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的光与影

不一致的人物形象

那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安禄山。在一般的中国史中，常以叛徒、叛逆者、叛乱者、叛臣等“逆贼”的形象被提及。而且，他“胡人”的出身也被算作一个重要因素。“胡贼”或“逆胡”的说法，兼及两种情况。

这个问题反过来看，就是王朝史观与“中华本位主义”彼此重叠在一起，集中到了安禄山身上。唐代自不必说，连宋代的文献史料对他的谩骂也实在很厉害。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后世的史家们难以摆脱用极富感染力的汉字所写的汉文文献中那惊人的表现力、传达力和咒缚力。这样，安禄山就一直被当成中国史上稀世的恶棍和反派。

然而，他的一生从独特的成长经历开始，在随坎坷命运漂泊的少年时代，曾作为盗羊贼险些被杀，却幸运地成了军人，靠自己的才能和手段平步青云，在前线无数次立功后又吃了败仗，被问责而定为死罪，又因玄宗之令而九死一生，其后摇身一变被破例提拔，在权术之地的宫廷和官场拼搏，直到将庞大的军事力量握在手中，以建立新国家为目的最终崛起，将旧主玄宗及唐王朝逼到了危险的境地。可是他失明了，又为病痛所苦，眼看野心就要实现，却因儿子的谋害突然死去。

实在是痛快且波澜起伏、极富戏剧性的一生。作为一代风云人物或是充满英雄志向的破天荒人物，可以说即使在世界史上也不失为少有的奇类。

向粉饰和贬低倾斜的史料

他呈现出复杂的面目，当然与其出身有关。记载安禄山的文献资料，除了属于中国正史的《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安禄山传》、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加上官修史书、私修史书、稗史、野史，数量很多。还有唐代同时期的记录。其中，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可以说是中国史上稀有的有关叛乱者的记载，史料价值胜过他书。

虽说如此，对于安禄山策划的大动乱，仍然依据的是其处于最盛时期即肃宗朝的《肃宗实录》。肃宗作为玄宗的后继者，为挽救几近灭亡的唐朝之社稷拼了命，这也使他的人生充满了特殊的阴暗面。当然，《安禄山事迹》尽管是以叛乱者为主人公的，但是也充分记述了他效力、追随唐朝的行为。

事实与歪曲、改编与创作，容纳的程度究竟可以有多大？这最重要的一点尚不清楚。不过其他的记载也同样会被润色。对于作为叛乱者的胡人，相关的汉文史料都充斥着恶意。对于充满这种故意行为的记载，只能以宽容、审视相待。

这一点，对于时隔久远的后人，是在关注过去之余不得不承受的束缚，其反面也有有趣之处。在那种情况下，看重点可能主要在于作为人所应有的“常识”吧。当然，想摆脱某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和偏见，也想进一步细查事情的表面，至少视野不可狭窄。尤其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更是如此吧。

接下来，想暂且以《安禄山事迹》作为一条有益的经线，适当揉入其他相关的记载，将焦点对准这个光影对比很强的人物，与他一起追寻时代大旋转的状态。而纬线恐怕就是不将中国史关进中国史之框的视野，因为时代毕竟已然如此。

混血之人

据记载，安禄山为营州柳城的“杂胡”。唐朝以统治附属于它的游牧民族契丹族及其近族奚的名义，在形式上设立了名为营州的都督府。柳城是它的治所，曾称龙城。相当于现在辽宁省的朝阳市，位于越过长城线以北、踏入游牧地区的地方，也是从山地进入平原的入口。按照以辽河即西拉木伦河（蒙古语意为“黄色之河”）为基准的传统大致划分，属于广义的辽西。

从唐朝的角度来看，那里是与叛服无常的游牧民势力交流的接触点。只要掌控了这里，向北可达大兴安岭一带广阔的草原，向东可达辽东地区、渤海国、新罗国，各处都既为有效的纽带同时又是战略据点。反之，如果失去了该地，不仅会立刻危及整个东北的经营，还会使中华本土的防卫也濒临危机。以游牧民及其军事力量的发展趋势为要点来看，那里确实是东北边外各种人群往来、交流、杂处的要地。

