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光与影

被推举为天可汗

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登基，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此事距离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仅仅只有两个月。在高度集权，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中国王朝体制之下，不允许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权力形态存在，只要一天不完成最高权力的交接，就不会出现稳定的政治局面。即便在父子兄弟等亲人之间也不例外。或许有人认为，李世民刚刚通过杀掉兄弟才掌握实权，同时其父高祖仍然健在，他其实完全可以担任一段时间的皇太子再说，何必如此性急。李世民之所以没有那么去做，主要是因为当时突然出现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即突厥的进攻。局势的变化要求李世民必须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在隋文帝时代的后半段，从启民可汗时开始突厥（东突厥）归顺隋朝，之后与隋基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然而到了其子始毕可汗时，正好碰上隋末动乱，突厥与隋的关系遂出现了逆转。前章提到的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在雁门（今属山西省）被突厥包围，九死一生才得以逃脱的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隋末华北各地崭露头角的群雄之中，诸如窦建德及其部下刘黑闼以及高开道和刘武周、薛举和李规等人，几乎所有的叛乱首领都与突厥或通好或臣服，总之以某种形式与突厥保持着联系。突厥君临于隋末群雄之上，从遥远的北方对他们进行远距离操控、牵制，使之互相争斗。这种状况就宛如历代中国王朝对北方民族所采取的分割离间政策的翻版。

实际上，唐也和其他的群雄同样，处于突厥的支配影响圈之内。一般认为，唐朝的太原起兵就是在突厥点头同意以后才付诸行动的。太原起兵时，突厥借给李渊1000匹战马和2000名骑兵（一说500名骑兵和2000匹战马），此举在起到加强唐军力量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有监视唐军行动的目的。可以推测，在唐与突厥之间很可能签订有密约，约定在唐军占领长安以后，作为成功的报酬，唐向突厥割土进贡，同时容忍突厥的掠夺等，以此加强唐对突厥的臣服关系。然而，当唐军控制长安以后，一方面对突厥继续采取低姿态，另一方面却接连制服群雄，开始迈向全国统一之路。当突厥意识到这一点时，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与突厥对峙的势力只剩下了唐。

突厥认识到，倘若等唐朝完成统一大业，巩固了阵脚以后，形势会越发变得对突厥不利，此前突厥对唐指手画脚的优势将不复存在。于是，从始毕可汗经处罗可汗，到颉利可汗继位以后，便从武德七年（624）开始率领十万骑兵大举南进，并终于在武德九年（626）自西北攻入，兵临长安城下。此举显然是由于突厥看准了玄武门之变后唐朝内部混乱，而乘机对唐采取的行动。李世民为了顺利度过这场危机，遂决定让自己站在最前沿，其结果便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的仓促即位。

太宗即位二十天以后，突厥的大军便出现在了渭水的便桥（西渭桥）之北。唐太宗闻讯立即率领六位重臣奔赴便桥，隔河痛斥对岸的颉利可汗。颉利没有想到唐太宗会亲自前来，大吃一惊，同时看到太宗身后唐军大部队接踵而至，唐军的军威和士气让颉利感到恐慌，遂于便桥上与唐太宗握手言和，并立即撤走了突厥大军。

这个故事的确十分打动人心。便桥退兵是太宗即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他的首次亮相。实际上，唐太宗早已经预料到了突厥的进攻，并提前做好了从背后夹击突厥军的准备；同时另一方面，颉利心里也很清楚，对唐施压必须有重点，在长安附近长期对峙下去势必伴随危险。关于唐太宗究竟是否在渭水便桥有过这样一个光彩的亮相一事，尽管我们稍稍抱有疑问，但不管怎么说，这位新皇帝总算顺利度过了这次危机。唐太宗借此机会凝聚人心，强化了内部团结，同时也找到了转而对突厥进行反攻的突破口。

所谓反攻的突破口，是因为唐太宗注意到，弥漫于突厥大军中的军纪松弛涣散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两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突利可汗是始毕可汗的嫡长子，乃突厥之嫡系，而现在只是其叔叔颉利可汗之下的一个小可汗；另一方面，唐太宗在秦王时代即已与突利可汗结拜了兄弟。于是，唐太宗便努力接近拉拢突利，想方设法孤立颉利。这一时期恰逢草原连年大雪，家畜多冻饿而死，陷入饥荒状态。唐太宗抓住这一机会，任命李靖、李勣（李世勣）为主将，向颉利发动进攻。到贞观四年（630）二月，颉利被唐军俘获，至此君临北亚的突厥帝国，即突厥第一汗国遂宣告灭亡。被押解到长安的颉利可汗在郁闷中死去。

突厥帝国的灭亡，给予其治下的各个民族的酋长们以强烈的冲击。对于即位仅仅三年半就击败了北方强国的唐太宗之伟业，他们感到震惊和敬佩，预感到唐将成为包括游牧世界在内的新的中心。于是他们在协商之后，共同推举唐太宗为凌驾于各族之上的“天可汗”。由此，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位集中国皇帝（天子）和游牧世界的天可汗于一身的君主。

