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

一

研究辽、夏、金、元史的一个巨大障碍，乃是有关它们史料的散漫性。本书作者言及契丹史资料的严重不足时哀叹道：能允许被展开来从事“研究的界限已经到了令人伤心的程度。与其说缺失的链条多，不如说了解的情况少”，至若“尝试研究西夏，本身就已经要成为一种壮举了”（页235）。而关于金、元历史资料，则除了在数量及其报道所覆盖的内容范围方面依然欠缺外，女真、蒙古统治者的立场、情感和行动更是在占压倒多数的汉语文献有意或无意的遮蔽曲解下变得难以辨识。因此可以想见，要想在一部翻译成中文后不过十六七万字的书稿里，以简明、连贯的叙事把这段历史讲述得连非专业的读者也能感觉饶有兴趣，对写作者来说，是多么具有挑战性的事。

我对本书作者深感钦佩，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就我记忆所及，他前后写过近十种性质类似、话题或聚焦点略有不同的历史读物，每本都显示出一些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相比之下，这本书对中文读者的冲击力可能会更大。因为它没有像中国人通常惯于接受的那样，依照“唐—五代—两宋—元”的历史变迁主线来呈现公元10到14世纪的中国史；相反，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看做是阻断、破坏了本应由两宋来实现的国家统一大业的夏、辽与金，不再仅仅是出现在音乐正剧里的几段不和谐的变奏或插曲，而都在本书中担当起积极和正面的主要角色，由它们来贯穿从唐到元这一时段的中国史进程。也正因为如此，这条另辟蹊径的讲述路线，沿着与我们比较熟悉的“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脉络，为我们讲述出了一段很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使人感觉似乎有点陌生，但仔细想想却又合情合理。

直到两宋为止，唐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检阅过中国最流行的那幅现代绘制的总章二年（669）唐代疆域图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尽管尚未将今云南西部以及包括今四川和青海一部分在内的整个藏区囊括在内，唐代拓地之广、在西部和北部已远远超出今日中国的疆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张地图也很容易对它的阅读者产生某些误导。在唐的边界之内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题底色，在很醒目地凸显出唐代政治势力所及地域范围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抹杀了唐政权针对不同区域和人群，在治理目标与国家权能的实现方面一向存在着的性质截然不同的多样性差别。与对郡县制度体系之内各州县的全方位治理相反，唐对处于光谱另一端的东、西、北三方最边远地区那些羁縻府州所能实施的主权治理，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可见，带着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图，只会使人产生某种不很健康而且一厢情愿的妄想。

还不止如此。普通的读图人还常常会忽略历史地图上注明的标准年代，即据以制作该图的基本资料的时间节点。总章二年那幅地图反映的，是从大约630年到660年间唐代疆域的基本状况。简直好像是故意为了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仅仅将它的标准年代再推迟一年，唐代的版图就不再是那幅地图所呈现的样子了。几乎从670年一开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结盟反唐，今新疆南疆以及北疆的相当一部分曾长期成为双方拉锯和争夺之地。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度南下投唐的东突厥逃归漠北、复建第二突厥汗国，唐因此失去间接号令整个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维持对西域的间接统治，总共大约七八十年；而它拥有蒙古高原，则只有四十年而已。从这一事实出发，本书作者把唐朝界定为“瞬间大帝国”（页13）的说法虽稍嫌夸张，但它对中国人普遍持有的“大唐三百年天下”这种模糊而僵化的传统观念，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作者指出，安史之乱后，由于“在内陆亚洲世界互争霸权的两大势力即回鹘和吐蕃”的存在，唐首都长安“因不断来自西方的威胁而变成了毫无安全感的城市”（页55）。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背后有了回鹘的军事力量，衰弱的唐朝才能继续存在”。他据此尖锐地问道：“唐代后半期那个年代，真的还是‘唐代’吗？”（页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