安禄山就是在那块特殊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杂胡”。所谓“胡”，是指中华眼中的西方乃至北方的异族之人。进一步限定，则常指伊朗系的人们，更专指粟特人和粟特系。

即便如此，所说“杂胡”仍觉有些失礼。其意是说“混血”，也指继承了两种以上血统的人。从安禄山家乡的习俗来看，也许后者的意味更浓。总之，给人一种“掺和了各种血统的家伙”的感觉。不是单纯的“胡”。恐怕包含双重的鄙视之意，是很恶毒的语言。

虽然是贬低人的卑劣说法，但实际上安禄山本人似乎曾公开称自己为“杂胡”、“杂种之胡”。他以此来故意贬低自己、抬高对方和周围的人，博得了“欢迎”和“笑声”。这在玄宗的宫廷里尤为奏效。这也许是在魑魅魍魉的虚饰和嫉妒的世界里赖以生存的处世法吧。反言之，安禄山本人也对所谓“杂种之胡”有所意识。这正是中华本位主义及其措辞和用字的可怕之处。

虽然翻译过来是同样的意思，但还是说混血之人为好。因为内容一样，给人的印象却不同。语言这个东西，确实很复杂。

其名为“光”

关于他的出生和出身，第二个主要的线索是他的名字。“安”是粟特诸姓之一，意味他出身不花剌。顺带说一下，“康”为萨末鞬、“米”为弭秣贺、“何”为贵霜匿、“史”为羯霜那、“曹”为伽不单，分别是所冠的汉姓。

如果只生活在自己固有的语言文字的世界里，是不需要汉姓的。正是由于生活在中华乃至其边境地带，就有了这个必要。以“安”为姓的人中，首先几乎是粟特系的人。其次是出身不花剌的人或与之有关系的家族、门第，还有以某种方式和他们有关系的人们——如果斗胆补充一句的话，就是要通过起名，把自己的那种出身同时向自己和他人做一个明白的交代。

说到安禄山，他的名字比起“安”姓来更具重要意义。“禄山”，粟特语为roxšan，近代波斯语作rowshanī，意为“光”。就是指以光明黑暗二元论立论的祆教之本义的“光明”。粟特人作为伊朗系的部落，信奉祆教，即使迁来中华世界也不曾改变。近年，继西安郊外发现了安伽墓等，还不断出现富有冲击意义的有关粟特人遗迹的报道。其年代可以追溯到隋唐之前的西魏、北周之时。在一系列“拓跋国家”中，粟特人一直占据着国家和政权的中枢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些旅行者、商人和滞留者。从这些遗迹和事实中，可以确认祆教信仰即使在中华之地也是生生不息、脉脉相传。

安禄山以“光”作为自己的本名，的确与其粟特式的原义有关，对于粟特系和伊朗系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美好的盛名。那是选取显示祖源不花剌的“安”，与音译粟特系本名“光”的美字“禄山”合而为一，构成的汉式姓名。

不应忽视的是，他一生未曾改名。他的亲戚和朋友多采用了汉式姓名，例如他的对手安思顺。还有他少时的朋友、政治生涯的盟友史思明，其源于羯霜那的“史”姓另当别论，名字“思明”有“想明”之义，大概与安禄山的名字一样含有“光明”之义。表面上看是汉式名字的用字，但是起名内部隐含用意。

对于安禄山，有些人在呼他为“禄山”时应该是知道其意为“光”的。当时，胡风即伊朗式、粟特式的文化、习俗、时尚、体育和饮食等，一时占据了唐朝社会，而在玄宗的宫廷内尤为突出。不论是宫廷还是官场，都有不少出身或来自突厥、突骑施、契丹、吐蕃、印度、靺鞨、室韦、高句丽、新罗、日本等国和地区的“异族”，尤其是伊朗系、粟特系人的活跃和起用十分明显。很有可能，玄宗实际上很清楚其名禄山即“光”或“光明”之义。

附带而言，7世纪至8世纪的“中华”，与今天我们印象中后世的“中华”尤其是经历了明清时代剧烈变迁的样子截然不同。像可称之为“异族之大唐帝国”那样，它洋溢着多元人种、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是个混沌而错综复杂的国际化世界。跨越东西之往来和迁移的障碍极少，可以说基本上是个通风良好的国家和社会。对这样一个作为混合文明的“中华”，必须保持充分的认识，予以关注。