理想的君主政治：贞观之治

如上所述，唐太宗首先一举解决了摆在眼前的最大的难题，给太宗时代开启了一个好的开端。同时，贞观二年（628），隋末群雄中的最后一支残存势力梁师都也被消灭，全国统一宣告完成。于是自此以后，唐太宗致力于安抚民生，让经过战乱以后疲惫不堪的民众休养生息，同时全力以赴整顿统治体制。开始了在后世广为人知的“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之所以脍炙人口，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在一个世纪以后出现的吴兢《贞观政要》一书的影响。该书乃唐太宗与臣下的问答集，通过具体的问答，对于君臣之间应有的关系、从事政治最为重要的东西等问题进行了梳理解说。倘若要追究一下这本书的主旨的话，似乎可以这样归纳：作为君主来说，应该怎样对待臣下们的意见（谏言），如何把握好分寸，推行宽容的政治；另一方面，作为臣子则要公正清廉、不畏权势、勇于纳谏、克己奉公。后世的人们通过《贞观政要》一书，将贞观之治看作君主政治的理想形态。

实际上，有关这一时期唐太宗认真虚心地听取魏徵等谏官的意见，在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大力支持下执政的记载，在当时的史料中随处可见。由此我们可以说，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视谏言政治，是因为之前有一个不听臣下的劝谏、一意孤行而导致亡国的君主——隋炀帝。正是为了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唐太宗才身体力行，努力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为一个善政的实践者。然而，我们如果仅仅这样来看待唐太宗的话，那就流于简单化了。

唐太宗与隋炀帝都是次子，而且两人都有并不光彩的过去：即都是通过杀死兄长才得以掌权。另一方面，从作为皇帝的资质来看，冷静地比较两者，就会发现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在学问以及文学素养等方面，隋炀帝都要高出一筹；作为一位统治者来说，唐太宗并没有任何方面超过隋炀帝。唐太宗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另辟蹊径的话，自己只能步隋炀帝之后尘。所以唐太宗遂把隋炀帝塑造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反面典型，并通过重视臣子的谏言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面与炀帝进行对比，千方百计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因玄武门之变而带来的阴影。

唐太宗非常在意人们如何评价自己的政绩。侍从君主左右的起居舍人和起居郎负责记录君主的公开言论以及行动，并且以《起居注》之名将记录传诸后世。按照当时的规定，《起居注》是不能让君主本人看的，而唐太宗却按捺不住想看《起居注》的欲望。有一次，太宗委婉地暗示了此意，结果被负责编辑《起居注》的杜正伦婉拒说：皇帝的言行都要在《起居注》里记下来，以流传后世，请皇上专心于政务。还有一次，唐太宗又要求看《起居注》，亦被负责记录的褚遂良拒绝。褚遂良说：“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尝自取而观之也！”

虽说如此，史官们是否能完全拒绝唐太宗的要求呢？《起居注》中所描写的唐太宗完全是一代明君的形象，而对于玄武门之变的情况则轻描淡写，模糊不清。由此推测，唐太宗很可能看过这些《起居注》。与此同时，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史书的编纂。贞观十年，命魏徵牵头负责编写记载隋朝历史的《隋书》，详细地记载了隋炀帝的暴政以及隋末的动乱。《隋书》成书于显庆元年（656）。

在这些记录（史书）中，唐太宗的意图都被鲜明地反映了出来，并因此而确立起了后世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基准。的确，唐太宗可以归入有能力的皇帝这一类人物，正是他促使了政治上相对稳定的贞观时期的出现。但是我以为，并不能因此就轻易地断言，唐太宗一定就像后来被人们所追捧的那样是一代明君，而隋炀帝则完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对于这一方面的善恶判断，似乎应该更慎重一些。

贞观之治的本质

在前一小节我们已经谈到，建立起新王朝的李渊最早打出的大政方针，乃是回归“开皇旧制”。也就是说，否定隋炀帝时期的政治，回归到之前的隋文帝时代前半期的体制之中去。其实，这一点也是隋末群雄的共同特点，几乎每股势力都鲜明地打出了这一方针。这是因为倘若不明确表示出否定隋炀帝的立场，就无法得到当时人们的理解和拥护。换言之，开皇之治成为隋以后政治的一个指标。

所谓开皇之治，也就是指基于开皇律令的政治体制，其政治军事的主轴置于长安，以关中本位政策为其支柱。控制了长安的唐李渊集团，仅凭这一点就已经占据了号令天下的有利地位。于是，作为新王朝的法制体系，高祖李渊首先发布了以开皇律令为范本的武德律令。其后又屡次修订，成为唐代的第一号律令。

接着进入了太宗的统治时期。太宗命令房玄龄等人编纂新的律令格式，并于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完成。新律令删除了隋开皇至唐武德法令中的繁琐部分，一个成为后世模范的体制就此诞生。可是，在劳神费思精心制定的这一制度中，其实有相当的部分与隋炀帝时代的东西相重合。

