认为，男女平等是太平天国的特征之一。但最近这一评价受到了质疑。确实，在当初参加起义的广西妇女到达南京后，被册封为高官，她们骑着高头大马、昂首巡街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还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性科举，考取状元的傅善祥作为东王的秘书活跃一时。但这些绝非女性普遍的生活状态。就像教育青少年的《幼学诗》中所提倡的“妻道在三从”那样，太平天国的女性被灌输了幼时从父、结婚从夫、老后从子的家长式伦理道德。

另外，天王洪秀全作为权力的象征纳有八十八妃，东王以下的各级官员也都妻妾成群。而太平天国封王的共有两千七百人，其中亦无一名女性。也就是说，太平天国一边倡导天父之下人人平等，同时仍奉行以男尊女卑为前提的诸王特权等诸多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最终，使家庭离散的男馆、女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终于在1855年被废止。

把天京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作为太平天国社会的整体规划而加以详细描述的是《天朝田亩制度》。该册子一直公开出版至1854年，其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无人不饱”体现了洪秀全在以往著述中所主张的实现中国自古以来的“大同”乌托邦的目标。《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把全国耕地平均分配，农作物和产品除各自所需以外全部上交国库，禁止一切私有行为。

后来，中国共产党曾把太平天国定位为自身的先驱，把《天朝田亩制度》视为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纲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的基本精神和平均分配政策也与《天朝田亩制度》有相通之处。但是，“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对过去政治运动所导致的劳动热情丧失、农业减产与大饥荒进行反省。因此，多数声音开始批评《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理想乌托邦只能招致平均主义与社会的停滞不前。

实际上，《天朝田亩制度》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具有一定影响，但是其复古性的内容并没有成为有效的社会建设的纲领。首先它规定太平天国军队化组织中的大小将校代表的“官”统率“农”，即承认官僚与人民属于身份不同的上下关系。而且当时的太平天国迫于与清军苦斗，也缺少实现这些理想政策的条件。而事实上，为确保粮食，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照旧保存原有的土地关系，采取的是征收土地税的方法。

另外，太平天国占领区还发生了多起农民抗租和少交地租的运动。特别在1860年以后，在太平军出入的江南地区这一倾向尤为明显。太平天国虽然保证减免土地税的10%，但同时又任命当地的乡绅地主为地方官，任他们征收地租以确保税收。其结果导致发生了大批农民袭击太平天国地方政府的事件。也就是说，太平天国未能充分满足底层人民对它的期待。

曾国藩与湘军的创建

就在太平天国推进新王朝的建设之时，在中国另外一个省份湖南，出现了一支新式军队——由参加科举中进士出身的儒家学者曾国藩率领的湘军。

曾国藩生于1811年，比洪秀全年长三岁。他的故乡湖南省湘乡县紧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曾国藩的家族属于以往没有出过登科入仕者的新兴势力，所以他必须不惜余力以振兴家业。曾国藩重视儒学为本的家庭教育，主张“居官以不要钱为本”，因为官清廉而备受尊重。互为竞争对手的毛泽东与蒋介石都十分推崇他的著述。

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返乡守制。适逢太平军进攻湖南，清政府命其在湖南办团练，对抗太平军。认识到清军战斗力低下是由腐败致使，为避免重蹈正规军节节败退的覆辙，曾国藩创办了一种以弟子为中心，通过师徒关系来制约军队的强有力的义勇军编制。军中士兵皆为从偏远山村选拔出来的朴素青年，将官亦从同乡中选拔，命其担任指挥。因湖南别名为湘，故曾国藩组建的义勇军被称为湘军。湘军逐渐壮大，最终发展为太平军的主要对手。湘军与太平军都属于居住在华南边地的人们结成的同乡组织，虽然两军实际上处于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但也可以被同视为从中国南部吹来的时代新风。

1854年，湘军迎战太平军。行前，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对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天国的偶像破坏运动予以了批判，“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号召儒学知识分子起来捍卫传统秩序。另外，檄文还通过挑拨太平军中两广出身者和其他地方出身者的关系，通过煽动有产阶级对天京实施的共产主义式政策的恐惧等方式，把一些原本对清政府心存不满的人拉拢到自己的阵营。

实际上，此时的太平天国已经停止了《圣经》的出版，并且开始对外国传教士和基督教教义进行批判，以强化洪秀全和杨秀清的权威。对曾经焚毁过的儒家经典也加以修改，重新出版，用于新王朝的建设。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自身已经发生转变，曾国藩对太平天国借基督教攻击儒学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即便如此，《讨粤匪檄》还是成功地集结起了反对异端宗教的保守势力。

1854年4月，湘军在湖南取得了与太平军交战的首捷，随后又相继在湖北、江西获胜，天京受到威胁。太平天国派儒将翼王石达开率精锐部队前往九江。1855年1月，两军在九江展开激战。石达开将湘军水师巧诱至长江沿岸的鄱阳湖，并封锁湖口。湘军战船陷于湖内，无法动弹，被太平军逐一击破，受到毁灭性打击。太平军还缴获了曾国藩的坐船。曾国藩在逃亡途中，不能忍受惨败的打击，欲寻自尽，侥幸被救。太平军再度攻陷武昌，扩大了占领区域。1856年，太平军又消灭了围攻天京的清军，从此天京迎来了建国以来最为安定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