总之，安禄山是一直鲜明地尊奉自己名字中的“光之神”而度过了一生。口称“杂胡”、“杂种之胡”，实际上反过来利用它。另外，虽然他确实有在政界处世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违背自己内心深处的信念。应该说，强烈的自我主张或自我意识，或对自身血液和身体所接受的“某种东西”的自豪和矜持感，都明显地反映在他的身上。

突厥之血与英雄传说

安禄山的母亲是阿史德氏，曾为突厥的女巫。突厥国家王室姓阿史那氏，阿史德氏是其通婚姻族，很有势力。出于这一点，安禄山是出身粟特系和突厥系强势家族的混血儿。虽说如此，可是却找不到有关其父母上辈乃至上上辈情况的任何记载。就是说，他所继承的仅仅是两种血还是更多血的融合呢？“杂种之胡”的确切含义还难以确定。

关于安禄山的出生，有传说记载，身为女巫的母亲向突厥军神轧荦山祈祷后怀孕，他出生之际红光普照，妖星落在了其母的穹庐上。因为出现了太多奇怪的现象，母亲认为儿子是“神”，遂起名为轧荦山。这里就算有些想附会亚历山大传说的倾向，或许并不牵强。这个“英雄传说”或许是因安禄山之名而产生的。

那么，这是个毫无根据的虚构故事吗？也不是。“光”显然意指“禄山”。而且，所谓帐顶落下光亮之物、“奇人”降生的情节，使人联想到约五百年后蒙古时代关于成吉思汗祖先起源的著名的阿阑·果火传说。寡居的阿阑·果火感受天窗照射进来的“光”而怀上了儿子。这为其子孙后来成为统治世界之蒙古人中的正统埋下了伏笔。

创造了世界帝国意义上的超大版图的蒙古，吸收了此前欧亚大陆流传的所有神话、故事和传说，创造出了自己的祖先神话和英雄传说。与安禄山出生有关的这个故事，毋宁说是最终将成为蒙古所吸收的神话类型之一的源头。反过来说，“光之子”这类的传说和印象，不仅限于耶稣基督，还的确流传于世界各地。安禄山的诞生故事本身，可能已经成为祆教、伊朗古代神话乃至突厥族游牧民中当时广泛流传的“奇人诞生”故事的源头。

这一奇谈，不仅在《安禄山事迹》而且在《旧唐书·安禄山传》中都有相应的记述，至《新唐书·安禄山传》，基本上沿袭了《安禄山事迹》的写法，同时也记载，视伴随祥瑞出生的孩子为危险的范阳节度使张仁愿，搜查了那顶毡帐，杀死了那里的老幼，安禄山因被人所藏而幸免。有意思的是，“范阳节度使”之语仅见于《新唐书》。我确认这是为日后安禄山在范阳节度使任上发动“大叛乱”做铺垫。北宋时期，总给人一种将安禄山视为英雄的感觉。

接受“圣血”的婴儿因此而陷入危险的境地又好不容易脱险的故事模式，实见于突厥祖先起源的传说故事，又为蒙古时代所继承。实际上，在唐朝末年，安禄山的本居地范阳一带仍称他和他的盟友史思明为“二圣”，为其建庙祭拜。据说察觉到这一现象的地方官正打算拆毁该庙，却引发了士兵们的反叛。

有关安禄山的“英雄传说”，应该说与故事本身的用意不同，包含着批评的意味和对现实的反映。因为只有在唐朝本位、以中华大事为首要职责的官修书中，才会那样去写。

“安”家的养子

幼年丧父的安禄山，随母亲在突厥长大。就是说，突厥语是他的母语，掌握了骑马、射箭等游牧民应具备的能力以及生活和习俗。由于还处在东突厥兴旺之时，母亲又出身阿史德氏，所以大概不会身陷贫寒之境。