这一方面的典型事例，可以在军事上支撑着国家的府兵制中看到。唐代府兵制的发端，首先可以追溯至隋初被称之为“骠骑府”的军府制度，到贞观十年，即贞观律令发布的前一年，以“折冲府”作为军府而定型。名称虽然不一样，唐的这个“折冲府”实际上完全是隋炀帝确立的“鹰扬府”制度的翻版。

在否定隋炀帝的同时，为实施新的国家体制而好不容易做出的选择，却仍然是与炀帝同样的路线。从这里面，我们既可以看到唐太宗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同时反过来也可以使我们意识到隋炀帝的巨大存在。虽说如此，在唐太宗的政策中，当然也有与隋炀帝完全不同之处，这就是如何对待关中本位政策的问题。太宗在征战过程中，与东方（山东）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洛阳也成为其根据地，所以他也曾考虑过以洛阳为根基而君临全国。可是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以后，唐太宗则又开始重用起关陇系统的人才，疏远山东系统的贵族；同时又把由军府组成的军事力量也都集中于关中地区，转而开始实行并坚持关中本位政策。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冷静地分析了隋炀帝因脱离关中而陷入困境的缘故。

唐太宗的治世总共二十三年时间。其中，在前半段的约十年间，谏言政治充分发挥了作用，太宗虚心纳谏，政界充满了清新的政治空气；可是在进入后半段以后，逐渐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魏徵察觉到了这些迹象，曾向太宗提出了“陛下近来使役民众过度”等十条谏言，企图阻止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然而，等贞观十七年（643）年初魏徵死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制止唐太宗的行动了。其结果，在围绕继承人问题以及出兵高句丽的问题上，唐太宗均未能作出冷静的判断，成为他晚年的一个污点。

远征高句丽与继承人问题

进入唐代以后，武德七年（624）高句丽接受唐朝的“高丽王、辽东郡王”的册封以后，一直与唐朝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但到了642年（唐贞观十六年），高句丽的权臣泉盖苏文通过发动政变掌握全权，并与百济联手开始打压新罗。大概从这时起，形势开始恶化起来。在接到新罗的求援以后，唐朝开始出面调解，敦促三国的和解，然而高句丽却并不接受唐的调停。唐太宗认为，此事的元凶在于泉盖苏文，所以遂以除掉元凶、解救民众为理由，于贞观十九年（645）派遣水陆十万大军，发动了对高句丽的进攻。太宗本人也亲率部队渡过辽水，对安士城进行攻击。

然而，这次远征却因高句丽方面的顽强抵抗以及冬季的来临，不得已而撤兵。这次战事的成本及损失虽然赶不上当年的隋朝，但战争过程及其失败的方式等却与隋朝同样。其后的贞观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又分别两次出兵。唐太宗感慨地说，倘若有魏徵在，当不至于如此。几次出兵的结局都是同样，唐军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令太宗头疼之事，这就是继承人的问题。太宗本人是通过杀死亲兄弟才登上的皇帝宝座，并为此而一直遭人诟病。他十分在意《起居注》里如何记载自己，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此，他下决心再也不能让自己的继承者也重蹈覆辙。太宗的正妻（皇后）长孙氏是鲜卑出身，以贤后而著称于世。太宗与长孙氏之间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次子李泰、九子李治。太宗即位以后不久就马上立长子承乾为皇太子，由此看来，由嫡长子继承大位似乎已经成为定局。

可是，李承乾并未能保住皇太子的位子，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承乾因谋反而被废黜。承乾在过了二十岁以后，开始沉溺于和年轻僧侣保持一种倒错的性关系；有时候他又会突然穿上突厥人的服装，头上梳起突厥人的发式，在宫中搭起帐篷，极尽别出心裁、标新立异之事。最后竟然情绪失控到了想要杀死弟弟魏王李泰以及父亲的地步。承乾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原因之一是因为太宗过分宠爱魏王，并显露出了如有可能的话，想让魏王成为继承者的态度。魏王李泰身宽体胖，颇具长者风范，不仅招揽学者在自己身边，而且特别擅长讨太宗的欢心。这些情况都不能不让承乾感到焦虑，深感皇太子的地位不稳。

最终结果是皇长子李承乾消失于政治舞台。按照常理而言，其后应该立魏王李泰为皇太子，太宗对此当然不会有异议。然而却节外生枝，出现了变数。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主张拥立晋王李治，他的逻辑是：事态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魏王李泰也有责任，所以皇太子应该由与此事毫无关系的晋王李治来出任。精力已远不如当年的太宗接受了这个令人费解的逻辑，贞观十七年四月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当时李治仅仅只有十六岁。长孙无忌的想法是，作为这位年轻皇太子的监护人，将来在太宗过世以后仍可确保自己政界重臣的地位。然而他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唐朝的命运，而且也导致了他自身悲惨的结局。

这样一来，刚刚开始致力于推行新政的太宗统治时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宣告终结。这时的唐朝在经济力量方面还很弱，与隋代的最盛时期相比有很大差距，此外，当时在政治领域里也还存在着很多悬而未决的课题。因此我以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的形象，与当时的现实未必一致。