后来，母亲作为填房嫁给了在唐朝做官的“胡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延偃。延偃、波注兄弟二人，一个在突厥、一个在唐，身居两地。既然弟弟在唐朝做了粟特人的将领，那么哥哥也很有可能不仅在突厥发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作用，而且也涉足了军界。突厥帝国自552年建国以后，与中亚的粟特人联合，以突厥的军事力量和粟特的经济实力作为立国的两根支柱。东突厥没有直接统治粟特人在中亚的本土，但是有相当数量的粟特人居住在蒙古高原一带。失去了粟特前夫的母亲，决定带着儿子再嫁东突厥帝国的粟特豪门。与其说是阿史德氏的女性与粟特名人的结合，不如说是名门之间门当户对的事情。

安禄山于是成了“安”家的养子。据《新唐书》，安禄山原姓“康”，是可以联系到萨末鞬的粟特姓。这样的话，他本名就是“康禄山”，而随养父的姓成了“安禄山”。

那么他的出生故事中所说采用了军神“轧荦山”之名的情节，就只能是后来添加且虚构的。不过这一点还确实不太好说。但不管怎样，在他去世后史思明所立《禄山墓志》中记其“祖”之名为“逸偃”，可推测与安延偃为同一个人，这反过来证实了他曾作为“安”家之子生活过的事实。

他的不幸，应该是在此后开始的。开元年间（713—741）之初，安延偃的家族因某种原因破败了。同是在唐朝做官的“胡将军”安道买（或为贾）之子安孝节、安波注之子安思顺和安文贞（或为真），一同逃离突厥，投奔在山西岚州做别驾的安道买次子安贞节，进入唐境。那时安禄山十几岁。

在唐朝做官的安贞节，以禄山和思顺同其兄孝节一起携手来唐而与他们结为“兄弟”之盟。据说安禄山自此改称“安”姓。就是说，由于共同从居于突厥之“安”家的危险境地中逃脱出来，他才成了“安”姓。反观之，说明之前他虽然住在“安”家，但是并没有被认可为“安”姓之人。或许是他不想姓“安”。他与水火不相容的对手安思顺等“安”家人的不合已隐约显现。

国际市场的中介人

突厥方面“安”家逃亡的原因，是由于开元四年（716）东突厥的后继者们内讧，而毗伽可汗即位，其弟阙特勤对反对派实行了镇压、肃清。“安”家的危难，恐怕指的就是那件事。顺带说一句，契丹也是在那时脱离突厥改属唐朝的，当然只是形式上的而已。

这样看来，“安”家在东突厥和唐双方都扎下了自己一家的根。这种状态，很有可能从突厥和西魏、北周时代即6世纪中叶就一直持续下来。而包括“安”家在内的粟特系之人的作用也就与以往的印象有别，他们不仅活跃于经济、通商、文化、信息等领域，实际上军人和政治家的色彩也很浓厚。南、北两地的“安”家，哪一方一旦出现危机，就会投奔到另一方去。一个家族采取双向归属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为了不致被灭绝而制订出的安全策略。显然，对于突厥和唐朝两国来说，这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粟特人是不可或缺的。不得不承认，粟特人在跨越政治、国境的壁垒后化为了一种缺之不可的存在。

安禄山此后成为“诸蕃互市牙郎”。就是各种非汉族与唐朝进行贸易的国际市场的中介人。据说他懂“六蕃语”或“九蕃语”，很活跃。说到六种或九种非汉语，就是突厥语、契丹语、奚语、粟特语（波斯语）、渤海语、古朝鲜语，等等。总之，他有着非凡的能力，每天过着与不同种族的商人打交道的生活。

生产、流通、交易、信息，然后是讨价还价。应对唐朝和各国官员的技巧和他的能言善辩等，大概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可以依靠的，唯有自己的力量和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安禄山度过自己青春岁月的地方，正是营州之柳城，是那里的“杂种之胡”，这是他顾名思义的起源。

后来他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变化。张守珪成了范阳节度使。就在营州之南，中华本土内靠近北部边境的地方，安禄山因盗羊而被捉，遭到棍棒殴打，眼看就要被杀时，他大声呼叫：“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

名将张守珪从他的话语和相貌中感到此人不同一般，便放了他，让他在军中服役。这样，他与早自己一天出生的同乡史思明一起当上了“捉生将”即捕快队长，开始了全新的人生。从那里走上通往武功和发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